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一生功過誰人知 | 今日值得花時間

袁崇煥：一生功過誰人知

文/張銳強

不務正業

萬曆四十六年是公元1618年。無論對於日暮途窮的大明帝國，還是蒸蒸日上的考生袁崇煥，它都是個極其吃緊極度忙活的年份。

當時擺在袁崇煥跟前的頭等大事，便是趕赴省城參加當年的鄉試。在此之前，該考生的科舉之路遠非一帆風順。他曾經寫過一首題為《落第》的五律，前面四句是：

遇主人多易，逢時我獨難。八千憐客路，三十尚儒冠。

浩嘆生不逢時，而立之年還空戴儒冠。

相對於袁崇煥，大明帝國需要忙活的事情更多，重中之重則是調集人馬籌措糧餉，準備對遼東用兵。因為建州女真的首領努爾哈赤，以「殺我父祖」等「七大恨」為由，當年四月十三正式起兵，向昔日的宗主國叫板，接連攻陷撫順（今遼寧撫順）和清河（今遼寧本溪東北），明軍總兵張承蔭當場陣亡。

消息傳出，「舉朝震駭」。就連立志學習魯班的萬曆帝，也深感「遼左覆軍隕將，虜勢益張，邊事十分危急」，立即派楊鎬為遼東經略，前往瀋陽組織剿滅。由於遼東明軍武備鬆弛，士氣頹靡，「累年以來，不修兵具，朽戟鈍戈，緩急不足為用，金鼓幾於絕響，偶令之截殺，股慄腕戰，面孔殊無生色」，政府只得「以傾國之兵，雲集遼瀋，又招合朝鮮、葉赫」。然而徵調來的湖廣川陝兵，情形也基本差不多，許多人「伏地哀號」，「不願出關」，甚至將領也「哭而求調」。

有錢男子漢，無錢漢子難。人頭湊齊，糧餉也得夠。當時的大明王朝早已是入不敷出，捉襟見肘，朝廷只得專門成立遼東餉司，下令全國田土除貴州以外，每畝均加征三厘五毫銀子，預計可得兩百萬兩，由各地庫房動用現存款項，解往餉司，以後徵得墊補。

當年秋天，明政府和袁崇煥所忙活的事情，全部達到預期目的：大批明軍趕到遼東，號稱四十七萬，實際有差不多十一萬；袁崇煥科場得意，順利中舉。於是接下來的萬曆四十七年，就成了決定國家和個人命運的關鍵一年，而且都在春天：會試在春天於禮部貢院舉行，所謂「春闈」。假如順利，袁崇煥將成為進士，繼續參加最高級別的殿試，從而決定自己出仕的起點高低；明朝的命運其實未必非要在春天決定，但當時的內閣只有大學士方從哲一人。作為眾矢之的，他孤獨地承受著莫大的壓力，近乎崩潰，因此儘管士氣低落、出兵條件並不成熟，他還是一再催促楊鎬動手。

當年二月二十九，楊鎬兵分四路，分進合擊，結果四位總兵戰死兩員，其中剩下的一個，後來也因此而自殺，他就是遼東名將李成梁的兒子李如柏。國家完敗，自是不幸，不幸中的萬幸是個人完勝：祖籍廣東東莞、出生於廣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縣北門街的考生袁崇煥，蟾宮折桂高中進士，殿試列為三甲第四十名。

那一年袁崇煥三十五歲。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這個年齡拿現在看未免太老，因為官員也要吃青春飯；可在當時，還算差強人意。

一般而言，一甲進士直接授予翰林院編修，二三甲進士考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殿試排名並不靠前的袁崇煥，考選結果也不突出，因此未能留在中央，被授予福建邵武（今福建邵武市）知縣。邵武位於閩西北、武夷山南麓，瀕臨閩江支流富屯溪，號稱「八閩屏障」，即便今天也屬福建的經濟相對薄弱區域。而翰林院庶吉士雖然也是秩微俸薄，按照時下的觀點看沒有實權，灰色收入少，但終究在天子腳下，比邵武知縣顯然要尊貴許多。

然而這對袁崇煥而言根本不成問題。他的志向遠非不痛不癢的地方官，按部就班地升遷。他身在邵武，心在遼東。主持縣裡的童子試時，他 「日呼一老兵習遼事者，與之談兵，絕不閱卷」。此舉涉嫌不務正業，但沒有證據表明縣長耽誤過莘莘學子的終身，所以反倒成為美談。他這樣沉醉軍事，結果還真找到了同道。後來在寧遠之戰中炮擊敵軍，一發命中「殲虜數百」的羅立乃是「閩卒」，當是他此間的知音。

袁崇煥在邵武期間的官聲，跟他題寫的「聚奎塔」匾額一樣出眾。這三字是他唯一可信的手跡，陰文顏體行楷，頗見功力；《邵武府志》則說他「明決有膽略，盡心民事，冤抑無不伸。」不知是否因為後來的經歷，《邵武府志》中的袁崇煥近乎俠客，幾能飛檐走壁：「嘗出救火，著靴上牆屋，如履平地」。

袁崇煥爬牆能否「如履平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邵武府志》對他性格的刻畫十分精準：「明決有膽略」。最終就是這五個字，決定了他的悲劇命運。

單騎閱塞

三年任職期滿，袁崇煥奉命進京朝覲，接受政績考核。東林黨人、御史候恂上疏建言：「見在朝覲邵武縣知縣袁崇煥，英風偉略，不妨破格留用。」候恂知名度不甚高，但其準兒媳李香君，可謂光耀千古。候恂一生推薦過的官員無數，最著名的當屬這兩位：先是袁崇煥，後有左良玉。

袁崇煥因此得以出任兵部職方司主事。兵部下屬四司，職方司主管判斷軍事形勢，擬定軍事計劃，以及地圖測繪，類似今天的總參。袁崇煥之所以進入該部門，固有人盡其才的考慮，也與當時遼東的嚴峻形勢不無關係：短短三年，開原、鐵嶺、遼陽、瀋陽、廣寧等戰略要點相繼失陷，總兵這樣的高級將領先後折損十四員，方面大員、經略袁應泰自殺。邊情吃緊，兵部自然要「加強領導」。

當時廣寧剛剛失守，熊廷弼和王化貞倉皇逃入關內，山海關已成最後防線。新任遼東經略王再晉認為，遼東局勢已經無法挽回，建議收縮防線，退保山海關，廷議時引起激烈的爭執。都說山海關山海關，究竟那裡地形地貌如何，是否適合防禦，或者應該如何防禦，袁崇煥心裡沒譜。關鍵時刻，他證實了《邵武府志》對其「明決有膽略」的性格描述，在談到遼事人人縮首的背景下，上演了單騎閱塞的好戲。

明代官員跟唐朝差不多，除了節假日，每十天休一次假，所謂旬休，其餘時間都要上班。可忽然有一天，兵部新任袁主事神秘蒸發，一連幾天沒去坐班。無辜曠工連續多日，任何時候都不能容忍，部里趕緊派人上門尋找，但他家人竟然也毫不知情。袁主事究竟何在？在山海關實地查看形勢。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幾天之後他重新出現在朝堂，談起戰守便能滔滔不絕，並且誇下海口：「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

這句豪言壯語，隨即將袁崇煥推上風口浪尖。按照道理，他不過是個小小的六品主事，上面有部門領導員外郎和郎中，更有兵部首長侍郎和尚書，哪裡用得著他出頭？可在他的性格辭典中，從來沒有退縮與迴避這樣的詞條。他有的是主意，不懼刀山火海。

