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孝：民族資產階級工業化的發展與歷史局限——《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研究》節選（三）

　　引言：中國的國家主權、工業化、社會主義是三位一體的。中國的工業化發展道路必然會出現不同於歐美，甚至是「反」歐美的特徵。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和新型工業化，不管是過去還是今天，都不能忽略全球資本主義的衝擊，不能忽視趕超的歷史進程，不能忽視趕超進程中大國間的博弈，不能簡單地把歐美的發展道路、社會模式、理論框架作為標準抽象地評判中國道路。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在解決工業化所面臨的問題中形成的、發展的。中國是一個落後的、貧困的農業國。在這樣的一個國家進行快速工業化，領導人面臨著什麼樣的國際環境?有什麼樣的國內條件?他們如何運用這些條件，如何創造條件進行工業化?當時的歷史條件又如何影響他們的決策，制約他們的選擇?在解決問題中，什麼是不可避免的代價，或者說是制度成本?什麼是決策錯誤?這些討論自然會遠遠超出單純的工業經濟和技術。

民族資產階級工業化的發展與歷史局限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悲劇性的力量。它在洋務運動後期走上歷史舞台，開始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但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先天的局限性。相對於封建地主，它是新生的力量，但是，也是弱小的力量。而相對於西方資產階級，它有反抗的本能，但卻沒有反抗的實力。面對已經壟斷化的西方大工業，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天然地按照「相對優勢」原則推進工業化。中國新興的民族工業基本上局限在輕工業，在國際分工中處於底層。這樣的工業體系從單純的經濟原則來看是合理的，但是，這樣的「天然」的選擇，無法為國家安全提供支持，為大國博弈提供力量，為國家長遠發展奠定基礎。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最發達的沿海民族工業幾乎全部毀於戰火。

　　吳孫普是中國著名作家茅盾先生的名著《子夜》中的主人公。《子夜》創作於1930年。當時正值發生資本主義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中國工商業受到很衝擊。《子夜》寫的是兩個月間上海工商金融界的事情，用現實主義手法描繪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工業的發展和崩潰。

　　書中主角吳孫普曾經遊歷歐美，視野開闊，精明能幹，魄力十足。他有實業救國的志向，有發展民族工業的宏遠志向。他在故鄉雙橋鎮辦了一個發電廠和幾個小企業，打算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模範鎮。他在上海還經營一大片絲廠。

　　1930年代，我國外部有帝國主義列強虎視眈眈，而國內經濟蕭條，階級矛盾激化，軍閥混戰，動蕩不安。吳孫普家鄉雙橋鎮發生農民起義，他在家鄉的投資付之東流。上海的絲廠競爭不過日本絲和人造絲，漸漸不景氣，只能剋扣工人工資來維持。這又導致勞資矛盾激化，引起工人罷工。軍閥混戰，經濟不景氣，內地資金湧向上海。雖然中小企業急需資金，但金融界卻在炒公債、炒地皮，炒房子。

　　面對種種衝擊，幾個有眼光有能力的企業家吳孫普、孫吉人和王和甫還是打算有一番作為。他們組建益中信託公司，打算大規模地辦實業。幾個人一口氣兼并8個製造日用小商品的小工廠，想將它們發展起來。小說中這樣描寫吳孫普，「他和孫吉人他們將共同支配八個廠，都是日用品製造廠!他們又準備了四十多萬資金在那裡計劃擴充這八個廠;他們將使他們的燈泡，熱水器，陽傘，肥皂，橡膠套鞋，走遍了全中國的窮鄉僻壤!他們將使那些新從日本移植過來來到上海的同部門小廠都受到一個致命傷!而且，吳孫普又將單獨接辦陳君宜的綢廠和朱吟秋的絲廠。這些都是經過艱苦的鬥爭方始取得，亦必須以同樣艱苦的鬥爭方能維持與擴大。」[1]

　　吳孫普的真正對手是趙伯韜。他是美國金融資本的買辦，是上海金融界的大鱷。趙伯韜甚至能夠買通軍界，控制軍隊的前進和撤退，操縱公債市場，呼風喚雨。同時，他也為美國金融資本服務，吞併剛剛萌芽的民族工業。

