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追趕，永遠不超越——印度不如中國的三大歷史原因

中印可謂是現代國際社會中的一對歡喜冤家。二者都是有數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都是各自區域的天然主體勢力，卻在近代同時衰落，並在差不多的時間段獲得獨立。只是，獨立之後，兩國便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中國秉承東方政治傳統，以一黨專政治國，強調中央集權；印度卻從舊主英國那裡，借鑒到現代民主政體，主張分權制衡。　　當然，每個國家都有權力選擇自己的政治體制。但一個甲子過去，二者的發展成果卻截然不同。中國雖波折不斷，但終究走上正軌。時至今日，中國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級大國，工業規模更是傲視全球。　　至於印度，雖然也進步不小，但仍未擺脫積弱。大規模工業化遲遲無法開展，大批國民生活在貧困線下，國家綜合實力依然位居二流，與印度的體量絕不相稱。　　這樣的結果，印度人當然不能滿意。尤其是有中國這個珠玉在前，印度人更是滿心不是滋味。　　在這種情緒主導下，效仿中國推動社會改革，大力發展製造業，以此作為途徑，將印度帶入現代化，成為印度舉國上下的共識。而在這方面取得不錯成績的莫迪一躍而起，成為印度廣受歡迎的政治領袖。　　當然，就方向而言，印度人的思路是不錯的。早已過時，卻又難以更新的社會結構，對這個文明古國的現代化，構成重大的威脅。只是，印度社會頑疾存在千年，僅憑一個寒門出身的政治領袖，就真的能讓他一朝舊貌換新顏么？在此，我們不妨從歷史和地緣角度，分析現代印度崛起過程中的風險和困境。

　　政治上的天然撕裂　　作為南亞次大陸的天然主宰，印度有著與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相媲美的悠久歷史。但與其他擁有相同體量的古老文明不同，在印度文明的擴張史中，並沒有形成大一統的穩定政治格局。中國、羅馬、阿拉伯、奧斯曼等古典文明，在發展壯大後，紛紛邁向帝國體制。而印度文明卻始終處於邦國林立的分裂狀態，即便偶有統一，也只不過是曇花一現。考慮到古代印度文明的發達水平，以及南亞地緣板塊內部的緊密聯繫，這種政治分裂顯得多少有些奇怪。　　當然，古代印度之所以分裂也是有理由的。從地緣格局上看，南亞次大陸以東為緬甸的巴坎——若開山脈；北部為難以逾越的喜馬拉雅山脈和環境惡劣的青藏高原；西部，跨過印度河流域，便是興都庫什山脈；它們的存在，為南亞次大陸提供了充分的保護。至於南面的印度洋，雖然無法阻擋海上勢力，但海洋文明的商業特質，使它們即便進入印度，也更注重於物質利益的攫取，而非對文明的改造——無論是伊斯蘭、葡萄牙、還是後來的英國，在進入印度後都未對印度文明造成顛覆性影響。　　在這種封閉的環境下，當印度文明覆蓋整個南亞次大陸後，便喪失了繼續擴張領土的動力（以農耕時代的觀點看，南亞次大陸周邊的土地均缺乏開發價值）。而它又不像長期面對塞外游牧文明侵襲的中國那樣，有必須持續應對的外來壓力，必須用大一統的方式，來集中資源應對。　　當然，印度也不全是沒有外來威脅。相比喜馬拉雅山脈的高不可攀，翻越興都庫什山脈還是容易的多。而山那頭的游牧文明，更是農耕文明的天敵。　　不過，盡古代印度會周期性的遭受中亞游牧文明的入侵，但卻並未對印度文明的獨立性構成根本威脅。而這種結果的存在，除了古代印度文明的不俗實力外，也與中亞作為歐亞大陸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不無關係。　　中亞身處亞歐大陸腹地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東亞大陸、蒙古高原、南亞次大陸、波斯高原、兩河平原等亞洲各大地緣勢力的交鋒之地。四面受敵的地緣格局，使中亞難以作為一個獨立的地緣板塊存在，而只能在各大文明交鋒結束後，成為勝者的附庸。　　只是，無論對東亞的中國、蒙古，還是西亞的波斯、阿拉伯，中亞都是十分遙遠的邊緣地區。由於遠離各大地緣勢力的核心區，中亞即便被一方佔領，這種統治也是虛弱而不穩定的，隨時會因為佔領者的衰落或其他地緣勢力的捲土重來而發生改變。　　中亞的城頭變幻大王旗，既大大降低了印度遭受入侵的機率，也使得那些佔領印度的統治者，不得不面臨這樣一種結局：鑒於背後沒有穩定強大的地緣板塊作為支撐，使他們難以對印度文明進行根本性改造，反倒不得不針對印度實情，對自身進行調整，以維護得來不易的統治地位。