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經洞里的中國書法史

篆書《千字文》

斯坦因從藏經洞挑出的經卷

柳公權書《金剛經》敦煌藏經洞拓片

法藏《因明入正理論》

罕見的隸書風格寫經

在敦煌的藝術寶庫中，藏經洞寫經書法是一枝光芒四射、瑰麗多姿的奇葩。其數量之巨大、書體之多樣、功力之深厚、延續時間之長，令人嘆為觀止。它完整呈現了中國書法隸變完成後向唐楷過渡的全過程，是中國書法史上最完整、最鮮活的墨跡檔案館，也是一座龐大的中國書法基因庫，對研究中國書法史，特別是書體演變和最終形成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

千年書法重見天日

1900年6月的一天，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圓籙在清理甬道積沙時，無意中發現了後來被稱為「藏經洞」的莫高窟第17窟，內藏公元4世紀到11世紀的經卷5萬多件。千年墨跡重見天日，一下子震驚了全世界。

敦煌遺書打破了紙壽千年的宿命，奇蹟般地保存了1600多年的古代墨書真跡，而沒有像中國其他地方的古代文書那樣，屢屢遭遇戰亂兵燹或腐朽霉變的命運。這實在是中國書法的一大幸事。

最早有題記的敦煌寫卷為《大般涅槃經》，題有「永興二年二月七日」，為西晉時代所書，即公元305年3月21日。最晚的一個寫卷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題有「維大宋咸平五年，壬寅歲七月十五日」，按公元推算為1002年8月25日。

敦煌遺書前後跨越了700年左右，歷經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等十多個朝代，囊括學科數十種，內容涉及宗教、政治、經濟、交通、地理、契約、文學、書法等領域，卷帙浩繁，舉世罕見。不僅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百科全書，而且是年代最久遠、延續最完整、數量最龐大的中國書法寶庫。

這些經卷文書的抄寫，也是一項十分浩大的工程。

在中國古代漫長的歷史時期，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僧俗百姓，都以最大的虔誠抄寫、捐獻佛經，表達自己對佛祖的信仰。十幾個朝代形形色色的書體文本源源不斷地彙集到莫高窟寺院，從官方到民間、從寺院到私學的文書應有盡有，真實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實際使用文字的所有面貌。

從書法史的角度看，從4世紀到11世紀，正是中國漢字發展演變的關鍵時期，這些寫卷的作者，與魏晉南北朝的索靖、陸機、衛夫人、王羲之、王獻之，隋唐的褚遂良、虞世南、歐陽詢、李世民、顏真卿、柳公權，五代的楊凝式，宋代的蘇軾、黃庭堅、米芾等諸名家為同時代人。也就是說，在700年的漫長歷史進程中，中國書法字體隸變完成後向唐楷過渡的全過程，敦煌藏經洞都以手書墨跡的形式完整保留下來了。

中國書法的基因寶庫

敦煌是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一站，兩晉南北朝時期，這裡是全國的佛經翻譯中心。敦煌名僧竺法護通曉36國文字，他在西域遊歷學佛，收集了大量佛經原本帶回長安，「終身寫譯，勞不告倦」，先後譯經170餘部，為大乘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打開了局面。他是著名的翻譯家、佛學大師、語言大師，佛經由音譯變為意譯就是由他首創的。

佛經翻譯出來後，就需要手寫抄本，不單是滿足本地僧俗誦讀的需要，還要大量供應內地。在印刷術尚未發明的年代，佛教的日益盛行，使佛經的手寫本供不應求。因為到寺院捐獻抄經的善男信女並不是人人都會書寫，即使會，也不見得有那麼多時間和精力去親自抄寫，所以很多人就去買抄好的佛經。由此催生了中國書法史上最大的書法群體——經生，也形成了一個專門的書法流派——寫經體。

敦煌寫經體，就是魏晉時期帶有隸書、魏碑味道的楷書，這種寫法一直延續了很長時間。為了看起來比較醒目易懂，一般佛經不用草書來寫，而是用楷書工工整整地寫。

寫經有專門的固定寫法，一般都是每一行17個字，這種寫法對於字數的統計和文字的校對都有好處。檢查漏字時，只需看第一個字和最後一個字就可以了。有人檢查過，一部8000字的敦煌佛經，幾十米長卷中只發現了一個錯別字。

