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釋道與中國文化(講座文稿)
06-05
儒釋道與中國文化時間:2014-07-03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王傑本講題從三個方面來介紹儒釋道與中國文化的內容:1、儒釋道思想發展的概貌及其基本特徵;2、歷史上儒釋道三教的衝突與融合;3、儒釋道思想對中國文化的主要影響。一、儒釋道思想發展的概貌及其基本特徵(一)儒家思想的形成及其發展儒家創立於春秋末期,創始人是孔子。在孔子思想中,主要是一些關於人生、道德、政治、教育、學習方面的內容。孔子思想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礎。但孔子以後,儒家學派發生了分化,每一派對孔子思想的理解各不相同,背離了孔子的思想主旨,儒家理論出現了偏差,儒家思想出現了危機。在儒家思想發展最危難的時刻,出現了孟子,孟子承擔起了艱巨的歷史使命,對孔子以來的理論進行了系統梳理和適當的改革和創新,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孟子又站在正統儒家的立場,對當時各種非儒思想進行了駁斥和批判。經過孟子對儒家思想的捍衛,挽救了儒家思想,撥正了儒家思想發展的方向,使儒家思想的發展又重新走上了正軌。這是早期儒家思想發展的第一次危機的化解。但孟子之後,儒家思想在發展過程中,又走向了強調「內聖」的極端。這樣,儒家思想同樣又面臨著另一種危機。怎麼辦?戰國末期,出現了大思想家荀子。他看到了孟子理論自身存在的弊端及缺陷,挽狂瀾於既倒,扭轉了儒家思想發展的心性化、內聖化傾向。荀子在以儒家思想為主,融合諸子百家思想的基礎上,把儒家思想引向了外王的路徑,引向了與現實政治相結合的路徑,這樣,走向危機沒落的儒家思想又一次獲得了新生,這是早期儒家思想發展的第二次危機的化解。儒家思想的主要特點就是「內聖」(過分強調道德)與「外王」(功利)的完美統一,簡單說就是「修齊治平」四個字。在先秦時期,儒家思想只是一種理論上的主張,根本得不到付諸實施的機會。孔孟荀夢寐以求的理想並沒有得到實現。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全國,在意識形態的選擇上,秦選擇了法家思想作為國家的指導思想,歷史證明,秦的選擇是失敗的。秦漢易鼎,漢初統治者針對秦暴政,走了另一極端,採取了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黃老思想成為了漢初的統治思想,但歷史同樣證明,黃老思想不能長久作為指導思想。到了漢武帝時代,國力強盛,經過對各種思想的長期比較、慎重選擇,漢武帝最終採納了大儒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從此從諸子百家中的一家躍升為官方意識形態和主流思想,開始定於一尊,這是儒家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巨大轉折。需要明確的一點是,漢代作為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與孔孟時代的儒家思想已經有了本質的區別,區別就在於作為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是已經完全被統治者篡改了的儒家思想,是完全被神秘化、權威化、經學化了,雜揉了道家、法家、陰陽家乃至讖緯迷信等諸多複雜的成分。魏晉時期,天下大亂,漢代大一統的局面不復存在,玄風大盛,思想上無拘無束,強調以自然為本,尊崇老子、莊子及《周易》,在思想上和思維方式上出現了一次大的解放,儒家思想嚴重變形走樣,走向式微。魏晉時期討論的問題都帶有濃厚的哲學意味,主要有:一是名教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二是本末有無的關係問題;三是語言和思想的關係問題;四是肉體和精神的關係問題,這些問題標誌著人的認識更深入了,又前進了一大步。魏晉時期,道教、佛教思想也勃然興起,尤其是佛教,發展迅速,儒釋道三教首次處於三足鼎立、勢均力敵階段。隋唐時期,儒家思想表面上是國家的指導思想,但卻是一種形式上的繁榮,主導社會政治與生活的是佛教和道教,尤其是佛教,發展迅猛,形成了眾多的佛教流派。宋明時期,理學家們充分利用佛道資源,出入於佛老,以儒家思想為主,糅合了佛道兩家的思想而創立的一種新的哲學形態,即宋明理學。如果說漢代儒家思想成為封建社會的指導思想是儒家思想發展的第一次重大轉折,那麼,宋明理學的形成與確立則是儒家思想發展的第二次重大轉折。宋明時期還有兩件大事值得關註:一是依據經典的改變:宋明以前社會依據的經典是《五經》,宋明以後依據的經典是《四書》;另一件大事是對儒家創始人稱謂的轉變:宋明以前是「周公孔子」並稱,宋明以後是「孔子孟子」並稱。這也表明中國文化已由漢唐時期的章句訓詁之學向宋明時期的心性性命之學的轉變。1644年明亡清興。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們大都把明亡的原因歸咎為宋明理學,因此,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大都反對宋明理學,把理學看作是虛學,反對空談心性,提倡經世致用;反對封建專制,提倡思想解放,因而具有早期啟蒙思想的性質。