人氣低迷，朝臣膽寒；此言一出，四座皆驚。袁崇煥再度遭遇火箭提拔，本官升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差遣是到山海關當監軍。職方司主事不必決斷，而監軍儘管只是監察官而非指揮官，但畢竟已經離開朝堂，身處前線，關鍵時刻需要自己拿主意。

前任遼東經略熊廷弼革職聽勘，正在京等候處理。袁崇煥履新之前，特意前去拜訪，尋計問策。熊廷弼的遼東策略「堅守漸逼」可謂英明，惜乎他本人「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為人下」，而擁有重兵的巡撫王化貞則「呆而愎，素不習兵，輕視大敵，好謾語，」兩人性格不合策略也不合，離心離德，不敗才怪。

一個是新官上任，急於施展，內心火熱；一個是敗軍之將，生死未卜，感慨萬千。對於袁崇煥的躊躇滿志，深知遼東三味熊廷弼自然不會簡單苟同。他面試一般詢問袁崇煥「操何策以往」，袁崇煥胸有成竹地對道：「主守而後戰」。

這個策略類似「堅守漸逼」，也是袁崇煥戰略思想的核心。此後他的種種罪名，都與之密切相關。

袁崇煥首先移駐山海關外的中前所（今遼寧省綏中縣前所鎮），監參將周守廉、游擊左鋪，經理前屯衛（今綏中前屯）事務。沒過多久，便有駐守北山的湖廣士兵潰逃。這種局面難不倒袁崇煥。他快刀斬亂麻，咔咔嚓嚓幾顆人頭落地，秩序隨即恢復。當年六月，王在晉又命令袁崇煥前往前屯，安置流亡的遼民。命令傳來時，應該已經是下午。按理這並非救兵如救火的緊急任務，早一天晚一天都沒關係，但袁崇煥還是一夜都不願意等。他內心燃燒著火一般的激情，勤於王事而刻不容緩，接到命令便連夜開拔，穿越荊棘遍地虎豹出沒的山嶺，四鼓入城。消息傳出，「將士莫不壯其膽」。

營築寧遠

《明史本傳》稱袁崇煥以「邊才自許」，這大約也算是文人的基本傳統。正如陸遊所謂的「塞上長城空自許」。然而內心激情澎湃、渴望建功立業的袁崇煥，很快就與頂頭上司王在晉發生了矛盾。

王在晉雖然命令袁崇煥前出前屯，但他對遼東的基本判斷並未改變，那就是遼東已無恢復可能，只能以山海關作為防禦重心。

激情似火的袁崇煥聞聽只是搖頭。丟疆棄地，不圖恢復，豈是臣子本分？他「薄在晉無遠略，不盡遵其令」，此時更是不惜公開矛盾，直接上書首輔葉向高，陳述己見，絲毫不顧及長官的面子。

至少從形式上看，明朝官場的言路還是暢通的。朝廷並未因為袁崇煥是下級而將「舉報信」轉交王在晉處理。事關國防大計，內閣又不清楚實際情況，無法決定，帝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自請行邊，前往實地查看，決定取捨。他召集大家一同商議，袁崇煥主張築寧遠（今遼寧興城），閻明泰主張守覺華島（今菊花島）。最終由孫承宗拍板，營築寧遠，與覺華島彼此犄角互相支援。山海關的死角，他也沒有忽視，「並夾城之役，修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則從望海台出芝麻灣，三面環海，安大炮為橫擊。陸則三道關之石城，可頓萬人，開突門力夜擊。北水關外，有峻岭築號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

王在晉還是不肯低頭。他敏銳地察覺到了覺華島跟山海關一樣，也存在先天不足：遼東大寒，冬季冰封，覺華島難免後金騎兵的威脅，島上水師也無法直接增援寧遠，因為水師登陸，猶如旱鴨子下水，陸戰毫無優勢可言不說，還需要氣象條件配合，如果風向不對，能否登岸都是問題。

局勢的演變證明，王在晉的擔憂都是遠見。當然，這並不能簡單證明孫承宗和袁崇煥主張的錯誤。看看《中國歷史地圖集》就會明白，寧遠一城對於控制遼西走廊有多麼重要的意義。欲守關門，必固遼西；欲復遼東，必固遼西，這個策略本身沒有任何問題。

不換腦筋就換人。孫承宗自請督師，王在晉調任南京兵部尚書，實際上是被掛了起來；袁崇煥升任永平道。按照慣例，總督下設一個或數個巡撫，巡撫以下也可以設一個或多個道員，由督撫與道員統御武將。

陞官後的袁崇煥險些捅了簍子。根由么很簡單，還是因為他過於「明決」。當時將軍吃空餉十分普遍，已成流弊。袁崇煥奉命核實人數時，太過自信，一言不合，「立斬一校」，幾乎引起全營士兵嘩變。孫承宗聞聽大怒，質問道：「監軍可專殺耶？」袁崇煥無話可說，只得低頭謝罪。

負責修築寧遠的武將祖大壽懷疑政策的持久性，敷衍塞責，應付了事，城池的形制規模都達不到設計要求。袁崇煥很不滿意，於是便量化任務，明文規定城牆的高度與厚度，天啟四年（公元1624），堅強堡壘寧遠最終誕生。孫承宗隨即上疏朝廷，聲稱「寧遠可戰可守」，「願用崇煥指殫力瘁心以急公」，不願用「腰纏十萬之逋臣，閉門頌經之孱膽」。

孫承宗器重袁崇煥是可以想見的。但久經宦海的他，並未忽視袁崇煥性格上的缺陷。他在奏疏中這樣說道：「臣非謂袁崇煥輩之慷慨，而不疑其喜事也。蓋再三駁其議以盡其任事之心」。慷慨激昂像枚硬幣，同時具有正反兩面。孫承宗敏銳地發覺了袁崇煥慷慨背後的弱點，那就是有「多事」的傾向。為了歷練他，重用歸重用，對其不成熟的意見，還是要再三反駁。有趣的是，王在晉也有類似看法。只是孫承宗筆下的「多事」，在王在晉看來是「輕進」：「職未嘗不壯其氣，而深虞其輕進也。」

柳河之敗

自從天啟二年八月孫承宗督師以來，遼東局勢平靜了三年多。在此期間，孫承宗整頓軍隊，修築城堡，並沒閑著，成績其實是有的，但在中央坐辦公室的官員看來，這些成績相對於十四萬軍隊和每年六百萬兩的軍費，實在是微不足道。

明朝的國家財力，遠遠不如四個世紀以前的宋代。稅率過低的結果是國家收入不足，很多服務無法提供，從而導致部分國家職能的喪失。預算不足至少會產生兩個嚴重後果，首先是造成大量的預算外徵收，而這些徵收缺乏有效的審核，浪費難免；其次則是官員的大面積腐敗。

到天啟乃至後面的崇禎年間，問題早已積重難返。政府總是羅鍋子上山——錢（前）緊。因此經常有人彈劾總兵馬世龍冒餉。天啟五年（公元1625）六月，負責監察兵部的兵科給事中李魯生，還上奏指責孫承宗勞師糜餉：「今以十四萬之眾，歲費六百萬，雖言唯敵是求，其實百事不辦，戰固未能，守亦羞稱……」

長期的輿論壓力，便是耀州戰役的發起背景。

在中國陶瓷歷史上，「耀州」二字分量頗重，但彼耀州在陝西，此耀州屬遼東，而且並非行政區划上的「州」，只是個驛，從《中國歷史地圖集》上看，故址大約在今天的遼寧大石橋市，位於三岔河東岸，是後金的前哨。此前馬世龍得到一份情報，聲稱後金「四王子」駐紮於此，兵不滿三百。若明軍出擊，城內難民可為內應。這份情報真假莫辨，但被馬世龍當做了挽回榮譽的稻草。

