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為什麼特別重視風水

古人為什麼特別重視風水　

古人眼裡的風水術

這個題目，大致相當於古書所說「開宗明義章節一」，因為失卻了古人重視風水這一社會基礎，也就無所謂風水之術可言。從字面解釋，風水的意思，就是宅地或墓地周圍風向水流的形勢。晉代郭璞的《葬書》說：「葬者，乘生氣也。」「《經》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風水家們認為，宅地或祖宗墓地吉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導致住家或葬者一家以及子孫的禍福。從這一認識出發，風水家們反過頭來又可通過仔細觀察人家住宅或墓地周圍自然環境的好壞，來推知住家或葬者一家的吉凶，這就又是由風水術引發出來的相宅和相墓之法了。所以如果從廣義說，風水術除了指導人們怎樣尋找生氣結聚的宅地、墓地之外，還理應把相宅、相墓之法，也都囊括進來。由於懂得了怎麼樣的自然環境才是屬於風水寶地的原則，相宅、相墓的吉凶也就迎刃而解，所以體現在風水術中，當以尋找生氣結聚的最佳自然環境為第一要義。

在傳說中，有「禹始肇風水地理，公劉相陰陽，周公置二十四局，漢王況制五宅姓，管輅制格盤擇葬地」的說法。考之實際，至少在戰國末年齊、燕一派的方術中，就已萌生了風水術的芽苞。《水經注·易水》曾載燕宮遺地說：「一水經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夾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釣台，參差交峙，迢遞相望，更為佳觀矣。」可見擇地築宮，配合山水景觀的建築美學，在戰國燕國等地已經取得了相當的成就。然而，風水術的正式興起，並在社會上廣泛流行開來，則還是在兩漢之時。漢武帝時，曾會聚占家動問：「某日可取婦乎？」結果「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吉，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由於「辯訟不決」，最後不得不「以狀聞」。制曰：「避諸死期，以五行為主。」後來，主張選日的堪輿家，和主張「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的形法家，由於在各自的實際活動中關係密切，所以時日一長，就慢慢合而為一，成了風水家了。東漢以後，風水術在社會上大為流行，所以風水家便也就稱為堪輿家。關於兩家合併以前的著作，形法家有《宮宅地形》二十卷，堪輿家有《堪輿金匱》十四卷。直到後來，清代錢大昕《恆言錄》卷六還認為：「古堪輿家即今選擇家，近世乃以宅相圖墓者當之。」

說穿了，風水術其實就是一門建築學上有關選擇土地的生態環境，旁及方位，以及擇日的獨特學問。

因為古人非但重視生前住屋，並且重視死後擇葬，所以從總體來說，風水術的標的就離不開建築和築墓了。

人活著要住屋，這在風水術中叫做陽宅。《黃帝宅經·總論》說：「凡之陽宅，即有陽氣抱陰；陰宅，即有陰氣抱陽。陰陽之宅者，即龍也。」《水龍經·總論》也說：「若祗取大盪，陽宅尚有歸收，陰墓必難乘按。」文中所稱陽宅，就是生活中一天也脫離不開的住宅。

古人重視陽宅的原因，《黃帝宅經·序》曾明確指出：「夫宅者，乃是陰陽之樞紐，人倫之軌模，非夫博物明賢，未能悟斯道也。就此五種，其最要者，唯有宅法為真秘術。」接著又說：「凡人所居，無不在宅，雖只大小不等，陰陽有殊，縱然客居一室之中，亦有善惡。大者大說，小者小論。犯者有災，鎮而禍止，猶葯病之效也。」為此，結論是：「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為家。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門族衰微。墳墓川岡，並同茲說。上之軍國，次及州郡縣邑，下之村坊署柵，乃至山居。但人所處，皆其例焉。目見耳聞，古制非一。」

因為有著這種「宅者人之本，人以宅為家。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門族衰微」的傳統說法，所以自古以來，人們對於陽宅風水的好壞，給予了高度的重視。《晉書·魏舒傳》記載，魏舒幼年喪父，寄養在外祖父母的家裡。後來「寧氏起宅，相宅者雲當出貴甥」。外祖父母見魏舒年幼聰慧，認為一定會應相宅者所說的話。魏舒也說：「當為外氏，成此宅相。」這裡，魏舒的意思雖然是說，我長大後要好好努力，干一番事業，以證實舅氏門宅當出貴甥的相法，並且從此以後，「宅相」還成了外甥的代稱；可在另一方面，卻為我們道出了當時相宅風氣的盛行和人們對居宅風水的重視。

