要是對《烈日灼心》有這些疑問，導演已經回答了

「同志」畫面、注射死刑場景……自今年6月，《烈日灼心》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亮相以來，有關於這部電影的討論便十分激烈，甚至還有記者喊出：「這部電影是怎麼拿到龍標的。」事實上，隨著影片截圖在互聯網上的傳播，還引發了一些「恐同人士」的焦慮，對此，在8月17日一場影片討論上，李銀河女士專門在會上表示：「這是非常難得的一部不扭曲同性戀者的電影。」近日，曹保平在上海出席一場專業影評會上，一一就片中的熱點問題做了回應。

電影《烈日灼心》導演曹保平在上海影評會上。 澎湃新聞記者 高征 圖問：片中同志情節是怎麼審查通過的？曹保平：普通觀眾與創作者的理解肯定會有一定的偏差，我自己主要是為表達男性之間的血性之交，觀眾的解讀更加深入同性領域，其實在《烈日灼心》中，鄧超（飾演的辛小豐）和同性戀者（指呂頌賢飾演的台灣商人）的關係只是電影情節發展鏈條上的一個謊言，是為了掩蓋真實身份採取的不得已手段。電影審查沒有絕對的標準，同性情節如何可獲通過？要看影片是在故意渲染同性戀情，還是它本身確實是片中情節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部分。

鄧超與呂頌賢舌吻問：鄧超與呂頌賢之間的激情戲是怎麼拍的？曹保平：這場戲第一晚沒拍成，第二天在拍攝前，我對演員說咱們既然要拍就要真實，不要躲躲閃閃，遮遮掩掩，鄧超也特別專業，我們還特別請了一位同性戀的朋友到現場指導，大家一起先聊了很長時間，包括這場戲是要脫，還是不脫？脫到什麼程度？這都是技術和專業討論，都是為了創作在費勁和較勁。後來我們討論出來，脫的過程可能會更有意思，從情節來說也更合理，因為鄧超和同性戀者的隱情是被段奕宏一路追蹤發現的。這場戲我們只拍了三條，三條都拍得非常好，攝影師是手持攝影，自己扛著機器，離兩個演員很近，恨不得連細微的心跳聲都能聽到，非常細緻，也非常有難度。攝影師拍完也大汗淋漓，說從來沒有兩個男人之間的感情能把我燒成這樣，大家都非常投入。所有人的狀態都很好，這場戲是一種愛情的感覺，大家斷章取義去截屏，太冤枉創作者，也辜負了一場好戲。

段奕宏和鄧超問：為什麼有觀眾說段奕宏演的伊谷春是同性戀者？曹保平：我希望創作的人物都有一個豐富的前史，一個來龍去脈，這是我認為一部有生命的電影的根本。一些創作者也不得其法，不知道拍電影、寫劇本要怎樣才能把電影弄得好看，其實他們都沒有搞明白，所有好看的電影，不是因為故事，而是人物。那麼在這個電影里，你就能發現我著力在拍的就是人物、人物關係、人物複雜的心理，是這些推動故事的複雜，推動人物的跌宕起伏，把兩個人物推到了你死我活，或者法外容情的地步，或者是決絕赴死的地步，這都是人物關係。關於段奕宏演的人物，其實我在劇本里都有寫到，在本子里我留有一筆，那一筆不是很多，就是他去找他師父的時候，進屋後，師父回頭喊了一句「倩倩」，那就是師父的女兒，她探頭出來一看，很驚訝。還有一場，段奕宏和師父坐在一起喝酒，倩倩走過來，給伊谷春倒了一杯茶，那杯子是倩倩的。伊谷春和倩倩兩人就像是老夫妻一樣默契，但實際上，兩人臉上的表情有著無數的複雜，因為倩倩嫁給了別人，但不到一年就離婚又回到娘家，這場戲篇幅不長，就能把那些前史都交代清楚。但沒有辦法，這電影的容量太大了。不是誰要我剪掉的，是市場原因。因為我們這個片子時長有138分鐘，這對發行而言是一個巨大的壓力，影院一天要少排好多場。所以不得不做出取捨。這個事情還真的不能往外推，我覺得這是我自身的問題，電影有自己的規律，當然我不是說電影非得120分鐘內，有好電影，有140、150、160都有，但都是極少數，大多數電影，尤其對於主流電影來說，你在規定時間之內完成你的敘事，這是能力問題，我覺得我還是有點欠缺的。

