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千里：古代君王如何善待民意批評？ | 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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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並非一片漆黑。曾幾何時，中央集權、文官制度、言官制度、科舉取士等，都代表著那一人類歷史的最高政治文明。

其中的善待民意，不僅僅體現的是君王的修養，更是一種理性的政治精神。

周代的「憲法」就規定了「三朝」制度。所謂三朝，就是燕朝、治朝和外朝。

以天子為例，燕朝和治朝，是天子定期召會朝臣和諸侯，聽取各地治理情況、民風民俗，給天子提出意見和建議。外朝則是天子走出宮門，直接面向國都的民眾，考察民情，聽取意見。

不僅天子如此，周朝的「憲法」還規定諸侯國的國君也必須「三朝」。東漢鄭玄注《禮記》就說「天子諸侯皆三朝」。

歷史記載較早的諸侯國君外朝國人，是晉惠公與秦國作戰失利，在國都召開群眾大會，檢討自己的行為，而獲得民眾的諒解和支持。

大家所熟悉的「子產不毀鄉校」的故事，則反映了先秦時期民間議政的實際情況。鄉校，既是古代的學校，也是民眾聚會議政的場所，可謂妄議朝政的固定形式。鄭國大夫然明就建議對這些人進行禁言、銷號，甚至毀掉鄉校這個公共平台。

子產表示反對，鼓勵老百姓對政策的好壞進行評論，「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反應好的，就推行。反應不好的，就改進，沒什麼大不了的。並說「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防止老百姓的怨言，我聽說的是多做好事，哪能靠耍威風呢？

齊威王做得更絕，他曾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對批評君王過錯、指責過失的言論，直接獎勵。甚至民間的牢騷被採集上來，也要獎勵。

無論比修養還是比胸懷，都讓那些鉗制言論的獨夫民賊汗顏。據說，這項命令出台不久，燕、趙、韓、魏等周邊國家，都因此來朝見齊威王，表示修好敬服。

在古代，善待民意批評，並非心血來潮的偶然事件，而是一項制度。柳宗元在《捕蛇者說》里說：「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意思是說，我寫出來，期待考察民情的官吏能夠看到。可見，「觀人風者」已經成為一種專職的官吏。

其實，早在先秦時代，採集民風民意，就已經成為官方一項行政行為。熟悉《詩經》來歷的人都知道，周代專門設有采詩之官，每年春天，搖著木鐸深入民間收集民間歌謠，體察民眾的歡樂和疾苦，以達上聽。

到了漢代，更設置了專門的機構「樂府」，其職能也不僅僅是採集民謠，更重要的是「觀風俗，知薄厚」。看看老百姓滿意什麼，怨恨什麼，作為制定政策、改進政務的依據。

北宋時期王安石的變法引來一些爭議，為了解決這些爭議，大臣王之望認為事體重大，不能憑藉印象來做評判。於是做了一次可能是人類史上最早的大規模官方民意調查。

他的具體方法是：「遂令州縣取諸鄉稅，名為鼠尾帳，家至戶到，問其願否，使各書其名，下分鄉編類，願用舊稅戶若干，願用經界戶若干，於是究其兩黨之多少。」簡而言之就是調查到每家每戶，採集意見，逐級向上匯總分析。

不光是對待民間批評意見形成制度，在官員體系內部，聽取反對意見、對立意見，也形成了成熟的監察制度。

記言的史官，除了記錄以外，更有向君主進言修正的義務，他們是中國政治文明中第一批監察官員。但由於史官並無行政實權，人微言輕，能否聽從，全靠君王個人修養和胸懷。

把諫言作為一項職能，在商朝就有了。不過那時候並沒有專門的諫言官，而是有威望的大臣的個人義務。我們熟知的比干，就是一個這樣的大臣，只不過他因為諫言被幹掉了。

到了周代，諫言成為一種兼職的職能。也就是說，某些官員被賦予了諫言的權力。到了東周，兼職言官的官員形成規模。這些官員所兼任的職能，被稱為御史。

到了秦代，御史成為專職的官員，並設立了御史辦事機構，擁有朝屬下吏。但其職能僅限於檢查各級官員的行為，而不能對皇帝本人做出批評。

到了兩漢，御史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御史已經位列三公並獨立開府，成為丞相的一種。

御史制度發展到隋唐，諫言的職能被單獨拿出來，成為一項與御史並列的職能。御史對百官檢查彈劾，諫官直接對皇帝行批評之權。

到了明代，御史和諫官的權力達到頂峰。明代是中國帝制時代文官系統最成熟的階段，包括諫官在內的內閣對皇帝的權力形成實質的制約，最明顯的是諫官可以直接駁回皇帝的詔書。沒有內閣簽署的聖旨，是沒有法律效力的。

當然，與這種政治上的清新之風同時並存的，是政治黑暗。甚至後者的發展程度到了清代已經登峰造極，御史、諫官都成為統治者統治各級官員的工具，皇權形成真空。

人的本性，在權力面前最難說謊。在權力不穩固的時候，會儘力表現出清明開通，一旦權力到手，專制的面目就會暴露無遺。

這一點，連公認明君的李世民都難以免俗。憤怒的李世民想殺掉魏徵，皇后說：「明君才有直臣。」一句話救了魏徵，也救了皇帝。

可是，不是所有君王都有一個好皇后，也不是所有君王骨子裡都有著清明的基因。

幾乎所有的末代皇帝，都能在鉗制言論方面作為典型案例。暴虐成性的周厲王的「道路以目」，可謂前無古人，永被唾棄。

其實，鉗制言論一直與政治清明、善於納諫並行。明代早期的東西廠，就擔負著打壓異見的重要職能。清代的文字獄，更是發展到帝王專制歷史上的最高峰。

早在先秦，法家們的著述里，就把民意批評作為大敵。韓非就說：「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意思是最佳的方法是洗腦，洗腦不成是禁言，禁言不成就鎮壓。

李悝變法的條令里居然有：「群相居一日以上則問，三日、四日、五日則誅。」幾個人聚會聊天超過一天，就要派員去查問你們在聊什麼，超過三天的聚會，直接殺掉聚會者。

幸好這樣的反人類、反人權的劣政並沒有得到廣泛的執行。

專制統治者鉗制言論，表現的是他們的不自信。帝王們善待民意，表現的是對私產的負責。

要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對古代君王而言，維護家產、善待子民，是自然而然的自我存續意識的驅使。如果天下不是你的，卻擁有天下之權，大概就只有橫徵暴斂、與民為敵的驅動力了。說什麼為民，都必然是自欺欺人的空話。

被推翻到歷史垃圾堆的帝王專制體制，也是有底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