在古人眼裡，這種陽宅風水是好是壞，直接關係到「家代昌吉」或「門族衰微」的說法，並不是什麼聳聽的危言。在《晉書》里，還另有上黨鮑瑗家因為「安宅失宜」而多喪禍貧苦的一則記載。當時，鮑瑗被喪禍貧困擾得焦頭爛額，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引起的，便去請教淳于智。淳于智占卜後根據所得卦象說：「為君安宅者，女子工耶？」鮑瑗回答：「是也。」淳于智又問：「此人已死耶？」鮑瑗回答說：「然。」接著，淳于智說：「此人安宅失宜，既害其身，又令君不利。宅東北有大桑樹，君徑入市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折新馬鞭者，便就請買還，懸此樹三年，當得物。」鮑瑗聽了他的話，前去市上買來馬鞭，把它掛在大桑樹上三年。後來鮑瑗浚井，「得數十萬銅錢，雜器復可二十餘萬」，於是家道中興，家裡生病的人也都霍然而愈了。

文獻記載，三國時孫皓流徙丁奉一家。到了晉朝，丁家的舊宅先後住過的有周額、蘇峻、衰真、司馬秀等大戶人家，然而結果卻都「凶敗」。此後，又由臧燾去住，「亦頻遇喪禍」，所以大家都說這是「惡地」。當時有個名叫王僧綽的人，平時「常以正達自居」，認為「宅無吉凶，請為第，始就築，未居而敗」。

為瞭望知人家宅第的吉凶，《地境圖》「望百家宅法」的說法，很有奇趣。書說：「有赤氣者，家有泛財。白氣入人家，有財不保。黑氣有五，其伏在宅中。青氣者，有銀，地寶也。」

陽宅風水既然直接關聯到一戶一家「家代昌吉」或「門族衰微」的根本問題，那麼陰宅風水的重要性又怎樣呢？

所謂風水術中的陰宅，指的就是墳墓。《禮·雜記上》說：「大夫卜宅與葬日。」疏說：「宅為葬地。」由於住宅和葬地都號稱宅，所以為了加以區別，人們就把葬地稱為陰宅。如《水滸傳》一百二十回就說：「我若死於此地，堪為陰宅。」人死了要進墓，因為古人看重喪葬，故而在他們的心目里，陰宅風水的重要性非但絲毫不減於陽宅，並且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大唐新語》是唐代劉肅的著作，書中卷十三說：「開府王仁皎以外戚之貴，墳墓逾制，襚服明器，羅列千里。墳土未乾，家毀子死。」墳墓逾制，羅列千里，這樣大擺闊氣，還有什麼吉利可言？而且這樣千里羅列下來，顯然也不符合風水術的擇墓原則，所以兩者合在一起，就難逃「墳土未乾，家毀子死」的災難了。

宋代方勺在《泊宅編》卷上中，也曾談及陰宅風水的重要性。會稽山是東南的巨鎮，周圍佔地大概有六十里之廣。山的北面延出好幾個壠，由於風水奇佳，選擇在這裡落葬的人家紛至沓來，然而墓地佔著正壠的，就趙、陸兩家的祖墳而已。這壠上趙、陸兩家祖墳的位置，下瞰鑒湖，湖外有山，橫抱過來好像几案，而案外又有尖峰聳起，名叫梅里尖地，又叫文筆案。占著這樣的好風水，所以陸氏葬後，孫子陸佃當上了尚書左丞的大官；趙氏葬後，曾孫趙抃也登上了太子太師的高位。結果「陸公贈太保，趙公贈少保」。文末作者嘆羨：「二壠同一山，而有曾孫追賁於九泉，盛哉！」

在何薳《春渚紀聞》卷第一《雜記》中，作者曾提到「定陵兆應」一則道：信州白雲山人徐仁旺，曾經上表奏說，和丁晉公「議遷定陵事」。定陵是宋真宗趙恆永定陵的省稱，所在地在當今陝西省富平縣的龍泉山。爭議下來，徐仁旺「欲用牛頭山前地，晉公定用山後地」，意見統一不起來。為了據理力爭，徐仁旺一方面力訴後山之害，「坤水長流，災在丙午年，丁風直射，禍當丁未年終，莫不州州起火，郡郡興盜」；另一方面甚至立下了自己願意先關進大理寺監獄，以待三年後的吉凶，錯則處罰的決心，然而最後朝廷還是沒能採納他的意見。