　　吳孫普等人為了迅速籌集資本擴大工廠，投資進入公債。結果，成了趙伯韜獵食的目標。

　　吳孫普一面作公債，一面經營企業，資金開始周轉不靈。內戰時期貨物受阻，新收的8個廠貨物滯銷。趙伯韜一方面對吳孫普進行經濟封鎖，一面在公債市場打擊吳孫普。做公債失敗後，吳孫普本已氣餒，只想收回二十萬血本，投降趙伯韜。但是，孫吉人和王和甫兩個人不甘心，他們說服吳孫普，決定孤注一擲，將工廠和住房都抵押上了，和趙伯韜一絕雌雄。吳孫普力勸自己的妹夫金融家杜竹齋和他們一起和趙伯韜決戰。誰知，在吳孫普向杜竹齋詳細說明了自己的計劃之後，杜竹齋了解到底牌，在公債市場上反戈一擊。吳孫普慘敗。

　　茅盾先生創作這篇小說時身體不好，小說至此嘎然而止。

　　小說形象地描繪了20世紀30年代新興的中國民族工業資本家的困境。他們要面對強大的西方工業的競爭，面對西方金融資本及其買辦的獵食，還要面對迅速崛起，得到日本政府扶植的日本工商業的競爭。但是，在國內，農村的階級矛盾、城市的階級矛盾一起爆發。軍閥混戰，政局動蕩，他們得不到扶助和保護，反而要繳納繁重的稅收。可以說內外交困。

　　在小說中，趙伯韜代理美國的托拉斯，周仲偉將自己的火柴廠頂給日本商家，吳孫普的益中公司將工廠抵押給英國人。這形象地預示著民族資產階級在當時的出路。第一，像趙伯韜一樣，做帝國主義的買辦。第二，趁有利可圖的時候，將企業賣給外國資本家，或者合作。第三，象吳孫普等人一樣，抗爭到底，一敗塗地。

　　或許有人會提出異議。茅盾先生《子夜》經常受到的批評是主題先行。茅盾先生是個左翼作家，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有人認為他是先有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然後按照這個觀點設置章節、人物和衝突，如民族資本家吳孫普，金融買辦趙伯韜，然後搜集材料來填充這些框架，甚至扭曲材料來適應這個框架。因此，茅盾先生的《子夜》描寫的人物是臉譜化的，並不能真正反映民族資產階級工業化的命運。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個歷史上的真實的「吳孫普」，他發動了中國和洋行之間空前規模的商戰，但其結局比吳孫普還要悲慘。

（二）胡雪岩：中國近代史上的「吳孫普」

　　胡雪岩是著名徽商。他白手起家，在杭州設銀號，後來成為左宗棠的得力幹將。1866年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後，主持上海採運局局務，為左籌供軍餉和訂購軍火，並掛有政府官銜。藉此政治背景，他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20餘處，並經營中藥、絲茶業務，資金最高達二千萬兩[l1]白銀以上，是當時中國商業第一人。這是金融、商業、工業一體化的私人商業帝國

　　胡雪岩的悲劇是他雄心勃勃地想與西方銀行爭奪中國生絲業的定價權，結果一敗塗地。[2]

　　隨著中國逐漸陷入半殖民地，外國銀行進入中國，逐漸控制了中國的金融命脈。19世紀70年代，以英國滙豐銀行位代表外國銀行從事對上海錢莊的拆[l2]票業務。當時拆票金額已達300萬兩[l3]白銀左右。到19世紀90年代，拆放[l4]金額達到了七八百萬兩[l5]白銀。實際上，這意味著中國的錢莊在資金周轉上越來越依賴洋行。一旦滙豐銀行減少拆放[l6]金額，上海銀根緊縮，立刻波及全國。

　　西方金融資本通過控制金融命脈，壓榨掠奪中國工商業。19世紀70年代末，每到中國的生絲、茶葉上市的時候，洋行就收緊銀根，隨之出現貨幣短缺。絲茶商人籌集不到足夠的資金，絲農、茶農不得不賤價出售自己的產品。這是，洋行廉價抄底，牟取暴利!就這樣，西方銀行牢牢地控制著中國生絲出口的定價權。江浙一帶的絲農、絲商慘淡經營。

　　1882年，胡雪岩在上海開辦蠶絲廠，投入巨大，卻面對生絲價格每況愈下的局面。胡雪岩發現，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主要是華商各自為戰，被洋人控制著定價權。胡雪岩還發現，在生絲貿易鏈條上，西方人唯一無法控制的是生絲產地。畢竟，這還是中國的土地。胡雪岩抓住這一點，圍繞著生絲貿易定價權，和英國的怡和洋行展開空前絕後的商戰。

