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的現代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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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拉美國家來說，現代化的起點是從19世紀初的獨立運動開始的。1804—1825年先後有17個拉美國家獲得了獨立，這17個國家包括了今天拉美大陸的主要國家；1844年到1903年又有多米尼加、古巴和巴拿馬三國獲得獨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13個加勒比國家相繼獲得了獨立；到1983年，拉美的獨立國家和地區已經達到33個。

　　從第一批拉美國家的獨立至今，拉美國家的現代化已經有了將近200年的歷史。由於獨立時間不同，地理環境不同，種族構成不同，資源稟賦不同，體制選擇不同，因而拉美地區現代化的路徑有差異，現代化的結果也有不同。多樣性和同一性並存，世界上大約沒有其他地方能夠像拉美這樣同時提供如此之多的單個國家的案例和一種如此清晰的同一性特徵的地區。

　　如墨西哥和秘魯，這兩個國家儘管都曾是印第安文明的搖籃以及西班牙殖民地時期總督轄區首府所在地，但是，現代化路徑卻有很大差異。墨西哥現代化啟動之後，經歷了迪亞斯時期的早期現代化、1910—1940年比較徹底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隨後在以職團主義模式為基礎的革命制度黨領導下，較好地處理了種族和階級關係，實現了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現代化「雙奇蹟」，到20世紀80年代初成了第三世界中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秘魯自然資源十分豐富，初級產品出口導向的模式長期居於主導地位，與出口部門聯繫的寡頭政權，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不斷阻撓發展模式的轉換，延緩了秘魯向工業化國家的轉型，而地理、種族和社會的長期分裂使得秘魯難以凝聚改革力量推翻寡頭政治。直到1968年貝拉斯科將軍上台以非常形式推翻了寡頭政權，秘魯現代化才揭開了新的一頁。由於秘魯現代化的被延緩，直到20世紀末，秘魯的人均國民收入水平仍低於拉美國家的平均值，被世界銀行列入「下中等收入國家」。

　　再如阿根廷和智利，這兩個國家都是白人人口較多、在種族文化結構上具有較高同質性的國家，但資源結構和歷史進程迥異。阿根廷具有溫帶遼闊的潘帕斯大草原，智利具有儲量豐富的硝石礦和銅礦。19世紀中期之後，阿根廷領導人提倡興辦實業和發展教育，大規模移民，甚至提出「統治之道在於移民」的口號。結果，潘帕斯大草原和外資、移民的結合，使阿根廷在20世紀初成為世界經濟領先的國家之一。但是，大量歐洲移民的到來也對當地社會產生了強烈的衝擊。世界經濟大蕭條成為阿根廷現代化進程的分水嶺，原有的初級產品出口模式為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所取代，強調「政治主權、經濟獨立和社會正義」的庇隆主義也應運而生。由於阿根廷傳統的出口集團和與之聯繫的外國資本實力的強大，在阿根廷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時期出現了「庇隆主義與反庇隆主義博弈」，在經濟領域表現為進口替代工業化的深入發展與農牧業出口部門發展之間的矛盾，在政治領域表現為民眾主義與官僚威權主義的循環抉擇，阿根廷社會的「斷裂」阻礙了現代化進程的順利發展。馬島戰爭的失敗、債務危機以及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失誤，接二連三地打擊了阿根廷。在20世紀初還是世界富裕國家的阿根廷，到20世紀末卻變得相對貧困和落後了。

　　與阿根廷相比，智利的現代化獲得了相對的成功。智利早在1833年就確立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體制，當其他主要拉美國家還處於考迪羅主義紛爭之時，智利已經開始了第一輪的初級產品出口。「太平洋戰爭」之後，智利又迎來了「硝石時代」。大蕭條促使智利轉向了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但這一模式在進入20世紀50年代之後喪失了活力；智利的多黨政治體制也在尋求解決危機的過程中逐漸走向極端化，從1958年到1973年的15年，右、中、左三派力量輪流執政，依次歷經了「民主自由主義」「基督教民主改良主義」以及「民主社會主義」的改革實驗。1973年皮諾切特軍政權開始了一個市場經濟改革的過程，但智利進入現代化的快車道是在1990年皮諾切特下台之後。新的文官政府強調政治、經濟和社會三方面的轉型，正確定位政府、市場、社會三者的作用，使三者各司其職，協調發展。政府積極推進民主化進程，堅持市場經濟改革的基本方向，並不斷提高民眾的社會福利水平。到2012年，智利已經被世界銀行列為「高收入經濟與合作發展組織成員國」，成為拉美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國家。

　　在其他拉美國家，現代化道路也同樣充滿著差異性。但是，從拉美國家的差異性發展中大致可以歸納出某種同一的範式，即在獨立之後，拉美現代化進程呈現出一種相似的「階段性模式」：在意識形態上先後經歷了古典自由主義、實證主義、民眾民族主義、發展主義、新自由主義分別佔據主流的階段；在政治上先後經歷了考迪羅主義、寡頭威權主義、民眾威權主義、官僚威權主義和向現代民主轉型的階段；在經濟上先後經歷了獨立後的經濟停滯、初期產品出口導向、一般工業消費品的進口替代、耐用消費品的進口替代、新型出口導向等發展階段。從其外部環境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主要受歐洲特別是英國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對該地區的影響居於支配地位。如果說一定要給拉美現代化概括出一個比較簡單的模式的話，其主要表現有：現代化啟動的動力來自外部的挑戰，是外源型的現代化；經濟運行方式主要屬於市場經濟與政府干預相結合的混合經濟；政治運行機制既有議會民主制的文人政權，也有威權主義的軍人政權，經常是二者交替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政治動蕩多於政治穩定；社會分化程度較高，兩極分化嚴重，城市化的速度超前於工業化的發展水平，經濟發展不足以支撐龐大的城市人口，造成了「過度城市化」現象；文化上屬於以天主教文化為主體的混合文化。

　　總的來說，拉美現代化有喜有悲，有成有敗，不能一概而論。一方面，拉美現代化在20世紀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經濟結構、經濟組織和體制、基礎設施和國家一體化都發生了重大變革，普通人的生活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拉美的進步階級和社會力量為推動社會的變革，為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為擺脫國家的依附地位，始終不斷地在與傳統的保守勢力和外部干涉力量博弈，改革、發展和治理始終是拉美歷史的主旋律。但另一方面，就整個拉美地區而言，現代化仍處在進行之中，一些問題亟待解決，如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政治民主化的質量不高、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嚴重、過度城市化問題突出、體制改革滯後等等。如果與北美現代化的高歌猛進相比，拉美現代化進程的確步履蹣跚。拉美現代化的遲緩有著複雜的內外原因，其所面臨的經驗教訓是一份非常珍貴的「無形資源」，有待中國學者去開發利用。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