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詩論（Ⅰ）

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偉大鬥爭中，毛澤東不僅寫下了一系列詩詞華章，而且積累了許多關於詩詞的心得體會。這些心得體會，作為經驗總結已升華為理性認識，可稱作毛澤東詩論。

毛澤東一生寫了多少詩詞，目前還沒有一個很準確的數字。已知經作者本人審定公開發表的共37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集》收入67 首，其中有一些是不是毛澤東所作尚存爭議。毛澤東詩詞，按類型區分，有言志抒情的；有謳歌革命戰爭的；有與友人唱和的；有讚美新中國建設成就的；有回憶以往戰鬥的。這屬於毛澤東詩詞研究的範疇，就不展開說了。

毛澤東詩論，主要形式是詩話。它散見於作者關於自己詩詞的注釋、書信、批語、引言、後記和談話，以及對古人詩、詞、曲、賦的批註等。自南朝梁·鍾嶸的《詩品》問世以後，中國歷史上陸續出現了各種類型的詩話，成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一種重要思想資料。中國歷史上的詩話，內容相當廣泛，或評論詩歌作品，或探討詩歌理論，或記述詩人軼事，或兼及以上各類。宋·歐陽修《六一詩話》，中國第一部以「詩話」命名的著作，特點是以漫談隨筆的形式探討詩歌理論。歐陽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有客問：「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謂五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共收入詩話27種，其「凡例」曰：「前賢詩話，微特論議精確，文筆亦自有致。」詩話雖然不屬純理論著作，但也是一份彌足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對於人們認識詩詞、傳承詩詞、發展詩詞，具有重要的借鑒乃至指導作用。

毛澤東詩論體大思精，主要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於詩之功用的論述

「詩言志」、「詩緣情」，中國古人論述詩歌本質的最早命題，屬詩歌本質論。

毛澤東關於詩之功用的論述，繼承與發展了這一傳統詩歌理論。作家徐遲曾向毛澤東請教如何寫詩，毛澤東在徐的本子上題了「詩言志」三個字。毛澤東對自己詩詞的注釋，即「作者自注」，也給我們以這方面的啟發。

下面兩首詞，也許是最好的說明：

一，《念奴嬌·崑崙》。作者自註：「崑崙，主題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別的。」

二，《沁園春·雪》。作者自註：「雪，反對封建主義，批判二千年封建主義的一個反動側面。」

為自己的詩詞作注，寄厚望於詩詞，讓詩詞這一文學樣式也肩負起「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重大社會歷史使命。由此可見，毛澤東對詩之功用是如何的重視，而期望又有多高，多大！

弄清這一點，對於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之所以能於戎馬倥傯之中寫下那麼多光輝的詩篇，也就不難理解了。同樣，對於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提出的文藝作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的論斷，也就體會更深了。

正因為對包括詩詞在內的文學乃至整個文化事業持有這樣的看法，所以，在漫漫長征路上，在打破敵人的圍、追、堵、截，在戰勝萬水千山取得長征勝利的偉大戰略轉移中，毛澤東一直帶著文房四寶，多次輕裝都未減掉。特別是硯台，背著太沉，身邊的人曾建議把它丟了，認為弄個碗什麼的也可以寫字。毛澤東則說文房四寶一定要背著，我要用我的文房四寶打敗蔣介石、國民黨。毛澤東詩詞是激勵人民的號角與鼓點，是擲向敵人的投槍與匕首。

「詩言志」，語出《尚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清·劉毓崧指出：此乃「千古詩教之源。」（《古謠諺序》）近人朱自清在《詩言志辨》中亦稱其為中國詩論的「開山綱領」。

「詩言志」，詩是表達志向的。志的內涵相當廣泛，但志向、願望，也就是理想與信念、精神與靈魂，是最主要的。言志之詩，能夠幫助人們樹立志向、砥礪志氣、堅定志願。

「詩緣情」，見西晉·陸機《文賦》「: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詩緣情，詩因情而產生。同「詩言志」一樣，「詩緣情」也是中國古人論述詩之本質的命題。情和志都屬於人的精神世界和詩歌的表現範疇。「詩言志」、「詩緣情」，是對詩歌本質的理性認識。