敦煌藏經洞書法的用紙也反映了書法的演進。南北朝時期造紙業已經興起，社會上普及了用紙書寫文字。最初，紙質比較粗劣，不易書寫。隋唐之後，紙質有了明顯進步，為了防蟲防腐，書家都要「染以黃櫱，取其辟蠹」，後來就塗一種黃色的防蟲劑，稱之為入潢紙，或者在黃紙上打蠟砑光，稱為硬黃紙。這種紙質地堅硬光滑，書寫流利，可長年防蟲蛀、防水，是寫捲紙中的上品。

敦煌卷子上的題記常常會反映抄寫者對書法的一種態度。比如抄寫者抄一篇經，有時多達幾個月的時間，抄經的時候要點香，態度虔誠、認真。抄完以後還會寫上自己「手拙用愧」，就是說自己手很拙，字寫得不好，感到很慚愧，但是希望看經的人不要嫌字不好，要感到自己那種誠心誠意的態度。這就說明當時人看經的時候，不僅要看經，還要看抄經人的書法。這已經成為當時的一種文化，不僅僅在文人學士之間，甚至在民間也有這種對書法的要求。

唐代官方寺院的寫經都有統一的格式，卷尾一般都羅列著抄寫年代、抄寫人姓名、用了多少張紙，還有「後期製作審查班子」的職稱和署名。如P.4556《妙法蓮華經》的末尾，就有經生王思謙署名，並列有裝潢手、初校經生、再校經行寺僧、三校經行寺僧的名字，還有4位高僧大德詳閱，最後是判官、監製，共有11項落款。可見唐代的寫經行業已經有了十分正規和嚴格的抄寫範式。

這是當時的抄寫制度所要求的，而這個制度是由政府建立起來的。為了規範抄經行業，唐朝政府部門甚至設定了典校官一職，由政府指定的官員去抄經，經坊的典經師、寫經師都是高級職稱。這說明寫經是當時文化的高端產品，不是一般的書寫。

唐代敦煌城裡就有官辦的經坊，經坊里的寫手都是經過嚴格的書法基本功訓練並通過考試選拔出來的。大英圖書館藏5824號卷子《經坊供菜關係牒》就詳細記錄了經坊的人員編製和生活待遇：一個經坊設典校官5人，供應蔬菜17馱；寫經者25人，供應蔬菜85馱；還有38個臨時僱用者，他們生活所需的蔬菜都由政府命令地方部落提供，說明經坊是官辦的抄經機構。

敦煌名門竇氏家族收藏的敦煌遺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寫於唐總章二年二月八日，署名「敦煌令狐石住」，這位令狐就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敦煌經生。

1940年，大書法家于右任曾為此卷題寫了跋，對這部寫經的書法藝術給予高度評價：「書法極開展，寫經中上等手筆也。英國不列顛博物院藏敦煌卷子漢文寫本七千卷，此則滄海遺珠本。」

宮廷寫本，是寫經中的最上品。唐朝皇帝大多信奉佛教，中央三省之一的門下省就有專門的書法班子，人稱「群書手」。皇帝敕令群書手將重要的佛經經典「各寫十部散流海內」，敦煌藏經洞的宮廷寫經正是朝廷賜給的宮廷本。

敦煌寫經中的書法精品比比皆是。著名評論家周紹良先生這樣評價敦煌寫經書法的藝術水準：《眾經別錄》的書法，「後世的趙孟頫未必能抗手」；王老子寫的《尚書》殘卷，「筆若懸針，剛勁固不下於柳公權」；《漢書·王莽傳》寫本，「書法整飭遒麗，可與虞世南書法頡頏」；《春秋穀梁傳集解》寫本，「也可與褚遂良比美」。

敦煌P.3687殘紙，與唐代陸柬之的經典書法作品《文賦》極為相似，甚至到了真假莫辨的程度。

敦煌抄本P.2661《爾雅卷中》的後題記，酷似顏真卿的《祭侄稿》和《劉中使帖》。從抄寫年代上看，也和顏真卿處於同一時期。說明這種寫法是當時的流行書風。著名書法家、復旦大學教授沃興華說，當我們再來看唐代這段書法史的時候，就不再是聽獨唱了，而是真切地在聽一場大合唱，一場有顏、柳、褚、馮的領唱，有敦煌經生的合唱，又有多種聲部伴奏的交響樂，這才是中國書法史的真實面貌。