　　1882年初春，胡雪岩判斷當年的生絲將減產，會出現嚴重的供貨不足。他立刻抓住這一難得的時機，動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在江浙四處採購，廣發定金，控制貨源。到1882年夏天，他共囤積了近2萬包生絲，佔全部貨源的1/3強。為徹底控制價格，他力邀絲業同行組成生絲價格同盟，堅持高價出售，試圖一舉拿下生絲的定價權。

　　胡雪岩一舉佔得先機。當時的怡和洋行開始軟化，日本絲商也同意漲價。而胡雪岩則想宜將剩勇追窮寇，還要繼續提高生絲價格。

　　但是，天有不測風雲。歐洲的蠶絲豐收，對亞洲的需求依賴減弱。到1883年底，絲價大跌。胡雪岩想孤注一擲，絕地反擊，繼續收購來年的新蠶絲，可惜其他的絲商根本就沒有這種膽魄，無人響應。胡雪岩陷入被動，這給了怡和洋行喘息的時間。

　　怡和洋行背後是英國實力雄厚的巴林銀行。怡和洋行在商戰中會受到極大損失，但實際上卻立於不敗之地。而胡雪岩只能靠自己苦苦支撐。他要對加盟絲商的利益進行補償，高價收購生絲，提高定金比例，還有儲運費用、融資成本、運輸、保險、人工等費用。胡雪岩的資金鏈崩得緊緊的。

　　正在胡雪岩與怡和洋行竭盡全力生死相搏時，背後卻砍來兩刀。這兩刀都來自中國人。

　　第一刀來自盛宣懷。盛宣懷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官商。胡雪岩是左宗棠的幹將，盛宣懷是李鴻章的幹將。左宗棠與李鴻章水火不容。盛宣懷打擊胡雪岩，實際上是李鴻章打擊左宗棠。

　　盛宣懷截斷胡雪岩資金的官方渠道。胡雪岩以自己的錢莊擔保向滙豐銀行為官方籌餉銀50萬兩。盛宣懷把朝廷應該還給胡雪岩的50萬兩協餉給扣了下來。胡雪岩不得不先墊還這筆錢。在平時，50萬兩白銀對胡雪岩來說算不得什麼。但是，在資金鏈岌岌可危之時，卻是一個重大打擊。

　　第二刀來自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為強大的金融買辦，洞庭東山的席正甫。席正甫不僅在英國滙豐的中國分行一言九鼎，而且對上海的錢莊票號也是說一不二。席正甫斬斷了胡雪岩在資本市場上的一切融資通道。胡雪岩領導本土的融和商貿力量向西方銀行發起挑戰，不僅直接威脅到了洋行的核心商業利益，也威脅到了買辦階層的切身利益。

　　席正甫收緊上海的銀根，絲價直線下跌。上海各洋行聯合起來，完全停止收購新絲，胡雪岩的資金鏈瀕於崩潰。在這之後，胡雪岩的阜康錢莊在杭州和上海的分號遭到擠兌。欠滙豐的50萬兩白銀債務到期無法延展。胡雪岩只好以阜康錢莊僅存的家底還債。隨後，京城、上海、鎮江、寧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阜康分號同時倒閉。胡雪岩的金融帝國最終崩潰。生絲還是被怡和洋行抄了個大底。

　　中國民族工商業者向西方金融勢力的一次強力挑戰以慘敗告終。

　　吳孫普商戰失敗，還能到海邊避暑靜心。胡雪岩就沒這麼幸運了。胡雪岩幾十年的心血付之東流後，慈禧太后下令對胡雪岩革職查抄，嚴追治罪。胡雪岩生命的最後兩年是在還債中凄慘度日，死後棺木埋於杭州西郊鸕鶿嶺下的亂石堆中。

　　不過，話又說回來，能夠與西方金融力量進行一場空前絕後的大商戰，作為一個商人，也不枉此生!