其實，早在陸機《文賦》之前，《毛詩序》就已經提到了詩的情感因素。漢初，傳《詩》者四家，一是魯人申培生，一是齊人轅固，一是燕人韓嬰，除《韓詩外傳》外，均已不存；另一家則是魯人毛亨（大毛公）、趙人毛萇（小毛公）。《毛詩序》，即毛亨、毛萇所傳《詩經》序言。前人把冠於全書的序言稱為大序，而把每篇類似題解性質的短文稱為小序。人們通常所說的《毛詩序》，指大序，是目前能見到的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詩歌專論。《毛詩序》看到了詩歌創作中最本質的情感因素，提出了抒情言志的觀念：「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詩能表露心境，或曰反映心情，見毛澤東對自己詩詞的注釋。

其一，「踏遍青山人未老」（《清平樂·會昌》）。作者自註：「一九三四年，形勢危急，準備長征，心情又是鬱悶的。這一首《清平樂》，如前面那首《菩薩蠻》一樣，表露了同一的心境。」所說「前面那首《菩薩蠻》」，指《菩薩蠻·大柏地》。

其二，《憶秦娥·婁山關》。作者亦自注道：「萬里長征，千迴百折，順利少於困難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鬱的。過了岷山，豁然開朗，轉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諸篇（按：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憶秦娥·婁山關》排在《十六字令三首》之前，「以下諸篇」指《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長征》、《念奴嬌·崑崙》、《清平樂·六盤山》），反映了這一種心情。」

最能體現「詩緣情」的，是毛澤東《〈詞六首〉引言》（一九六二年四月）所說的：「這六首詞，年深日久，通忘記了。《人民文學》編輯部搜集起來，要求發表，因以付之。回憶了一下，這些詞是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在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卻反映了那個時期革命人民群眾和革命戰士們的心情舒快狀態，作為史料，是可以的。」

《詞六首》指《清平樂·蔣桂戰爭》、《採桑子·重陽》、《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引言是作者為這六首詞擬在《人民文學》一九六二年五月號上發表寫的短文。

「在馬背上哼成的」，說明是典型的軍旅詩詞，而由此提煉出的詩論尤為可貴，「反映了那個時期革命人民群眾和革命戰士們的心情舒快狀態」，則更是「詩緣情」的顯證。而在表現如火如荼的中國人民革命鬥爭，反映革命人民群眾和革命戰士們無比舒快的心情方面，毛澤東詩詞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岩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清平樂·蔣桂戰爭》）；「漫天皆白，雪裡行軍情更迫。頭上高山，風卷紅旗過大關」（《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從以上這些驚天動地、氣壯山河的詩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工農踴躍、風雷磅礴、紅旗招展，投身於偉大解放事業的革命人民群眾和革命戰士們的心情，是何等之舒暢，何等之歡快！

在毛澤東筆下，無論「言志」，還是「緣情」，可以說都做到了「極大化」。以革命人民群眾和革命戰士們為吟詠對象，言「大我」之志，緣「大我」之情。這既是毛詩的最大特點，也是毛詩論的生動詮釋。

以詩存史，以詩補史，以詩證史。毛澤東《〈詞六首〉引言》所說「作為史料，是可以的」，進一步揭示了詩與史的這種關係。「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憶秦娥·婁山關》）；「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七律·長征》）；「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清平樂·六盤山》）；「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七律·到韶山》）……毛澤東詩詞歌頌的理想與信念，是革命人民群眾和革命戰士們精神與靈魂的寫照。毛澤東詩詞對於這種理想與信念、精神與靈魂的反映與表現；反過來，又使毛詩成為氣勢磅礴、氣象宏偉的偉大史詩。「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七律·到韶山》），作者自註：「『霸主』指蔣介石。這一聯寫那個時期的階級鬥爭。通聯寫三十二年的歷史。」毛澤東詩詞特別是誕生於革命戰爭年代的軍旅詩詞，以詩詞藝術的形式記錄了發生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戰爭和軍事活動，有聲音，有畫面，生動感人，為我們學習與研究歷史，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毛澤東詩詞，是革命人民鬧翻身、求解放的壯麗史詩，也是對人們進行思想道德教育，即「育人」、「鑄魂」的生動教材。從這一點講，詩，除存史、資治外，也還有教化的功用。

