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一覺金陵夢」——吳晗談片

　　少年時，正逢改革開放，父親帶回一本《朱元璋傳》，作者吳晗，正是本文傳主。《朱元璋傳》大約是我與「學術著作」的第一次接觸。

　　我從未削減過對中國史之興趣，但中國在近代世界的篳路藍縷，最終令我投身於歐洲史——對於一個「落後就要挨打」的民族，需要在另外一個可參照的世界裡尋找現代文明的緣由——這是一條慣常路數：從晚清第一批留學生閎容開始，直到21世紀的今天，我們依然在尋覓。

　　作為歷史學家的吳晗也是尋覓者之一，當他堅定信念、獻身事業的時候，他的信仰不僅粉碎了他的信念，也剝奪了他的生命。1980年，其好友、大名鼎鼎的「三家村」作者之一廖沫沙，在吳晗一張攝於1964年的照片上題寫了一首詩：「鬼蜮為災禍已萌，天真猶自笑盈盈；可憐一覺金陵夢，留得身前身後名。」音容猶在，吳晗卻早已化骨成泥。

　　師法胡適

　　吳晗於1909年8月11日出生於浙江義烏，原名吳春晗，字辰伯。其家庭經濟時常顛簸於溫飽與小康之間，其父吳濱珏秀才出生，家道頗嚴。而吳晗少年聰慧，自小鑽營歷史，對明史產生濃厚興趣。吳晗不僅早慧，還早熟，十二歲時到金華讀中學，廣讀博覽，一邊吸收梁啟超變革維新的思想，一邊又學會打麻將、抽煙，逃學曠課，無所不來，總之，他不是一個「乖孩子」。

　　1925年吳晗中學畢業時，其家道衰落，吳晗遂在本村小學教書，賺取一點工資貼補家用，但吳晗志不在此，在未經父母許可下，他於1928年夏獨自離家出走，輾轉來到杭州考入之江大學預科，但一年後該校停辦，吳晗又前往上海，考入中國公學，從此，他與胡適結下不解之緣——胡適此時，正是該校校長。

　　吳晗求學時最重要的履歷是與胡適的交往，胡適以自己的熱情、真誠、豁達，深深影響了吳晗的學術成長。

　　進入中國公學，吳晗即成為胡適門生，不就他就寫下《西漢的經濟狀況》一文，深得胡適讚賞。於是，他於1930年3月19日徑直寫信向胡適討教自己在整理《佛國記》時遇到的問題：「明知先生很忙，不過除了先生之外，我實在想不出一個比先生更能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和指導路徑的人。」

　　不久，胡適離開中國公學，吳晗則追隨北上，於1930年8月來到北平，經人介紹，由顧頡剛安排在燕京大學圖書館做館員，此間，他寫下《胡應麟年譜》，並以此成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開端。吳晗再度為此寫信討教胡適，胡適在收到吳晗信的第二天（1931年5月6日）即給吳晗回信，對其作品大家讚賞，並約吳晗「星期有暇請來談」。從此，吳晗成為胡適的私淑弟子。

　　吳晗未入北大的原因是他偏科嚴重，入學考試需考文史、英文和數學三門功課，在參加北大考試時，文史、英語均得滿分，而數學竟然考了零分，按北大新生錄取規定，有一門零分是不得錄取的。隨後他改投清華，得到的是同樣成績：文史、英文滿分，數學零分。但清華卻網開一面，以文史成績特別優異為由，破格錄取了吳晗。吳晗遂成為「清華人」，與北大失之交臂。

　　到吳晗進入清華時，家道基本敗落，胡適對這位弟子真是青睞有加，他在吳晗錄取後沒幾天，即1931年8月19日給清華代理校長翁文灝和教務長張子高寫信，胡適信中寫道：「此人家境甚貧，本想半工半讀，但他在清華無熟人，恐難急切得一個工讀機會。他若沒有工作的機會，就不能入學了。我勸他決定入學，並許他代求兩兄幫忙。此事倘蒙兩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盡。」信中，胡適還大力介紹了吳晗的學術水準。胡適對吳晗不可謂不恩師。