然而大戰之前，明軍卻屢屢嘩變鬧餉，成群結隊，毆打隊將，甚至一度包圍袁崇煥的府衙。士兵的馬料銀子確實有幾分短缺，但所謂拖欠工資三個月的說法，完全是無中生有。既然如此，他們為何如此反應過激呢？鬧餉是虛，避戰是實。當時的明軍，人心士氣就是如此低落。

孫承宗和馬世龍的決心並未因此動搖。孫承宗的司令部應該在山海關，但他卻拖著病體前出右屯，顯示對這場戰事極度重視。

馬世龍不知道跟民國末年著名的「西北五馬」有無關係，但他世襲武職，確實是寧夏衛（今寧夏銀川）人，回族。在明軍中算是比較能打的將軍。天啟五年（公元1625）八月，他命令副總兵魯之甲和參將李承先率軍東渡，攻打耀州；覺華島游擊金冠派水師接應。然而事不湊巧，因為風向氣候等原因，海軍沒能在指定時間到達，魯、李二人措手不及，只得找漁船渡河。人多船少而且小，結果來來回回拖了整整四晝夜，完全失去戰術突然性，後金軍隊早已張網以待；等明軍一過河，他們摸黑髮起突襲，搶佔了先手。

此役明軍計划出動四個營七千人，內有車炮一營、鐵騎一營，水師二營。儘管水師沒能按期到達，先期渡河的只是部分人馬，但兵力依然佔優。只是沒有士氣的軍隊不再是軍隊，只是一群迷途的羔羊；明軍前鋒遭遇突襲，稍觸即潰，後續人馬也望風而逃，最終兩員主將陣亡，戰損士兵四百名、鐵甲七百副、戰馬六百匹。這就是所謂的「柳河之敗」。因為這個原因，孫承宗和馬世龍先後離開了遼東。已經升任寧前道的袁崇煥，頂頭上司換成了高第。

血戰寧遠

自廣寧慘敗以來，大凌河三岔河一線成為明朝與後金之間事實上的緩衝區。倉促進行的耀州戰役，打破了三年的平靜。天啟六年（公元1626）正月十四，似乎是對耀州戰役的報復，努爾哈赤再度統兵西渡遼河。

高第是頭一年十月接任的遼東經略。對於孫承宗、袁崇煥的大縱深推進戰略，高第內心並不贊同。因此他上任伊始，便上疏建議：「由此以東如錦州城大而朽壞，松山、杏山、右屯城小而低薄，皆前鋒游哨之地。夏秋無事防護屯種，入冬遇大敵則歸併寧遠以便保守。」建議以寧遠為防禦節點，冬季遼河結冰，後金騎兵暢通無阻，遇到攻擊便合兵退保寧遠。

但這個意見並未得到將士們的一致贊同。督屯通判金啟倧上書袁崇煥，強烈反對：「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復播遷，已得之封疆再淪沒，關內外堪幾次退守耶！」袁崇煥當然也不會同意。要知道這三個地方都是他一再建議，孫承宗才同意恢復的。好不容易站穩腳跟，怎能輕易放棄？因此他也據理力爭：「兵法有進無退。三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

袁崇煥的態度非常堅決：「我為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必不去。」

努爾哈赤大軍號稱三十萬，當然是虛數，三分之一都未必有。而明軍前線兵力呢？「大明兵右屯衛一千，大凌河五百，錦州三千，以外人民，隨處而居。」數量弱，質量更弱。右屯守將周守廉無心作戰，率眾而逃，「錦州游擊蕭聖、中軍張賢、都司呂忠、松山參將左輔、中軍毛鳳翼，並大凌河、小凌河、杏山、連山、塔山七城軍民大懼，焚房谷而走。」

逃跑是後金方面的說法。袁崇煥自稱是「先行撤入」。寧前道就是寧前的總指揮，錦州松山等地，都該受他節制。他後來奏報，事先下過撤軍命令。逃跑也好，撤退也罷，方正城池已經落入敵手，連帶軍糧。金啟倧身為通判，主要職責是「核兵馬錢糧，督城工，理軍民詞訟」。掌管軍糧是他的分內職責。他不同意撤三城，右屯的三十萬石軍糧也就沒有處理。如今強敵來犯，既無力帶走，又來不及焚燒，白白讓努爾哈赤揀了個錢包。

面對作戰地圖，袁崇煥想必面色冷峻。他腳下的寧遠，如今已成汪洋大海中的孤城，旁邊只有孤零零的覺華島，尚未插上敵軍的旗幟。當此情形，膽寒是可以理解的，但那豈是袁崇煥的脾氣。單騎閱塞、夜穿山嶺，在他絕非一時衝動。他率領總兵滿桂、參將祖大壽、守備何可綱，聚集將士，整頓部伍，立誓死守：命令中左所都司陳兆闌以及都司徐敷奏率兵入城，左輔、朱梅作為外援，同時通知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關守將楊麟，一旦發現寧遠潰兵，不必多說，殺無赦斬立決。

二十三日，努爾哈赤大軍抵達寧遠。別處全都望風而逃，惟獨寧遠敢戰，努爾哈赤可不信這個邪。他虛張聲勢，威脅袁崇煥投降，但袁崇煥的回答擲地有聲：「吾修治寧遠決守以死，豈肯降耳。」

努爾哈赤隨即揮師攻城。此時他們的騎兵優勢已成劣勢，因為沒有一匹馬能跳上城頭。袁崇煥早有準備，指揮士兵，以火炮弓箭猛烈還擊，戰況空前激烈。「閩卒」羅立點燃西洋大炮，不斷轟擊敵軍。火炮頻發，炮管溫度太高，發生自燃，金啟倧壯烈捐軀。通判的級別不高，但在當時的寧遠城，也算是高級將領。火炮自燃爆炸，通判當場陣亡，可見當時的戰況之激烈。

努爾哈赤連攻兩天，終究未能如願。他想挖袁崇煥的牆腳，但天寒地凍，城堅不墮；無奈之下，只得分兵進攻覺華島。為防止寧遠守軍出援，他們連扎七營，隔斷彼此聯繫。島上兵力薄弱，雖然已經鑿開冰層，以溝為壕，但「新雪頻飛，凍口複合」，再度變成坦途。士兵們卧雪刨冰，手指都凍掉了，到底也沒能戰勝氣候。後金騎兵風捲殘雲，馳上島嶼，島上七千守軍幾乎全部陣亡，七千多商民也被殺死。八萬多石軍糧，兩千多條戰船，全部被燒毀。主將金冠死後，又被開棺割屍。

明朝的統計數據，寧遠城下斃敵一萬七千，接近《明史》的記載。但《滿文老檔》中的後金傷亡紀錄，卻只有五百多人：「二日攻城，共折游擊二員、備御二員、兵五百。」袁崇煥最初上報的戰果，也只有「奴夷首級二百六十九顆活夷一名降夷十七名」。一萬七也好，五百也好，總體而言，明軍丟糧失島，當初堅持的三城也全部淪陷，損失慘重。如果錦右和覺華島水師能按照高第的命令，預先合併到寧遠，或可避免。不過損失再大，也無法抹殺寧遠之役的意義。袁崇煥獨守孤城，巋然不動，終究是個極其寶貴的亮點。就像普通人跟泰森斗拳，打滿所有回合而沒有倒下。努爾哈赤也不得不承認：「自二十五歲起兵以來，征討諸處，戰無不捷，攻無不克，惟寧遠一城不下」。因為這個原因，戰後高第和楊麟承擔了總體失敗的責任，以增援不力而雙雙落職，袁崇煥則因為獨守孤城的戰功，升任寧遠巡撫、加兵部右侍郎。

