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災難孕育社會進步的可能 □林正修 川北的百年強震至今將近72小時，從網路與境外媒體的評價中，中國政府展現了極高效率。現下仍有數萬同胞在土石瓦礫中生死未卜，此時談搶救之外的事未免緩不濟急。誠然震災的搶險的確是爭分奪秒的決戰，但災後重建卻是社會整體的持久戰，必須有配套的改革議程，災後重建才可能成功。 災難不只考驗政府，也試煉著中國的公民社會。在救災前期，真正能有貢獻於第一線的必然是少數專業人士與強制紀律的部隊，非災民的廣大公眾若不想只安於當一個觀眾，公民社會就必須有想像力與實行力，以下僅建議三點： 首先是災後重建的情境想定(scenario)。
古人常云：禍不單行。震災之後可能伴隨土石滑坡與疫情流行，更令人擔心的還有即將而來的長江汛期與水庫安危。與震災同行的還可能有物價高企，關鍵材料囤積，有行無市。重建時必須謹慎處理土地的問題，過程中還要避免人謀不臧…… 每個社會都會有其特殊的方式響應重大的挑戰，也都有其強項與待學習的地方，狀況想定越有現實感，社會自我實踐的能力也就越強。此事必須集眾人之智，自然不能只靠首長與其智囊。 可以想見的是，當8月奧運舉辦時，災區必然還是百廢待舉，屆時是一邊慶祝一邊流淚呢，還是可以有結合重建與奧運的新想法？北京原來的劇本有無更改的彈性？更為關鍵的是：全世界都會以災區的重建，而非奧運的金牌數來衡量中國。 其次是反省國家的角色與限制。 震災中的政府得到緊急的授權，可以調動一切資源並限制人民日常的自由，然而緊急權力是個古老的概念，古羅馬設有執政官的制度，就是國家為了面對存亡而授予治理者極大的權力以作出決斷。但如何授權，期限有多長，可以做哪些事，這些都需要公民同意，並且以法律的形式體現。過與不及都非民眾之福，日本社會對於災難有強大的共識與基礎建設，但1995年阪神地震時，卻因拘泥於地方首長的副署，而使自衛隊延遲進入災區。 強大的能量與決心是中國政府救災的強項，但政府既非萬能，也不可能長期集中力量於一區一事。在災害搶救上，國家力量絕對是先行且主導的，但在重建中，民間的企業與非營利組織才是關鍵，其中又以組織化的宗教團體表現最為突出。 在台灣「9·21」震災中，民間團體發揮了政府所沒有的耐力與細緻，而大陸對應的部份卻仍在發育之中。 其三是善用連結國際與網路。 跨國合作的目的不只在救急與物資供應，而在於取信於國際與互相學習。切勿把全球知名的非營利組織當成政府的延伸，他們是歐美公民社會的展現，也許價值觀未必與中國的民意合拍，但其初衷與實績倒還經得起檢驗，中國需要這種軟實力就像需要大飛機一樣殷切。 以印度尼西亞亞齊省為例，海嘯帶來超過二十萬人的死亡。但國際的調停協助，使得亞齊打開獨立內戰的死結，走向重建之路。
此外，正確及時的信息只是傳媒第一步，網路在救災上的潛能仍有待開發，如動員公眾協尋失蹤親友，安慰家屬，媒合認養學童等。而在重建的過程中，也可以迅速地獲得信息。從政府的角度而言，公開信息可以降低貪污、以權謀私的疑慮。 至於非災區的朋友，我的建議是別急於現在去災區。或許可以對自己許下承諾，在一年內要去災區從事志願服務，並對西南與山區少數民族的處境付出心力。這場地震真正嚴峻的挑戰是災區經濟的蕭條，而重建的大敵是公眾的遺忘。 災難里孕育著社會進步的可能，災難也可能拆解原來的社會對立與藩籬。1935年，台灣發生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死傷數以萬計，但日本殖民政府卻善用這個機遇，試圖在救災的過程中，強化日台一體的認同，化解統治的矛盾，並在隔年開辦台灣的地方選舉。但願汶川的災難成為社會進步的新起點。 (作者為台北市民政局前局長) 一個日本男孩咋活過地下13天 □桂迎 汶川大地震牽動億萬人的心，每天看著電視里從坍塌樓房下搶救還能出聲的孩子們，心如刀割。 我多次經歷過地震，最大的一次是1995年在日本京都經歷5.8級阪神大地震。早上5點17分，大地帶著呼嘯聲，震動和晃蕩讓池水潑出，路面開裂，橋樑扭曲變形，想往外逃，門變了形，怎麼也開不了門。好不容易出門，地震停了。與我的張皇失措相比，日本人的沉穩應對是當時讓我無法理解的事情。 後來慢慢了解，日本人從小就開始接受防災抗災教育。學校專門開課教授災害來臨時應如何行動等應急常識，社會上也時常有防災救災的專門展覽和常設機構，讓市民實際體驗災難來臨時的感受，練習如何逃生和自救。每個社區會有專門負責的業餘義務防災人員，帶領在家的閑散老弱和女士認真訓練，每個單位都有專門的組織，把大災來臨時各司其職的任務分派到每個人反覆練習以便應對，所有的人都認真參與。 阪神大地震13天後，我看到電視上一名9歲男孩被救出的全過程。最後那個孩子腿骨折，瘦得只剩一口氣。被蒙著眼睛通過通道救出時，他手上抱著一個還殘留四分之一水的可樂瓶！難以想像這孩子，如何在12秒的逃生時間裡，迅速抱著水瓶躲在安全的堅硬物體下，又是怎樣在漆黑的地下，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著水，等待著度過13天的時間。如果沒有平時防災的訓練和堅強的心理素質，怎可能有最後生還的機緣？ (作者為浙江大學副教授) 宗教可發揮更大救災作用 □秋風 汶川大地震帶走了大量同胞的生命。很多人似乎無意識地在媒體上為這些死者、生者「祈禱」、「祈福」，有人說我們應有一顆「悲憫」之心，還有人說，「天佑中華」。這些用語，帶有強烈的宗教色彩，這種近似本能的情感反應也提醒人們，宗教可以在救災過程中發揮重大的作用。 在現代國家出現之前，不論中外，日常的慈善救濟活動，主要是由宗教組織承擔的，甚至醫院最初也是附屬於教會的。出現天災人禍，宗教組織也是救災的主力。到20世紀之後，國家能力極大強化，建立了強有力的應急救災機制。這樣，政府就成為救災的主角。政府能夠有效地集中資源，便利地動用各種公共設施，尤其是利用高度組織化的軍隊，因而救災效率確實大幅度提高了。
不過，國家救災也有其力所不能及之處。概括而言，國家救災在災難發生時偏重於拯救生命，在災後則主要是向災民提供物質援助。這些幫助必不可少，但很顯然，對於災難中的死者、生者來說，光有這些又是不夠的。 災難中的受害者，不論是生者、死者，他們是人。他們的生命是豐富的，人除了軀體之外，更有心靈，這是一個深不可測的世界，而這個世界的狀況又決定著人的肉體的感覺。因此，人除了需要物質資源的支持之外，也需要精神的支撐。尤其是身處災難之中，人或者已經死亡，顯然是需要某種永恆的安寧。或者是倖存者，眼見得親人悲慘地離去，他們的心靈肯定十分脆弱，需要撫慰。 對於這種精神需求，政府的應急救災體系是無力提供的，這已超出國家能力的範圍。人們建立國家，本來也沒有指望國家來滿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在長期自發演進而形成的社會中，另有一種制度具有滿足人——至少是大多數普通民眾——的這種需求的能力，那就是宗教。 當然，歷史上，宗教組織也一度有能力支配很多資源，所以，也可以向身處困境和災難中的民眾提供物質援助。到了現代，相對於政府的社會救助和應急救災體系來說，相對於現代的世俗化的公民公益慈善組織來說，宗教所能提供的資源確實是比較有限的。但是，宗教具備的滿足大量普通民眾精神需求的能力，卻是各種世俗性組織難以取代的。這也正是宗教能夠及應該在日常的社會慈善救濟及特殊時期的應急救災中發揮重大作用的理由。 