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才是中國式冷漠的根源

我們這一代人，大抵處於「失禮」的一代。

雖說「失禮」，但道德教育仍多少是看重的。例如小時候父母常教育我們，見到長輩要恭敬問候，吃飯碗內不能余留米粒，與同學相處更不許口吐髒話。幼童頑皮，常有逾越之舉，自然會遭家長呵斥。一次與二姐打鬧，氣急敗壞之下，脫口而出從同學處學到的三字經，二姐頓時大怒，立馬要告「御狀」，當時的我，心中只覺驚恐，似乎犯下了傷天害理的大錯，連忙求饒。事後父母如何處置我早忘記，但應不是什麼讓人血淚齊下的待遇。但直到今天，當時脫口而出時的不安心情仍舊難忘，大概是平日父母無時不在的「道德形式教育」已經深入骨髓，讓這句後來在市井之中隨處可聞的「三字經」讓我升起那麼大的恐懼。

初入小學，被老師教導，課前起立敬禮，路遇老師須問候，排隊回家，要與同學依次告別，雖然都算不上鄭重其事的禮節，但是這些簡樸形式也讓我們了解尊師重道，與人為善的道理。在記憶里，那時大概最有儀式性的就是每周例行的升旗，7、8歲的幼童，為了早日戴上那根「神秘」的紅領巾，在這樣的特殊場合也就自然特別的嚴肅認真，雖然我們根本不明白這樣的儀式意味著什麼，但是它卻構成了童年生活中「神聖禮儀」的一個重要片段。

向老師敬禮的學生。圖源網路

孩時的暑假，常被父母遣送回老家。鄉村生活大抵是野趣的，村夫村婦對人也多是熱情和善的，小孩子游泳、賽牛，乃至背著長輩偷抽煙，更是幼時自由放浪的美好回憶。可是，一到村中有婚喪大事，長輩上位，婦孺避席，氣氛頓然一變。那些和善的長輩們個個鄭重其事，磕頭、抬棺、呼喪。長大後才知道，原來，禮也未失之諸野。

在成長歲月里，政治的儀式始終伴隨，日常生活中的「禮」卻漸漸匿跡。市場經濟浪潮席捲，慢慢進入大都市學習、生活，滿目皆是陌生人，幼時人際之間溫潤簡樸的「禮」也就很難再感受到。而且當時的我，青春年少，滿腦子想的是不受約束和實現自我，漸漸的，卻發現自己不知如何與同事乃至陌生人相處，父母早年教導的投桃報李的禮節被鄙夷為小城裡的人間俗情，不足為用。但結果卻是，人在都市孤立的環境中開始自閉、自憐，日常之間，人與人之間相互迴避，神情冷漠，最後與他人隔絕出一道心靈的牆。

隨著同名熱劇熱播，「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成為人生指南之一

這三十年毫無疑問是中國人口流動的大時代，無數的年輕人湧入都市、城鎮，他們擺脫了熟悉的社會關係，被強行嵌入新的一個新的社會網路之中，這些初來的陌生人與舊有的社會結構之間，缺乏一套共享的「規則」（禮）去開啟新的關係。

於是，在電梯里，我們大多只會默默地按下自己的樓層，不會順口詢問他人而去舉手代勞；在商店裡，我們除了付款拿貨，與其他人更無其他的交流。因為缺乏「禮」的形式規約，我們看上去似乎都是自由而獨立的個體，但同時也失去了社會關係的連接感，因為「禮」的那種「造作性」往往會讓我們不得不去面對周圍的人事，雖然年輕人以此為負擔，但卻也會逼迫我們去找到與社會的融入點。

佛教里常講，人與人的相識要有「因緣」方成，而在一個充滿陌生人的現代社會裡，如果缺乏一套陌生人的交流規則，很可能會讓都市的人際關係逐漸碎片化。所以我們過去常說「禮」是封閉系統的人際交往規則，但是它同樣可以轉換為現代社會的一套「禮節」，而這種形式強制性其實就可以在陌生人之間創造出一種新的人際「因緣」，讓人產生一種彼此的連接感。