　　吳晗作為清華學子，全面師法的卻是胡適——這位北大先生的治學方法。胡適在給吳晗信件中，對這為弟子進行了多方面指導，並要求吳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訓練自己作一個能整理明代資料的學者。」吳晗則表示：「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可見胡適對他的影響極為深厚，入骨入髓。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有著動蕩中的平安，其大事為1931年9月18日爆發的「九一八事變」，張學良所轄東三省淪陷，以致群情激忿，吳晗顯然是一個愛國者，他積極支持同學們的請願活動，自己卻未廁身其間，但他畢竟是血氣方剛的熱血青年，在1932年1月30日給胡適信中尖刻指責當局：「翻開任何國任何朝代的歷史來看，找不出這樣一個卑鄙無恥喪心病狂的政府。」並在信中希望「先生也同樣地予以解決的方法並指示一條應走的路。」

　　胡適沒有回答。他於1932年6月27日發表《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一文，繼續倡導「科學救國」的理念，但胡適在「藥方」中同時要求學生們「總得有一點信心」。胡適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和歷史學家，他的眼光具有遠大的歷史性，可在那特定時代，又有幾人能夠接受？

　　有著胡適的關照，吳晗在清華兼職工讀，待遇頗為優厚，足夠滿足他求學之需，他始終把胡適視為「恩師」，並承認「受胡適之極深的影響，治學鑽到考據的牛角尖里去。」吳晗畢業時在自己的畢業照上題寫著胡適的名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少說些空話，多讀些好書——錄胡適先生語。」

　　年輕的明史專家

　　吳晗真是做史學的料，聰慧勤奮，再加恩師胡適教誨，他在清華求學期間便寫下《胡惟庸黨案考》、《明代靖難之役與國都北遷》、《明代之農民》等一批相當有見地、在史學界有較大影響的文章。

　　1934年吳晗清華畢業留校任教，開設明史和明代社會等課目，其影響直追陳寅恪、張蔭麟這些史學大家。

　　吳晗年輕時的一個重要史學成績是關於「建州史」的研究。建州乃女真族先祖之地，努爾哈赤入關並建清王朝後，竭力否認建州曾經在明朝管轄之內，並在清修《明史》中對過往歷史進行篡改、偽造和歪曲，正如魯迅指出的那樣：「現在不說別的，但看雍正，乾隆兩朝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震驚。全毀，抽毀，刪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篡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盛事的，但他們不但搞亂了古書的格式，還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於內廷，還頒之於文風頗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多很有些骨氣的人。」中國歷史就是這樣被一頁一頁撕毀的。

　　最終考據結果表明，早在明朝就設有「建州衛」，女真族長期隸屬明政府，是中華民族中的一員。

　　通過這段研究，吳晗的史學觀念發生了變化，正如其在主編《益世報》史學專刊時表達的那樣，一、但論是非，不論異同；二、求真；三、重視「一向不被人們正史以外的若干記載；四、史學是屬於社會的民眾的。」這表明對官修歷史產生嚴重質疑，他在《史學》一周年的致辭中寫到：「我們認為帝王英雄的傳記時代已經過去了，理想中的新史乃社會的、民眾的。」

　　這裡，我特別要指出是，二十世紀30年代正是法國年鑒學派興起時期，其治史方式也正是放棄政治史，重點轉向研究社會生活史對社會演變所起到的作用，而且，年鑒學派也大量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的觀念，成為當代史學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湧現出一批史學大家，如呂西安·費弗爾、馬克·布洛赫、布羅代爾、弗朗西斯·傅勒，一直影響至今。吳晗的治史方式與之有相當程度的契合，儘管表達不甚明確，也沒有形成團隊規模。可以見得的是，中國學術界在上世紀30年代就達到了相當高度，相比歐美學界，雖不能並肩而立，但追趕已不是遙遙無期，中國學術界在各方面都擁有相當傑出的人才，如，憲政專家錢端升、社會學家費孝通、心理學家潘光旦，等等。

　　婚姻與革命

　　正逢其時，年輕有為的吳晗開始了自己的婚戀生活，他結識了清華女學長袁震。如果說胡適對吳晗的影響主要是學術上的，那麼袁震不僅有學術上，更有思想上的，她的影響比胡適更為深遠和有力。胡適的經年教誨被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打的落花流水。

