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轉改革」應該慎重考慮後再實施(四) ...楊松林

「土地流轉改革」應該慎重考慮後再實施(四)2008-10-12

  這項政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鑰匙嗎?

  中央對「三農」問題發愁也不是一天兩天了,每一屆領導都感嘆這個問題嚴重。胡溫上台後取消農業稅,也就是每個農民每年三四百元,還是一次性的顯現出來。但農民人均收入增長率持續地,頑固地低於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卻沒有扭轉的跡象。難道出路竟然是恢復中國走了兩千多年的土地私有制度,還被指認為「世界農業文明的共同道路」。

  中國農民問題就是土地問題,這句話不錯,但只適合農業時期的農民問題。在農業時期,商業、金融、土地資本家勾結起來剝奪小農土地,使他們失去「勞動吃飯」的條件,最終迫使他們造反,同歸於盡。因此,任何剝奪小農土地的行為必然帶來災難。

  但工業化後就不同了,工業化時期農民相比起來最窮的原因,是因為工業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的可能性空間」要遠遠大於農業,技術進步使其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遠高於技術應用於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最終了決定行業收入差別。只要你這個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慢,每個人創造的產出增長少,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比增長快的平均收入高。雖然市場經濟中供需關係會對農產品價格自動上調以平衡差距,但只要這個格局不變,農業領域裡的收入一定低於非農產業。即使美國這樣的後現代國家對農業每年進行巨額補貼,也不能解決農場主和農業工人收入平均低於其他行業的問題。農業比工業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慢是個不可改變的因素。中國2006年按照每個農業勞動者創造GDP也就是1.2萬左右,每個農民平均只有3128元。 把地力人力用盡,無非人均3128元的創造,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能有3687元,說起來也應當呀。

  發達國家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的呢?基本過程都是:開始是製造業,然後是服務業,不斷創造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大量農民離開土地(英國是強力趕走的,美國是利益誘惑的)從事非農產業,與此同時農業勞動者人均擁有資源越來越多,為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增加了空間,也就是所謂集約化經營,最終使農業和其他產業的收入差距縮小了。

  接著的問題是,中國有沒有可能走西方發達國家的道路呢?恐怕有困難,這可以從很多工業化速度很快的新興市場國家情況以及中國自身情況看出來。

  目前,幾乎所有新興市場國家都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工業化和城市化速度都很高,一直到產業就業結構和發達國家很接近。但是,貧富差距不僅在世界上排前列,而且越來越大。無非是農民從農村進入城市的貧民窟,低收入的農民變成了低收入的服務業人員。

  1985年,美國全部就業人員創造GDP為3.75萬美元。其中第一產業就業人均1.97萬美元,第二產業6.2萬美元,第三產業人均4.85美元。第三產業人均GDP是第一產業的2.46倍,高於平均數29%。而同年巴西全部就業人員創造GDP為0.41美元,其中第一產業就業人均0.17美元,第二產業0.92美元,第三產業0.18美元。第三產業只是第一產業的1.06倍,比平均數低56%。

  也就是說,新興市場國家服務業雖然勞動生產率高於農業,但是提高幅度很小,一般仍遠遠低於平均勞動生產率。而發達國家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往往與人均勞動生產率接近,遠高於農業領域。西方國家70%以上在服務業就業,只有2%左右從事農業,政府補貼農業就業者的難度自然很小。

  這裡就存在一個問題,服務業並不創造物質產品,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是很難用勞動時間或者勞動量來計算的。美國理個髮要10美元,而且沒有洗頭等服務。中國理個髮10元人民幣(服務內容多得多)。美國一個超市收銀員每天工作量不比中國超市收銀員多,也不比中國收銀員熟練,但美國收銀員工資是中國收銀員的十幾倍。發達國家的服務業為什麼能「創造」這麼高「價值」呢?

  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認識。

  首先,發達國家服務業構成與發展中國家不一樣,金融保險、不動產和工商服務業等金融有關產業占服務業比重在40%以上(2004年美國為44.4%,英國為40%),佔GDP比重也高得很(2004年美國為32.4%,英國為30%。中國同年全部第三產業才31.9%。)。而發展中國家則小得多,2004年巴西該行業占服務業比重為25%,佔GDP為16% 。更多發展中國家金融有關行業佔GDP比重在10-15%左右,不及發達國家一半(中國更低,2006年中國金融、不動產和工商服務業佔GDP比重只有9.5%,只相當於美國的21%)。金融、不動產等行業「勞動生產率」最高的行業,一個房地產公司百十個人就「創造」數十億「資產」,而金融投資等行業更是不需要多少人。發達國家控制著世界金融市場,制定只能他們發財的金融規則,通過「創造信用」一本萬利甚至無本萬利地「創造財富」。這樣的條件是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不存在的。

  其次,發達國家制定世界經濟規則,擁有技術和品牌優勢。如果按照勞動生產率增長可能性空間角度看待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經濟,顯然是個升冪結構。西方國家通過技術優勢在生產活動中賺取利潤的大頭,而資本越多技術人才越向西方集中。西方本來就擁有最響亮品牌,品牌產品毛利高,投入廣告資金就強。而廣告越強品牌越響亮。這樣,「知識經濟」和「眼球經濟」這兩個「正反饋系統」使西方積聚財富能力越來越強。雖然近30年來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GDP增長遠高於西方國家,但財富分配向發達國家集中的勢頭一樣沒有逆轉,反而越來越強。

