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內閣、宦官：明代「三駕馬車」與上層建築

徐小疼 /發表於大明紀略

有明一朝，政治權力結構縱觀下來，是「三駕馬車」：皇帝、內閣、宦官。

整個明朝的上層統治權力，大抵就在這三駕馬車手中。上起朱元璋開元，下迄朱由檢殉國，這三架馬車，或並駕齊驅，或有一架為先而兩家跟隨，又或者是對先驅地位的你爭我奪。

皇帝是國家的權力機構的核心。皇帝是整個大明帝國的最高元首，是大明帝國的核心所在。皇帝身居高位、大權在握，他的命令是絕對的真理，乃是上天之音，不可違抗。皇帝手中握有整個國家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力，並且是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的最高領袖，是整個國家的「大家長」。皇帝通過嚴宮閫、立儲君、申宗藩、罷宰相，以一己之力，牢牢地控制著整個國家的咽喉和大腦。《皇明祖訓》當中記載太祖有教誨云：

「凡帝王居安常懷警備，日夜時刻不敢怠慢，則身不被人所窺，國必不失。」

意思就是說，你們要記住，除了自己，誰都不可以輕信；你們要提高警惕，牢牢控制住你們的國家。

在整個明朝，皇權在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成祖永樂皇帝朱棣兩朝達到巔峰。這爺倆都是通過戰爭取得的皇位，一個是開國戰爭、一個是靖難之役，都知道創業的艱辛。朱元璋建分封、廢丞相、興黨獄，大大地削弱了皇子（親王）對王位的威脅、相權對皇權的威脅和黨派對朝政的威脅，從而將皇權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收手裡。而朱棣則更甚於其父，在登基之後，對於前朝建文帝的忠臣進行了查抄，殺死了一大批前朝良臣；又開設了除錦衣衛外又一個特務機構——東廠，對朝臣進行監視。

但是，在朱棣死後，皇權對於政局壓倒性的控制力有所減弱。也正是在朱棣死後，宦官和內閣的權力開始上升，逐漸可以與皇權進行平衡。

內閣制度是明朝的首創。洪武十五年，設華蓋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和東閣大學士，統稱「閣殿大學士」。後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熾增設謹身殿大學士，世宗嘉靖皇帝改華蓋殿魏中極殿、改謹身殿為建極殿，共四殿二閣。在明成祖永樂皇帝朱棣在位期間，第一次出現了「內閣」的稱謂，後「內閣」這個名稱便專門用來指代這六名專門輔佐皇帝處理日常政務的大學士。但是，正如前述，在永樂年間，皇權相對於內閣而言，佔有壓倒性的優勢。因而在朱棣在位期間，內閣並無實際權力。

到了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熾繼位的時候，因為皇權的至高權力有所放鬆，因而內閣的地位開始得到提升。整個洪熙年和後來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宣德年，內閣成員的品級較前朝有了提升，也有了可供「使喚」的下設機構。在洪熙年和宣德年間，內閣開始具有議政權；到了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兒子，英宗正統皇帝朱祁鎮繼位的時候，內閣已經可以圈點題奏、票擬批答；也就是說，內閣不再只是皇帝的「智囊團」，而進化為可以替皇帝處理政務的一個小團體。

內閣的權力經過了洪熙年和宣德年的發展，從正統年開始達到了二百七十七年裡面最鼎盛的時期，而這個時期自正統開始直到萬曆前期，大約是一百五十年左右。在這個時期，內閣因為親近皇帝，地位迅速超過了「悶頭幹活」的六部，內閣成員（英宗朱祁鎮第二次登基後的天順年時始有內閣首輔之謂）取代原來的吏部尚書，成為了眾臣之長。而這也讓我們認識了李東陽、楊廷和、夏言、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極富才華和政治手腕的內閣首輔。

在張居正去世之後，內閣的的權力迅速衰落，而宦官的勢力則迅速地崛起。

宦官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職業。由於其經過閹割、喪失性功能，歷代皇帝使其出入宮闈，侍奉內廷的飲食起居。由於幾乎是與皇帝日夜相伴，歷史上宦官干政的記載屢見不鮮，明朝也並無例外。

明朝宦官機構分為十二監二司七局，其中以司禮監為「十二監中第一屬」，可以說是宦官機構中的最高級機構。司禮監設提督太監一名，掌印太監一名，秉筆太監一名，隨堂太監數名，掌司、典簿若干。提督太監為內廷統領，掌印、秉筆和隨堂太監主要負責與外廷溝通。掌印、秉筆太監掌管批紅、傳宣諭旨和提督東廠，因此到了後來，也是後來形成宦官專權的「不二人選」。

隸屬於司禮監的東廠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特務機構，因其內署位於東上北門而名；其外署則位於東安門以北。東廠始設於永樂十八年，最高領導為欽差提督東廠官校辦事，簡稱提督東廠，更為我們所熟知的稱呼則是「廠公」；有時也稱「督主」。廠公地位極高，據《萬曆野獲編》記載：

「司禮掌印，首璫最尊，其權視首揆。東廠次之，最雄緊，但不得兼掌印。每奏事，即首璫亦退避。」

而《明史》則記載：

「東廠權如總憲。」

也就是說，即便司禮監掌印太監是內廷首揆，在東廠提督向皇上奏事的時候，也必須退下，不得偷聽東廠所奏的「機密」；而東廠的權力，與都察院都御使相當，一句話就可以使別人滿門抄斬。

