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取北京如伐大樹，先從兩邊砍，則大樹自仆」。兩邊」正是蒙古朝鮮

軍，並在隨後的20年中逐步吞併了哈達、輝發、烏拉。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縣永陵鎮）建立「後金」國（aisin gurun），稱「覆育列國英明汗」，定年號「天命」。兩年後，他以「七大恨」為借口，宣告與明為敵，隨即攻下遼瀋，擄掠大量人口。明朝這時才意識到努爾哈赤的威脅，在1619年，聯合了名義上統治蒙古諸部的察哈爾部林丹汗、朝鮮和葉赫部，試圖剿滅後金，卻被努爾哈赤在薩爾滸一戰中各個擊破。隨後努爾哈赤消滅了葉赫，完成了對海西女真的吞併；又花了數年時間，將北部的野人女真諸部也納入統治之下。雖然 「後金」的國名明顯有追溯完顏氏建立的金朝的意味，但努爾哈赤在一統女真諸部的同時，十分注意籠絡蒙古。鄰近的科爾沁和內喀爾喀五部，都曾與建州對抗，努爾哈赤不以為意，通過聯姻、互市等方法逐一拉攏。身為蒙古大汗的察哈爾林丹汗，開始擔憂努爾哈赤對漠南蒙古的滲透，發兵征討科爾沁和內喀爾喀，但這反而促使它們成為最早與後金/滿洲聯合的蒙古部族。科爾沁尤其成為滿蒙聯盟的典範，對清帝國的創建和維護出力極大。著名的孝庄皇后，以及第二次鴉片戰爭時在大沽口重創英法聯軍的僧格林沁，都出自科爾沁部。努爾哈赤的年號「天命」，就是一種跨文化的政治目標，因為「天」在滿、蒙、漢文化中，都代表著政權合法性的最高來源，可謂三者的最大公約數。努爾哈赤去世時，其政權所轄，已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遼東有大量漢人從事農業生產，經過早期擄掠和招撫，這裡的漢人日益增多，總數甚至超過了女真。隨著蒙古部族加入，蒙古人的比重也在增大。此外還有為數不少的朝鮮俘虜，在薩爾滸之戰後被吸納進來。人口、土地增加，利益分化也越來越明顯。皇太極面對的，就是一個內部矛盾錯綜錯雜、對立日益尖銳的國家。他一面繼續發展努爾哈赤創製的八旗制度，在滿洲八旗之外，分設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讓各族群都有人口納入旗制。一方面因俗而治，以漢治漢、以蒙治蒙；另一方面對女真族人，他強化汗權，並以國語騎射來塑造認同。1635年，他正式命令，以「滿洲」作為女真諸部的統稱，把過去分裂的部落國家聚攏到一個新的名稱之下。尤其區別於努爾哈赤的是，他結束對漢人的苛政，保護漢民，重用漢官，以明朝為參照來建立、完善政府架構和法律制度，並開科取士招攬人才。經過這一番「天聰新政」，滿洲政權的軍事實力、生產能力、政治能力都大大增強，勢力在長城以北不斷鞏固。在滿漢大臣的不斷諫言下，入主中原也提到了議事日程上。明初中原政權之所以能夠取得對北元的勝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建立了和朝鮮半島、女真，甚至是部分蒙古部族的聯盟。到了滿洲崛起之時，皇太極的戰略選擇也是如此。他曾言「取北京如伐大樹，先從兩邊砍，則大樹自仆」。地緣上看，中原的「兩邊」，正是察哈爾蒙古和朝鮮。1627年和1636年，皇太極兩攻朝鮮，最終斬斷朝鮮與明朝的同盟，並且強迫朝鮮派兵參與攻明。經過多年征戰，皇太極終於在1634年徹底打敗林丹汗，征服了察哈爾在內的整個漠南蒙古。不過皇太極最大的成就，還不僅是奠定了一個多元帝國的軍事和政治基礎，而是締造了其多元一統的意識形態。清代文獻皆記錄，在征服察哈爾後，林丹汗的妻子奉上標榜政治正統性的「傳國玉璽」（後來證明是偽造的）。這個消息大大神化了皇太極的地位，也直接導引出各部族大臣的勸進。1636年，他接受「博格達·徹臣汗」之號，名義上成了蒙古人的大汗，成吉思汗的繼承者。這標誌著數百年來只能由蒙古黃金家族（相當於是成吉思汗的後裔）承續大汗之制的終結，此後蒙古大汗皆為清帝。緊接著，他把國號改為「大清」，不再將這個國家說成是女真金朝的延續。特別有意味的是，在百官勸進皇太極受尊號時，由多爾袞代表滿洲、科爾沁的土謝圖濟農巴札禮代表蒙古、都元帥孔有德代表漢人，分別跪獻表文，顯示著這個新的最高統治者統合了滿洲汗、蒙古大汗和中原皇帝這三個角色。就滿洲政權而言，迫使朝鮮臣服，本初是明清之戰中的戰略行為，但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這種臣屬關係的建立很快就有了軍事征服之外的含義。根據史學博士王元崇最近的研究，清通過與朝鮮建立的宗藩關係，在入關的前幾年就已經在逐步塑造自己的「中國」認同。而入關後，清韓宗藩關係更成為此後清朝和其他屬國建立名分的模板，也成為清代宗藩制度中最為典型和牢固的雙邊關係。皇太極雖然沒有活到清軍入關的那天，更未能預見此後一統漠西和漠北蒙古，但他的「天下」布局，在生前已經基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