明軍的火器裝備率據稱超過七成，但可靠性小有問題。戚繼光就曾報稱，經常發生爆炸事故。就在袁崇煥血戰寧遠的當年五月初六上午，位於京師西南隅的兵工廠王恭廠，也發生了離奇的爆炸事件，造成半徑750米、面積達2.25平方公里的寬闊爆炸範圍，以及兩萬多人的巨大死傷。據估算爆炸威力相當於一萬至兩萬噸當量的黃色炸藥（TNT）。巨大的聲響傳播百里，天色昏黑如夜，屋宇動蕩，並有靈芝狀煙雲升起。單純的火藥爆炸，似乎無此能量，疑似強烈地震、龍捲風、隕石、甚至超自然力量的作祟。不僅如此，死傷者的衣服都被捲去，因而全身赤裸、一絲不掛，也越發增添了神秘色彩。

丁卯之役

寧遠大戰八個月後，努爾哈赤病死。朝鮮史書記載，努爾哈赤之死，源於寧遠之戰受了炮傷。此說只是孤證，缺乏鐵證，是後人一點點地滾大的雪球。當時的袁崇煥，不但不知道曾經炮傷努爾哈赤，甚至連他八個月後死去的消息，起初都不敢相信。當然，是否炮傷努爾哈赤，都不影響堅守寧遠的意義。

孫承宗想要歷練培養袁崇煥，如果從習慣官場潛規則的角度講，袁崇煥差不多已經歷練成熟。因為天啟七年，也就是寧錦大捷之前，他做了一件很為正統知識分子所不齒的事情：奏請為魏忠賢建立生祠。

此舉當然是迫不得已。

天啟四年，東林黨人、左副都御使楊漣上表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閹黨與東林黨的鬥爭進入白熱化。君子與小人斗，結果從來都一樣，毫無懸念。東林黨人全面垮台，首輔葉向高去職。御史出身的崔呈秀將東林黨人編成《同志諸錄》，非東林黨人編成《天鑒錄》，方便那個偽男人隨時出手。從那以後，閹黨氣焰日益囂張，全國各地紛紛上書，要求給魏太監建立生祠。

為了辦成事，有時需要付出點代價。這是官場的遊戲規則。袁崇煥承認這個規則的存在，但孫承宗不。他始終沒有隨聲附和。這一點，也預示著兩人最終的不同結局。

無論如何，袁崇煥不像岳飛的剛直不阿，也不是楊漣、左光斗那樣的君子。只是君子的名聲雖然好聽，身處官場卻往往不能成事。他們可以立德立言，但立功的概率很低。袁崇煥的志向，他自己說得很清楚：策杖只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為封侯。他是要立功的，要為朝廷效力，所以事到臨頭，他也只能彎彎腰。可以肯定，他做出這樣的選擇不需要深思熟慮。那絕非他的性格。

英雄做事無他，只堅韌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幾，正瘡痍滿目，半哭蒼生半哭君。

這是楊度為孫中山先生寫的輓聯。「只堅韌一心」云云，也可以移植到袁崇煥身上。他建議修復的錦右一帶再度淪陷，已經升任巡撫、要承擔更大職責的他，豈能心甘。不行，還是要恢復。

為爭取修城的工期，袁崇煥向皇太極伸出了橄欖枝。得到努爾哈赤的死訊後，他立即派出使者，以弔唁為名，前往觀察虛實，試探反應。

這個想法恰好與皇太極不謀而合。二人都需要一段真空期，集中精力辦點事：袁崇煥要加強前線，皇太極想鞏固後方。後金背後不但有臣服於大明的朝鮮，還有明軍將領毛文龍；總有後顧之憂，那當然不好玩兒。

毛文龍本是前廣寧巡撫王化貞派出的一支奇兵。他潛入敵後，沒想到還真弄成了氣候，在鎮江一戰成名。天啟元年（1621年）七月二十五，毛文龍偵得鎮江城中防禦空虛，便率兩百二十餘人前往突襲，活捉後金的鎮江游擊佟養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論說這場戰事的規模不大，但時間湊巧，正好在明軍連吃敗仗的當口，因此被視為大捷。從那以後，全遼震動，「數百里之內，望風歸附」，「歸順之民，繩繩而來」。毛文龍最終升任總兵，在東江開鎮，掛平遼將軍印，加左都督，授尚方劍。袁崇煥血戰寧遠期間，毛文龍也曾在出師永寧，以為策應。

如芒在背的感覺必須結束。天啟七年（1627）正月，皇太極一邊遣使求和，一邊派阿敏帶領三萬人攻打朝鮮。等接到朝鮮和毛文龍的告急文書，朝廷才弄明白皇太極所謂和談的真正目的，趕緊下令袁崇煥出兵策應。

但袁崇煥卻拒不執行。

不是袁崇煥見危不救，也不是他否認朝鮮與毛文龍的戰略價值，主要原因在於他對形勢的判斷不同。他認為後金那裡「無虛可搗」，而且蒙古察哈爾林丹汗等力量，也是不安定因素，因此不肯分兵冒險。他的著眼點依然在錦右一帶。後來迫於朝廷壓力，他先派水師聲援，又派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人帶兵九千前出三岔河，以為牽制，但為時已晚：朝鮮抵擋不住，很快就與後金簽訂城下之盟，彼此結成「兄弟之國」；毛文龍遭遇前後夾擊，只得退入皮島。

為了策應朝鮮的行動，皇太極刻意拖延時間，阿敏大軍從朝鮮回師前後，才放袁崇煥的使者回來，讓對方無法及時反應。這是當年四月的事情。

寧錦大捷

袁崇煥與皇太極彼此心照不宣，在和談的幌子下，都達到了各自的一半目的：袁崇煥修好了錦州，但大小凌河尚未竣工；皇太極只屈服了朝鮮，毛文龍則毫髮無損。

各自達到目的，難免圖窮匕見。當年五月初六，皇太極撕破臉皮，以「明人於錦州、大凌河、小凌河築城屯田」，缺乏和談誠意為藉口，親率主力西出瀋陽，進攻寧錦。十一日，大軍開到錦州，距城一里紮營。此時太監紀用監軍，總兵趙率教駐守錦州，負責築城。朝廷已派尤世祿前來替代，並派左輔為前鋒總兵官，駐守大凌河，但尤世祿還沒到位，左輔也沒趕到大凌河，敵軍已經開來。左輔隨即撤入錦州，趙率教則派人出城，借口和談拖延時間。這樣的和談當然不可能有結果。只是後金連攻數日死傷慘重，依舊被堅城大炮所拒。

面對趙率教雪片般的告急文書，以及朝廷催促出兵解圍的命令，袁崇煥絲毫不為之所動。是畏敵避戰嗎？當然不是。敢於單騎閱塞、夜穿山嶺的人，怎會缺乏膽量。確切地說，袁崇煥的問題不僅不是膽量小，恰恰相反，就在於膽量太大。否則後來何至於此。

眾所周知，後金騎兵縱橫無敵，明軍大炮威力巨大。離開堅固的寧遠與皇太極野戰，毫無疑問是以己之短，博敵之長。果真如此，王化貞廣寧慘敗的悲劇，很可能再度上演。所謂上兵伐謀。既然後金軍隊擅長圍點打援，那麼不去湊這個熱鬧，就是最佳選擇。

袁崇煥於是上疏朝廷，認為實力還不足與敵軍決戰：「責之赴戰力所未能，且寧遠四城為山海藩籬，若寧遠不固則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系，故不敢撤四城之守卒而遠救……」後來受到的壓力太大，他便以進為退，提醒朝廷不能拿出所有的家當跟敵軍賭博：