在日本旅遊，感受最深的其實是，作為一個異鄉人，你總能從對方的「禮節」中感受到一種溫情，有人或許很苛刻地認為，那不過是一種虛偽的形式而已，但它多少能給對方營造出一種「獨在異鄉不為客」的氣氛。請相信，在人情冷暖上，人類總是會渴望得到他人善意的。

可是在國內，我們看上去享受了人際關係的自由，但是同時也收穫了彼此的冷漠，在醫院、便利店、賓館，我們一次次地埋怨對方為何如此的沒有禮貌，以至於我們似乎要用高昂的服務價格去享受特殊「禮遇」，而忘記了，當「禮」是用價格去衡量時，它其實變得更加的虛偽，只有當它平等施予每個個體時，它反而會顯現出其真誠的一面。

缺乏陌生人之間的「禮」，也就喪失了人際的連接感，所以國人看上去似乎越來越缺乏公德心。因為，當我們與他人的關係疏離之後，我們就自然會落入自顧即可，何必顧他的邏輯。所以在今日的媒體上，少年幫忙清洗地鐵地板也能成為熱門新聞，撿拾失物還給失主能得到多方的讚美。而這些，只不過是正常文明社會基本的道德標準而已。

因此，中國人的冷漠，本質上不是道德感的完全喪失，而更來自於人情連接感的失落。我們找不到與陌生人的關係定位，也就無法在見面時溫情地道一句：「早上好啊。」因為對方可能會因此感到錯愕，這溢出了人際關係禮節的約定。

而沒有「禮」，我們很容易成為一座孤島。

關軍先生在《揭開日本人的「道德」面具》一文中說到他對日本禮儀的看法：

「人處於現代生活中，要享受它的便捷舒適，就要忍受它對你的規訓，沒什麼好說的。不過，最好這種忍受很適量，剛好能維持社會的運轉。在日本，我總覺得「禮」大大超出了它實際的意義，而且嚴重地形式大於內容。同樣道理，顧及他人的感受，這是人類社會化發展的道德準則，但發展得過了頭，顧及就完全程式化了，請問，誰來顧及那個處處唯唯諾諾的靈魂的自我感受？」

這一段文章的核心主旨大概是，日本社會裡的「禮」過度複雜，以至於人性被壓抑，內心既不真誠，重心全在形式，何苦來哉？

日本電影《如父如子》中，坐姿規矩的一家人

記得某年在橫濱一家商場購物，結算完畢之後，習慣性地要直接拎包離開，但櫃檯小姐遲遲不肯轉交，讓我感覺困惑。但此前多少有一些日本旅行購物的經驗，對日人的禮數有所領教，遂徑直走出商店，只見櫃檯小姐移步緊隨，在門口鄭重其事地將貨物遞給我們，彎腰行禮告別。行出幾步，剛受到「過度禮節震撼教育」的我忍不住回頭張望一下，只見她仍然笑容可掬地站在商店門口行注目禮。直到今日，仍然對這位橫濱的高橋小姐記憶深刻。

如今讀了關先生的文章，不禁啟發了我，真想時光倒流，當面詢問一下高橋小姐:你的內心究竟如何作想？每日這般的重複，是否已經麻木？難道不讓你心生厭煩嗎？你真的喜歡這種「唯唯諾諾」的生活嗎？

這種重視內心是否「真誠」的說法，的確是中國人的慣常心理。但是日本江戶時期的大儒荻生徂徠卻認為：光靠內在的良知和教育是不能保證道德的，因此需要繁縟的禮節去保護社會公德。因此，公德的建立是依靠訓練，而不是所謂單純的內在養成。在這個方面，他站在了朱子學與陽明學的對面。