偵訊室中的鄧超問：為什麼一定要拍注射死刑的場面？曹保平：其實（龍標版）畫面是不完整的，我那個鏡頭拍下來是3分50多秒，是一個長鏡頭一氣兒拍下來的，從針扎進去開始拍，然後一直拍到鄧超的臉，然後再從鄧超的臉再回到注射畫面，因為先要注射一針鎮靜劑，然後再注射毒藥，然後鏡頭搖到那根管子，再搖到執行死刑的法醫，他去摁那個開關，讓兩管子毒藥挨個注射完，再回到鄧超的臉上，他離去的整個過程，那個鏡頭拍完，確實是很震撼，看得都喘不過氣兒來。但後來實在沒辦法，就剪成現在這樣。之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拍成這樣，還有超兒自己也說願意選擇真的生理注射，讓他有這樣一個感覺，是因為大家看到故事結尾的時候，就會知道他們走的那麼決絕，他們的愛有多偉大。辛小豐和楊自道都是這樣，一旦事發，他們倆就說好了，咱們就走了，別再折騰了，所以在注射過程中，要拍他的表情，為什麼要那麼決絕，這是多麼強大的意志，才能做下去，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我堅持要拍這場戲。如果就僅僅是比如說是罪有應得，就是給注射死了，我覺得完全沒必要，把他解決就完了。問：影片令某些人感覺跳躍是否因為審查？曹保平：其實和審查關係不大，審查當然有一些意見，但是我覺得比例也很小，如果有人覺得不順暢，兩方面，一方面是我做得不太好的地方，因為體量這麼大，而且野心也這麼大，讓架構變得非常豐富和複雜，就有可能貪得多；當然另外一方面，我非常客觀的認為，它的敘事效率太高了，每一個鏡頭裡面的敘事信息都非常的大，這沒有責怪的意思，但我覺得普通觀眾看一遍，確實可能不能同步接收到，這一漏掉，就慢慢累積起來，就會讓人覺得跳躍。這個故事的體量很大，我覺得沒必要要求觀眾去多燒腦、多費勁，所以要給出一個清晰的情節，能讓觀眾跟著往下看。但是對於電影更有興趣的人，我覺得確實難以一次性觀影把電影里的信息捕捉到，它就是造成某種意義上的觀影障礙。但這要兩說，有可能是你沒有接收到電影里的信息，另一種是你接受到了，還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後者就屬於每個人的價值觀的不一樣。問：為什麼要編劇導演這部電影？曹保平：因為它符合我做劇本的兩個標準，一個是，我覺得即便是好的商業片，也應該是一個有表達的東西，希望在裡面有一些態度，另外一個它夠我想要的激烈，人物的極致等等這些元素，或者可以說是一個類型片的框架，基於這個原則，所以來選擇做這個。

問：原著小說《太陽黑子》中就是辛小豐、楊自道、陳比覺三人殺的人，為何在電影里加了第四個罪犯？曹保平：這個故事裡其實交代得特別清楚，他們沒有親自動手殺那一家人，鄧超飾演的辛小豐，強姦了那個女孩，導致女孩心臟病猝死，但女孩不管怎麼說是死在他手裡的。雖然不是他親手把這一家幹掉的，並且他親眼目睹了一家五口都被殺死的過程，而且在這過程中，他多多少少是去幫手的，所以，辛小豐的負罪感和擺不脫的壓迫感，我個人覺得是可以成立的。原小說確實是說這一家是被這三個人滅門的，但我在改編過程中，我是接受不了的。這仨孩子以前連架都沒打過，突然一下子殺了一家五口，還把現場收拾得乾乾淨淨，就留下一個指紋，幾乎什麼證據都沒有，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慣犯，至少也應該是一個街頭混子。所以我覺得（小說里三人殺人的情節）不成立。但如果把前提改了，說這仨從小就是混子，那後面的故事就又不成立。所以我就設置了第四個人，他才是真正的兇手。我個人覺得對於電影來說，尤其是主流電影，如果他們三個真的把那一家滅門的話，我覺得觀眾是很難原諒他們的。問：陳比覺這個人物出場很少，但卻抓人，這在劇本中就如此？曹保平：這是我本來就設計的。這故事有那麼巨大的體量，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就準備把陳比覺的故事全部放棄，因為他相比其他人物，要容易放棄，但這個人又不能沒有，於是想要在最少的戲裡，把這個人物一下打在觀眾腦海里。我之所以安排結尾（陳跳崖自殺）的戲，就是希望能讓觀眾留下印象。最後一場戲，是在浙江舟山拍的，開始我覺得這樣的斷崖很容易找到，後來發現，全中國可能就這一個地方有這樣的斷崖，因為其他的懸崖與海都不會有這麼高的落差。我們當時去費了死勁，因為車不能進去，得先坐船，然後把機器都扛上去。

問：高樓打鬥的戲是如何完成的？曹保平：那場戲是我們搭的景，最後跟大樓合成，但那個景本身就很高，有15米吧，演員都是拉著威壓拍的。其實這場戲最難的是鄧超和段奕宏最後手拉著手，拉在一起到最後，說白了是伊谷春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給辛小豐一條生路，就是這個表情和複雜的心理，是這場戲必須拍到的，而動作戲部分，我不擔心，我覺得拍這些會拍得很好。問：高虎去年被查出吸毒，影片不得不對其面部做出處理，但為什麼沒想到換個演員重新拍？曹保平：我很捨不得，因為他們有非常多的戲是有可能拍不到的。辛辛苦苦做一個東西出來，肯定希望大家能看到它，不著急肯定是假的。但是我覺得這個著急和付出的代價，哪個更合適？好在《烈日灼心》作的修改是在我們可以接受的範圍里，局裡也非常支持，和我們一直在協調，我覺得那就很好，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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