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蘇軾做了宰相

假如蘇軾做了宰相

丁啟陣

方勺《泊宅編》、陳鵠《耆舊續聞》等多種宋人著作均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宋仁宗趙禎在賢良科考試中錄取蘇軾、蘇轍後,喜形於色,認為自己錄取了兩個日後可以為趙宋王朝挑大樑的人才。其中《耆舊續聞》是這樣說的:「昔仁宗策賢良,歸喜曰:『吾今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宋史》蘇軾傳記載,英宗皇后高太后牢牢記住了仁宗的話,一直想要重用蘇軾。將蘇軾從常州團練副使破格提拔為翰林學士時,高太后向他透露了箇中原因:是仁宗皇帝的遺願。仁宗生前每次誦讀蘇軾的詩文,嘴裡總是「奇才!奇才!」讚不絕口。可惜的是,沒等任用蘇軾,他就駕崩了。神宗趙瑣,也多次想要重用蘇軾,但是,都因為遭到宰相的阻撓而作罷。高太后聽政期間,蘇軾前後擔任吏部尚書(七個月)、兵部尚書(一個月)、禮部尚書(九個月)。可以說,蘇軾距離宰相只有一步之遙。

歷史事實無法逆轉。高太后逝世後,因為先後反對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蘇軾成了兩派均視為眼中釘的人物,很快就被貶到遙遠的惠州,接著是更遠的儋州。最後,死於遇赦北返的途中——常州。

但是,解讀、思索歷史不妨假設:假設蘇軾做了宰相,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我認為,假如蘇軾做了宰相,他的政績應該在王安石和司馬光之上。

王安石當然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傑出人才。但是,正如朱熹所說的,他固然有「文章節行高一世」、「以道德經濟為己任」等優點,但他也有「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等缺點。尤其是,他早年藉以樹立聲譽的呂公著、韓維,舉薦他的歐陽修、文彥博,提拔他做副手的富弼、韓琦,好朋友司馬光、范鎮,王安石執政後都「排斥不遺力」。急躁冒進,眾叛親離,王安石的改革,失敗是必然的結局。有人把王安石新政失敗歸因於司馬光等舊黨的反對。我認為,這種論調是可笑的。作為政治家,具備抵禦反對派的能力是先決條件。再者,王安石兩度執政,前後好幾年,事實足以證明,他無法取得成功。關乎社稷蒼生的政治,不應該允許政治家無限期地做實驗。民主政治講有限任期,這是歷史教訓的結晶。

毫無疑問,司馬光是君子式人物。《宋史》本傳言其「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另外,「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在衡量人物偏重道德品行的國度,他的民望極好,一度出現人人希望他擔任宰相的情形。死時,又幾乎出現舉國哀悼類似國葬的場面。但是,經世濟民,不能只是以德服人,以德感人。司馬光政治理念的狹隘與為人處事的固執,決定了他只能是王安石的反對派、對立面。脫離實際,過猶不及,不可能在利國利民方面做出實際成績。

蘇軾是介於王安石與司馬光之間的人物。蘇軾批評王安石「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主張「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不難想像,由蘇軾執政,他一定可以避免王安石的急躁冒進。按照蘇軾的心胸性格,一定也不至於眾叛親離。司馬光是蘇軾一生敬重的人,他沒有太尖銳的批評意見,但是,從他跟司馬光發生政見分歧後連聲喊叫「司馬牛」這個情節看,他對司馬光的固執也是很不滿的。蘇軾對保守派的不滿,來自較為客觀的觀察和冷靜的思考。由此可見,蘇軾執政,是可能做到實事求是的,不至於出現脫離現實瞎指揮的情況。

事實勝於雄辯。蘇軾為官,所到之處,均有建樹。隨手舉幾個例子:王安石執政期間,他「因法便民,民賴以安」。在徐州,黃河決口,形勢危急,蘇軾率領禁軍,驅使準備逃離的富人返回城中,組織築堤,加固城牆,他本人日夜住在城上,數過家門不入,終於保全城市,未受洪水侵害。在杭州,蘇軾疏浚河道,修築長堤,挖掘水井,在西湖中種植菱藕。其中,長堤修成之後,在上邊種植了芙蓉、楊柳,遠望如圖畫,被杭州百姓稱為「蘇公堤」,即今「」蘇堤。蘇軾二十年里兩次到杭州為官,因為有德於民,家家掛蘇軾畫像,飲食之前,虔誠祝禱。甚至建造了生祠,以表敬意。在定州,蘇軾整肅軍政紀律,「取貪污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搏」,「部勒戰法,眾皆畏服」。終於使將吏有上下級之分,秩序井然。定州人說,韓琦之後,不曾見過這種禮儀。蘇軾兩次在杭州,兩次在跟高麗發生關係時,均堅持原則,維護了宋王朝的尊嚴與利益。就是在倒霉透頂、沒有什麼實權的惠州、儋州期間,蘇軾也能與當地民眾打成一片,「人無賢愚,得其歡心」,為當地的文化教育事業做出貢獻。可見,蘇軾為政,跟他的文藝創作一樣,也是多才多藝,無臻不妙。

不難想像,倘若讓蘇軾做宰相,他也會像寫作詩詞散文、創作書法繪畫一樣,做得很出色的。對蘇軾而言,左邊是詩文書畫,右邊是社稷黎民,他能左右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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