主要代表人物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唐甄、傅山、李二曲等人。乾嘉時期,由於清王朝實行文字獄和思想專制主義政策,學風明顯轉向,其特點是文風樸實簡潔,重證據羅列,少理論發揮,以與宋明理學的抽象議論相區別,稱乾嘉考據學。乾嘉考據學最突出的學術貢獻就是對傳統的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進行了系統的整理,並使這些傳統學科獲得了空前的發展。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西方列強用船堅炮利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以武力侵略的方式打斷了中華文明固有的發展軌跡,以龔自珍、魏源、林則徐為代表的改革派,要求把學術研究和現實政治結合起來,反對脫離實際的乾嘉考據學,龔自珍和魏源等人成為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先驅者。(二)道家、道教思想的形成和發展1、道家道家的創始人是老子,道家是以老子、莊子為代表,老子思想以順應自然、自然無為等思想為主要特徵,莊子以相對主義、懷疑主義絕對自由主義等思想為主要特徵。春秋戰國時期,道家學派影響巨大。漢初的黃老思想及魏晉時期的玄學思想都與道家有著直接的淵源關係,是道家思想發展的變種。漢代以後,道家逐漸被道教所取代。2、道教東漢中葉以後張道陵創立的五斗米道和張角創立的太平道以及《太平經》、《周易參同契》、《老子想爾注》三部著作的問世,標誌著道教信仰和理論的最終形成。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自古至今,道教都有大量的修道者和信奉者。道教形成以後,逐漸分為南北兩大派:北方道教稱為「符籙派」,南方道教稱為「丹鼎派」(對這種劃分,學界有不同意見,此取一說)。北方道教體系主要由寇謙之充實整理而成,南方道教體系主要由葛洪、陸修靜、陶弘景等人努力而成。隋唐以前的著名道士有葛洪、寇謙之、陶弘景、孫思邈、司馬承禎等。唐朝的司馬承禎提出了洞天福地說,影響巨大,認為道教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道教教義從「天」、「地」、「人」、「鬼」四個方面來展開,有一套複雜的天神、地祗和人鬼神靈系統。宮觀是道士修道、祀神和舉行儀式的場所。道教是多神崇拜,有自己的神仙譜系。道教最興盛的時期是在唐代,道教內部門派眾多,可以從學理上、地區上、人名上來劃分。金元以後,中國許多道派相互融合吸引,區別越來越小,主要合併為兩大派:一派是正一道,一派是全真道。明清以後,中國道教的地位日益下降,總的趨勢是從停滯逐步走向凋零;道教進一步走向通俗化、世俗化、民間化,滲透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道家、道教思想為中國傳統哲學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受到歷代哲學家的重視。我們說,宋明理學之所以能夠產生並最終形成,同理學家們善於開發利用道家和道教的思想資源有直接的關係,沒有道家或道教的影響,就不可能產生宋明理學。(三)佛教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首先要明確一點,在講儒釋道時,釋教就是指佛教。與儒、道思想不同,佛教不是中國固有的思想,它是一種外來思想。關於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有幾種不同的說法:1、公元前二年說,2、秦始皇時代說,3、漢明帝永平年間說(公元58-75年),4、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說(公元67年)。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同中國固有文化相結合,同中國社會實際相結合,逐漸演變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佛教由邊緣化逐漸融入到中國的主流文化,大約始於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理論和思維方式以及佛教主張的眾生平等,適應了當時社會理論的需要及社會大眾心理的需要,使佛教成為社會戰亂時期人們尋求的一種精神寄託和心理安慰,在這種理論需求的大背景下,佛教在中國獲得了廣泛傳播的機遇和發展的空間。這一時期,大量佛經被翻譯,大量佛教石窟被開鑿,寺院經濟也十分發達。經魏晉南北朝數百年的碰撞與融合,至隋唐時期,佛教出現了繁盛的局面,形成了眾多的佛教流派,如天台宗、法相宗、華嚴宗、凈土宗、密宗、禪宗等。其中禪宗流傳最廣、影響最大。唐中後期以後,佛教從總體上已結束了隆盛時期的繁榮。此後唯有禪宗、凈土、天台成為五代至宋元時期的主流。到明初、清初兩個時期,佛教又呈現出興旺的跡象,但相對於盛唐時期的佛教而言,不過都是曇花一現,佛教思想總的來說是走向沉寂、走向衰退。晚清時,佛學有一個復興運動,通過楊文會、太虛等人的努力探索,將兩千年來消極遁世的佛教重新塑造成入世的佛教。由此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間佛教」理念。