當時，朝中一班人聽了徐仁旺慷慨激昂的陳詞，都不以為然，直到後來，「金人犯闕，果在丙午，而丁未以後，諸郡焚如之禍，相仍不絕，幅員之內，半為盜區」，方才大家嘆服，可是卻已經來不及了。因為這牽涉到帝王之墓的風水，而帝王又是統治全國的天子，所以古人認為，如果帝王陵墓風水不好，非但朝廷覆亡，還會禍及全國。

從上所說，《宅經》認為：「宅墓以象榮華之源，得利者聽作遂心，失利者妄生反心。」再之，《宅經》還對宅和墓之間的關係作了括要的敘述：「墓凶宅吉，子孫官祿。墓吉宅凶，子孫衣食不足。墓宅俱吉，子孫榮華，墓宅俱凶，子孫移鄉絕種。」對於宅墓的吉凶，青烏子的說法是：「其宅得墓二神漸護，子孫祿位乃固。得地得墓，龍驤虎步。物業滋川，財集倉庫。子孫忠孝，天神佑助。」青烏子是「漢時人，精地理陰陽之術，而史失其名」。晉代郭璞的《葬書》曾推崇古來所傳《青烏先生葬經》說：「先生之言，簡而嚴，約而當，誠後世陰陽之祖書也。」為此，風水術在稱為堪輿術之外，又得了個「青烏術」的雅號。

而《黃帝宅經》還從子夏「墓有四訣」的話引申開去：「墓有四訣，商、角二姓，丙壬乙辛。宮、羽、徵三姓，甲庚丁癸。得地得宮，刺史王公，朱衣紫綬，世貴名雄。得地失宮，有始無終，先人受苦，子孫當凶。失地得宮，子孫不窮，雖無基業，衣食過充。失地失宮，絕嗣無蹤，行求衣食，客氣蒿蓬。」接著又引子夏論宅的話說：「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故不可獨信命也。」

古人大多是信命的，這在科學技術還不發達的古代，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風水術興起以後，就產生了這樣的矛盾，就是宅墓風水好壞可以影響到子孫輩們的吉凶禍福，而命又是與生俱來、不可違抗的。那麼，宅墓風水和命運吉凶在不一致的情況下，也就是說宅墓風水好而子孫命不好，或者子孫命好而宅墓風水不好，又該聽從於命呢，還是聽從於風水？這裡，子夏的回答是，命是必然有的，可是宅墓的吉凶，又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命運的吉凶，正確的做法是把兩者綜合起來考慮，子孫命好的不可忽視宅墓風水對於子孫命運的影響，子孫命不好的，謹修宅墓風水，又可在一定程度上作相當的挽回。

也正由於以上種種因素在人們心理上引起的重大反響，所以在整個封建社會中，人們也就特別地看重宅墓風水了。

還在秦始皇時，有術者說金陵有天子氣。為了保住自家的江山，於是秦始皇就派遣「朱衣三千人鑿方山，疏淮水，以斷地脈」。地脈一斷，也就壞了風水了。

最有趣的要數明末崇禎帝和李自成之間的一場風水戰，原來歷代封建帝王為了保住自己的家天下並使之萬代相傳，都十分重視對於葬地風水的選擇。一處墓地的選定，都往往要經過反覆的踏勘和全國一流風水先生的參與。在這種思想支配下，當李自成領導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威脅到明王朝江山時，崇禎皇帝就派出專人到陝西米脂去平毀李自成的祖墳，想借風水的法寶來割斷他蒸蒸日上的生氣。而從李自成一頭來說，當他的農民軍隊攻佔鳳陽朱氏老家以後，也一把大火燒毀了崇禎帝祖輩的皇陵。結果出於歷史的安排，崇禎帝自縊煤山，李自成兵敗身死。可風水家們卻不這樣去想，並因此而又撈到了一個事實依據。

長期以來，作為傳統文化中的風水之術，不僅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對之如痴如狂，深信不疑，就是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文人學士，也都趨之若鶩，對於風水術有著極大的興趣。由於有著這樣龐大的社會基礎，所以反映到史籍中來，也就不絕於書了。

