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求共識，先講底線

共識可能是為了迎合對任何事都沒有具體看法的人。

——撒切爾夫人

如今人人愛講「底線」，從肉食者到素食者，從專家學者到引車賣漿者流。這是值得樂觀的信號呢，還是這個正在急劇轉型的社會已經喪失了底線的反證？且不忙作答，單說學者當中，秦暉先生大概是最早談底線的人之一。早在1990年代，吾國思想界諸侯割據，烽火四起，他便開始講「共同底線」。前不久他出了一本書，書名即《共同的底線》，此書編定於2002年，塵封十年，猶不過時，可見秦暉思想的穿透力，反過來看，可見這十年的中國，進化何其緩慢。由於都是舊文，我大多讀過，所以相比此書，我更關注2013年3月9日在人大舉行的那一場出版座談會。坐中多是豪英，錢理群等人的發言尤為精彩。對我而言，最具啟發性的當是梁治平先生的一個觀點：底線是共識的基礎。

梁先生問：到底講底線好，還是講共識好？他比較傾向於講共識，「從最基本的共識講起」。這「最基本的共識」，按我的理解，還是底線。因此，我的觀點，與梁先生貌似相悖，實則呼應：欲求共識，先講底線。

「共識」同樣是這個時代最流行的詞語。然而講共識之前，我們往往忘記問一句：誰的共識？譬如反腐敗，我們都以為該是全體國人的共識，可是一些闊人卻主張，中國應允許「適度腐敗」，因為腐敗無法根治，關鍵要將其控制到「民眾允許的程度」。分裂就此出現了：一面是民眾對腐敗的「零容忍」，一面卻要求民眾接受一定程度的腐敗。這麼一來，所謂的共識只能破產。所以你要講共識，必須弄清楚，和誰講共識。對於適度腐敗論的主張者，你怎麼講共識呢，只能先講底線：反腐敗，對腐敗的「零容忍」，就是底線。同意這一點，我們再講共識；若不同意，何必浪費口舌。

再以法律人為例。4月3日，王全璋律師在江蘇靖江市人民法院開庭，因「涉嫌擾亂法庭秩序」，被處司法拘留十天。此事激起的輿論和法律效應之劇烈，也許遠遠超出了顢頇的靖江法院的想像。他們在4月4日凌晨拘留了王全璋，迫於壓力，兩天後，即4月6日凌晨，提前解除了對王全璋的司法拘留決定。這一捉一放，都發生在夜半，意味實在深長。

事發後，律師界同仇敵愾，火力全開；法官與檢察官們，對靖江法院的做法有所批評，對律師的行為卻也不無微詞。這後一點，自然迎來了更激烈的反彈。我曾經批判法官與律師互為假想敵的怪誕世相，如今，他們在網路世界，已經短兵相接，勢不兩全。我素來尊敬的一位法官朋友，有感於這殘酷一幕，竟慨嘆法官的職業之卑微，既無中國官員的權力，亦無美國法官的權威，「其實就是公務員，拿份工資，養家糊口罷了」；甚至大放悲聲，懷疑在有生之年還能不能見到法治。對此，我回應道：

不以大義責人，同樣，不因逃避大義而喪失底線。當年年輕的漢德沖霍姆斯大法官遠去的背影喊道：「法官大人，請施行正義。」霍姆斯轉身回答：「那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適用法律裁決案件。」——後者所言，便是法官的底線。能做到這一點，不論有生之年能否看見法治的榮光，至少不負所學、理想和命運。

說到法律人，容我說遠一點。近年來，有兩個關於法律人的概念，一直面臨濫用之虞，一是「法律人共同體」，一是「法律人治國」。強世功先生曾做《法律共同體宣言》，慷慨激昂，義正詞嚴，曾令在法學院讀書的我無比動容。如其所述，這一共同體，應該是「知識、信念和意義的的想像共同體」，而非身份的共同體。不是說，你學過法律，或從事法律職業，便隸屬法律人共同體，這裡有一道嚴峻的門檻：你必須信仰法治。同理，現在流行講「法律人治國」，有人一見執政者出身法律專業，便情不自禁高呼法治的春天即將到來。事實上，這一概念的關隘，不在治國者學什麼，而在其信什麼，依什麼來治國。倘不依法治國，法律人與流氓有什麼差異呢，君不見，有些法律人秉政之後，對法律的糟踐遠甚於流氓。

說到底，還是底線問題。「法律人共同體」也好，「法律人治國」也罷，首先得明了，什麼是法律人，作為法律人的底線是什麼，確定了底線，再講共識，夯實了地基，再來建構「法官掌握方向盤，檢察官不斷加油，律師踩住剎車，法學家指揮方向」的法律共同體。這一底線，在我看來十分簡單，即無論何時何地，都要保持對法律的信仰和敬畏。律師不能因為法官違法在先，隨之不講法律；法官不能因為律師借用了法律之外的武器，便在庭上講起政治課，踢進越位球。質言之，身為法律人，你不必在意他者對法律的態度，而應該捫心自問：我是否在恪守法律，我為法治付出了什麼。

法官、檢察官與律師之爭，日漸峻急。其化解之道，不在共識的重建，而在底線的守護；或者說，欲求共識，先講底線。假如法律人都能堅守底線，假如每一個公民都能信仰法律，那麼這場紛爭，何須化解呢，它已經駛入了良性的軌道。

強世功號召：「所有的法律人（lawyers），團結起來！」我極願響應，無奈力不從心，喊出的口號卻是：所有的法律人，做好你自己！

2013年4月9日

供《中國經營報》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