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上海1952年禁娼始末

娼妓改造被視為最困難的步驟。因為，這是最底層、最苦難的階層，又濃縮了最為複雜、卑賤的人性。

1952：通州路418號的那群女子

穿著旗袍、畫著濃妝、哭泣著的娼妓們，在這裡，與穿著土布軍棉服的楊潔曾相遇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龍婧 | 上海報道

1952年9月25日晚上，對上海最後的940名暗娼來說，是個不眠之夜。

這天，她們被上海市公安局的民警送進了通州路418號，專門改造娼妓的婦女教養所。

勞動教養所有1000多平方米，門口並沒有哨兵，只有兩個門房。白天，這裡的大門是敞開的，走進去是一個大廣場，可以同時容納2000人活動。正中高聳著5米高、2.5米寬的大牌子，紅字標語很醒目：「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

廣場兩邊還新建了4個庭園，一個是幹部辦公室和宿舍，其餘3個是專門為接受改造的妓女們準備的。每個庭園有10間房子作宿舍，每間28張雙人疊床，還有活動室。

庭園前面有勞動改造的工廠，後面則是廁所、圖書館、文娛活動室和醫務室。

10個月之前，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下令封閉所有妓院。這群特殊女子的新生，從此開始。

要不要立刻禁娼

1917年，英國社會學家甘博耳對世界8大都市的公娼人數和城市總人口之比作了調查，上海為1:137。1947年國民黨實行公娼制度後，上海妓女業更盛，娼妓總數過10萬。

前臨福州路、北靠漢口路、東鄰雲南路、西接西藏路的新舊會樂里，是舊上海有名的紅燈區。老一輩上海人都記得，100多家妓院林立的四馬路（現福州路），每到晚上，霓虹燈就閃著妓女的名字和電話。

1949年5月初，南下的解放軍在丹陽駐紮，為接管上海做準備。時年36歲的曹漫之，是軍管會財物接管副主任。

對都市生活完全不了解的幹部們，在丹陽接受了各種知識培訓。他們總結出了3個工作重心：一是青紅幫流氓集團；二是各種社會腐敗組織；三是構成冒險家樂園的各種集團性的社會黑勢力，包括娼妓、舞女等。

其中，娼妓改造被視為最困難的步驟。因為，這是最底層、最苦難的階層，又濃縮了最為複雜、卑賤的人性。

即將擔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將娼妓問題提了出來。對於接管上海後是否立即關閉妓院，幹部們爭論多次，有一部分人主張一解放就明令禁娼。

曹漫之找來了熟悉上海情況的黨內外人士座談，這些人卻有不同意見。他們的理由是，上海百廢待興，如果立刻取締娼妓，既沒有足夠的醫療條件為她們治病，也沒有專門資金安置就業，只能把她們推向社會，使她們流離失所，生活更加悲慘。

陳毅聽到這些意見沉默了許久：「只好讓她們再受受苦吧，不過，一定會很快解決的。」

曹漫之隨後通知地下黨上海市委，讓熟悉妓院情況、和妓院打過交道的同志不要分散，集中在公安系統，準備將來作為娼妓收容改造工作的骨幹。

管教幹部的心理壓力

上海解放未滿一月，公安局開始著手登記妓院和妓女（公娼）的數字，另一些工作人員也開始進入妓院進行調研。

時任接管專員的王凌青回憶說，第一次進入妓院時，一個老鴇問他們「小姑娘要不要？」見他和同伴沒有回答，就一路追著拉皮條。直到他們說自己是公安時，老鴇才被嚇跑。

王凌青印象最深的是，妓院裡面有當時很少見的電風扇，還有電話。

1949年7月，上海法院成立，發表了「妓女脫離賣淫生涯，『龜門』索要贖身費違法」的講話，妓女數量開始減少；而8月間公布的包含「不得強迫妓女接客和廢除妓女與院主之間一切契約」在內的14條，更讓妓院變得蕭條起來。

到1951年11月，上海的妓院，由1949年1月的500多家，減少到79家。

也就在此時，上海市民主婦聯和家庭婦聯抽調了50名婦女幹部到民政局報到，在通州路418號集中學習了整整20天。

這個地點，很快變成了上海婦女勞動教養所，而這批婦女幹部，就是教育改造上海千百名妓女的骨幹。

「我們這些人，提起『妓女』兩個字都覺得恥辱，心理壓力很大。」楊潔曾就是這批婦女幹部中的一員，她後來被任命為教養所所長。

楊潔曾在回憶錄中寫道，要她們住在所里，白天黑夜都和妓女生活在一起，很多人都心頭髮緊。其中有個18歲的姑娘，得知這個任務，一屁股坐在樓梯上大哭了起來??軍令如山，加上一些老同志的開導，大家最終還是去了。

1951年1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下令正式關閉殘存妓院，505名妓女被送進了教養所。