據說,現在中國的佛教徒將近一億人,是一股很強的勢力,所以,在當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我們不可忽視佛教的影響和作用,佛教界的口號就是「和諧社會,從心做起」。以上介紹的主要是漢傳佛教,除了漢傳佛教外,還有兩個系統:一個是藏傳佛教,一個是南傳佛教。藏傳佛教也稱為藏語系佛教,俗稱喇嘛教。藏傳佛教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在藏族地區形成和經藏族地區傳播並影響其他地區(如蒙古、錫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語傳播的佛教。南傳佛教,又稱為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主要流行於東南亞各國,如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斯里蘭卡等。雲南西雙版納、德宏、思茅、臨滄等地,傣族、布朗族、德昂族幾乎是全民信仰南傳佛教。以上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對儒釋道三教的思想源流做了一個大致的梳理。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中國文化系統中,除了儒釋道外,還有其他一些重要學派,如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農家、雜家、縱橫家、小說家、兵家等。這些學派與儒釋道共同構築了中國文化的大廈,但主幹則是儒釋道。二、歷史上儒釋道三教的衝突與融合(一)以先秦時期儒道思想的衝突和融合為例先秦時期,主要是中國本土文化內部之間的衝突與融合,這一時期,還沒有外來思想的介入。我們以儒道之間的衝突與融合情況來看。在《老子》一書中,我們可以找到不少攻擊儒家學派的言論,如老子說:「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認為儒家提倡的那套仁義道德是社會產生混亂的根源,老子還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在孝慈;國家昏亂,在忠臣。」「約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這些言論都是針對儒家而發的。《莊子》一書中也有不少歪曲、醜化儒家的一些言論,孟子則把一切不符合正統儒家思想的言論,一概斥之為異端邪說,可見,兩派在思想內容、思維方法、政治主張、理想追求等方面顯然存在很大差距。但是,在它們的對立衝突中,同時也在進行著相互之間的滲透與融合,如在對待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儒道兩家則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都認為人應該順應自然,與大自然和諧相處。(二)以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思想的衝突和融合為例1、兩漢時期(略)漢代以後,佛教傳入,道教興起,矛盾衝突又多了一層,那就是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衝突。2、魏晉南北朝時期儒道之衝突與融合(略)魏晉玄學興起之後,玄學家們的思想結構中便包含了相當多的道教因素。魏晉時期的儒道思想衝突可以通過名教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反映出來。主要命題就是「名教出於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即自然」。儒道之間並非只有衝突,沒有融合。魏晉時期,儘管儒道思想矛盾重重,但是思想之間的匯通和融合則是大勢所趨,是不可逆轉的潮流。3、魏晉南北朝時期佛道之衝突與融合(略)南朝劉宋年間,顧欣站在道教的立場上,發表了著名的《夷夏論》,憑藉儒家夷夏之辯的思想武器,論證道教才是華夏的根本宗教,佛教乃為夷狄之法,結果招致佛教徒的強烈反對,引發了佛道二教的一場激烈論戰。4、魏晉南北朝時期儒佛之衝突與融合(略)關於儒佛之爭,主要衝突是圍繞著神滅神不滅問題展開的。最早起來反對佛教神不滅論的是晉人孫盛,之後是劉宋學者何承天,繼何承天之後給佛教以致命打擊的是南朝蕭梁時的范縝。范縝在《神滅論》中汲取早期儒者荀子的「形具而神生」,漢儒恆譚的「薪火之喻」以及何承天的「形神相資」等思想資源,明確提出了「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的思想主張。范縝的神滅論是對佛教神不滅論的一次重大打擊,最後由梁武帝出面,平息了佛儒之間的這場大衝突。魏晉南北朝時期,儒釋道三教衝突經過一個相當長時間的發展,它們之間的裂痕漸漸地彌合,相互之間的融合與吸收逐步加強,相互排拒越來越少,為後來的三教合流提供了可能。(三)以隋唐時期儒釋道的衝突和融合為例。隋唐時期,佛教的地位最高,道教其次,儒學的地位最低,為三教之末。在這種情況下顏之推寫了《顏氏家訓》,主張重振儒家思想,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去整合佛道二教,認為儒釋道三教並無根本衝突,儒學在重建道德價值體系時,應該吸收和借鑒釋道二教的思想,而不是排斥。儒釋道三教的地位在唐朝初年非常微妙。