沃興華還感嘆：「敦煌書法如同中國書法藝術的基因寶庫，什麼基因都有，只要是中國書法史上有的風格，敦煌書法里都應有盡有；而即使是書法史中尚不明確的東西，敦煌書法也都給你呈現出來。」

藏經洞里的篆、隸、草、行、楷

敦煌寫卷始於西晉，擴於北朝，盛於隋唐，終於五代、宋初，這是中國書法發展最關鍵的時期。敦煌的數萬卷寫經中，篆書、隸書、楷書、行書、草書五體俱全，翔實地記錄了漢字在隸變完成後向楷書過渡的全過程。

歷史的記載往往都是掐頭去尾，每一個階段只留下最典型的一部分，把細枝末節都拋棄了。講到篆書就是秦代典型的小篆，隸書就是東漢成熟的隸書，楷書則是規範的唐楷。而篆書、隸書這兩種完全不一樣的字體是怎樣一步步演變過來的，又是如何進一步演變成為楷書的，歷史中都沒有了線索。從敦煌遺書抄本中，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漸變過程，還原被遺漏的歷史細節。

在敦煌遺書中兩件殘存的篆書《千字文》中，可以看出其中很重的楷書味。它上承魏晉，下啟宋元，在篆書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當今人們所看到的篆書資料極少，所有的篆書都是一種規範、千篇一律、很少變化的字體。沃興華髮現，敦煌卷子里的篆書裡面有分書、漢隸、楷書各種味道都摻雜其間，只是字形是篆書。這是篆書跟隸書相結合的一件作品，我們可以從這個作品中得到啟發，實際上篆書和隸書是可以融合的，現在寫篆書的都寫得比較僵死。

敦煌卷子中沒有標準的隸書，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寫本明顯受到隸書和魏碑的影響，它既保留了隸書、魏碑的痕迹，又擺脫了隸書、魏碑的拘束。

可以看出，在楷書尚未定勢之前，存在著一個「隸楷合參」「魏楷雜糅」的時期，隋唐以前的敦煌墨跡充分揭示了這一時期的變革實況。隸楷型寫經的橫畫起筆由細轉粗，有明顯的挑勢，末筆一捺保留了隸書的重按，顯得穩健而富有節奏。魏楷型寫經起筆、收筆皆無方角，橫畫與捺有輕微挑勢，有一定的波折，但不似隸楷那樣重頓，字形均勻，平正中帶著圓潤。這種書體，與同時代的南北朝時期碑刻、墓志銘酷似，在宋代蘇軾的書法中還能看到痕迹。

著名書法家劉正成說，很多人對那個時候的敦煌書法缺乏認識，認為這種寫法方頭方腦的，怎麼既帶有隸書的味道，又帶著北魏的方筆呢？還不如趙孟頫、董其昌的字圓潤。其實，這恰恰是那個時代很典型的書法。藏經洞文書剛剛被發現時，王圓籙曾給縣衙、府衙的官員送了不少，以期引起他們的注意，然而這些毫無文物常識的官員們都嫌卷子破舊不予理睬。書法較好的肅州兵備使廷棟甚至譏笑卷子的書法比他本人的差多了，可見館閣體書風毒害之深。

隋唐時期是中國書法的第二個高峰期，也是楷書的定型期。隸書和魏碑的痕迹逐漸消失，正楷最終確立。盛唐國力強盛，社會經濟、文化、藝術都進入繁榮期，名家輩出，大師雲集。上至九五之尊，下至庶民學童，都格外鍾情書法，唐代書學之風甚至遠播日本、朝鮮，創造了中國書法史上登峰造極的繁榮局面，一直影響到當代人的書法創作。

以楷書大家褚遂良、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為楷模的正楷書法，強有力地影響了全社會，周正、端莊、圓潤、整飭的楷書形態基本定勢。但敦煌楷書視野更加開闊，多姿多彩，盡顯風流。這個時期的敦煌寫卷也達到了井噴期，不僅內容豐富，質量上乘，數量也最龐大。敦煌經生書法技巧爐火純青，藝術表現淋漓盡致，傳世精品不勝枚舉。

