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勇於懷疑自己的動機

　　幾年前曾在九三學社這樣的所謂民主黨派辦的雜誌《民主與科學》上讀到一篇文章，題目是《我憑什麼相信我是正確的？》。大約因為題目的新穎吧，自己一直保留著這篇文章。

　　文章開篇就引了美國天體物理學家基普·索恩的一句自問：「我憑什麼相信我說的？」由此再聯想到作者的題目，整篇文章的意思也就很明了了。

　　文中還引有一句阿拉伯諺語：「信徒往往比先知更為狂熱」。這是發人深醒的。由此又讓我自然聯想到另一句西諺，即「信徒的話是不可信的」。另外文章中還有幾句話也很有意思。作者說，由於「在長期的科學主義意識形態下，科學被默認為是絕對正確的東西」，因此，「當一個科技副縣長在推銷轉基因種子的時候說：這是科學。這就如同紅衛兵高喊：這是毛主席說的。他們都相信自己正在遵從著某種絕對的準則。」⑴

　　可以說，絕大多數人都不會懷疑自己的動機。也正因此，美國那位天體物理學家的話也才格外引起人們的關注。現在我們那些要「堅持」這要「堅持」那以及要「劃清」東西方民主自由的人，大約也從沒有懷疑過自己的動機，總覺得自己就是在為全體中國人民甚至是為整個人類著想。不過，我倒是認為，一些人之所以不懷疑自己的動機，說穿了，不過是沒有那個勇氣罷了。但若不信，就容我還是抄幾段話來看看。

　　話說文革期間，毛澤東曾說過一句知名度很高的話：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沙漠地帶，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種人。

　　毛澤東只說有三種人，沒說比例；而況他老人家的「三種人」，政治味兒很濃。

　　於是又記起那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相聲大師侯寶林先生臨終前，作家王蒙到病榻前探望，向侯先生提出一個在我這樣的笨人看來極不易回答的問題，即這個世界上好人多還是壞人多。

　　畢竟是大師，侯先生舉重若輕，說：這個世上，好人是少數，壞人也是少數，不好不壞的人是大多數。我想，這可能是侯先生在去天國前留給世人最後的精彩。

　　大約沒有人能反對大師的這個「三分法」。

　　那麼人有沒有一些「共性」呢？

　　回答是肯定的。

　　比如，我曾在幾本書中就看到揭示說，人啊，主觀上都是利己的。

　　這讓我頗驚奇。早年背誦「老三篇」，毛主席在《紀念白求恩》中教導我們：「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要「做一個純粹的人」。現在這些人怎麼會這麼說呢。

　　可待我認真領會了這些人的意思後，實事求是地說，覺得這些人的話更接近真實。

　　比如有天早上讀英國哲學家羅素（1872—1970），就發現這樣的文字，他在《道德準則和社會的良好生存》中說道：「不管道德家們會怎樣地提倡利他主義，所有已產生了普遍影響的道德規勸正在求助於純粹利己的願望。佛教極力主張善德，是因為善德會使人升入涅槃；基督教極力要求美德，是因為美德會使人升入天堂。」⑵

　　原來如此！這讓我驚奇壞了。

　　先前總以為佛教或基督教都是「毫無自私自利之心」，都是「大公無私」，都是「天下為公」。看來是自己騙了自己。

　　當然，這樣說，並不代表自己不承認基督教的偉大，正如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約翰·密爾在他《代議制政府》第六章中所指出的：「基督教提供的新的刺激的出現及時地挽救了文學藝術於危亡，並使人類免於沉淪到或許是無底的深淵。」⑶

　　羅素又說，「一個聖人在一定程度上過著無私的生活，這是有可能的，但人類的絕大部分人看來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心理學，尤其是精神分析學的研究已撕去了我們的自私自利所披的外衣。因此，要求相當數量的人具備大公無私的道德是徒勞的。我個人認為這樣干是毫無必要的。我相信，只要我們明智地分配好讚揚和譴責的比例，我們的本能衝動經過適當的引導和培養，是能夠造就一個美好社會的。」⑷

　　在另一篇文章《走向幸福》中羅素還說：「對那些慈善家和行政官員來說，對自己的動機持懷疑態度是尤其必要的。這種人對這世界或其某一部分應如何發展都自有一套見解設想，他們覺得要實現這一設想，他們將對人類或某一地區的人類賜予恩惠。然而他們沒有充分認識到，受到他們行動影響的那些個人也有同樣的權力保留他們對世界發展觀點。一個擔任官職的人很自信他的設想是正確的，任何別的相反的看法是錯誤的。但是他的主觀判斷並不能證明他客觀上是正確的。此外，他的信念很可能常常不過是一種煙幕，遮掩了他在考慮實際以他為中心的變革時得到的快樂。除了對權力的愛以外，還有一種動機，即虛榮心，在這種情況下也起很大作用。」⑸

　　別的不說，單是反腐敗以來，真不知我們有些官員搞了多少這樣「全心全意」＋「清正廉潔」的「煙幕」。然而，一個個都是在「煙幕」之後不是逃到國外，就是走向刑場，好些的下場，也是要準備把牢底坐穿。