　　在我看來，胡適在中國倡導的是一場觀念的革命：民主、自由、憲政、寬容，需要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才能普及全民。而此時中國內憂外患，虎狼環伺，吳晗年輕，一腔愛國熱情是等不及的。

　　袁震在湖北女子師範時乃董必武學生、中共早期黨員，因離亂與組織失去聯繫。考入清華歷史系，卻因罹患肺結核長期卧床，他的老師吳之椿、同學梁方仲先後照料於她，後因職業變換，他們又委託已是清華教師的吳晗照料袁震，一來二去，便生出幾多情愫，兩人變成了情侶。

　　袁震在病榻之上與吳晗多有思想交流，她能考取清華歷史系，說明她學力不淺，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對吳晗所具有的「胡適史觀」很不以為然，她取笑吳晗：「怎麼老是在胡適面前矮三尺呢？」吳晗則答：「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一丈了。」足見吳晗對袁震的傾心，實在是性情中人。後來吳晗承認：「袁震對我傾向黨、傾向革命、皈依馬列主義起了很大作用。」

　　袁震重病在床，又比吳晗年長3歲，如此戀情是要遭到吳晗家庭反對的。不過，愛情總是法力無邊，吳晗不僅抗拒了各方壓力，袁震也病體漸愈，終與吳晗與1939年10月在雲南結為夫婦。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抗戰全面爆發。兩個月後，吳晗應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邀請南下雲南成為歷史教授，此時吳晗年僅28歲。

　　抗戰爆發，由北大、清華、南開等組成的臨時學校西南聯大亦南下建立，1940年，在雲南大學呆了近三年的吳晗重回母校，吳晗的思想開始全面左轉。此時，正值國難當頭，國民政府官員的腐敗傳聞被宣傳的沸沸揚揚，諸如孔祥熙用飛機搶運私產、帶狗上飛機之類的消息鋪天蓋地，而中共組織則利用「雲南王」龍雲與蔣介石的矛盾在西南聯大四處活動，鼓動師生反蔣，並與吳晗多有接觸。國難、貧困、艱辛、腐敗傳聞交織在一起，加上吳晗好友張蔭麟教授因腎病不治去世，這些帳一股腦兒都算到國民政府頭上。1943年7月吳晗加入民盟，並開始全面拋棄胡適的「讀書救國」論。至此，吳晗從一名歷史學家變身為社會活動家，在中共組織的支持下，積極投身各種反蔣活動，其態度越來越尖銳，對國民政府批判越來越激烈。查吳晗的著作年表，自此以後，他再也沒寫出一部像樣的史學著作。

　　他選擇了左翼道路，便開始抨擊胡適的「讀書救國」論：「長一輩的上一時代某些青年呢？卻腦滿腸肥，裝作笑臉勸導著『稍安勿躁！國事我們自有辦法，青年還是讀書第一，不必受人利用。』」

　　吳晗懷有一顆強烈的愛國之心，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他是否同時還擁有一顆敏銳的政治頭腦？這又是要大加疑問的。他作為一個大知識分子、歷史學家，應該認識到，儘管中國積貧積弱，備受欺凌，但畢竟已處現代化前夜，要進入現代社會，必須要採用現代化的社會組織、管理方式，循序漸進，怎麼還能寄託於古代的那些除暴安良的英雄豪傑、包公式的清官以治世手段呢？

　　正如他寫《朱元璋傳》前後觀念的變化一樣，在1943年該書叫《由僧缽到皇權》時，走的幾乎是「影射史學」的路子，用以影射蔣介石；而到了六十年代的《朱元璋傳》又成了「命題史學」，把朱元璋對胡惟庸、藍玉的殺伐化約為「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如此述史，叫人如何信服？

　　愛國民主教授

　　吳晗在西南聯大期間與聞一多、李公朴多次組織了反蔣活動，特別在經歷1945年的「一二·一」事件後，他的政治信念更加明確和堅定，成為著名的民主愛國教授。他甚至還獲得一個「吳晗諾夫」的外號。