「臣意責令三屯總兵孫祖壽，於薊鎮挑選馬步精兵一萬五千而任其自擇。關外精銳已絆於錦，今只可五千合之寧城三萬五千人，人人精而器器實，滿、孫二帥直則為前後，橫則為左右；總兵尤世祿為前鋒，臣自行勁後……決一死戰以達錦州，又合錦之兵馬奮擊，令夷匹馬不還。拼此三萬五千人以殉敵，則敵無不克。」

拼光寧遠的三萬五千人，不惜殉敵，別說朝廷，就是總督閻明泰也不能答應。

他認為：「今天下以榆關為安危，榆關以寧遠為安危，寧遠又依撫臣為安危，撫臣必不可離寧遠一步。而解圍之役，宜專責成大帥。」這個建議得到首肯，詔令「寧撫還在鎮，居中調度，以為後勁。」

根據這個精神，袁崇煥命令滿桂和祖大壽帶領四千精騎前往增援，自己並未出動。而滿、祖二將推進到笊籬山一線，便被後金軍隊阻截，只得退回塔山。不親自增援，並不意味著置錦州於不顧。袁崇煥致信趙率教，聲稱「調集水師援兵六七萬，將至山海關，薊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後所兵俱至寧遠。各處蒙古兵，已至台樓山」。「巧」得很，使者被後金俘獲。皇太極一見，立即收縮兵力，聚集於城西，以防援軍。就這樣，拖到二十六日，後金已在錦州城下耗費十五天時間。時值酷暑，人馬疲憊，士氣低落。皇太極無奈，只得兵分兩路：一部在錦州城外鑿壕溝三道，以為包圍；皇太極親率人馬，前去寧遠碰運氣。

二十八日，後金兵臨寧遠城下。袁崇煥下令部隊在城外列陣，以城牆為依託，用火炮為掩護，與敵周旋。皇太極打算狂飆突進，發起猛攻，貝勒阿濟格也急於交戰，但大貝勒代善、二大貝勒阿敏、三大貝勒莽古爾泰「皆以距城近不可攻，勸上勿進，甚力」。皇太極聞聽大怒：「昔皇考太祖攻寧遠，不克；今我攻錦州，又未克。似此野戰之兵，尚不能勝，其何以張我國威耶！」

兩軍騎兵隨即展開激戰。矢鏃紛飛，馬頸相交，刀兵搏擊，人喊馬嘶。滿桂身中數箭，坐騎被創，尤世威的坐騎也被射傷。雙方戰成平手，局面一時難下。

城外騎兵接戰，城上炮火支援。袁崇煥親臨一線指揮，「憑堞大呼」，激勵將士，協力還擊。參將彭簪古以紅夷大炮擊碎八旗軍營大帳一座，其他大炮則將「東山坡上奴賊大營打開」，後金軍傷亡慘重。後來監軍劉應坤奏報：「打死賊夷，約有數千，屍橫滿地」。後金貝勒濟爾哈朗，大貝勒代善的三子薩哈廉、四子瓦克達全部重傷；蒙古正白旗牛錄額真博博圖等也戰死。

寧遠血戰，錦州不閑。二十八日，明軍突然殺出錦州，突襲得手後又迅速撤回。戰報傳到寧遠，皇太極深感局勢不利，只得從寧遠撤軍，合力攻打錦州。六月初三，後金髮起最後一輪猛攻，但依然未能得手；恰恰此時，毛文龍又在敵後打響，出兵攻擊昌城與遼陽。

沒辦法，那就撤吧。初五凌晨，皇太極灰溜溜地撤軍。

戰後趙率教疏報戰果，後金兵傷亡「不下二三千」；太監紀用奏報：「初四日，奴賊數萬，蜂擁以戰。我兵用火炮、火罐與矢石，打死奴賊數千，中傷數千，敗回賊營，大放悲聲。」袁崇煥上奏朝廷，著重強調滿桂的功勞：「一戰挫之，滿鎮之力居多。」他與滿桂一度不睦，曾經請求將他調走；王之臣調滿桂為山海關總兵時，他又上疏反對。儘管如此，此時他依然積極為之請功；他也沒有忘記毛文龍：「徑襲遼陽，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制之功，此為最烈！」

如果說此前的寧遠血戰只是精神鼓舞，那麼寧錦大捷就是名利雙收。可儘管前方得勝，依然還有高居台省的文臣口沫飛濺，說長道短。河南道御史李應薦彈劾袁崇煥「假吊修款，設策太奇，項因狡虜東西交訌，不急援錦州，此似不可為巡撫。」被魏忠賢把持的皇帝，御批道：「袁崇煥暮氣難鼓，物議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因為父親病故，袁崇煥此前多次要求離職守制，朝廷都不同意，寧錦大捷後，他一請病假，便獲批准。更可笑的是，論功行賞，他僅僅漲了一級工資：「文武增秩賜蔭者數百人，忠賢子亦封伯，而崇煥止增一秩。尚書霍維華不平，疏乞讓蔭，忠賢亦不許。」

要知道這個霍維華可是閹黨。也就是說，這事閹黨自身都看不下去了。

袁崇煥兩次在寧遠挫敗敵軍，雖然沒能從根本上扭轉遼東局勢，但也讓後金嘗到了厲害，從此再不敢輕易出兵，為明朝贏得了調整鞏固防禦體系的寶貴時間。可惜的是，就在寧錦大捷的當年，明朝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民變在陝西爆發。其中一個當時毫不起眼的小角色李自成，後來給了明朝致命一擊。

平台召對

就在那年八月，天啟皇帝朱由校一命嗚呼，他的幾個兒子已先後死去，帝位便由其異母弟、信王朱由檢繼承。這就是明思宗崇禎皇帝。

當時的崇禎不過十七歲，拿現在的觀點看還是未成年人，典型的少年天子。有明一代，皇帝興趣廣泛，愛好眾多，可謂人才輩出：有人立志學習魯班，整天做木活；有人渴望建軍功，自封為「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鎮國公朱壽」；像袁崇煥剛到兵部那樣幾天不上班不難，難能可貴的是有人幾十年如一日地不上班；致力於采陰補陽的，更是不勝枚舉。相形之下，崇禎簡直就是個淡寡無味的「呆瓜」，既無興趣又缺愛好，一心用於國事；偏偏還就是他，「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

即位之初，崇禎便表現出了少有的機敏與幹練。當時閹黨盤根錯節，為防止被投毒，初進宮時，他甚至自帶著水和食物。東林黨也好閹黨也罷，其實都是毒瘤。崇禎出手穩准狠，將魏忠賢流放鳳陽，可流放途中，他身邊竟然還有一批死黨追隨。崇禎聞聽大怒，命錦衣衛前去捕拿審判，魏忠賢這才一根繩子結果自身。

後來定性的閹黨有二百六十餘名，或處死、或發配、或終身禁錮。朝廷氣象頓時為之一新。崇禎同時啟用袁崇煥，先提拔他為右都御史、視兵部添注左侍郎事，也就是編外的國防部副部長，次年四月，又任命他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出鎮行邊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

七月袁崇煥到達北京，崇禎在平台召見，多有獎譽慰勞。皇帝如此銳意進取，隆恩浩蕩，袁崇煥內心無比激動，再度表現出了孫承宗所謂的「多事」，以及王在晉所謂的「輕進」，信口拍了胸脯：約期五年，恢復全遼。但他的這個虛妄承諾，只不過是要「聊慰上意」。

崇禎哪裡知道，聞聽不覺一振。給事中許譽卿覺得太過突然，後來得知袁崇煥並無把握，非常擔憂：「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袁崇煥這才回過神來，想起事情的嚴肅性，便又給皇帝提條件要政策：「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

