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吳南生：那個參與創辦三個經濟特區的「孫悟空」走了

06-05

習仲勛當場點將：「南生，你去當中國的孫悟空吧！」

撰文 / 閔雲霄

編輯 / 王畢強

4月11日，96歲的吳南生病逝。

吳南生是誰？

他可以是作家，是書法家，也可以是愛心人士。晚年的吳南生，捐出珍藏多年的書畫，義拍上千萬元助學。

但在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他最應該也最能夠被人記住的身份，是原廣東省委書記、深圳特區第一任市委書記。

「要殺頭就殺我。」1979年，年近花甲的吳南生立下「軍令狀」，主動請纓，與同志們一道創辦了廣東三個經濟特區，為改革開放立下功勛。

「你去當中國的孫悟空吧！」

1979年2月28日下午，吳南生從汕頭回廣州，當晚，時任廣東省省長習仲勛就見他交換意見。

因為一周前的那個夜晚，吳南生不顧感冒發燒，迫不及待地用電話發了一封長達1300字的電報，給習仲勛並省委。

「我最初提的意見，就是划出一定的地方，減稅收，簡化手續，打破條條框框，下放權力，徹底開放。就是要突破計劃經濟的束縛，把市場經濟引進來。」吳南生後來接受採訪時這樣回憶。

他「文革」後復出工作，擔任廣東省委常委、省委書記（時設省委第一書記），一直致力於恢復廣東的經濟。

當時，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給他出了個大膽的主意：「你敢不敢辦像台灣那樣的出口加工區？敢不敢辦像自由港這一類東西？新加坡、香港的經濟就是這樣發展的！」

吳南生恍然大悟：要改革，就必須有體制上的改革。

3月3日，吳南生在省委常委會議上說：「現在國家的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了，我們應該怎麼辦？我提議廣東先走一步。在汕頭划出一塊地方搞試驗，用各種優惠的政策來吸引外資，把國外先進的東西吸引到這塊地方來。」

吳南生說得很懇切，義無反顧地向省委請纓：「如果省委同意，我願意去汕頭搞試驗。如果犯忌要殺頭，就殺我好了！」

在當時的背景下，要弄一塊地方搞市場經濟，而且還要引進外資，在不少人看來是太大膽、犯「天條」的想法。

習仲勛當即說，「要搞，全省都搞。」他還告訴吳南生：「寫個報告給中央，4月初中央開會，我要去，當面給中央提出來。」

1979年4月，中南海里洋溢著春天的氣息，孕育著一場革命的特區籌辦小組也在等待生機。習仲勛在小組會議上發言時，明確闡述了目前搞特區的難點。他說：現在中央權力過於集中，地方感到辦事難，沒有權，很難辦。

然後，他把將港澳作為橋樑的思路拋出來：「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這方面，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

習仲勛在北京的彙報，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讚許和支持。鄧小平十分贊同廣東富有新意的設想。「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搞。要殺出一條血路來！」鄧小平說。

習仲勛（右二）、吳南生（右一）向葉劍英（右三）彙報經濟特區工作。

9月20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到廣東，與省委負責人談話。當習仲勛等廣東幹部提出是小搞、中搞還是大搞的問題時，谷牧強調：「中央是要廣東先行一步，要廣東大搞，小腳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這個作用。廣東要快馬加鞭，搶時間走在全國的前面。」

谷牧還說：「辦特區，就看你們廣東的了，你們要有點孫悟空那樣大鬧天宮的精神，受條條框框束縛不行。」

吳南生被大家稱為「書生」，但習仲勛看中吳南生出生於本土，對汕頭、深圳沿海地區的基本情況熟悉，當場就點將：「南生，你去當中國的孫悟空吧！」

於是，吳南生全力負責三個特區的規劃和籌建工作。

1979年10月24日，經過對深圳的廣泛調查研究，認真聽取海內外人士的意見，吳南生向省委送上了《關於加快深圳建設必須解決的幾個問題》的報告。

報告中，提出關於農業生產、發展旅遊業、建立福田出口加工區、建立沙頭角試驗區和蛇口工業區等12個問題。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吳南生首次提出了一個新概念：「經濟特區」。

「無法可依，無規可行，要人家來投資，誰敢來？」

1977年冬，葉劍英、鄧小平在廣州接見廣東省幹部，圖為葉劍英與吳南生握手。

新概念的背後，其實是名副其實的「一條血路」。

深圳改為特區後，很多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一位海外朋友對吳南生說：「無法可依，無規可行，要人家來投資，誰敢來？特區要同國際市場打交道，就不能開國際玩笑。」