　　抗戰結束。1946年5月西南聯大解散，吳晗前往上海。在上海期間，聽到李公朴、聞一多先後被暗殺的噩耗，深陷摯友之死的巨大悲痛中，吳晗怒不可遏，寫下一系列文章痛斥獨裁、專制、暗殺的罪惡行徑，在《論暗殺政治》一文中，吳晗寫到，獨裁與專制「保證你有失蹤，挨打，被造謠中傷，以致挨槍刺、手榴彈、機關槍、還有無聲手槍之自由。」他指出，這種暗殺政治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國際，自絕於人類」的反民主的反動政治。

　　在7月17日和18日晚上兩次在張君勱住處見到了周恩來，這對吳晗更是巨大鼓舞，他與中共的關係更加密切。

　　回到清華後，吳晗擔任民盟北平市支部主委，更多的是宣傳中共政治主張，許多知名教授都受其影響，思想漸漸左轉，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朱自清，一個不問政事的教授，也參加了各種反蔣反美的通電、簽名等活動。

　　吳晗此時已成中共信賴的朋友，他承擔起部分中共地下工作，地下黨也在經費上予以一定的支持，他偷偷收聽中共解放區的新聞廣播，記錄以後傳抄、油印、散發，擴大中共的影響。

　　由於他活動頻繁，引起國民黨當局注意，上了被抓捕名單，經地下黨安排，於1948年11月來到河北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先後受到周恩來、毛澤東的接待。初到解放區的吳晗並不習慣「專政」、「萬歲」這些鋪天蓋地的標語口號，但漸漸被周邊氣氛所感染，不久就心悅臣服地接受了。

　　1946年他在上海時，恰好胡適也在上海，吳晗曾致信求見，胡適未予理睬。回北平後，吳晗再度拜訪胡適，胡適依然舊時胡適，但吳晗卻早已不是求學時的吳晗了，兩人話不投機，不歡而散，吳晗後來提及此事時說：「聯大從昆明搬回北平後，我做胡適工作，可是他頑固不化，我的腳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廳了。」當胡適得知吳晗去向後，不由長嘆：「吳晗可惜，走錯路了。」是耶？非耶？這就讓歷史作答吧。

　　吳副市長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交接，吳晗隨後手中共委託，以軍管會代表身份先後接管了北大、清華，並擔任了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49年10月1日，政權鼎革，吳晗參加了「開國大典」。隨後，於11月前往蘇聯參加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紀念活動，途中，他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當選」為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畢竟學者，得知這一消息，立即打電報給周恩來，表示不願接受，希望能繼續明史研究。歸國後，在周恩來的勸慰下，他成為主管文教的北京市副市長。

　　在擔任北京市副市長期間，吳晗念念不忘其本，他主持出版了《國榷》，主持了《資治通鑒》的標點和《歷代輿地圖》的改繪等工作，這都是史學界的重大工程。尤其是在定陵的發掘問題上——不能不說這與他個人興趣有很大關聯，他甚至有全面發掘十三陵的想法，但遭到了鄭振鐸、夏鼐的堅決反對，他們在發掘完定陵後向周恩來直接建議，短期內不要再開挖帝王陵墓，周恩來同意了這個建議，吳晗也只好作罷。而在北京古代建築的拆毀上，吳晗也是積極支持者，不能不說，吳晗在相當程度上丟失了一個史學家的本分。

　　早在1948年吳晗與毛澤東初會時便提出入黨要求，1949年1月，毛澤東回信表示同意，但「實行時機尚值得研究」並請周恩來與之面談。這一「研究」，就研究了八年之久。1954年吳晗給彭真寫信，再度提出這個問題，他謙卑地表示：「過去幾年，我沒有偷懶，相反是忙亂。每天都很疲倦……參加了許多工作，也用了心，也用了力。但是從來不知道哪些是做對了，哪些是做錯了。也沒人告訴我，做對的總結下去，再深入搞。做錯了，為什麼錯，如何改正。」吳晗在信中表態將「努力工作，只要不死，總有一天會達到。」

　　也難怪毛澤東對吳晗不放心，1954年10月，由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而引發的對胡適思想的批判，思想文化界的名流大多數都表了態，羅隆基、許德珩、茅盾、郭沫若、顧頡剛、馮友蘭、金岳霖、錢端升、顧頡剛、游國恩、王家楫等人紛紛投入到對胡適批判中，而深受胡適影響的吳晗則一言不發，沒有寫下一個字。後來，這成為他的一條罪狀。

