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真的讀懂了福山？

曉岸

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近來成媒體寵兒，原因是他的新著《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法國大革命到現在》在9月下旬出版面世。

一些中外評論被集中編譯摘發出來，向讀者灌輸著一個論點：福山對美國政治「感到失望和絕望」，修正了自己對歷史將終結於自由民主制度的推論，「福山不再是福山主義者」。

如果你僅因這些就確信福山放棄了對民主與市場的崇拜，那麼恭喜，你已成功走入一些人靠斷章取義、移花接木、化繁趨簡術挖掘的民粹主義與反智話語陷阱。

你需要了解的是，福山憂慮的不是自由民主的未來，而是美國日益接近制度天花板，面臨政治失靈的危險。他呼籲在美國儘快建立糾錯機制。

你還需要知道的是，在出版《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下卷之前，福山再版了他22年前的舊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並在新版序言中宣稱「我的根本思想仍然是基本正確的」。

福山認為，在過去兩代人的時間裡，人類對市場法則和市場競爭的追求沒有變，「世界通過一種自由的貿易和投資體系牢牢地連在一起」，「以市場為基礎的全球經濟秩序的出現與民主的傳播有著顯然的聯繫。」

福山承認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民主衰退」、「自由退化」、「激情退卻」，「那些受意識形態驅動的衝突所帶來的暴力及可怕結果，嚴重毀壞了自由民主的自信，它在極權主義和獨裁主義政權世界中的孤立無援處境，讓人們對自由主義的權利觀念的普遍性產生了嚴重的懷疑」。他又說以為民主會很快實現是極其不現實的。

福山指出，「那些渴望民主化的社會，唯一的大問題就是，它們未能提供人民想從政府得到的實質性內容：個人安全、共享的經濟增長以及獲得個人機遇所必須的基本公共服務」；「民主的支持者關注的是如何限制專制國家或掠奪國家的權力。但是，他們並沒有花多少時間去思考如何有效地進行統治。」

美國的病灶何嘗不是如此？中國能否從這一警世之言中得到靈感和啟發？

瀏覽福山的著作，可以發現他的長項是借用歷史哲學，但他不擅於提供解決方案，這樣的特點使得他在多少年後更可能作為一位哲學家而非政治學家、歷史學家名留青史。

福山的著作充斥著對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霍布思、馬基雅維利哲學思想的引述和引證，他把自己的觀點攪拌其間，連篇累犢。這制約了人們提取福山普世歷史論主要脈絡的能力和興趣，放大了一些人偷換概念的空間和條件。

劉瑜女士在為新版《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中譯本撰寫的導言中表達了這樣的感受：對福山的批評與其說是針對這本書的內容，不如說是它的標題。「也許是因為，大多批評者都沒有讀過這本書本身，而只是讀過它的標題。」

歷史怎能終結於自由民主制度呢，美國人怎能成為「最後之人」呢？在很多慣常使用涇渭分明二分法之人的眼中，僅憑此，福山就應該遭到批判。他們不僅誤讀了福山的論述，而且誤會了「歷史終結」的本意，連「對標題的批判」都難說稱職。

正如福山在新版補充章節「『歷史的終結』之後」中試圖釐清的，「歷史終結」並非他的個人發明，而是來自黑格爾以及更為人所知的馬克思，代表他們各自心目中的「自由擴展到全世界」的化境。

「歷史的終結是一種現代化理論，它關注的問題是現代化過程最終將通向何處。」「可以說，並不存在一個更高級的社會，它能超越基於自由與平等這一孿生原則而建立起來的社會。」「要回答的核心問題就是：西方的價值和制度是有普遍意義，還是說它們代表的是當前霸權文化取得的暫時成功？」

在福山筆下，馬克思主義描繪的「自由王國」是一個容許人們以最平等方式生產和消費最大數量產品的社會，「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這個自由王國「並不是一個共產主義社會，而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什麼才是人類社會的「自由王國」？這是一個結論開放的問題，但能夠達致自由的基於平等的民主制度是任何有前途、有競爭力的意識形態都不能排斥的要件，黑格爾哲學如此，傳統馬克思主義如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如此。

福山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書首發後的第22年堅持以自問自答的形式廣而告之：「我們當作自由民主制度之基礎的自由和平等原則是否具有同樣的普世意義。我相信是有的。」但從福山的新著、新文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位移。

福山正從一個對美國和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和社會制度競爭力的超越樂觀主義者轉變為謹慎樂觀主義者。與此同時發生的，是他開始擺脫歐洲中心、美國中心主義的思路限制，將研究重心從現代制度的價值生命力本身轉向配套制度建設問題，將中國的道路探索視為美國自由民主制度的有力競爭者。