方回是堯時有名的隱士，傳說他曾著有《山經》說：「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文中，方回饒有深意地把看風水的葬師和醫師扯在一起說，如果山川能夠說話，那麼葬師就沒有地方吃飯了，同樣道理，如果肺腑能說話，那麼醫師們也就因此失去作用而面如土色了。對於方回著《山經》的事，我們可以斷言純是出於後人的偽托，然而這裡的一些話，卻說明了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山川是不會說話的，所以地師尋找風水寶地，就顯得並不那麼容易了。

《周禮·夏官·司馬下》說：「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影）。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宮。」結合《詩經·大雅·公劉》所說，可知這一時期，人們選擇邦國都鄙，以及遷徙人宅，總要把考察山水自然形勝、測量日影、丈量土地提上議事日程，實為後世風水術的濫觴。

至西漢，《漢書·揚雄傳》卷上載有揚雄《甘泉賦》說，「屬堪輿以壁壘兮……」張晏註解道：「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則認為：「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後來，唐代顏師古判定：「堪輿，張說是也。屬，委也，以壁壘委之。」可見到了漢代，作為風水前身一支的堪輿之術，是由「造圖宅書」的神來命名的。

翻開《後漢書·袁安傳》，袁安父親去世，袁安為他物色落葬之地，在道上碰到三個書生，三書生指著一塊地告訴他：「若把你的父親葬在這裡，子孫輩便就可以世代為上公了。」結果袁安按照三書生的話把父親下葬到了那塊地里，果然自此之後，累世貴盛得可以。

管輅是魏時著名術士，《三國志·管輅傳》說他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倚靠在一株大樹上獨自哀吟，精神不樂，別人問他緣故，他說：「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言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屍，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最後竟然應了管輅的話。玄武、蒼龍、白虎，朱雀為「四靈」，當時管輅隨軍而行，因受啟於《禮記·曲禮上》所載：「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北斗星）在上，急繕其怒。」加之班固的《白虎通義》中也說：「左青龍（木），右白虎（金），前朱雀（火），後玄武（水），中央后土（土）。」所以便就有此一番聯想和發揮。

《晉書·羊祜傳》記載，有術士相羊祜祖墳上有帝王之氣，羊祜聽說，為了明哲保身，怕出亂子，便主動掘斷地勢，毀壞地形。當這以後，相地術士又說：「尚出折臂三公。」後來羊祜果然墜馬折臂，但還是做到了三公的高位。又同書《周光傳》記載，陶侃將葬親，家裡忽然跑失了一頭牛，在尋找中，有老者告訴他說：「前面的山岡有隻牛眠睡在那裡，不知是不是你家裡的。我看這地方的風水很是吉利，如果把這裡選作葬親的墓地，當位極人臣。」於是陶侃就把牛在山岡上的卧處選為葬地，這就是風水術中有名的「折臂三公」和「牛眠地」的出處。

南北朝劉義慶撰《幽明錄》說，有個名叫孫鐘的人，平時種瓜為業。一天，家裡來了三個清氣飄然的異人，一番寒暄之後，孫鍾設瓜招待了他們。交談之中，三個異人對他說道：「示子葬地，下山百步，但不要回過頭來看我們。」孫鍾聽了他們的話徑直走下山去，然而要不了十六步，就忍不住回頭看了一下，只見三隻白鶴向高高的雲堆里飛去。後來孫鍾就在異人所示的地方葬了他母親，並生了兒子孫堅。這則故事，雖然帶有濃重的神話色彩，並且「孫鍾設瓜」的成語，還被用作善有善報而廣泛應用，然而在實質上，說明這一時期，人們雖然迷信風水，可是卻又不能人人都懂，於是就借仙人來指點迷津了。

南朝的梁武帝時，社會上曾流傳有「鳥山出天子」的民謠。為了這個民謠，梁武帝派了專人四齣，只要逢上用鳥來命名的山巒，就都毫不留情地鑿斷地脈，破壞風水，所以當時長江下游東南一帶各種名稱的鳥山，沒有一處是完好的，只有長興的雉山漏網。後來陳武帝霸先稱帝，他的祖墳正是築在這漏網的雉山上的，竟然應了民謠的說法。