崇禎一一應允。

袁崇煥到底吃過暗虧，害怕朝堂上有人使絆子，於是又說：「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眾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

崇禎到底想做有為之君，因此鄭重其事地「起立傾聽」，最後嚴肅表態：「卿無疑慮，朕自有主持。」隨即收回王之臣和滿桂的尚方劍，轉賜袁崇煥，將遼東大計全權委託給他。

這些話其實完全流於形式。當時同意是真誠的，事後反悔也是真誠的。類似談戀愛，愛與不愛全都發自內心，很少有人處心積慮，成心欺騙。

寧錦雖然取得大捷，但袁崇煥還是感受到了皇太極的難對付，痛感後者「著著皆狠，而著著不後。」他想聯合蒙古，皇太極就攻擊蒙古；他要用朝鮮牽制，皇太極就逼迫朝鮮；他想修復錦右，皇太極就分兵阻撓。著著不離後腦勺。因為這個原因，這次平台召對，袁崇煥再度調整自己的遼東戰略：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增添了一個「和」。而這一點，正好埋伏著他死亡的誘因。

私斬島帥

如果說「五年復遼」起初只是善意的謊言，那麼袁崇煥很快就進入了狀態。還在北京、尚未出發赴任時，他便開始著手籌劃，第一把火要燒的是毛文龍。

這些年來，毛文龍孤懸敵後，兵部對他的評價甚高：滅奴不足，牽制有餘。但問題在於，此公「抗戰」八年，好事干，壞事也干；正事干，邪事也干；功勞與非議同樣突出。

因為天各一方，他與朝廷之間嚴重缺乏溝通：他認為朝臣扯淡，朝臣覺得他不馴。

若是別人，可能會睜隻眼閉隻眼過去，但袁崇煥不會。既然皇帝將遼事全權委託與自己，那他就一定要管。這一點，他對內閣首輔錢龍錫毫不隱晦。錢龍錫問他五年平遼的具體打算時，他說：「恢復當從東江做起，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亦不難。」

也就是說，當時的他已經下定決心：毛文龍服從節制就用，若不服從，他就要「入其軍、斬其帥」。說到底，他有科舉背景，賜同進士出身的。儘管親臨一線指揮作戰，還是難以從感情上認同毛文龍。

兩虎相爭，必有一傷，甚至兩敗俱傷。

為迫使毛文龍就範，袁崇煥首先截斷其經濟來源：不許登州片帆出海，運往東江的糧草物資，一概改道覺華島經由旅順口轉運，先經督師衙門挂號。由於軍餉不足，毛文龍不得不派難民進山采人蔘，賣給南方過去的商人。此舉類似南宋初期的各大將，用生意收入補貼軍費。袁崇煥此舉一出，毛文龍立即肉痛，上疏抗辯，聲稱是「攔喉一刀」，但崇禎用人不疑，既然託付袁崇煥，也就不再干涉。

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五月二十五，袁崇煥帶著尚方劍和督師印信，以閱兵為名飄洋過海，準備跟毛文龍攤牌。起初他還有兩手準備，尚未放棄和平爭取，因此兩雄相見，把酒言歡，開局倒有一團和氣。序曲已過，進入正題，袁崇煥要求今後旅順以東公文用毛文龍印，以西用袁崇煥印，但毛不同意；袁崇煥要求更改營制，設立監司，派文官前來統領，毛也不肯接受空降的婆婆。

毛文龍出生於杭州，有名的銷金窟、溫柔鄉。不肯繳權，那麼就此「轉業」，回到西湖邊安度晚年，也算衣錦榮歸，但毛文龍對此建議還是抵制：「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口氣還很大，解決了後金，準備佔領朝鮮。

就是這句大話，鐵定了島帥的末日。那一刻，袁崇煥想必微微心動，但臉上毫不作色。他雖然不比隋朝的楊素治軍那麼嚴酷，但殺個把人，豈是高難度動作。

六月初五，袁崇煥在山上張好大幕，說是邀請諸將看士兵比賽射箭，預先派人帶領甲士埋伏在大帳之後，等毛文龍進去，就將其部眾衛士全部隔離在外。

眾將坐定，袁崇煥面色肅穆，指責毛文龍抗命；毛文龍不服，當場辯解。袁崇煥疾言厲色，下令將他除去冠帶、五花大綁，隨即列舉十二大當斬之罪。

督師一聲令下，島帥人頭落地。

袁崇煥曉諭東江將士：「誅止文龍，余無罪。」然後下令收斂毛文龍的屍體，次日準備好豬頭紙錢，前來落淚祭奠：「昨斬爾，朝廷大法；今祭爾，僚友私情。」

起初得知此事，崇禎的反應是：「帝驟聞，意殊駭」。轉念一想，既然毛文龍已死，邊事又要倚重袁崇煥，也就沒有追究，反倒「優旨褒答」，在聖旨中列舉列舉毛文龍的種種罪惡。不僅如此，他還下令將毛文龍在北京的親信全部逮捕，「以安崇煥心」。

需要指出的是，袁崇煥將毛文龍的兩萬八千人編成四協後，東江的軍餉增加了一倍，因為他們與關寧軍實現了同工同酬。起初崇禎見「兵減餉增」，很是疑慮，但到底照準所請，原因很簡單，「以崇煥故。」

崇禎對袁崇煥的信任重用可見一斑，袁崇煥揣摩皇帝心思的本事和膽量，也可見一斑。

東江到底是毛文龍開創的基業，誰的威信也比不上他。從那以後，東江每況愈下，清初的四個異姓藩王，三個出自東江：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當然，那時袁崇煥已死。如果他還活著，威信是否足以控制東江，難說。

旁著迭出

平台召對時，袁崇煥的遼事方略較此前有明顯變化，增添了「和」，所謂「和為旁著」。他就任之後，便與皇太極「再續前緣」，又談起了和平。

崇禎二年（1629），袁崇煥與皇太極總共通信10封，其中皇太極來信6函，袁崇煥去書4札。內容全都堂堂正正，可以擺上桌面。袁崇煥首次複信時，對皇太極提出的印信之事，表明了自己的態度，當然也是明朝的官方立場：未降封號，不能妄行；第二封複信指出，遼東原為明朝土地，且有漢人墳墓，後金不應佔有；第三封複信解釋：「使者來時，因在海上航行，而讓其久居。」當時他正在處理毛文龍；第四封複信表示，戰爭長達十年，彼此都缺乏信任，不可能驟然停止。這不是數人所能為、數語所能定的。

按照道理，在袁崇煥的位置上，與後金和談原無不可。崇禎要的是解決遼東的結果，路徑選擇在於袁崇煥。假如和議可成，不費刀槍，更是奇功一件。問題在於，他與後金和談，並未奏報皇帝知道，只跟內閣和兵部透過口風，而錢龍錫和兵部尚書王洽則從未答應。

袁崇煥就是「明決」如此。自從進入兵部，他多次冒險，而每次冒險的結果都是成功，這不禁讓他的膽量和主意以幾何級數增加；是否「輕進」，是否「多事」，全在結果。成則王侯敗則賊。

他的和議，確切地說是所謂的「撫」，不僅僅針對後金，還有喀喇沁蒙古。

崇禎元年到二年的旱災，波及東北地區。束不的，也就是喀喇沁蒙古與後金全部遭災。明朝疆域廣闊，北方遭災，南方有糧，蒙古與後金卻無此便利。因此他們賴以生存的口糧，就成了問題。