如果說福山確實對自己的「歷史終結論」進行了修正，那首先是將「歷史將終結於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推論修正為「歷史將終結於自由民主制度」，去掉了那個帶著「美國必勝」情感的限定詞。

批判現實主義對19世紀以來的西方起到了極重要、極關鍵的塑造作用。經過多年的觀察思考，福山顯然願意作為一個對自由民主制度的樂觀的批判現實主義者彪柄於世。他希望利用自己的學識推動美國的制度反思，因為「儘管美國經濟在重又開始發展，但是利益沒有得到共享，而且，美國派性鮮明的兩極化政治體制也很難說是其他民主國家的卓越典範」。福山相信這種制度反思和由此開啟的配套制度建設將會確保美國在制度競爭中最終獲勝，「歷史終結」的進程不至過於漫長曲折。

福山最新研究成果的最引人注目之處無疑是他的「三基石」論。他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下卷中指出，秩序良好的社會離不開三塊基石：強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制，三者的順序至關重要，民主並不是第一位的，強政府才是。

任何一位學者都不可能對中國的迅速崛起視而不見，福山的政治、歷史研究真正將中國納入大視野，並且在強調「在觀念領域自由民主仍然沒有真正的對手」的同時，指出「唯一確實可與自由民主制度進行競爭的體制是所謂『中國模式』」。他認為，中國擁有強大的中央政府，但法治和民主問責較弱，滿足了三個條件的中「一個半」，「順序是正確的」。

這些說法與當下中國的改革發展方向不謀而合，合乎中國上而下的胃口，也是福山在中國重新受到關注的根本原因。

但是，也是這個福山，同時預言「中國模式是難以持續的」，不僅是出於結構、環境、人口成份等方面的原因，也是因為「中國不再像毛澤東所處的革命時期那樣，展現一種超出自己邊界的普遍主義理想。」

在福山眼中，這是另一種「激情退卻」，卻是發生在民主制度在中國深深紮根之前。所以他補充說，「50年後，是美國和歐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國，還是中國在政治上更像美國和歐洲，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通向「自由王國」的道路漫長且艱，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在不同社會制度中有著不同的註解，中國和美國都在以自己的方法進行探索，誰將有尊嚴地見證「歷史的終結」，是殊途同歸，還是良性競爭，或是一場你不吃掉我我就吃掉你的惡意比拼？

把過於深奧的學術語言翻譯成大家都能看懂的話：制度改革競爭的大幕已經拉開，中國和美國是舞台上的兩大主角。競爭的結果事關世界的前途。

所以，我們要重讀福山，或者說，要補讀福山，為著了解究竟是什麼讓他一面堅持自由民主必勝，一面放言美國再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放在正瀰漫美國和西方的制度自省大背景下，福山這樣的思想轉變究竟喻示著什麼樣的歷史軌跡？他究竟是在對自己22年前的研究成果文過飾非，還是延伸發展？

最重要的是，有著濃重憂患意識傳統的美國能再一次被群起的危言激發，通過自我革新和調整的力量克服「制度衰退」，重新振作起來嗎？

讀懂福山的歷史哲學，對我們客觀分析美國和西方政治社會的發展趨勢具有意義，對我們準確判斷中國在時代發展潮流中的位置和作用同樣具有意義。

如果中國真的像福山所說那樣滿足了通向「自由王國」的三個條件中的「一個半」且「順序是正確的」，那麼中國在自己所正身處的「必然王國」里又該以什麼樣的順序和方式鞏固已有的「一個半」、彌補剩下的「一個半」，遏制「激情退卻」，推進通向「自由王國」的改革呢？

我們尤其需要認可並記住福山的這句話：「當我們去觀察廣泛的歷史潮流時，重要的是不要被短期的發展牽著鼻子走。持久的政治體制的標誌是它的長期穩定性，而不是它在某個特定十年里的表現。」

具備這種意識的國家和民族是知憂患講進取有恆心的國家和民族，中國和美國都是這樣的。

中國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這也許並非一條具有普世意義的路，但一定是最適合我們自己的路。我們要有決心和信心把這條路走到底，前進的動力來源於對我們自身優勢的發掘、劣勢的改變，以及對外部經驗的不息借鑒。

而在抵達「自由王國」之前，誰都不應過早陷入道路、制度樂觀主義的狂歡，更不必痴迷於用污名化對手的辦法證明自己的正確。劉瑜女士講得好，「如果說將一種源起於西方的政治制度視為『歷史的終結』是一種傲慢，那麼，對政治實踐中如此偉大的探險冷嘲熱諷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傲慢？」

（2014年10月17日首發於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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