根據《北史》和《隋書》記述，蕭吉字文休，博學而通陰陽地理之術。一次蕭吉路過華陰，看到大臣楊素冢上白氣連天，就暗暗對隋煬帝說道：「楊素家裡當有兵禍，這是滅門之象，除非改葬，才可避免。」隋煬帝聽後，就從容地把蕭吉的話轉告給楊素的兒子楊玄感，希望他早日改葬。可是，握著重兵的楊玄感對此卻認為是個吉利的兆頭，於是便以遼東未滅，一時顧不到私事為借口含糊了過去。不久，楊玄感起兵反隋，圍攻東都洛陽不克，又轉而西取關中，及至閿鄉（今河南靈寶西南），被隋軍趕上，兵敗而死。從文獻記載看，蕭吉有關風水的著述有《宅經》、《葬經》等。

《大唐新語》是唐代劉肅的筆記著作，其中卷十三有一則說，唐玄宗開元十五年（727）正月，集賢學士徐堅請假去京兆為妻子岑氏落葬，臨去之前，徐堅向張說討教兆域之制，張說當即發了這樣一通議論：「墓而不墳，所以反本也。三代以降，始有墳之飾，斯孝子永思之所也。禮有升降貴賤之度，俾存沒之道各得其宜。長安、神龍之際，有黃州僧弘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參之。仆常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為土界，又一丈二尺為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闊而上斂。其中頂謂之中樵，中樵欲俯斂而旁殺。墓中抹粉為飾，以代石堊。不致瓦甋瓷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為怪。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毛羽，以其近於屍也。鑄鐵為牛豕之狀像，可以御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置之墓內，以助神道。』僧弘之說如此，皆前賢未達也。桓魋石槨，王孫倮葬，奢儉既過，各不得中。近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人用賴焉。及其葬也，儉不逾制。將穿墓者曰：『必有異應，以旌若人。』果獲石堂，其大如釜，中空外堅，四門八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其墓中，其後終吉。後優詔褒贈，寵及其子。開府王仁皎以外戚之貴，墳墓逾制，襚服明器，羅列千里。墳土未乾，家毀子死。殷鑒不遠，子其擇焉。」這種兆域之制和土龍、水龍，以及有關落葬奢儉得中的說法，在當時來說，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又如「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的理論，可以看出對於墓地上面的環境保護，古人也是十分注重的。

當年，黃州（在今湖北省）有浮屠泓師精於風水，張說對他十分敬佩。《丑庄日記》曾載，一次，張說請浮屠泓師為他買宅，泓師告誡他不要在宅屋的東北打洞。後來，宅屋東北無故塌陷了一丈多，為此，泓師預測：「公當富貴一世，而諸子將不終。」張說想要平整土地，泓師說服他說：「客土無氣，與地脈不連，譬如身瘡痏，補他肉無益也。今之俗師妄言風水者，一遇方隅坎陷，則令補築增輳，便謂藏風聚氣，豈不謬哉！君子無惑焉可也。」

五代之時，後晉大臣王建立對風水很感興趣。《舊五代史·王建立傳》說，王建立臨終，在病榻前語重心長地囑咐兒子：「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養生，梓以送死。餘生為壽百，刻銘石室，死當速葬，葬必從儉。違吾是言，非孝也。」為什麼王建立要如此這般吩咐兒子呢？原來原因在於：「榆林其岡重複，松檜藹然，占者云：『後必出公侯。』故建立自為墓，恐子孫易之也。」

宋代名士洪邁著《夷堅志》，其書乙卷第十一有「劉氏葬」一則很是奇特，劉延慶少保從小失去父親，後來祖父亡故，劉卜葬於保安軍。這時有人對他說：「君家所卜宅兆，山甚美而不值正穴，蓋墓師以為不利己，故隱而不言。若啟墳時，但取其所立處，則世世富貴矣。」劉延慶聞言便照著他的話做，在勘地定穴時以墓師所立之處為墓穴，墓師見狀不禁淚汪汪地說：「誰為君言之？業已爾，無可奈何！葬後不百日，吾當死，君善視我家，當更為君擇吉日良時以為報。某日，可舁柩至此，俟見一驢騎人即下窆，無問何時也。」劉氏聽他說完，心裡也覺得很難受，可是對於「驢騎人」的說法，又不能不感到疑惑。待到下葬之時，劉延慶為等「驢騎人」經過，從早起一直等到中午，才見一個村民肩上背著一頭小驢經過，於是及時葬了祖父。原來當時山下小民家裡的驢子剛生了一頭毛色奇異的小驢子，小民好奇，就把小驢子扛在背上去給主人家看，這就是「驢騎人」的來歷。葬後過了三月，墓師果然一命嗚呼了。後來劉延慶位至節度使，兒子劉光世官至太傅楊國公。以上這些，都是劉堯仁對作者洪邁親口說的。其事看來雖然奇異得離了譜，可是作為一說，也不妨故妄聽之。