　　胡雪岩和茅盾筆下的吳孫普實際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工商界的奇才，精明能幹，魄力十足，關鍵時刻敢於放手一搏。他們的對手都是西方金融資本和買辦。他們也曾聯合其他有能力的商人進行商戰。但是，他們又都是與外部敵人決鬥時，被內部人從後面捅了一刀。從這個角度說，把吳孫普視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典型人物是沒有問題的。

　　在中國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況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發展民族工業，但卻無法真正完成中國的工業化。

　　明清之際，江浙一帶工商業最發達，是中國政府財政的錢袋子。隨著1860年洋務運動興起，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走上歷史舞台，在中國工業化的歷史上留下了自己一筆。江浙一帶憑藉其歷史上的工商業傳統，最先開始工業化，它的成就、它的問題，也代表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歷史局限性。

　　2009年10月22日，浙江省寧波市寧波幫博物館建成。館內展示了寧波工商業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發展。筆者曾參觀過這個博物館，對甬商、對當時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深刻印象。

　　寧波人得風氣之先，從1880年開始建立現代工業，逐漸成為中國工商業第一幫，其中有很多為全國第一。如：1862年，鎮海的葉澄衷在上海開設五金洋雜貨店，這是上海第一家華人開設的五金號，後發展到全國各地設立分號38家，聯號108家，被稱為「五金大王」;1896年，鄞縣的鮑咸昌與其兄咸恩、妹夫夏瑞芳等創辦商務印書館，後來發展成為我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貢獻卓越的大型出版企業;1897年，慈溪嚴信厚、鎮海葉澄衷、定海的朱葆三在上海創辦華人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1910年，奉化的王才運在上海南京路創設榮昌祥呢絨西服號，成為上海西服業的鼻祖。孫中山先生曾在該店定製過西服，後來中山先生自己設計、自己試穿的第一套中山裝就誕生在榮昌祥;1912年，鎮海方液仙在上海創辦化學工業社，興辦我國第一家日用化工廠，生產牙粉、牙膏、蚊香、肥皂等，方被稱為中國日用化工奠基人;1915年，鎮海虞洽卿創辦的三北航業集團，這是當時我國最大的商辦航運集團，其總噸位為9.1萬多噸，約佔全國民族航運業總噸位的七分之一;定海的劉鴻生，以煤炭行業起家，號稱煤炭大王，1930年創辦的大中華火柴公司，為當時中國最大的火柴廠，年生產火柴佔全國四分之一，被稱火柴大王，以後在全國各地興辦幾十家企業，又被稱企業大王。[3]

　　甬商是江浙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代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從晚清時期起步，從傳統優勢產業入手，逐漸創辦一些新興產業，到抗日戰爭前，應該說有了一定的發展。

　　在1882年晚清後期，浙江(包括上海)首先出現繅絲工業、棉紡業、火柴業、造紙業和傳播與機器修造業。同時，還出現了一些當時的新興產業，如麵粉業、制皂業、榨油業、食品業。

　　從民國初年到抗日戰爭爆發時期，浙江的工業有所發展。重要的產業部門有棉紡業、繅絲工業、絲織工業、捲煙工業、化學工業等。其中化學工業包括玻璃業、燭皂業、火柴業、製革業、化妝品業、製藥業、造紙業、漂染印花業、琺琅業和油漆業等。出現一定的新興科技技術企業，如機電、電訊器材、有機化工、生化醫藥、醫療器材等，並出現了一些名牌產品。

　　在這一時期，產業的規模也不斷擴大。比如，繅絲業。1882年，黃左卿創立第一家繅絲廠——公和永絲廠，初創時資本為10萬兩白銀，100部絲車。到1894年，上海出現8家繅絲廠，資本206萬兩，絲車2576部。到1934年，上海出現絲廠97家。[4]1927年，建立上海絲廠協會，協調勞資之間、同業之間的矛盾糾紛。[5]

　　但是，中國近代所面臨的歷史問題是如何通過工業化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以工業強國求生存。從這個角度看，以寧波幫為代表的江浙民族資產階級存在致命的缺陷。

　　這些工業的規模小、水平低，而且存在著明顯的對西方資本主義的依附性特徵。

　　比如，黃左卿創辦的公和永絲廠。黃左卿本身就是公和永洋行的買辦，他把繅絲廠掛在洋行的名義下。其他幾家繅絲廠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中國絲綢世界聞名，繅絲業、絲織業是中國的傳統優勢產業。但是，在黃左卿所建立的工廠中，100部絲車及其他設備都是法國製造。在1906年以前，中國是生絲出口大國。這意味著，在整個絲織產業中，中國成了原料出口國，而且機器設備依賴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再看棉紡工業。1887年，慈溪人嚴信厚創辦通久源機器軋花廠。他從日本引進發動機和鍋爐，還有40台新式軋花機，並聘用日本工程師和機械師，後來又從英國引進機器設備。很明顯，當時中國重要的輕工業的機器設備完全依賴於外部。