此時袁崇煥卻突然在高台堡開通米市，買他們的布帛，賣給他們糧食。而在此之前，他們已經與後金結盟。皇太極對他們的要求是，遵守後金制度，一旦對明朝用兵，他們必須從征。這些情報，袁崇煥即便沒有確切證據，至少也應該有所耳聞。可儘管如此，他還是開了米市。他的判斷是，此時正是拉攏喀喇沁（明朝稱哈刺慎）蒙古的好時機。他們離薊州很近，如果徹底倒向後金，京師將直接受到威脅。

崇禎聞聽很是震驚，口氣嚴厲地質問袁崇煥和總督俞安性；袁崇煥毫不慌張，頭頭是道地應對道，經過認真調查，他們只是「依奴自固」，同時已經告誡他們「無與奴通」，而蒙古各部落都保證，「寧願以妻子為質，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

此時的崇禎，對袁崇煥依然信任，見他如此表態，口氣略微和緩，但在根本問題上依然沒後退，要求對於臣服的屬夷，可以助其渡過饑荒，但只能「計口量許換米」，有多少人，換多少糧，堅決不能多給，以免流入敵手,否則就以通夷論罪；可向來有主意的袁崇煥，對皇帝的命令並未引起重視，不但賣糧，而且數量巨大，以至於用光了儲備。束不的也就是喀喇沁蒙古的總人口「不滿萬」，他們肯定用不了這麼多；這些糧食去了哪裡，不難想像。

潛越薊西

可事實證明，喀喇沁蒙古不但「通奴」，甚至還充當進軍嚮導，原因正是他們曾經受過撫賞，因此熟悉路徑。對於袁崇煥而言，這簡直就是個黑色幽默。

清人張廷玉主持修的《明史》，將後金軍隊大舉遠征跟毛文龍之死聯繫起來，說是「文龍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這是崇禎二年（公元1629）十月二十七的事情。

對敵軍的動向，袁崇煥並非毫無察覺，早在九月就曾派兵增援薊州，但被順天巡撫王元雅退回；這個狼來了的故事，讓薊州的防禦更加鬆懈。

兵部尚書王洽已經跟袁崇煥商定緊急處置預案，一旦遭遇攻擊，即令祖大壽與趙率教回師馳援，「伏兵邀擊。」因此袁崇煥接到警報，不等聖旨便按照預案，先令趙率教統軍四千前往增援。十月二十八，趙率教出發，疾馳三晝夜，趕路三百五十里，經過三屯到達遵化，人困馬乏時遭遇埋伏，趙率教戰死。十一月初三，遵化陷落。

十一月初五，袁崇煥離開山海關一路向西，初六到達永平，初七在榛子鎮接到聖旨，奉命節度所有勤王部隊，可以「相機進止，惟卿便宜。」

三天之後，也就是十一月初十，袁崇煥到達重鎮薊州。這是徐達修築的長城防線的一部分，後來戚繼光又經營多年，是重要的戰略節點，易守難攻。大兵壓境，崇禎不敢有消滅敵軍的奢望，只要能擋住其鐵蹄，便心滿意足。他這樣要求薊遼總督劉策：「以匹馬不入為功，若縱入內地，以失機論」。袁崇煥對此十分清楚，因此部署停當後，隨即上奏朝廷，信誓旦旦，「必不令越薊西一步。」

十一日、十二日沒有戰報，這短暫的平靜令崇禎十分不安，因此吩咐內閣：

「連日不見動靜，恐別有深謀。崇煥既屯薊門，倘西繞密西、潮河、古北等處，東襲永平、關寧及其他空虛間道，捷要隘口宜周防。卿等即傳於崇煥，遠行偵察，預為籌交。若得準確情形，速行具奏」。

崇禎的顧慮，可以看出當時明朝的被動。而消極防禦只能防不勝防。不過此時已經無暇爭論方略，袁崇煥對此已有考慮。本來薊遼總督劉策、昌平總兵尤世威、宣府總兵侯世祿已經先後趕來增援，大軍齊集薊州周圍，袁崇煥擔心後金分路進攻，便令劉策返回密雲，尤世威返回昌平守衛皇陵，候世祿先退居三河，後來又退到通州，其餘要害也分兵防守。

袁崇煥在薊州忙，崇禎在京師忙。軍情緊急，病退的孫承宗又被緊急啟用，以原官兼兵部尚書駐守通州。對於袁崇煥的部署，孫承宗有不同看法。他說：「臣聞袁崇煥駐薊州，滿桂駐順義，侯世祿駐三河，此為得策。又聞尤世威回昌平，世祿駐通州，似未合宜。」崇禎問道：「卿欲守三河，何意？」孫承宗說：「守三河可以沮西奔，遏南下。」

崇禎看來對此頗為讚賞，但並未傳令袁崇煥更改部署。直到此時，他對袁崇煥依然信任有加，不遙加干預。他囑咐孫承宗不必趕往通州，而是「總督京城內外守御事務，仍參帷幄。」下令立即為他鑄造關防印信。孫承宗從皇宮出來已是深夜，「漏下二十刻矣」。他來不及休息，立即「周閱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城。」

關防印信的餘溫未息，次日夜半，宮內忽然傳旨，又令孫承宗火速趕往通州。孫承宗立即帶領二十七名隨從出東便門，快馬加鞭一路向東。他跑得太快，敵情又重，半路上竟然有三個隨從逃亡。

崇禎為何如此朝令夕改？是他確實像傳說中那樣「專斷多疑」嗎？當然不是。而是軍情實在緊急：敵軍已經逼近通州！

敵情剛到薊州，怎麼突然出現在通州？後金大軍難道插有翅膀？

周文郁是袁崇煥身邊的旗鼓官，當時的經過，他在《遼師入衛紀事》中有詳細記載。按照他的說法，後金十一月十一從遵化兵發薊州，十二日明軍在薊州以東的馬伸橋遭遇後金哨探，「大敗之，斬獲酋長，軍聲大振」，次日清晨接到探馬報告，後金主力越過馬伸橋以東的石門驛，袁崇煥隨即下令：

「馬步兵盡出城外列營。營甫定，有奴騎二百餘，分四隊扎我軍之東南，相持兩時，並不見賊大兵。公令我發炮，賊聞炮即將四隊排為一字，忽退去。竟日無一騎復至，使我欲戰而無可戰。」

皇太極僅用兩百多名騎兵，便成功牽制袁崇煥的主力整整一天。

此時兵部尚書王洽已經下獄。袁崇煥命運的大局已定。

皇太極如何越過的薊州，史料中查不到任何細節，周文郁只有簡單的四個字：潛越薊西；袁崇煥大軍在薊州，既沒有與敵軍苦戰，又沒有為朝廷爭取到時間，一天之內皇太極就越過徐達和戚繼光苦心經營的防線：十四日到達三河，十五日到達通州，十六日趕到順義，攻擊宣大軍，十七日到達京郊牧馬場。通州離北京不過四十里，後金軍隊到達時，明軍竟然沒有哨探。兵部對此的解釋是「止聞在薊、不聞在通」，從未聽說敵軍已到通州；戰局惡化如此之快，崇禎皇帝豈能不急？所以孫承宗的任務，一會兒是京師，一會兒又是通州。

《滿文老檔》記載，後金曾經派人到薊州勸降：「十三日，大軍至薊州，獲一生員，令持書往諭駐城道員、軍官及庶民降。」若此說成立，袁崇煥應該知道皇太極的到來；即便記載有誤，或者信未送到，當此危急關頭，數萬敵軍從眼皮子底下過去，明軍難道連起碼的偵查都沒有嗎？或者說，偵察能力連五里都達不到？薊州周圍全是崇山峻岭，西南方向又有沽河蜿蜒而過，地勢之險要可以想見，否則也不會成為徐達和戚繼光選擇的防禦節點，而此時後金竟然能不戰而過，實在是咄咄怪事。要知道他們以騎兵為主，不像步兵，還能像三國時鄧艾取蜀那樣奇襲陰平，手攀腳蹬，翻山越嶺；即便有此能力，皇太極全軍敢于越過薊州的關寧大軍直奔北京，也違反軍事常識，實在太過冒險。前有堅城，後有雄兵，此時主力出擊打穿插，即便古之名將，也得仔細掂量。