這一點，在災後的重建過程中尤其重要。首先，在應急救災完成後，政府的作用將會減弱。政府確實會採取財政轉移的方式支持災區重建，但是，政府的重建措施仍然是物質性的，而且可以相信，是宏觀層面上的，比如恢復共用設施等等。各個家庭也可以獲得一些財政援助，但這種援助未必能夠滿足各家庭需求。政府的管治體系很難對每個家庭給予細緻入微的關懷。但包括宗教組織在內的民間慈善公益組織能夠做到這一點，它們的資源儘管有限，但其分配卻可以更好地瞄準家庭的具體需要。這些民間組織也可以對災區給予持續的關注。當然，受害民眾在經歷了如此巨大的災難後的精神需求，可能非常強烈。在地震較為嚴重的地區，很可能每家都有死亡，由此將出現大量鰥寡孤獨，他們在經歷了地震最初的心靈震撼乃至麻木之後，將承受難以名狀的孤獨、恐懼等心理的折磨。但政府顯然沒有能力向這些遭受精神痛苦的民眾提供幫助，而民間組織，尤其是宗教組織，可以較為有效地慰藉民眾的心靈，緩解其精神痛苦。 可以說，政府與民間組織、包括宗教組織各自發揮其比較優勢，分別滿足受害同胞的不同需求，是最優的救災策略，是災民之福。另一方面，近些年來，各地寺廟、教堂已聚集一定資源，具有一定公益意識，相信他們也能夠在地震救災和災後重建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而這是中國形成優良治理秩序的重要課題。 (作者為政治學者) 賑災何妨更多民間參與 □雨山 汶川大地震發生後，全國掀起了向災區捐款的高潮。中國紅十字會公布的捐款熱線一經公布即被打爆，最後只好藉助媒體公布了紅十字會銀行捐款專用賬戶。為捐款，不僅媒體，私人關係也派上用場。比如，近日我就收到一個朋友的來電「求助」，他們打不通紅十字會的捐款熱線，想到通過熟人找到紅十字會，代為轉交捐款。 捐款電話被打爆，固然反映出公眾的愛心，可是賑災需要的不僅僅是熱情和愛心，還需要專業技能和充分的準備。紅十字會對類似的重大災情應有所準備。相應地，應該開通更多的捐款熱線，安排更多人接聽熱線，以及通過其他措施，確保每個捐款人的善意能夠及時表達。如今各級政府部門為應對突發事件，都有詳盡的應急預案。但此次地震中公眾的捐款困境，可以看出紅十字會在捐款的專業化上存在改善空間。這些技術問題看起來小，實則反映紅十字會在應對重大災害時不可承受之重。 這次地震遭遇的捐款瓶頸，也對中國長期的民間組織發展政策提出了挑戰。面對重大災情，政府快速應對固然重要，多方位的公眾參與也不可或缺。但是，按照民政部的相關政策，只有中國紅十字會、中華慈善總會等少數幾家機構，才被授權在公眾中開展籌款。這次地震和它帶來的次生性災害，以及社會心理方面的危機，決定了災民求助需求的多樣性和複雜性。而事實證明，僅靠中國紅十字會等少數幾家民間組織，難以滿足重大災情發生時的複雜救助需求。 再如，從捐款人的角度來講，他們捐款之後，會關心善款如何儘快到災民手中，如何派上最好的用場，滿足災民最迫切的需要。對這些救助機構來說，籌集善款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高效使用善款，同時向善款捐助者通報使用情況，對他們負責。而在一個壟斷的，沒有競爭的封閉救助體系中，少數幾家慈善機構，是缺乏足夠的動力和公眾的監督壓力去考慮上述問題的。一方面災情深重，紅十字會等機構難以應對，另一方面諸多社會民間組織意欲在救災中有所作為，卻不得其門而入。這幾天，不少民間組織積極聯繫，希望介入救災工作，但最後只能私下裡組織小範圍捐款，影響力十分有限，更難有其他介入途徑。