其最終結果就是融入印度文明。　　在這種既無意願做大蛋糕，也不至於遭受滅頂之災的情況下，窩裡斗，幾乎是所有組織的本能選擇。在這種大環境下，南亞次大陸內部的各次級地緣板塊自然而然的因自身利益持續爭鬥，最終形成了分裂的政治格局。　　正是這種分裂的政治傳統，使印度於1948年建國後，很容易便建立了以分權制衡為特徵的現代西方民主制度。但當印度經濟從傳統農耕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時，卻產生了巨大的問題：　　縱觀世界各發達經濟體，無論是早期的英法美德，還是後期的日本、韓國、台灣，在邁向工業社會的過程中，其政治體制雖有進步，但仍帶有強烈的威權色彩。即便有所謂的分權制衡，其參與範圍也只限於精英階層。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工業擴張中，不可避免的會產生諸如圈地、血汗工廠、環境污染等問題，嚴重侵犯了普羅大眾的利益。只有通過強大的政治威權，才能壓制不滿，強力推行。只有當工業化完成，上述問題逐漸消失，波及全民的現代民主制度才有了實施的可能。　　而與發達經濟體不同，印度在建立現代民主政治制度之時，國家仍處於傳統的農耕時代。這種政治制度的超前，對印度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所有有利於經濟積累和轉型的工業項目，因其本身所連帶的負面影響，招致民眾的堅決反對，並在現代媒體的推波助瀾下被迅速放大。　　在現代民主制度這一政治框架下，新德里的政客為爭取選票，只能無底線的迎合群眾意願，無法像威權時代的韓國、台灣和後來的中國大陸政治家一樣，用強有力的中央權力將其推行下去，這導致印度接連錯過20世紀後半頁的幾次歷史發展機遇，經濟結構遲遲無法轉型。　　而同樣，過早採用西方民主制度，也導致了中央權力的薄弱和地方的各自為政，反映到經濟層面，就是全國性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規劃布局無法進行，國家經濟支離破碎。

　　印度教與種姓制度　　傳統印度社會根據出身不同，將人分為婆羅門、剎帝利、犬舍、首陀羅四大階級，另外還有摒棄於四大階級之外的「賤民」。不同階級職業不同、地位迥異。處於高種姓的婆羅門與剎帝利，佔據了絕大部分國家資源，而占人口絕大部分的首陀羅、犬舍以及賤民，則生活在社會的底層。　　其實這種金字塔型社會結構也不是印度專利。但與其他文明不同的是，印度文明中，這種社會結構被以種姓制度的形式加以固化。　　在華夏等其他文明中，下流階級出身的人，可以通過讀書、戰鬥、從商等後天努力的方式，得到社會的認可，從而提升自己的階級地位。　　而印度人的階級地位則完全由出身這個先天因素決定。出生之後，無論個人努力與否，階級地位都不能改變。也就是說，無論低種姓和賤民多麼努力，他們也無法躋身於婆羅門、剎帝利等高貴階級，成為真正的上流社會。　　只是，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的本能。種姓制度阻斷了絕大部分印度人改變命運的可能，必然會招致他們的憤恨和反對。對此，印度文明通過宗教加以化解。　　印度教教義推崇轉世，將今生的苦難，作為來世獲取幸福的必要條件。在印度教義的熏陶下，下層階級逐漸放棄了現實社會中的反抗，而寄往於來世，甚至通過苦修，來增加轉世獲取幸福的幾率。　　種姓制度和印度教的結合，使印度社會的階級完全固化。這種社會結構的好處，是有效減少階級衝突，維護了社會穩定。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階級戰爭，在印度極少發生。但壞處也很明顯：由於缺乏足夠的上升渠道，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印度下層階級，也就喪失了通過努力學習和工作，來改變自身命運的動力，變成得過且過的「混日子」一族。當「愚昧」、「懶惰」、「散漫」成為低種姓和賤民的代名詞後，印度也就失去了通過發展大規模製造業邁向工業社會的可能。