吳南生負責籌建特區後，第一件事就是研究起草《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

起草工作首先面臨「資為社用」這一命題，這個大膽的設想，當時提出來是有風險的。

經過一個月夜以繼日的工作，《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初稿完成。起草組邀請一些香港知名人士開會座談，大部分人認為，「條例」的起草者思想還不夠解放，對投資者懷有太多的戒備心理，深怕國門打開之後，外商來多了管不住。

於是，起草組又著手重新草擬。這個條例僅有2000多字，從起草到公布，卻在一年多里經歷了13次修改，可謂字斟句酌。

1980年4月15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通過《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

「特區條例」有無必要提請全國人大審議通過？兩派意見針鋒相對。反對者說：《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是廣東省的地方法規，要全國人大通過，無此先例。

吳南生的觀點是，「特區是中國的特區，不過是在廣東辦。如果這個條例沒有在全國人大通過，正式授權，是無法創辦的」。

「沒有法律可依，不但投資者不敢來，對我們這些『冒險家』來說，什麼工作都寸步難行，甚至殺了頭還找不到可以平反的根據。」他說。

「平反」這兩個字里，包含的是吳南生人生經歷背後凝聚的生存智慧。

吳南生1922年出在汕頭貧民家庭，父親是鐘錶修理工。大批潮汕移民遠渡重洋打工，返鄉時帶回豐富的異地文化。年幼的吳南生得以比其他同齡人更早接觸外界新鮮事物。這些經歷也為日後吳南生的作為埋下伏筆。

20世紀30年代，汕頭有「小上海」之稱。1935年，抗日救亡的「一二·九」運動傳到汕頭，吳南生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評蕭紅的〈生死場〉》，刊登在當地《星華日報》副刊上。

吳南生隨後又陸續發表不少進步文章，成了汕頭小有名氣的作家，也因此被當地共產黨組織關注。在他們帶領下，吳南生1936年參加華南人民抗日義勇軍，1937年8月就破格入黨。

這一年，他15歲。

日軍佔領汕頭、潮州等城區後。吳南生接受派遣，帶隊伍到潮州鳳凰山白水湖一帶的老區，重建革命根據地。「經常要走兩天的路，翻山越嶺。」吳南生回憶。

由於革命堅定，工作積極，1940年他便擔任潮（安）澄（海）饒（平）中心縣委常委，宣傳部長；1941年潮澄饒地區分成兩個縣委，吳南生獨自負責一個縣委的工作。

1944年秋，吳南生隨革命隊伍到延安學習。

當時，延安物資匱乏，生活艱苦，但大家情緒樂觀。吳南生從重慶帶了一個銅臉盆到延安——白天打水洗臉、擦身子，晚上太冷，就當便盆，到了周末，廣東老鄉聚會，又用它來煮東西吃。有鄰居說，哎呀，這是他拿來撒尿的！老鄉們笑著說，不怕，他的是童子尿。陝北人宰牛羊，只吃肉不吃內臟、頭、腳，吳南生等人就去拖來煮，吃得津津有味，把當地老鄉嚇了一跳。

1945年日本投降後，23歲的吳南生和新婚妻子許英遠赴東北工作。後來，他又隨部隊三進赤峰。

新中國成立後，他在南京街頭聽到廣播說，吳南生被任命為南昌市副市長，還以為是同名同姓的另外一個人。

後來，吳南生被調到廣東工作，歷任中共海南區黨委副書記、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書長等職，直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重衝擊。其間，他被抓帶關了５年，曾被打得耳膜破裂、滿身青紫。林彪事件發生後，他才得到「解放」，1972年的春節前夜才被允許回家。

十年浩劫結束後，他帶著時不我待的緊迫感，重新出山，最終成為廣東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主要倡導者、實踐者之一。

「主張改良，不主張翻天覆地的革命」

而全國人大常委會，也如吳南生等人所期望的，在1980年8月26日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為他們大膽突破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帶領經濟特區人民披荊斬棘，為經濟特區的創辦和發展保駕護航。

1979年中央50號文件。

有人說，特區建設創造了特區速度。有人說，特區幾乎是一夜之間，從一個南海小漁村拔地而起成為現代化的大都市。特區速度就像孫悟空的一個跟頭雲一樣，瞬間穿越了十萬八千里。

只有以「孫悟空」吳南生為首的特區建設和決策者，才真切知道特區速度是怎麼造就的。

「我是個積極主張改革的漢子，但我又是一個改良主義者，主張改良，不主張翻天覆地的革命。」若干年後，在公開發表的文章《豈有文章傾社稷？從來奸佞覆乾坤》中，吳南生這麼寫道。

從文中可見，當時為了搞特區，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他和同事們所體現出來的義無反顧的決心和魄力。

他們頂住壓力，排除干擾，在深圳特區走「引進外資、實行市場經濟為主」的發展道路，被視為是特區能夠辦成功的主要原因，也是特區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貢獻。