　　在吳晗多次要求下，直到1957年3月才正式加入中共組織。剛入黨的吳晗四面春風、意氣奮發，對毛澤東的態度也早由崇拜而迷信。他入黨可謂「恰逢其時」，數月之後，「引蛇出洞」的反右運動到來。此時吳晗哪甘落人後？他積極投身運動，7月7日，他在全國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了《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報告，報告措辭尖銳、聲色俱厲地批判了章伯鈞、羅隆基這些民盟的老上級、老朋友，吳晗控訴這個所謂的章羅聯盟：「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是一貫的，有組織、有部署、有計劃、有策略、有最終目的，並且還和各方面的反動分子有配合，異曲同工，互相呼應。」報告最後說：「他們一夥是人民兇惡的敵人！」報告不僅嚴厲，而且還言過其實地點了一大批人的名字。

　　此時的吳晗充滿激情，在批判章羅同盟的大會上，取出1948年羅隆基讓他轉交在港民盟領導人的密信，這封信的內容要求香港民盟堅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領導。黃裳認為：「這一揭發給羅以最沉重的打擊，也是人們認為吳晗整人手段狠辣的一例。」吳晗還揭發章伯鈞，「在1951年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和我說，只要我們兩人合作，事情就好辦。我置之不理。」如此揭露，令人心驚膽戰。一副左爺形象冉冉升起，傷害了不少人。

　　反右結束，吳晗成為民盟中央副主席。

　　遭遇文革

　　但「極左」的吳晗並沒有領會「極左」的真諦，他的「左」不過是對「黨」的傾身傾心，對毛澤東的盲目崇拜和迷信，並在這種迷信中自我的徹底喪失。從《朱元璋傳》的修改經歷即可看出，他並不知道毛澤東到底要什麼，到底要達到如何目的，非但一無所知，而且永遠也無法領會。

　　《朱元璋傳》有多個版本，最初的底本就是民國時期所著的《由僧缽到皇權》，基礎材料相當紮實，但影射色彩相當明顯。到1954年的油印版《朱元璋傳》時，毛澤東曾傾身相閱，指出：「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那麼壞。」並且在給吳晗信中指出「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其實，這是個委婉而嚴重的結論。但到底如何才能「寫得好點」？吳晗百思不得其解，經過大量材料實證，雖然在性質上肯定了朱元璋晚年的殺戮行為，進行了正面評價，但材料上卻把朱元璋越寫越壞，因為資料越多，朱元璋的殘暴就被揭示的越多，吳晗最後也不得不指出朱元璋的殘暴——他根本不知道，秦始皇、朱元璋才是毛澤東心儀的帝王。而毛澤東之所以犯下滔天錯誤，不能不說——與他的歷史觀、價值觀有著重大關聯。

　　最後一版《朱元璋傳》出版於1965年4月，剛一出版，立刻遭到江青的指責，說吳晗是為了稿費、為了要名，並要對該書進行批判——吳晗根本不知道的是，江青此時已經根據毛澤東指示，在上海組織人馬批判吳晗的劇本《海瑞罷官》——這就是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發表的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吳晗此時出版該書，簡直就是往槍口上撞。

　　姚文元一文的出籠已多有介紹，這裡不再重複。文章出籠後，雖然引起相當不滿，但並未引起重視，一方面姚文元本人此時影響不大，另外，刊登此文的《文匯報》歸上海地方管轄，對大多數人來說，此文屬「來歷不明」，北京市委這種毫無由來的攻擊，當然不會轉載。這時，誰知道文章背後真正的操縱者是毛澤東呢？

　　由於沒有引起反響，毛澤東利用江青等，採用各種手段逼北京表態，並給吳晗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無奈之下，《北京日報》於11月29日、《人民日報》於30日予以轉載。由此，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漸成全國事件，並且擴大、蔓延、尖銳起來。到1966年3月，毛澤東則多次「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而吳晗在毛澤東眼裡，已經從最初的「辰伯先生」到後來的「吳晗同志」變成了「反共老手」。隨後，報紙開始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批判吳晗，調門不斷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