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不當「康聖人」

作者：陳倉

時光飛逝，又逢戊戌。120年前的戊戌變法，又稱維新變法，也叫「康梁變法」。在戊戌變法中，康有為好比戊戌變法的規劃師、設計師和「突擊隊長」，康氏暴得大名，爭議頗多，綽號「康聖人」，其大而不當的種種言行、軼事、趣聞，充斥史籍。

戊戌變法維新夭折，許多政治家和史家歸因於光緒皇帝的軟弱、慈禧太后的保守頑固、守舊大臣的反對和袁世凱的「背叛」。這些觀點本身就是「康聖人」及其「康黨」竭力鼓噪，將「康黨」急躁冒進，舉措不當，導致變法失敗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的辯白之言。這種片面觀點流傳百年，不僅成為評價戊戌變法失敗原因的「主流」觀點，而且無形中將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關係對立起來，解決不了老問題，反而製造出新問題，危害改革。從史實看，康有為是個激情大於理智，有想法，沒辦法，不顧大局，不計政治決策後果，不守綱紀，政治上特別幼稚的人，他的諸多錯誤使戊戌變法胎死腹中。

從變法方向、目的和內容看，康有為等仿日本明治維新提出的變法方案是合理的，也是溫和的。但是，變法策略極不明智，變法措施急躁、幼稚、簡單、蠻橫，不計後果。

解放思想，形成共識，和衷共濟，萬眾一心是順利變法的思想基礎。維新派及其組建的「強學會」等33個外圍組織、17所新式學堂、《時務報》等19種報刊營造起強大的變法輿論。這種輿論態勢客觀上有利於啟蒙，並形成變法共識，但是，清廷因此失去變法觀念設定權、改革話語權，在政治上處於被動地位，這是中央集權體制及其實權派所不能容忍的。自上而下，由里到外「更新改造」式的變法畢竟不同於自下而上，由外向里「攻城拔寨」式的革命。改革需要合力，當促進變法的外力大於體制本身的內在動力，上層力量成為「被改革」的對象時，內在動力就可能演變為逆反型阻力，不利於自上而下的漸進式變法；同時，「康黨」的改革宣傳和輿論發動僅限於當時的官僚士紳階層，並未深入廣大民眾，底層社會對變法及其意義茫然無知，變法缺乏必要的時勢、民意與人和。

變法的終極目標是改變不適應新形勢的體制與機制，新事新辦，而不是單純的「拆廟攆和尚」。康有為主張裁撤六部，但沒有給六部官員提供新的出路，排斥現任官員，既撤銷機構又裁撤大臣，引起權力爭鬥和利益衝突，將可以爭取的支持力量變成對立面，人為製造了變法阻力。

變法需要解放思想換腦筋，而不是殺頭換腦袋。康有為在維新派沒有掌握實權，未形成新權威和新權力中心的情況下，以新威權對付舊威權，企圖以殺人推進變法，使變法失去正義、道義和公平性。康有為在與重臣榮祿談話時，竟然提出「殺二三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則新法行矣。」這種激烈粗暴的策略只能引起對抗，製造死敵。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社會發展具有極大的慣性，改良只可「整體設計」，逐項「施工」，亂來必然導致災難性後果。維新派全面出擊、齊頭並進，在短短的103天時間裡，通過光緒皇帝頒布了300多道變法諭旨，內容涉及各個領域。康有為最致命的錯誤是沒有事先清理舊法，正如建築公司尚未實現「三通一平」就匆忙進場施工，其結果不是無法施工，就是違章作業。新舊法律並存，法規「打架」必然引起人與人打架。

變法必須首先全面規劃，精心設計，通過立法程序確定「施工圖」，然後，依法有序地「精心施工」，不可搞「三邊」工程，尤其不能「犯上作亂」。康有為與袁世凱密謀兵變，威脅慈禧太后人身安全，陷立足未穩，又缺乏政治經驗的光緒皇帝於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絕境。改革領袖失去權力，改革必定失敗。如果康有為能夠採納翁同龢「調和兩宮」的主張，讓兩宮太后和光緒皇帝一起充當維新變法的領導核心，既能借力，也可克服其他方面的變革阻力。康有為拒絕翁同和建議，策動袁世凱搞政變，本來放手光緒變法的慈禧太后因此認定維新派只忠於光緒皇帝而仇視她，進而懷疑維新派的變法動機只是為了從她手中奪取權力，使她毫不猶豫地站到了變法反對派的一邊。作為在未遂政變中「背叛」的關鍵人物，袁世凱本來也屬支持變法的「康黨」，但袁世凱不願犯原則性錯誤，更不敢鋌而走險。如果兵力不足的袁世凱貿然發動政變，會被手握重兵的榮祿一舉粉碎。

康有為及其同黨雖極力效仿日本明治維新，僅得其皮毛，而未得其真諦。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佔盡天時地利人和。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的變法主張不但成為高層的普遍共識，而且深入人心，朝野人心思變；天皇勵精圖治，舉國一致以天皇為維新領袖，維新不存在內耗阻力；內閣和軍方雖然在具體改革政策上爭議不斷，但議會公開「文斗」和立法既消化了各種內耗，又通過立法統一思想，統一意志；天皇乾綱獨斷使舉國上下形成改革合力，改革、穩定和發展三者關係非常平順；明治維新前後「三傑」有的狂飆猛進，有的老成持重，全力推進變法，首任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多謀善斷，執行有力。

綜上所述，在戊戌變法中，康有為及其「康黨」大而不當，舉措失誤，斷送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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