　　政改的必要性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印度拿下了軟體外包業，並獲得了成功。只是，這樣一個產業鏈短（不需要太多配套產業）、勞動力需求小（只能容納百萬人口級的就業、總共不過幾百億美金的規模）的產業，是無法將印度這種10億人口級別的的國家帶入現代化的。對印度來說，發展製造業，是其發展的主要出路。　　大規模的工業製造需要大量的合格勞動力。而要達成這一目的，印度必須徹底清除種姓制度的影響，給予低種姓和賤民階級足夠的上升空間，使他們能夠通過學習、工作等手段來改變命運。　　只是，當階級藩籬被打破，印度人民有了爭取更好生活的慾望和可能後，使人安貧樂道，願以今生苦難換的來世幸福的印度教教義，也就喪失了它的社會根基，其結果就是被拜金主義所取代。　　在拜金主義的驅使下，印度的低種姓和賤民們，終將被捲入工業化的滾滾洪流中。但與此同時，強征土地、房屋拆遷、環境污染、職業病、低廉薪酬、長時期超負荷勞動，此類工業化過程中（尤其是中前期）難以避免的負面影響也會隨之而來，進而引發民眾的群體性憤怒和反抗。　　就政府而言，他必須壓制民眾的不滿，否則工業化不可能開展。但在現代民主制度的架構下，為選票所裹脅的印度政客，無法實現這一目的。要想解開這一困局，印度唯一的辦法就是改革政治制度，實行中央集權。　　中央集權的潛在內亂風險　　中央集權的過程，必然引發政治勢力的重新洗牌。考慮到印度的政治架構，沒有任何一方政治勢力，能夠讓其他對手放手退出。要想解決這一難題，印度只有兩條路可選：要麼政治勢力間直接發起內戰，用武力消滅其他勢力；要麼跳出派系爭鬥，放下身段爭取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低種姓和賤民的鐵心擁護，通過壯大基本盤的方式，逼迫保守勢力出局。　　咋一看，派系內戰並不是什麼好的選擇。但如果採用第二種方式，則意味著這一政治勢力站到了下層階級的立場上，一旦其掌權，必然會剝奪掌握社會資源的上層階級的利益，進而會招到激烈反對。鑒於利益的不可調和性，雙方的衝突必將愈演愈烈。如此一來，派系內戰雖可避免，階級戰爭卻極有可能發生。（現實中的案例，則是毛派武裝與印度政府之間的衝突。一旦大規模工業化啟動，毛派將獲得廣泛的社會基礎）　　宗教衝突與種族對抗　　印度的人種構成大致可分為三類。由早期自中亞遷入的雅利安人演化而來的印度斯坦人（即印度白人）；土著的達羅毗荼人（即印度黑人）；以及早期由東亞流入、在東北地區占相當比例的蒙古利亞人（即黃種人）。　　由於歷史的原因，婆羅門、剎帝利兩大高種姓基本由占人口少數的印度白人組成，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印度黑人與黃種人則基本屬於低種姓和賤民。　　通常情況下，這種明顯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必然導致種族衝突的產生。而印度在數千年的文明發展史中，卻成功的避免了種族間的對抗。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而印度之所以能成為例外，固化階級的種姓制度，和鼓吹放棄今生以求來世的印度教義居功至偉。（發源於印度的佛教，由於宣揚眾生平等，不利於印度種族階級社會的穩定，逐漸在當地走向消亡）一旦這二者被清除，處於社會中下層的印度黑人和黃種人的種族意識將被激活，並在拜金主義的誘惑下，對佔據社會資源的印度斯坦人產生種族仇恨，膚色的不同更讓這種衝突加倍激化。而隨著大規模工業化的展開，主要的印度白人構成的資本家，與主要由印度黑人以及黃種人構成的勞苦大眾之間的衝突將愈演愈烈。階級矛盾和種族矛盾合二為一後所迸發出的力量，足以將印度攪的天下大亂！　　宗教矛盾同樣對印度政治改革構成威脅。印度境內有一億穆斯林。他們獨立於印度教體系之外，但與黃種人和印度黑人一樣，處於社會的中下階級。雖然現在，印度教的強大力量足以壓制占人口少數的穆斯林。但如果印度教瓦解，印度社會陷入紛爭，穆斯林為爭取自身權益，也不可避免的會捲入其中，進而加深印度的混亂。　　政體、階級、種族、宗教，多種因素雜糅在一起，使印度的現代化道路異常艱難，稍有不慎，便有萬劫不復的風險。　　印度當然明白內亂的後果。但鑒於自身複雜的國情，它又無法確保內亂不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發生。在這種左右為難下，印度的現代化改革只能長期流於形式。在找到兩全其美的辦法之前，印度不僅無法超越中國，還將被越甩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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