日本江戶時期的大儒荻生徂徠

如果考慮到荻生徂徠受荀子影響頗深的因素，這番論調還真讓我們看出日本社會中的「禮」的某些強制性是其來有自。不過中國人那種全憑己意的道德認知與實踐，卻往往最後在破碎的社會關係網路里步步退縮，最終陷入要麼道德成聖，要麼自欺欺人的極端兩難。因此，現在每一次看到網路上那麼鋪天蓋地的去讚美英雄事迹時，其實捫心自問，我等凡人，在彼時彼刻，會不會多是葉公好龍者。何以故？無強制性的「禮」的訓練和共識，實踐道德最終是一項非常高風險的聖人行為，因為你不能期待他人會施以援手。

從這個角度來看，荻生徂徠的見地不可謂不高明。

所以，關軍先生對於日本社會中的道德問題，或許只看到其一，而未見其更深層的邏輯所在。中國人的思維因受佛教與儒家心性論的影響，更多偏於一種內省自律的道德觀念，因而對「規約」的強制性與束縛則多持類似禪宗「掃蕩一切」的傾向。既然內心無愧，自我心證，何求於外來證明一己德行？如此，私德與公德的阻隔便被打破，只要內心無愧，便足以心安。

但這等看似簡易的標準，在複雜社會的運作中，缺乏形式的規約與保障，最終要麼成為「真君子」，要麼只能為「真小人」，「虛偽」在這個光譜里無任何立足之處。但是，道德的實踐真的是如此非黑即白嗎？一個公德及格的日本人，很可能在私德上有種種缺陷，但這並不足以說明「禮」的缺陷，反而證明了「禮」之必要，因為他界定了公共秩序的道德閾值。

去年冬天，在奧飛驒的溫泉旅館小住兩日，整日看窗外白雪皚皚。抽出一天去登奧穗高岳。時初降暴雪，登山者寥寥，我們進入接待大廳，剛剛轉過牆角，準備搭乘纜車，突然看到轉彎處立有一位年輕女性，看裝扮，應是操作纜車的工作人員。可能是因為長時間無人前來，看上去似乎神思恍惚，心不在焉。見到我們，馬上緩過神來，深深鞠躬，引領我們登上纜車。

一路上，她並無多話，只是按照慣例播報沿途景色，聽得出來，那是長期職業訓練的結果。聲音雖然婉轉，但似乎也沒有更多的情感注入，不像在我們在東京、福岡遇到的售貨小姐，個個眼波流轉，聲情並茂，直擊心扉。但就算是這麼一段相對無言，禮數「敷衍」的旅途，我也感覺十分溫馨。雖然她的「禮數」看上去並不投入，但我卻非常能理解在此暴雪日獨守職責的那份冷清和寥落。

可能她有百般無奈，乃至對我們這兩位「不合時宜」的乘客內心有些微詞，但是卻因職業倫理的要求而強制性的實踐這一番「禮數」，但是她卻實實在在地維護著社會公德，也就是在任何時候，放下一些自我，而成為他人的倚靠。

強調內心道德的真實性，不願作「唯唯諾諾的靈魂」，一方面可能導致完全放棄道德的實踐，因為此時的內心「選擇自由」可能因道德實踐成本高昂而選擇逃避，也可能會一己的道德良知彰顯而成就一位道德聖徒。因為強調內心，其實就將私人領域的道德通過良知的自我確認直接轉換到社會公德層面。所以在國人的心目中，私德和公德往往很難區分。但是這帶來的結果就是，在今天的中國社會裡，人們的道德感是知行斷裂的，要麼就是超級英雄，要麼就是鍵盤俠。

行文寫到這裡，突然門外傳來一陣驚天動地的敲門聲，我恍惚間對著門外大聲喊道：「輕一點！」 開門一看，原來是送EMS的大叔，壓抑住心中的波濤洶湧，接過快遞時，仍不由自主地說了一聲「謝謝」。