10個月後，上海展開了第二波針對私娼的清理活動，940名暗娼也走進了通州路418號。

珍貴的青黴素

穿著旗袍、畫著濃妝、哭泣著的娼妓們，在這裡，與穿著土布軍棉服的楊潔曾和她的同事們相遇了。

頭一件事是動員和訴苦大會。幹部們根據土改時期的寶貴經驗，認為通過訴苦，可以讓學員們認識自己的苦難，拉近與教養幹部的距離。

但最初她們卻並不領情。轉任民政局局長的曹漫之有一次去婦女教養所開動員大會，500多名妓女在下面。他一進去，就有一個妓女站起來說：「姐妹們，哭！」全場妓女隨之號啕，哭了兩個多小時。

在民警將妓院主、老鴇等人押上台，宣布她們被逮捕、勞教時，妓女們開始有了變化。一個叫陳翠英的女子第一個走上台，控訴妓院老闆將自己騙入妓院、強迫賣淫，還將自己的姐妹罰跪在碎玻璃上，最終活活流血而死的事情??

一個個妓女開始控訴曾經的苦難。她們中，有長了楊梅大瘡而被老闆用烙鐵烙的，有被逼著吃蝌蚪打胎的??說著說著，台上台下哭聲一片。

管教所的女幹部們，也在落淚。

醫生們給這些女子檢查身體，發現她們中94%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還有不少人有肺結核、心臟病。

治療性病最有效的藥品是青黴素，而當時的新中國還不能自產，由於西方封鎖也無法進口，只有從國民黨那裡繳獲的為數不多的一些，還預備留給負重傷的抗美援朝志願軍。曹漫之向陳毅彙報時，陳毅沉吟半晌，親筆手令各解放軍縱隊後勤衛生部，把青黴素集中起來，先供婦女教養所使用。

很多原本不服管教的娼妓們，在聽說政府用比黃金還貴的青黴素為自己治病時，都不再說一句話。

「新生牌」

娼妓生活使這些女子們失卻了尊嚴。嬉皮笑臉，拉拉扯扯，讓人輕不得重不得。她們中有些人，甚至連一塊手帕都不會洗。

勞動，是這些人獲得尊嚴和新生最關鍵的一步。

楊潔曾回憶，她們首先改變了娼妓們的作息，並讓她們在幹部的言傳身教中，學會簡單勞動。她說，一開始幹部們抬著大桶給學員打飯，後來她們覺得不合適了，慢慢自己抬。再過了兩天，她們自動洗去了脂粉。

教養所最初也是強制勞動，主要是抬石子、修操場，每天8小時，但效果並不好，很多人借口生病上廁所溜號。

幹部們決定換個法子。根據個人愛好和身體條件，學員們可以選擇搖紗、織襪、織毛巾、縫紉等，這一來，勞動積極性大大提高。

工會贈送的手搖織襪機，給這些曾經的娼妓們帶來了快樂和新生的勇氣。

管教幹部們回憶，大家都很拚命地搖，一方面為了表現自己，一方面也有自贖的心情。

這些產品，後來被取名為「新生牌」，有襪子，也有毛線，由上海百貨公司統一收購，全國很多地方都能見到。

1953年，上海慶祝五一勞動節大遊行，有一個方隊全是年輕姑娘。她們手中舉著的標語寫著8個字：上海市婦女教養所。

這一年臨近春節時，教養所走出了第一批學員，19個人被幾個大工廠錄用為工人，這在當時，足以令人驕傲。

青年男子寫來了求愛信

1955年是婦女教養所安置出所人數最多的一年，一共安置了1948人。有的人去了皖南國營農場，有的去了甘肅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最熱鬧的還是900多人去了新疆，參加了建設兵團。

教養幹部們說，這些學員走的時候都很開心，佩著大紅花，被敲鑼打鼓送到火車站。離開繁華之都，這些身世特殊的女子，在遙遠的新疆跟建設兵團的戰士們結婚生子。

當年最年輕的教養幹部楊秀琴回憶說，教養院里有些沒成家的幹部，也去了新疆。不過，到新疆以後，學員和幹部的來往就很少了。

有意思的是，妓女改造從1953年為社會所知後，有一些青年男子寫來求愛信，要求教養所為他們介紹對象。幹部們也確曾因一封情辭懇切的求愛信，促成過好姻緣。

幾位新華社的記者來到上海，尋訪了一些走出教養所的學員，拍了一組題為「會樂里的新生」的照片。這組照片里，可以看出有的人當了工人，有的人組成了幸福的家庭。

這幾張照片成了現存檔案中對這群特殊女子的最後記憶。

50年前妓女們集中的新舊會樂里，現在已經建起了時髦的大商廈；而通州路418號，則是正在施工的商品房工地。舊時煙花，恍成傳說。 (本文來源：新華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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