希望這次地震能成為中國建立政府主導、多種社會力量參與的綜合性災害救助體系的契機。如果政府從法律法規的層面適度放開，允許更多的社會民間機構加入到救災工作中，並鼓勵適度競爭，將促進各類民間機構提升公信力和專業水準，更有效地協助政府參與救災工作，分擔政府在救災中的重擔。 (作者為NGO工作人員) 萬眾一心，表達不同 □梁文道 四川震災發生之後，我和許多人一樣，無法入睡，只能日夜守在電視和電腦旁邊，一邊等著最新的消息，一邊憂心如焚地思忖著自己到底可以做什麼。除了捐款與誦經，我們這些身在遠方而且沒有專門技能的人，到底還能幫上些什麼忙呢？ 然後我看到有人開始質疑震災前的預警工作。據說早在5月3日晚上就有群眾致電四川阿壩州防震減災局，查詢將要發生大地震的消息；可是當局視為謠傳，於是開始了「闢謠工作」，並在四川省人民政府的官方網頁上發布在有關當局的「主動解釋下，解除了村民的恐慌情緒」的消息。再來則有人批評災區的學校建築有問題，其中極可能發生了偷工減料的情況，否則倒塌的怎麼多是學校呢？ 這種種反思言論發出之後，自然會引起一些網民的不滿。他們會想，這都是什麼時候了，大家應該一心救災，而不是坐在一邊批評這個譏諷那個，與其空談，不如行動。錢鋼先生也在《現在是解民於倒懸的關鍵三天》(《南方都市報》2008年5月14日)一文中指出：「有的傳媒朋友，現在就把注視的焦點集中在問責和反思。我想對你們說，你們想做的這一切都應該做，但現在不是時候。至於有的傳媒，震中信息尚且朦朧難辨，就已經主題先行，搞策劃，玩深沉，就更不合時宜。」 我完全同意錢先生所言，在基礎事實都還沒辦法弄清楚之前就開始大搞策劃，確實有違媒體的根本操守。然而我又明白此乃市場化時代的機製冷酷，那些媒體的編輯與記者何嘗不傷懷急切如你我，說不定他們私下還捐贈了許多現金與物資。只不過為了在劇烈的競爭之下脫穎而出，找到自己獨特的角度，於是想方設法地構思和別人不同的主題，試圖在一片震災的報道中獨樹一幟。至於那些現在就把焦點放在反思和問責的論者，我就實在不敢苟責了。我相信他們的意見實在不是源自涼薄的心態，而是另一種關懷的表現。受到這麼大的震動，除了默哀、祈禱與捐助，他們一定還想找到更多的表達途徑。思量下來，你很自然地就要問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悲劇是否真的不可避免；你也很自然地會想這一切又該如何防止，是不是還有更多更好的預備工作呢？ 沒有人只想「空談」，問題是除了為救災搶險的工作打氣，除了以言語表達哀思之外，絕大部分的人還可以說些什麼呢？人的思維廣闊，及至無限；而言論的表述則是此無限思維的直接產物。要他們不在這時候說出他們想說的話，某程度上就是要求大家只能用一種思維方式去體現萬眾一心的崇高。 我們常常強調「萬眾一心」，不一定是否認差異存在的事實，只是總想界定差異存在與不存在的最佳時機。所以在奧運火炬惹起對立的時刻，有人就要再三強調「一致對外」，停止批評自己人。在西藏發生暴亂的時候，就應團結起來譴責暴徒，不要來什麼反省。然而，誰去界定萬眾一心暫停差異的合理時刻呢？基於什麼標準？所謂的「萬眾一心」又該怎麼個「一心」法呢？ 同樣地，對於那些即使批評防震救災工作做得不夠好的朋友，你也不能用「萬眾一心」的布條去暫時塞住他們的嘴。如果他們有任何問題，那頂多是不顧大家的感受，不懂方便善巧的法門，所以說出來的話不只令人聽不進去還徒惹反感。不過，差異畢竟是不容易抹煞的，連另類意見與言論出現的時機也是不能確定的。因為我們沒有這種能力和權力。更何況大家或確實享有同一種心情，只是思考的路向不同罷了。 (作者為鳳凰衛視主持人) 世界的心與震區人民在一起 □沈睿 汶川大地震把世界的心都震動了。我們這些遠離地震地區的人，看著電視上倒塌的大樓，房屋，看著電視上孩子從瓦礫中伸出的呼救的手，心跟那些焦慮的親人們一起焦慮，一起沉重。