  以上兩個因素,使西方國家有能力通過制定起點很高的最低工資標準,高額的轉移支付和廣泛的福利政策,「提高」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服務業GDP主要構成是工資),也有能力高額補貼增加農業就業者的收入。

  因此,所謂「世界農業文明的共同道路」並不存在,這條路只有西方發達國家才走得通。最主要的是,這條路與土地私有化和「集約經營」的關係很小,完全是政府對產業收入再分配解決的。

  對於中國來說,如何解決農業勞動生產率與製造業差距越來越大的問題更困難。目前,雖然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扣除軍工產業的最大製造業國家,而且在繼承擔世界最大的消費品生產後,裝備製造業也開始向中國轉移,但由於中國人口數量太大,農民數量太多,依賴市場經濟自然調配出一個讓大部分農民離開土地,從事非農產業的前景依然不可樂觀。上世紀末,西方經合組織7國製造業工人全部加起來不過5858萬 ,就算這些國家把製造業就業機會全部給中國,中國農民非農就業問題也無法解決(服務業就業是無法轉移的)。

  在如何解決三農問題上,算小賬是算不出結果的。2006年,中國農林牧漁業創造增加值為10.9%。再加上當年農民家庭純收入中38%的務工收入,佔全國人口56.1%的73742萬農民總計不過從GDP盤子里15%部分討生活。這麼小的,擴張速度必然很慢的盤子中考慮農民收入問題,怎麼算也算不出個結果來,怎麼也算不出個出路來。

  農村問題專家李昌平早就看透了這個問題。他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出中國究竟走菲律賓農業發展模式還是走日和中國台灣農業發展模式的問題。菲律賓農業發展模式就是在土地私有化基礎上大資本下鄉的美國農業發展模式。外國和本國資本家逐步滲透和控制了「菲律賓農業和農村的金融保險、土地交易、農產品加工、流通、倉儲、生產資料生產和銷售、技術服務和基礎設施等諸多領域。農民只能從事種植業和養殖業,大量自耕農和佃農在大公司的擠壓下破產,被迫失去土地做資本家的農業工人。然而隨著技術的進步,農業資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農業工人越來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業農民湧進了城市」。結果形成「五個快速轉變:農村問題快速轉變成了城市問題,農民問題快速轉變成了工人問題,失業問題快速轉變成了社會問題,經濟社會問題快速轉變成了政治問題,國內城鄉矛盾快速轉變成了國際貿易摩擦。」

  以前,由於農民沒有出讓土地經營權的權利,確實只能產生「公司+農戶」的模式。當中國土地流轉改革給了農民土地「處置權」後,這個模式必然演變成「公司+僱工」模式。隨著政府鼓勵、支持商業資本下鄉和「公司+農戶」的模式,中國走上菲律賓道路就是指日可待的。

  李昌平還介紹了日本和中國台灣模式:「『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資本改造和消滅小農,而是在土改的基礎上,在限制大資本下鄉的同時,扶持小農組織起來——建立以金融合作為核心的綜合農協,變傳統小農為組織化的現代小農,包括金融保險在內的農村經濟都由農民協會主導發展,農民不僅分享種植業、養殖業的收益,幾乎分享了農村金融保險、加工、流通儲藏、市場資料生產供應、技術服務、農產品超市和土地「農轉非」等諸多方面的絕大部分收益。」

  顯然,日本通過限制城市資本流入農村,避免了優勢極強的商業資本把農民從農產品加工、金融、流通、商業等諸多增加附加價值的產業領域裡驅逐出來的可能性。同時,通過優惠政策和扶植農民組織起來「壟斷」這些「有快速提高勞動生產率空間」的行業,使農民「有可能」不過分低於城市工商業的經濟效率。這才應該是人口大國,農業大國農業現代化的基本思路。

  2006年,中國農牧業增加值為23070億元,佔GDP總量10.9%。與農副產品直接相關的加工業增加值為27435億元 ,如果加上金融保險、流通儲藏、農資供應、農產品超市以及建設用地徵用的利益都算上,應該還有不下2萬億的空間。如果這些產業空間都留給農民,總計就可能達到5萬億,佔全部GDPD 23.6%,是10.9%的2.17倍。如果國家這些行業的稅收等方面給予優惠,就有可能使農民真正具備大幅度、持續提高收入的「可能」。這樣說,並不是僅僅靠這個方法就能解決三農問題的「必要且充分條件」,但這起碼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必要條件」。

  當然,就算實現這個目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集體經濟已經摧毀,商業資本已經嚴重侵入農村領域的情況下,再加上上上下下都認定前期的「改革」沒有毛病,要沿著本來私有化思路「繼續深化」的政治氛圍下,恐怕連想都沒人會想。

  但是,不走這條路就要走菲律賓的那條路嗎?

  菲律賓農業發展的路是「走不通的那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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