　　再看當時的新技術產業。1879年，寧波出現第一家機器廠——廣德興機器廠，這是浙江最早的修造廠，但也只是零件修理和部件加工。1925年，胡西園集資10萬元，盤買自己己與人合夥創辦的亞普洱電燈泡廠，改名為中國亞普爾電器廠，這是中國第一家電燈泡廠，能與外國同行業競爭。丁佐成的大華科學儀器廠1929年研製出第一台國產R301型直流電錶，並自行設計了供學校物理實驗用的電阻箱等多種儀器。張惠康的東方紅電光公司開創了我國霓虹燈生產，他的亞光公司製造了我國第一台國產冰箱和快熱電爐。葉友開在1914年研製出中國第一台電扇，1916年創辦華生電器廠，生產電流表等產品，並創立華生牌電風扇，佔領國內市場和南洋市場。在化工領域，吳蘊初的天廚味精廠的「佛手」牌味素打敗了日本產品。支秉淵的新中工程有限公司生產多種設備，1935年仿製36馬力雙塞柴油機，1939年仿製成35馬力Pekins牌發動機。[6]

　　但是，在同時期的歐美。正在發生新的科技革命，塑料、合成纖維(尼龍)、新的合成鋼和新的石油提煉方法等新能源、新技術不斷湧現，還出現了收音機、電冰箱、飛機和汽車等新的工業部門。

　　新產業推動公司的結構發生巨變。就汽車產業來看。1909年，一般工廠的工人200個，一周生產汽車10輛。1913年，亨利·福特引進流水線。1929年一般工廠的工人1000個，一周生產車400輛。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福特在底特律建立一體化的生產綜合體，有工人120000人。研究、設計、原材料、生產、銷售、廣告，從原材料到產品出售，成為一個完整的鏈條。[7]

　　與此相比，甬商以至整個江浙民族工業就顯得極為寒酸落後了。在整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資產階級民族工業集中在輕工業，或者集中在重工業的外圍。但是，作為民族資產階級來說，這也是最合理的，最符合經濟規律的選擇。這是因為，作為個人，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的個人，面對市場競爭，他們只能避開歐美的大公司，只能選擇投資少、見效快的輕工業，或者是外圍重工業。這是最經濟的選擇，也是最「合理」的選擇。這是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局限性決定的。而任何敢於挑戰歐美金融、工業壟斷大資本的中國民族資本家，只能成為「吳孫普」。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造成了當時中國工業的依附性。或者說，中國工業實際上是圍繞著歐美資本，按照歐美資本的需要進行分工。在當時的世界分工中，「英國擅長管理投資，執掌世界銀行和貿易系統，監督世界航運和通訊業，德國生產鋼鐵和化工製品，並為鐵路、礦山、種植園和輪船公司製造重型設備。阿根廷、南非和澳大利亞利用英國資本和德國機器去開辦新農場，開發新礦山，然後把原材料運往德國製造機器，部分收入寄回英國，作為投資取得的利息」[8]實際上，把阿根廷換成中國，就能看到中國工業的依附性。

　　簡單地說，輕工業用機器生產，而重工業是生產機器的行業。在市場競爭中，民族資產階級面對強大的西方工業，只能發展輕工業，而所謂重工業也只不過是牙膏、肥皂、簡單的儀器設備、電風扇等。

　　這種工業最大的問題是無法給國防工業以真正的支撐，無法為維護國家主權提供力量。

　　有人說，輕工業繁榮後可以拉動上游產業，進而發展重工業。但是，沒人給你發展的時間。沒有重工業就沒有穩定的國防基礎，反之，沒有國防，輕工業的繁華經不起一點風吹雨打。

　　抗日戰爭爆發，繁華的江浙工業瞬間成為南柯一夢。

　　(未完待續)

　　[1]茅盾：《子夜.》，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27頁。,

　　[2]參見宋鴻兵：《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中華工商聯合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一章第一節：「獵殺胡雪岩」。

　　[3]參見「寧波幫」：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QAloX-7MAl4gD72MNnVUl4bvLlw1lsS-bxBn_dxp4_aJQXuk90N3WnoyYJNkmrshqtiG1-PFPNt8U8SO6XgtEa。

　　[4]陶水木：《浙商與中國近代工業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1頁。

　　[5]陶水木：《浙商與中國近代工業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頁。

　　[6]參見陶水木：《浙商與中國近代工業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0、39、98、105頁。

　　[7][美]傑弗里·弗里登：《20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的興衰》，楊宇光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頁。

　　[8][美]傑弗里·弗里登：《20世紀全球資本主義的興衰》，楊宇光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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