通常情況下，提督東廠太監由司禮監秉筆太監兼任；有時候也會出現掌印太監兼任的情況。這就相當於內閣首輔或內閣次輔兼任都察院都御使，放到今天相當於什麼，大家可以自己體會一下。

雖然我們如此將宦官與外官的職位相比，但事實上宦官的實際權力，比品級相當的外官要大得多：宦官擁有統督天下兵馬的權力，並且也有自己的「內操」；同時，宦官也擁有一定的經濟權利，例如監督織造和燒造，管理庫藏，甚至徵收稅銀等。

兵權和錢權在握，上位也就是只欠東風了。

事實上，從正統年間開始，宦官的政治權力已經開始呈現上升的趨勢。司禮監掌印或是秉筆太監也頻頻出現在歷史事件的主要位置上面：我們可以看到王振忽悠英宗朱祁鎮北伐，也可以看到劉瑾借著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耽於嬉遊而大權傾國，也看到馮保聯合張居正扳倒高拱；宦官的權力在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在位的後期隨著朱翊鈞對於政務的荒怠而迅速上升，以至於後來出現「九千歲」魏忠賢妄圖篡正的事情，也可以被視作宦官的權力達到了巔峰。

當然，皇帝、內閣和宦官的權力爭奪，並非此消彼長；而是在不斷平衡當中的。在明前期，即洪武、永樂年間，皇權佔有絕對優勢；從洪熙至萬曆前期，迅速上漲的內閣權力與緩慢增強的宦官權力一直在不停地鬥爭和平衡。而到了萬曆後期宦官權力迅速膨脹，而此刻的內閣雖處於弱勢，卻也仍有東林黨等力量與之抗衡。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在思宗崇禎皇帝朱由檢繼位之前，皇帝、內閣和宦官三駕馬車，大體上處於雖然互博但尚且平衡的狀況下，並從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互的制約。皇帝通過宦官制約內閣，而內閣一邊與宦官互相制約，另一方面也通過自己題奏、票擬的權力對皇權形成了一定的制約。而在出現個人能力不強或怠政的皇帝，如正德皇帝、萬曆皇帝和天啟皇帝的時候，內閣與宦官當中通常會由個人能力極強的領袖人物來「涉政」，以確保國家不亂；而通過內閣與宦官的互相制約，也能夠保證權力並不旁落到某一方手上去：譬如于謙與王振、劉瑾與李東陽、馮保與張居正等。或許有人會以魏忠賢專權為反例，但是不要忘了，在魏忠賢專權期間，東林黨人也未曾放棄對宦官權力的制約；雖然內閣不太給力，但也有楊漣、左光斗等人力撐，魏忠賢的「九千歲」之位，也並非做得舒舒坦坦。

宦官群體說到底是「斷了根兒」的人，是沒有正常倫理意義上的「家庭」的。對於宦官來說，內廷是他們的全部視野，而對於皇帝，宦官是視作親人的。宦官呼皇帝為「爺爺」，並非如我們所認為的是一種尊稱，而是真的視自己作內廷這個家庭的一員，而視皇帝為這個家庭的大家長。按照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朝的司禮監掌印太監呂芳（此人物為虛構）的說法，就是：

「內廷就是咱的家。」

這句台詞並非完全是編劇劉和平的原創。在嘉靖、隆慶、萬曆三朝內閣老臣高拱的《病榻遺言》當中，高拱曾記述過一段雖不知真假，卻也頗有道理的話語。當時有一自稱「王大臣」的遊民闖入內廷而被剛剛即位的十歲的朱翊鈞發現，辦理此案的太監馮保與當時的首輔張居正志同，認為此人是高拱門下的人指使，欲陷高拱罪。有一名姓殷的七十多歲的老太監對馮保說：

「馮家，萬歲爺年幼，你當幹些好事，扶助萬歲爺。怎好乾這等事？那高鬍子是正直忠臣，受顧命的，誰不知道那張蠻子奪他首相，故要殺他滅口。你我是內官，又不做他首相，你只替張蠻子出力是為何？你若干了此事，我輩內官必受大禍。使不得，使不得！」

一句「你我是內官，又不做他首相」，將宦官的事實地位道盡了。宦官一輩子只能在紫禁城裡，生老病死都出不去，永遠與內廷事務和皇帝的利益捆綁在一起。無論宦官再怎麼走到高位，總歸也是要站在皇帝的角度去考慮事情；看似有奪權之想，事實上因為宦官的地位原因，他們所做的事情，實際上也是在為皇帝謀利。例如萬曆征礦稅，其最終落入的是皇帝的內帑而非戶部的銀庫；而反觀崇禎年的捉襟見肘，則是因為缺了強有力的宦官為皇帝謀取經濟上的利益。

與宦官相比，內閣的考慮則更多出於自身利益。或是想大撈一票，或是想流芳千史，內閣考慮自己更多而皇帝更少；尤其是到了崇禎年的時候，由於崇禎將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連根剷除、內廷人心惶惶，不敢妄為；而崇禎自己也是用人多疑善變，內閣人馬如走馬燈般變換，內閣也毫無無長久計議可言，更不會將自己與皇帝的利益進行捆綁，因此才會有崇禎年皇帝調不動大臣、內官幫不上皇帝的咄咄亂象，也因而會帶來最後大明王朝的全面崩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