「客土無氣」是《太平廣記》卷七七引《大唐新語》和《戎幕閑談》的一席話，這在明朝張岱的《夜航船》卷十四《九流部》中也有所提及。《夜航船》說：「浮圖泓師（唐代齊安人，今湖北黃州）與張說市宅，視東北隅已穿十二坎，驚曰：『公富貴一世矣，諸子將不終。』張懼，欲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連。譬如身瘡痏，補他肉無益也。』」這種「客土無氣」的說法，在風水術中也受到十分的重視。

在《夜航船》同卷中，張岱還舉「真天子地」一則道：「明王賢尚夢人授以書：讀書可以緋，不讀此止衣綠。數日於路得一書，視之，《青烏說》也。潛玩久之，乃以善地理聞。時為鈞州佐，上取以往命相地，得竇五郎故址，曰：『勢如萬馬，自天而下。真天子地也。』」

在諸多宋人筆記中，何薳的《春渚紀聞》是很有名聲的一種。書中卷第二《張鬼靈相墓術》一篇道：三衢人張鬼靈，小時候父親讓他跟同里人學相墓術。後來忽有所悟，就以鬼靈作為名字。宋徽宗建中靖國初年，張鬼靈來到錢塘，請他相墓的人聞風而至。當時有個姓周的縣令，括蒼人，因為也愛好風水地理之術，於是就準備了飯菜把張鬼靈請到家裡。周縣令問道：「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指示圖畫，可言克應否？」張鬼靈說：「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言其粗也。」周縣令聽說，就起身指著牆上的一張墳墓所在地圖請教，張鬼靈仔細看了半天，才說：「據此圖，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車墜此潭，幾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周縣令回答：「實在有這件事。」隨之，張鬼靈繼續話題：「是年此墜馬人，必被薦送，次年登第也。」聽到這裡，周縣令不覺起身握著他的手道：「吾不知青烏子郭景純何如人也。今子殆其倫比耳。是年春祀，而某乘馬從之，馬至潭仄，忽大驚躍，銜勒不制，即與某俱墜淵底，逮出氣息而已。是秋髮薦，次年叨忝者，某是也。」又有蔡宏、蔡靖兄弟的先墓在富春白升嶺，也請張鬼靈去看看吉不吉利。張鬼靈來到墓下端詳道：「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家麥瓮中飛出鵪鶉，為可賀也。」蔡宏回說：「前日某家卧房米瓮中忽有此異，方有野鳥入室之憂。」張鬼靈應曰：「此為克應也，君家兄弟有被魁薦者，即是貴人也。」這年秋天，蔡靖「果為國學魁選」。平時，張鬼靈常對人說：「我亦患數促，非久居世者，但恨無人可授吾術耳。」兩年以後，張鬼靈果然與世長辭，當時還只有25歲。《春渚紀聞》把張鬼靈的相墓術說得活靈活現，不可思議，顯然有著極度的誇張成分在內，然而從另一面看，可知當時社會上對相墓術是相當注重的。

由於陰宅風水到了宋代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所以朝廷大官有時還會因皇陵的事而吃官司。宋人魏泰在《東軒筆錄》中為我們陳述了這樣一件事：宋真宗崩駕以後，丁晉公為山陵大禮使，宦者雷允恭為山陵都監。及開皇堂，看到泉脈坌涌，丁晉公便「私慾庇覆」，於是「更不聞奏」，擅自移開了好幾十丈。當時有人認為，丁晉公這樣一移，就把皇陵移到了絕地，以致朝廷大喧。這時，權知開封府的呂夷簡對這一案件進行了審理。當時，丁晉公雖然早已失了天下人心，可是卻還秉政，掌握著朝廷的實權。在審理案件時，具體經辦人許公深知丁晉公為人機智而多心眼，因此「凡移行、推劾文字，及追證左右之人」，一切都推在雷允恭身上，一點也不關聯到丁晉公。定案之時，許公要向皇上彙報，丁晉公心想，這總沒問題了，便同意讓許公面呈皇上。待到皇上接見許公，許公才將丁晉公擅自移動陵墓位置的事託了出來。這樣，丁晉公「竟以此投海外」，而許公便開始參知政事了。案情在查辦過程中儘管有些插曲，但卻全由丁晉公為山陵大禮使時，「及開皇堂，泉脈坌涌」，「欲私庇覆，遂更不聞奏，擅移數十丈」而起，可見有關皇家的風水大事，是來不得半點差失的。