唐初統治者從一開始就大力弘揚儒家思想,開始有意識的重構儒家思想體系,儒學的地位,在三教中由隋時居三教之末變為居於中心地位。表面看來,儒學的地位提高了,但實際上,則是一種形式上的繁榮,其結果,是束縛扼殺了儒家思想的發展。佛學延續隋朝的餘緒,十分興旺發達,形成了眾多的流派,但佛教卻不斷受到來自儒、道兩方面的攻擊與詰難;而道教有幸與李唐王朝攀上了親緣關係,受到李唐統治者的格外恩寵,但其勢力卻遠不如儒、釋兩家發達,這就是唐初儒釋道三家的基本格局。由於三家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宗旨與理論體系,都試圖為自身爭奪更多的思想文化陣地,所以它們之間的摩擦就在所難免,三教的關係顯得錯綜複雜。下面擷取幾個唐朝時期儒釋道三教衝突、融合方面的場景。場景一:唐初,在三教的排次中,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第三,由此奠定了唐初三教共存、道先佛後的宗教政策。這是唐初統治者對待儒釋道三教的態度。場景二:唐朝初年,由於儒教的地位提高了,佛道二教暫時無法與儒學爭高低,為了爭寵,雙方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辯論。太史令傅奕站在儒家的立場,多次上書請求朝廷廢止佛教。面對傅奕的指責,佛教徒也不手軟,給與積極地回應。在唐太宗時期,佛教在於道教的論辯過程中,由於李唐王朝的支持,道教略勝於佛教。但在中國歷史上,神權自始至終都是君權的附屬品,它不能脫離政治而獨立存在,一切都服從於政治的需要,當政治需要扶持時就扶持,需要限制時就限制。場景三:韓愈反佛與武宗滅佛。由於武則天以後直到唐憲宗,佛教勢力迅猛發展,而儒學日趨危機。正是在佛教日盛、儒教日衰的大背景下,韓愈站在儒家的立場,提出了重建儒家道統,重振儒學精神的主張,同時對佛教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和排斥。他給憲宗皇帝上了一道表,這就是著名的《諫迎佛骨表》。韓愈反佛可以說是唐初傅奕反佛的繼續和發展。他的立論根據,是為了強化中央政權的統治,確立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他的反佛理論為此後唐武宗滅佛提供了依據。841年,唐武宗李炎即位。唐武宗偏好道術,不喜歡佛教,決定廢除佛教。武宗滅佛,史稱「會昌法難」,這是佛教在唐代乃至整個中國佛教發展史中所受到的最為嚴重的一次打擊。中國歷史上共出現過四次滅佛運動,可以說,每一次滅佛,都是因為佛教勢力過於龐大,危害了國家利益,是統治者不得不做出的一種反應。隋唐儒釋道三家,在矛盾衝突過程中,始終伴隨著滲透和融合。一方面,各宗各派之間紛爭不斷,互爭高低;另一反面,彼此之間又相互吸收,相互影響,彼此能互相借鑒、汲取對方的優點,相互涵攝、彼此包融,同時,各宗各派又都從中國傳統的儒家、道家思想中汲取養分和智慧,以豐富和發展自己的教義,走了一條由衝突、對立到滲透、融合的道路。(四)儒釋道三教的衝突與融合留給我們的啟示1、任何一種文化的溝通和交流,都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而不是單向的文化移植。2、中國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吸收,並不是良莠不分,全部吸收,而是以我為主,有選擇的借鑒和吸收。3、在借鑒和吸收外來文化的基礎上,進行適合中國國情和中國文化的改造。4、歷代統治者大都認為,只要不危及統治,儒釋道三教都需要,採取三教兼容的政策。三、儒釋道三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儒釋道三教是中國文化的主幹,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對儒家思想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了解的相對多一些,在這裡就不必過多的涉及。下面我們主要介紹佛道兩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一)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1.在哲學領域:佛教作為一種人生哲學,其中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思想智慧,它對宇宙自然的洞察,對人類本性的反省,對人的生命真諦的思考,都有著深刻獨到的把握。佛學和中國古典哲學交互影響,影響了中國哲學的發展進程,沒有佛教,就沒有魏晉玄學、就沒有隋唐佛學,就沒有宋明理學,換句話說,沒有佛學,整個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等等,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格局。2.在文學領域:漢代以後,文學理論創作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深受佛教思想的熏陶和影響,魏晉以來有中國佛教史上四大翻譯家,鳩摩羅什、真諦、不空和玄奘,他們的翻譯,佛教經典被系統的介紹到了中國,推動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這些翻譯作品,有的就是十分優美的百讀不厭的文學作品,有時被人們作為純粹的文學作品來研讀和欣賞,深受中國歷代文人雅士的喜愛。