楷書從魏晉開始發展演變幾百年，到唐代終於結出了最豐碩的果實，而敦煌遺書中的行草書也在隋唐時代達到了巔峰。

敦煌學家鄭汝中先生認為，敦煌行書和草書的形態、結體，是以「二王」的模式為中心，並逐漸規範化，形成了一定的法度。行書是以王羲之的《蘭亭序》、顏真卿的《祭侄稿》為基本範式，草書則以孫過庭的《書譜》為藍本，全社會約定俗成，形成隋唐時代敦煌書法藝術的高峰。《佛經疏釋》鋒芒畢露、豪邁洒脫；《文心雕龍》結體瘦長、風姿綽約；《書函》章法錯落、大開大闔；中間還夾了一節王羲之《蘭亭序》的臨摹，透露了書家書風的來源。

中唐以後，敦煌卷子的行書逐漸增多，主要是一些書信、賬冊、轉帖、詩文等社會文書和民間應用文，行書體已經相當流利。

劉正成先生指出，不能把敦煌寫經歸入民間書法。他在敦煌寫經中發現，經生抄寫的梁武帝編的一部古文集《昭明文選》，還有一個行書帖，寫法與王羲之的《蘭亭序》相似。他認為，敦煌的文獻很豐富，當時寫到敦煌文書上的字，有很多是書法家、文人寫的，不是由一般的抄書匠所為，只是他們沒有署名而已。敦煌的文獻裡邊有很豐富的歷史文獻，都不是一般的民間抄寫，它有著相當高的文化水平，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精髓。

敦煌藏經洞中發現了一幅唐代《化度寺碑》的拓本，許多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大書法家歐陽詢所書。唐代化度寺碑早已被毀，敦煌寫卷中存有拓本12頁，羅振玉認為，敦煌唐拓本「十步之外，精光四射」，遠勝於歷代翻刻本。

歐陽詢楷書一直被歷代書家奉為典範。這幅拓本說明，歐陽詢早就是唐代敦煌經生楷書訓練的模板了。

柳公權寫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在敦煌卷子里也有卷裝拓本，首尾完整，紙墨如新，筆鋒剛健俊秀，結字堅挺勻稱，是純正楷書的範本。

唐太宗李世民行書《溫泉銘》的拓本也在藏經洞中被發現，目前共存15行。這幅行書雍容大度，綺麗洒脫，有明顯的「二王」書風。眾所周知，李世民酷愛「二王」書法，幾乎把天下王羲之作品購募殆盡。他奪了天下以後，要求大家都學書法，範本就是王羲之的作品。於是王羲之作品被大量複製，風氣所及，也影響到了敦煌地區。

敦煌唐代寫卷中就發現有王羲之《十七帖》的臨本三帖，分別是《龍保帖》《瞻近帖》《得足帖》殘片，對照現在傳世的《十七帖》刻本，我們發現敦煌摹本非常逼真，而其他刻本裡面所遺漏和省略掉的點畫和字，這個墨跡裡面也出現了。唐以後，王羲之真跡蕩然無存，現在我們看到的多為宋代以後臨摹、翻刻本，而唐代臨本現在存世的也不過十餘件。因此敦煌臨本極為珍貴，價值連城。

法藏P.2544卷子有一篇《蘭亭序》的全文，是經生臨摹王羲之的作品。還有王羲之的書法論著《筆勢論》的殘卷，它可以證明，在唐代，王羲之的《筆勢論》已在敦煌民間傳抄開了。

唐代以後，王羲之書法已經深深地滲透進敦煌大地，融入敦煌書法家的血液之中，敦煌卷子里隨處可見「二王」遺風。

漢末兩晉時期，敦煌張芝、索靖的書法影響著南方的「二王」。到了唐代，「二王」的影響遍及全國及周邊鄰國，大家都學他們的字，形成了風氣，北方一些書法家的字反而吃不開了。這時南方的書法又對北方有很大影響。後來經過唐太宗李世民的極力推崇，「二王」的書法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位。有唐一代，張芝墨跡已經基本上看不見了，王羲之的字還能看到很多。

從東晉王羲之敬慕張芝臨池學書，到唐宋敦煌經生追捧蘭亭墨跡，千百年來，南北書風互相滲透，兼容並包，共同鑄就了中國書法的繁榮盛世。幸運的是，這一過程被敦煌藏經洞數萬卷寫經生動、完整地保存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