　　羅素在這同一篇文章中針對有些理想主義者又說了這樣一段話：「理想主義把簡單的動機披上奇怪的偽裝，因此某些譏誚諷刺的衝擊並沒有對我們的熱心公益的人造成什麼妨礙。傳統的道德觀所灌輸的利他主義是人性很難去做到的。那些以此美德為榮的人常常想像自己已經實現了這一難以企及的理想。那些高尚人物的極大多數行為是有自尊動機的，這並不值得使人遺憾。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人類就不可能生存下去。一個人全部時間都用在如何使別人吃飽飯，而忘記自己的飲食，那是要死亡的。」⑹

　　從羅素上溯至約兩千三百年前，亞里士多德創造了自己的理論，認為絕大多數人不具有美德，他們追求有用性而不是「善」。就連那時所建的城邦，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也「起源於赤裸裸的生存需要，為了一種好的生活繼續存在」。而當時大多數國家也並非為了德行而存在，說它們是一種純粹的同盟，目的是為了防禦一切侵害，實現交換和交流，倒是更為符合。也可以說：自己的幸福就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二者的大小完全相等，因而雙方都「損人利己」——亞里士多德認識到，人在天性上就熱衷於為了他們自己，並根據自己的理解，實現自己的慾望，獲取自己的利益。⑺

　　而古希臘時期的伊壁鳩魯，對也是希臘早期的思想家德謨克利特關於宇宙中的每一物體或有機體都是原子偶然集合的產物這一說法非常推崇，認為，既然宇宙不存在根本目的，至善（希臘斯多噶派所倡導的一種倫理學說）就是快樂，並不堅持把善行作為目的本身，而是教導人們說，人應該為善的惟一理由就是要增加自己的快樂，這很有點像被稱作「自然法之父」的古羅馬時期大法學家西塞羅的那句名言：「為了自由，我們才服從法律。」同樣，伊壁鳩魯派也不承認有任何絕對公正這回事，認為法律與制度只有在它們為個人謀福利時才是公正的。還說，每一個社會裡，制定一些規章來維持秩序，則是需要的。人們所以應當遵守這些規章，只是因為這樣做對他們有利。⑻

　　再往下說，其實不僅西方不僅古希臘人這麼認為，我們自己的大師或思想家也這麼看。

　　胡適先生被尊稱為二十世紀上半頁中國自由主義大師，他在1925年12月致陳獨秀信的末尾說道：「我這個人這幾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擊和污衊。我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醜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會怕懼這種詆罵的，但我實在有點悲觀。」緊接著就說，「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⑼

　　可見，即使是倡導寬容如胡適這樣的人，即便是他愛自由、爭自由，說到底也還是怕他那一班人沒有了「立足容身之地」。

　　說到這裡，讓我又想起了民主。今天，怕沒有幾個人勇於公開地說民主不是個好東西。然只要實事求是，我們就不能不承認，正如美國人羅伯特·達爾在《論民主》（劉軍寧主編）中所言：「人們喜歡民主的理由可能有許多，……有些人贊同民主，可能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的政府給了他們更多的發財機會，也可能因為，民主政治可以使他們有一個光明的政治前途」。⑽

　　還有顧准，他在《希臘思想、基督教和中國的史官文化》一文中說：「事實上，確實有許多科學家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們研究的目的，是想要證明上帝哩。」⑾

　　在同一文中又說：「佛教相信一切有生之倫都免不了輪迴的命運，人的修鍊的目的，是要超脫這種必然的命運，所謂『超脫三界外』」⑿。因此，佛教教人克服食慾和情慾，教人博愛、謙恭，教人以德報怨、戒除邪惡，都是為了那個美好的結局，即：涅槃。就連人們信仰耶穌，其實也是為救贖人們所謂的「原罪」。

　　可讓我搞不明白的是，既然上帝憐憫每一個人，為何又要求只有信上帝耶穌的人，他的靈魂才可以得救呢？為何不能連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一塊兒救？可見，如果真有上帝的話，上帝也是在為自己。甚至說出來，上帝可能比我們更自私。不僅他在為自己，據說那一次又一次宗教戰爭，打鬥的雙方都認為自己是神聖的，是為上帝而戰——有時就稱作「聖戰」。

　　弄得一撥又一撥的人為自己爭鬥拼殺，這自私得還不夠嗎？

　　當然，其實說穿了，正如盧梭在《社會契約論》第八章：「論公民宗教」時所說：「遠不是人類在為神而作戰，反而正像荷馬書中所說的，倒是神在為人而作戰；每一方都向自己的神祈求勝利，並且要償付給神以新的祭壇。」⒀

　　注釋

　　⑴見2007年第1期《民主與科學》雜誌第28頁。

　　⑵⑷《羅素文集》第二卷第59頁、第59～60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⑶第95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⑸⑹《羅素文集》第一卷，第352頁。

　　⑺參見約翰·鄧恩編、林猛等譯《民主的歷程》第42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⑻參見《西方文明史》Ⅰ第152、153頁，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

　　⑼《胡適文集》第7卷第7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

　　⑽第34頁，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⑾⑿《顧准文集》第246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⒀見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第169頁，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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