有人曾就詩詞問題向毛澤東請教：「主席，您為什麼說怕謬種流傳，誤人子弟？」毛澤東說：「那是針對青少年說的。舊體詩詞有許多講究，音韻、格律，很不易學，又容易束縛人們的思想，不如新詩那樣『自由』。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舊體詩詞源遠流長，不僅像我們這樣的老年人喜歡，而且像你們這樣的中年人也喜歡。我冒叫一聲，舊體詩要發展，要改造，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

也許有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說舊體詩詞「最能反映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是什麼？

毛澤東曾在一次談話中提到：「唐人詩曰：『邑有流亡愧俸錢』，這寥寥七個字，寫出了古代清官的情懷，也寫出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高尚情操。寫詩，就要寫出自己的胸懷和情操。」所謂「唐人詩」，即韋應物《寄李儋元錫》（李儋，儋，音dān，字元錫，韋應物友人，曾任殿中侍御史。一說元錫，字君貺，貺，音kuàng，亦韋友人）。詩曰：「去年花里逢君別，今日花開又一年。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身多疾病思田裡，邑有流亡愧俸錢。聞道欲來相問訊，西樓望月幾回圓。」這是韋應物晚年在滁州剌史任上的作品。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春夏之際，韋應物由尚書比部員外郞調任滁州剌史，離開長安。李儋元錫與之分別後，曾託人問候。次年春，韋應物寫此詩寄贈以答。「邑有流亡愧俸錢」，說的是在自己管轄區域內發生災荒，人民流離失所，是本人的失職，對不起國家所給予的俸祿。人們對這首詩的思想性評價很高，以宋人為例，范仲淹稱之為「仁者之言」，朱熹則感嘆「賢矣」，黃徹更指出：「余謂有官君子當切切作此語。彼有一意供租，專事土木，而視民如仇者，得無愧此詩乎！」

「最能反映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毛澤東對詩之功用的這一見解尤為精闢。無論是對於人的精神與靈魂的作用，還是對於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的影響，都被提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毛澤東詩論，不僅為中國傳統詩詞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也為認識、傳承、發展詩詞指明了努力方向。

「寫詩，就要寫出自己的胸懷和情操」，是中華詩詞的傳統。除了韋應物《寄李儋元錫》以外，還可以舉出很多。「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唐·李商隱《蟬》）「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宋·包拯《書端州郡齋壁》）「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骨碎身渾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間。」（明·于謙《石灰吟》）這些作品無不閃耀著愛國主義和民族正氣的光芒，屬黃鐘大呂，它們的作者也世代受人敬仰。

「最能反映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寫詩，就要寫出自己的胸懷和情操」，毛澤東詩論，特別是關於詩之功用的論述，是對「詩言志」、「詩緣情」這一中國傳統詩歌理論的重大發展。它充分肯定了詩與人的精神世界的關係，肯定了詩之社會歷史功用。愛國、敬業、廉潔、自律……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是中華民族之所以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原因。今天，現實社會揭露的貪官污吏觸目驚心的犯罪事實，是對「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的背叛與玷污。他們必將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反腐倡廉，整頓吏治，是為了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同時也是為了永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

2014 年9 月9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師大與來自貴州的骨幹語文教師座談中明確指出：「我很不贊成把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去中國化』是很悲哀的。應該把這些經典嵌在學生腦子裡，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基因。」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基因，而詩詞教育、詩論研究，則是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舉措之一。（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蘭書臣（1943- ），回族，河南偃師人，生於甘肅固原(今屬寧夏)。196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同年分配入伍。曾在基建工程兵基層團隊和領導機關從事新聞宣傳，後調軍事科學院工作。參加了《國家軍制學》《當代中國叢書·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的撰寫、統稿和總編工作，出版有《國防教育》《軍事文告選注》《中華文化通志·兵制志》《固金甌》等專著、文集及個人詩選《春風集》。歷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部副部長等職。研究員，少將軍銜。）

轉自寧夏詩詞學會《夏風》詩刊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