皇家擇葬如此重視風水，社會上也同樣如此。宋代方勺的《泊宅編》卷上說：「吳伯舉舍人知蘇州日，謁告歸龍泉，遷葬母夫人。已營墳矣，及啟堂，見白氣氤氳。紫藤繞棺，急復掩之。術人視處，知自是吉地，因即以為墳。然頗悔之，舍人竟卒於姑蘇。」為了不懂風水而被人搶去為墳的吉地，竟至悒鬱而死，可見風水寶地在當時人的心目中佔有多麼重要的位置了。

南宋末年趙與時的《賓退錄》中，還提到朱熹和賓客談論風水的話：「冀州好一風水：雲中諸山，來龍也；岱嶽，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可見理學家朱熹也是篤信並擅長風水之術的。

在明清文人的筆記或文集中，奢談風水的篇章也屢見不鮮。徐霞客是明代有名的大旅行家，在他一生北抵晉冀，南盡粵桂，西極黔滇，東至浙閩的大規模遊程中，以科學求實的精神，對風水之學作了地質學和美學意義上的探索和考察。為此，當代楊文衡先生曾在1990年撰有《徐霞客的風水思想和活動》一文，提交「國際中國科學技術史學術討論會」。打開《徐霞客遊記》，當年潘來的那篇序文就曾提及：「其（指徐霞客）行不從官道，但有名勝，輒迂迴屈曲以尋之，先審視山脈如何去來，水脈如何分合，既得大勢，然後一丘一壑，支搜節討。登不必有徑，荒榛密箐，無不穿也；洞極邃者，必猿掛蛇行，窮其旁出之竇。途窮不憂，行誤不悔。瞑則寢樹石之間，飢則啖草木之實。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以性靈游，以軀命游。亘古以來，一人而已。」《檐曝雜記》是清代大詩人趙翼所著的史料筆記，書中卷二有《相宅董仙翁》篇，說趙翼家鄉有個壬申年進士，名叫董華星的人，平時精六壬奇門之術，尤其擅長於相宅。壬申年會試之前，需要在貢院前借屋居住，趙翼曾和董華星約好同住一處。當時，趙翼先去座師汪文瑞家拜訪，不料汪文瑞卻為他借了一宅，因為礙於情面，於是就只得讓內弟劉敬輿去董華星處一起居住，自己不能住一起了。其時董華星和另一位同鄉符天藻已住在了董華星親自擇定的一處屋裡。兩場考試以後，趙翼前去董華星處叩問屋裡有幾個人會考取，董華星回答說是：「三人俱可雋，恐符君或失之，蓋夜卧須各按本命定方位，而符懷疑，不我從也。」出榜，果然董華星、劉敬輿都中了進士，趙翼和符天藻落第。又有一次，江蘇巡撫庄有恭請董華星去相察正在建造中的衙署吉凶，董華星指示改修了幾個地方。不久衙署落成，庄有恭準備上堂辦公，董華星讓他擇一吉時而出。到時庄有恭剛一坐停，轅門外就傳來報喜的鼓聲，原來這時傳來了巡撫官加宮保的好消息。此外，有個康基田的縣令，因為家裡有子弟應秋試，就去問董華星吉利不吉利。董華星先問他祖墳朝什麼方向，然後再叫他在墳的某一個方位立一燈竿，這樣以後，子弟中某一年生的一個就可篤定考中了，結果果然應了董華星的話。因為董的相宅預言多有奇驗，人家都叫他為「董仙翁」。

嘗鼎一臠，歷代史籍中有關風水術的記載遠遠不止這些，然而我們卻又不難通過這裡的這些記載，了解到我國從古以來對於風水術重視到何等程度的大致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