說「謝謝」，其實是身體的自然反應，和當時的內心情緒大概並不對應，但是身體的習慣讓我在這樣的場景會自然地以「禮」應對。此時的我是否不該壓抑自己那顆「唯唯諾諾的靈魂」？還是可以放飛自我，和那位快遞員懟回去？

或許，在社會公德層面，「禮」是一種形式的自律和訓練，讓我們的心魔不至於隨心情動蕩而輕易示現。接過快遞，深刻反省自己，所幸平常有「禮」的自我訓練，而沒有在此電光火石之間讓自己的內心展現出它的暴虐。

所以，「禮」不僅僅是等級秩序的展現，而且有社會公德的訓練功能，更有在陌生社會中強制性地互相連接和相互尊重的作用，而這些都是轉型中國社會中最為缺乏的公共規範。尤其是當政治性的禮儀越來越局限在少數領域時，社會層面的「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以至於，我們要花很大的力氣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社會關係網路，而這往往又是容易破碎的。因此，陌生人之間難建互信，熟人之間則過於隨意，如此的兩極化如果不是身處其中，還真覺得中國人的內心足夠「變態」了。

不過，禮往往會仍然以星火的方式存於野。這兩天正好網路上一則新聞非常熱，一位福建莆田的司機在人行道前看見一位老人穿越馬路，便提前減速，好讓這位老人順利通過。這位老人見此情況，向司機脫帽致意，全然一派古風，令人感動。

新聞圖片：司機斑馬線禮讓過馬路老人，老人脫帽鞠躬致謝

在今天這個越來越強調個性與自由的時代，大家都過度的關注「自我」的感受，就算心存善意，也似乎越來越羞於表達，這種行善的「尷尬」與「不自然」，正是我們越來越不熟悉「禮」的原因。見面點頭，互致問候，看上去似乎有些冗餘，但是這卻讓我們慢慢地習慣以「身體語言」表達對他人的善意與尊重，就算我們內心當時不是如此作想，那又何妨呢？

所以，當我們去觀察鄰國的禮儀時，我們往往喜歡看到它的繁縟與等級秩序，而看不到它所發揮的作用是何其深遠。尤其是現代日本社會中的「禮」也已經順應時代而有許多的改變，傳統精英性格的「禮節」也在削弱，也大有年輕人不滿所謂的「唯唯諾諾的靈魂」，試圖打破這背後的權力關係。但就算是以挑戰上司而獲得追捧的日劇——《半澤直樹》，裡面照樣充滿著各種誇張的「禮節」——跪拜與鞠躬。

挑戰等級秩序卻也要依靠「禮」去展現，這大概更能證明在日本社會中，「禮」是何其的根深蒂固。

日劇《半澤直樹》劇照

當然，很多人會延續五四以來對於「禮教」的批判，認為明清以來的「禮教」實為吃人之教。這個問題涉及歷史的分析，此處不能贅述，但可以指出的是，明代的禮教其實較為開放，著名的明人謝肇淛的筆記《五雜俎》里就記載，明代婦人再嫁「無禁焉」，通姦之人也只是「罪止於杖」而已。清代「禮教」大興，甚至惹得大儒戴震都要為「情慾」一番正名，足以說明清代禮教才是始作俑者，其因何在？史家當可深思。因此，五四所批判的「禮教殺人說」實有翻盤論斷的必要。

在這三十年，我們聽到過太多追求「自由」的呼籲，誠然令人鼓舞，但是在這背後，卻往往忽視了社會層面對於秩序的渴求，但是權利自由的稀缺卻讓我們對於任何帶有強迫性的規範都有一種警惕。所以在我們內心深處，會對一切的形式規範都有某種天然的懷疑與不滿，最終只能退縮到自我的內心深處，只求內心的道德良知自證，而不再指望任何政治、社會層面的儀式與規範，甚至覺得後者本身就帶有壓抑自由的「原罪」，而「禮」也自然成為了其中的替罪羊之一。

這或許就是今天中國道德危機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