凡此種種，都是蹊蹺事。正因為太過反常，所以當時有個流行的說法，是袁崇煥還想跟皇太極和談，但被對方耍弄。結果呢，兩岸「袁」聲啼不住，「清」舟已過萬重山。後金方面確實有檔案記載，大軍到薊州時，守軍送了「牛酒相慰勞」，真假莫辯。當然即便是真，也未必能成為袁崇煥有陰謀的鐵證。先禮後兵，向為古禮。南宋名將吳玠在陝西保衛饒風關時，戰前也曾給金將送去一枚黃柑；《國榷》的說法更加超前，說是當時便有嚴令，不許袁崇煥越薊門一步，因為事前就有人說他導奴入犯：「時命崇煥不得過薊門一步。蓋先有言崇煥勾建虜。」

沒有證據表明，在此期間，袁崇煥的遼東余部以及東江的毛文龍舊部曾經採取過策應的行動。如果此時他們分別攻擊瀋陽、遼陽，局勢如何演變難以逆料。此時遼東余部似有半數未動，三四萬人總有；即便不足此數，也該採取行動。當然不必奢望拿下二城，警報響起便是勝利。問題在於，此舉完全不符合袁崇煥的用兵方略，因為戰只是奇著。

京師之戰

情急之下，周文郁建議兵分兩路，一路急出超前堵截，一路跟蹤抄其後路，但大家都認為力量單薄，無法分兵：劉策等人已被派走，關寧步兵行軍速度慢，此時身邊只有九千騎兵，確實不多。袁崇煥也未採納此計。他依舊沒有決戰的打算，只想趕到敵軍前面，爭取在通州等地重新設卡堵截，因此沒有徑向西南，而是不惜繞路，掉頭向南，十六日趕到河西務在城外紮營。

下一步該怎麼辦，多數意見是直奔京師。周文郁建議屯兵張家灣，根據敵軍情形，要麼與之決戰，要麼乘夜突襲。他們孤軍深入，勢必無法堅持。可袁崇煥擔心敵軍不與他決戰，直接殺向北京，那樣難免引起人心動搖。因此決心「先兵至城下，背障神京，面迎勁虜。」周文郁提醒道： 「外鎮之兵，未奉明旨而徑至城下，可乎？」袁崇煥說：「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濟事，雖死無憾！」

還是他對王在晉說過的那句話：「我不畏死」。

計議已定，直奔北京。

十七日晚，大軍到達左安門。同日或此前一天，滿桂和候世祿也退到北京；

十八日崇禎派太監過來查看，隨即以「祿米百石，酒十壇，羊百隻，銀萬兩犒師」；

十九日崇禎賜袁崇煥玉帶一圍，六副金幣，其餘將領亦有賞賜；當夜袁崇煥派兵劫營，但後金已有防備，沒有打響；

二十日，後金大軍分成六隊而來，袁崇煥下令開營迎戰，雙方激戰於廣渠門。

這是袁崇煥回援以來，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戰役。戰事極度激烈，「一賊掄刀砍值公，適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對而折。公或免。時賊矢雨驟，公與余兩肋如蝟，賴有重甲不透。」最終擊退敵軍。

這一天，滿桂與候世祿也在北邊的德勝門打響。候世祿態度消極，滿桂雖然奮勇抵抗，最終也未能取勝，自己身負重傷。滿桂的態度讓朝廷滿意，二十二日打開德勝門，收容其殘部在瓮城駐紮。

其實薊州被突破的那一刻，袁崇煥慘死的結局已定。

在此之前，北京曾經兩次遭遇威脅，每次都冤死一位大臣：土木之變瓦剌來犯，後來於謙慘死，當然並非因果關係；俺答糜爛京師，兵部尚書丁汝夔冤死，則有直接牽連。土木之變，源於宦官王振誤國；俺答來襲，內有奸臣嚴嵩弄權。而此時主政的崇禎，這個剛剛十八歲的小夥子，勵精圖治，戮力恢復，用人不疑。作為皇帝，他給足了臣下空間，可「五年平遼」的誓言墨跡未乾、「必不令越薊西一步」的承諾言猶在耳，京師怎麼就成了前線？

敵兵薄城，都中輿論大嘩。後金向來會用間，每次作戰都先派細作潛為內應，然後攻城，屢試不爽，無論是過去的瀋陽，還是這回的遵化。此時想必他們也沒有閑著。其實不必用間，當時的形勢足以令袁崇煥百口莫辯。他此前的和議，朝臣並未忘記；這回局勢的演變，越琢磨越像是擁兵縱敵。北京城外的許多田莊，都是勛戚貴族的產業。突然遭遇蹂躪，他們損失慘重，怨氣難免，而矛頭只能指向前敵總指揮袁崇煥。

更何況朝堂之上還有要命的黨爭。

三人成虎。這就是所謂輿論的力量。此時壓力最大的，還是崇禎，這個十八歲的小夥子。一方是議論紛紛的多數朝臣，另一方是曾經信任的方面大員，他應該相信誰，他又能夠相信誰？

朝野的輿論傾向，袁崇煥當然有所耳聞。他心裡非常不安。崇禎初次召對時，他「不自安。留中使於營。自青衣玄帽入。」竟然要留下傳令的太監，作為「人質」，理由是安定軍心；而從那一天起，致力中興的年輕皇帝更是「費幾許躊躇，玉色為焦。」

如果初次召對之後，袁崇煥能組織一次像樣的會戰，也許還能挽救自己的命運。但隨後幾天雙方基本相安無事，「袁營列前，清營駐後，相距不遠，復不出戰」；甚至彼此嬉鬧，形同友軍：「又言城上瞭望，有見敵兵與我兵嬉笑偶語、往來遊戲者」。大敵當前，朝臣膽寒，盛傳袁崇煥要「挾奴講款」，很多人都同意此舉：火燒眉毛顧眼前嘛。只是礙於孫承宗執意不肯。有人去做孫的工作，結果遭遇白眼: 「我受命防禦，不受命為撫。存亡與公共之，不可則開門請行，無亂人意。」

關寧步兵此時應該已經趕到，因為起初只有騎兵九千，後來祖大壽、何可綱帶兵潰逃時，卻有了一萬五。就此組織會戰也許還嫌不夠，那麼總司令袁崇煥應該積極籌劃，調兵遣將，但也沒有相關紀錄；

「玉色為焦」的崇禎終於下定決心。那確實是個賭博，但賠率至少有一比二，完全值得冒險：如果袁崇煥確實是姦細又不迅速拿下，不僅關寧軍，除京營以外的軍隊都有可能倒戈；如果拿下袁崇煥而他又不是姦細，關寧軍難免一時人心躁動，但尚可安撫。

事實上，崇禎別無選擇。

得知昔日的袍澤被捕，後來成為烈士的孫承宗寫了兩首詩。第二首是：

練爾多方練未成，空聞曾銑爾前生。恢疆五載承天語，卻虜三師傍帝城。

魏絳偏和原有恨，汾陽單騎更無兵。東江千古英雄手，淚灑黃龍半不平。

在孫承宗看來，袁崇煥到底還是沒有歷練成功。

原載作者歷史隨筆集《名將之死》，張銳強，文史作家，央視「講武堂」主講嘉賓，另著有《杜牧傳》，限於篇幅本文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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