從魏晉南北朝時代,一般文人吸收了佛教中談鬼說神的寓言故事及中國古代流行著的神仙傳說,開始了對鬼神和怪物的寫作,產生了一種新的文學體裁——鬼神志怪故事,到了唐代,其內容更加廣泛,寫作上更加講究,於是發展為唐代的「傳奇小說」。佛教還為中國古代的詩歌創作提供了豐富內容和新的境界,隨佛學的盛行,許多詩人都涉足佛教,最著名者如王維、蘇軾等。3.在藝術領域:正如歷史上的文學創作與詩詞歌賦與佛教有著密切的聯繫一樣,中國古代的書法、繪畫和雕刻藝術與佛教也有不解之緣。不少書法高手都是出自釋門,如東晉的王羲之、隋朝的智永,唐朝的懷素、懷仁、貫休等;與書法相比,畫家涉足佛教者更多。如東吳的曹不興、西晉的衛協和顧愷之,南朝的張僧瑤,北朝的曹仲達,唐代的閻立本、吳道子等。可見,書畫界與佛教淵源極深。隨著佛教的傳播,興起了建塔造像的佛教藝術,各地湧現出一大批塔寺建築,其中有不少保存至今,成為我國一些地區的風景名勝。4.在民俗領域:中國的傳統節日中貫穿著宗教的內容,如在各種傳統節日中和民間活動中,要祭祀各種神靈;民間的各種廟宇,如關帝廟、東嶽廟、山神廟、土地廟、龍王廟、城隍廟、呂祖廟、觀音廟、老君廟以及四大佛教、道教的名山,都滿足了人們的各種不同精神需要,甚至一個廟裡供奉各路神仙,人們各取所需。在眾多民間宗教性習俗中祖先崇拜的影響最為深刻普遍持久,人們不論貧富貴賤都要祭祖,如清明節祭祖,逢年過節也要祭祖。5.在天文、醫藥、地理等領域:佛教的影響也十分突出。唐代高僧一行,制定《大衍曆》,在世界上第一次測算出子午線的長度,對我國天文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至於醫藥,隋唐史書上記載由印度翻譯過來的醫書和藥方就有十餘種,藏語系佛教的《大藏經》,更是保存了大量醫學著作。僧人的遊記,如法顯的《佛國記》,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對地理學和歷史學都有重大貢獻。(二)道教對社會文化的影響道教是植根於中國本土,發源於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宗教。它誕生之後,對中國文化也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1.在文學領域:道教的影響極為廣泛。在《道藏》中收入的許多有關傳記,如漢代劉向的《列仙傳》、晉代葛洪的《神仙轉》等,都是文筆優美的散文,是具有獨特風格和藝術價值的文學作品。道教還深刻的影響到民間文學和文人的創作。我國著名的幾部古典小說,如《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等,無不反映出道教的影響(當然也受佛教的影響)。道教還對中國文學理論和文學家藝術想像力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李白詩作中那種瞬息萬變的豐富想像力,就同他對神仙世界的嚮往有著明顯的關係。2.在科技領域:中醫的起源及發展受道教的影響比較大,許多知識與療法是從道教那裡學來的。許多煉丹家往往兼攻化學、藥物學和醫學,如我國四大發明(新四大發明:絲綢、青銅、瓷器、活字印刷)之一的火藥,就是道教方式在煉製丹藥中發明的。不少道士還精通天文歷算;道教講究養生之道,保存並發展了氣功,也對中國的人體科學做出了貢獻。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博士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上》一書中,對中國的道教給與了高度的評價,他認為,中國歷史上許多科學技術的成就,應該歸功於道教的推動。在當今,了解和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不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更多的是為了通過對歷史文化的梳理,啟發人們對當代社會,當代文化的反省,培養華夏兒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溫情和敬意。對任何一個民族來說,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之所以成為這個國家和民族的靈魂和標誌。是這個國家和民族的身份證。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自己的科技,可能會亡國;但是,一個民族如果喪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種,而亡種比亡國更可怕。一個民族,只有找到了自己的文化源頭,才能辨清今後的發展方向;只有找到了自己民族的根脈,才能澤被自己的子孫萬代;只有找到了自己的根基,才能把握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命脈。一個沒有傳統文明的民族,是一個不完美的民族;而有了傳統文明卻不知道珍惜的民族,則是一個可悲的民族;一個不尊重自身歷史文化傳統的民族,是不可能贏得其他民族的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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