我看著電視上的畫面，我的第一個感覺是：老天爺，那倒塌的學校內九百多個孩子的父母會怎樣絕望？他們的哭喊將撕破天空，他們將永遠、永遠也無法從這樣的災難中緩過來。 今晚美國國家公共電視台上的頭條消息就是中國。身在成都的美國記者、國家公共電台的羅伯特·斯格爾幾個小時前從成都打電話回來，報道說中國政府在災難發生後反應迅速，他們的表現相當出色。社會在巨大災難的情況下保持著穩定的秩序，也讓人感嘆。聽到這樣的描述，我為在突如其來的災難面前，中國人民表現的忍耐、堅毅而倍感自豪。
電視上畫面是大雨中坐在塑料布下的人群，那些焦慮疲憊茫然的臉，那傾盆的大雨。看著這樣的畫面，我們每一個人都分享著災區人們的焦慮，分享那種幾乎懵了的無助無力和無法言說的沉痛。我知道焦慮的感覺，我知道災難襲擊後的幾乎喪失感覺的茫然和震驚。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時候，我在北京平谷縣的一個小山村裡，沒有電話，沒有交通，我們跟著農民一起，第二天在暴雨中躲在自己搭的小棚子里，心中一片迷茫，既沒有信息，也沒有辦法離開。我們是三天後一個同學的家長派車把我們接回北京的。 此刻，我們這些生活在異國他鄉的人，我們的心與震區人民在一起。我們很多人幾乎就掛在網上，時刻關注災情報告。網上什麼樣的消息都有，但我希望我們能接受前幾天緬甸風暴襲擊的教訓，也接受2005年美國卡特麗娜颶風的教訓。 災情信息公開透明，讓世界了解真相，需要援助就呼籲援助。緬甸風災後，緬甸軍政府先是捂著災情，不報道真實情況，也不接受國際援助，後來被迫接受援助了，可是直到今天，還不允許大規模的援助進入緬甸。這種封鎖沒給受災人民帶來任何好處，更暴露出緬甸政府對人民的冷酷無情。現在全世界都在指責緬甸政府，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批評緬甸政府的行為是「對這場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的不可接受的緩慢反應」。中國政府對這場地震的反應和應急措施要好得多，已贏得國際讚揚。但由於震中地區的交通中斷等，災區情況仍不明了，希望政府能一邊鎮靜地組織救災，一邊相信人民，向世界通報震情。只要震情如實通報，人們就會理解和建立信任。同時，災區如果需要世界援助，就坦率地伸出手。沒有人會因為中國呼籲幫助而認為中國無能自救。相反，這次災難是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攜手合作的機會，真實地報告災情，呼籲和接受幫助，將會改善中國在世界的形象，也是讓世界了解和認識一個現代化過程的中國的良好時機。 信息公開透明，也會進一步增強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此時此刻，汶川震區的人民、全國人民都仍在震後情緒的直接反應中，隨著時間推移，直接的震驚會變成反思、責備、批評等等，特別是家中有人遇難的親人朋友，情緒會更為激烈。美國新奧爾良2005年颶風的最大教訓之一就是災難發生後，當地政府沒能清楚地報告受災信息，也沒能有效地組織救災，災後人民對政府信任度大幅度下降，不滿大幅度增加。我們要接受美國的教訓。從目前的報道上看，中國政府和救援人員正在積極有效地進行救災工作，我們期待更透明的信息。這些真實的信息不但會讓任何猜測和謠言不攻自破，也會增強人民對政府的信任，還會進一步改善中國的形象。 (作者為旅美學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