1979年到1981年，吳南生在深圳特區主持工作三年，為深圳特區發展掃清了障礙。1981年，吳南生不再兼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長，調回省委，但仍然分管特區工作，經常住在深圳，在省內的三個特區來回跑。

創辦特區之初，有人說，資本家送給吳南生一部汽車；有人說「吳南生的老婆拉了一汽車東西」。吳南生說，幸虧，「我在深圳工作時，我老婆一次沒有去過」。

「特區究竟辦得怎麼樣？小平要親自去看看。1984年春天，他到了深圳和珠海。看到經濟特區確實是辦起來了，確實是闖出一條路子來了，老人家很高興，為深圳、珠海題了字。」吳南生回憶。

鄧小平寫道：「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吳南生這才如釋重負。

1985年9月，吳南生從省委書記的崗位上退下來，轉到政協工作，才不再分管特區工作。

「一生有光，永遠有光」

吳南生的聲譽很高，不僅僅源自他是頂著「改革家」光環的高級幹部，也源自他是一位文化素養深厚的學人。

1979年初，他在籌建汕頭特區抓經濟的同時，還籌建了汕頭大學。

作家吳南生從1936年起，就在汕頭、廈門、香港、上海等地報刊發表過多篇小說、散文，上世紀50年代就是中國作協會員，出版過長篇報告文學《松柏長青》等著作；他還是潮劇編劇，主持並參加創作、整理《辭郎洲》等五十多部潮劇。

1977年9月，廣東省文聯召開省文藝創作會議。其時「四人幫」雖已倒台，但極左遺毒遠未肅清。會議最初兩天，照例由「文化官」宣讀文件，氣氛相當沉悶。第三天，省委書記吳南生從北京回來，早上的會議一開場，他即隆重宣布，請一大批作家、藝術家上主席台，坐在第一、二排，原先的「文化官」們則退到後面去。

頓時，會場掌聲雷動，久久不息。

會前，吳南生經省委同意，向中央打報告，要求恢復「文革」中被迫取消的所有的文藝學術團體。中宣部複電：「由省委考慮決定」。

吳南生接到批示後，當機立斷：平反！

第二天的大會上，他宣布：給所有文藝作品及文藝團體平反；恢復作家協會、美術家協會等各個協會，恢復廣東畫院和粵劇院、潮劇院、漢劇院、瓊劇院等……

會場再次沸騰，很多藝術家、老作家淚如泉湧，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晚年的吳南生，又漸漸恢復了一介書生的本色，題詩作畫成為最大的消遣，閑時會友品茶。一位採訪過他的媒體人介紹，滿頭銀髮的吳老依然精神矍鑠、思維敏銳，平緩的語調掩不住久經歷練而成的犀利話鋒，舉手投足間仍可見當年運籌帷幄的闖將風采。

吳南生在自己書畫展現場。

路人眼中的吳南生，雖身居高位，但平易近人，沒有架子。一次參觀作品展，他和一個老頭走累了，兩人乾脆坐到地上。觀眾來圍觀，吳南生說：「兩個老頑童！」全場哈哈大笑。

這個老頑童還是著名的書法家和收藏家，而且眼光獨到，興趣廣泛。

1955年，從海南島回到廣東省委工作後，吳南生周末經常到文德路的古玩市場走一走。「那時候，3塊5塊就可以買一件名人字畫。我記得，當時一幅張大千的山水畫才15塊錢。在北京，我還花10塊錢買到董其昌的作品，現在拍到起碼100萬元以上。」

「最初只是覺得那些東西丟掉了很可惜，所以我說是撿破爛。」吳南生說，自己介入收藏，沒有其他目的，只是因為喜歡。

退休後，吳南生將自己的收藏精品捐給廣東省博物館、汕頭博物館，還拍賣了一部分古畫籌集巨資，幫助廣東貧困山區的教育事業，修建希望學校。據不完全統計，他這些年捐贈、義拍的作品，市場估值早破億元。

「我已經老了，我要將手頭上這些與自己有緣的藏品，在晚年做出最好的『處理』。我不可能永遠佔有，也不可能留給我兒子，我不是那種人。」他說。

年過九旬的吳南生到中山大學分校區，攜夫人參觀學術展覽館及校園設施環境。現場，他揮毫寫下了八個字——「一生有光，永遠有光」。

（綜合《南方日報》《南方都市報》《特區人物誌》深圳卷，《炎黃春秋》等。）

運營編輯 / 周雙玲

校對 / 阿犁

運營統籌 / 迦沐梓

本文由騰訊穀雨計劃支持，鳳凰WEEKLY（公眾號ID：phoenixweekly）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