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對外戰略（1868—1945）

在近代國際政治中，衡量一國是否為「大國」的標準，除經濟實力外，其要素還有：

（一）在海外擁有殖民地或享有諸多條約特權；

（二）強大的軍事實力；

（三）廣泛的國際影響力。

特別是後二者，是決定性因素。關於日本崛起問題，學界有這樣一種看法，稱日本有兩次崛起，「一次是明治維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次是戰後至今」。確切地說，明治維新至二戰結束是日本第一次崛起及衰亡時期，戰後至今的日本正處於邁向大國的途中。

日本的崛起是在1868—1905年間，以明治維新為起點，以日俄戰爭的勝利為標誌，前後用了37年。1905—1922年，這17年是日本崛起後的持續發展時期，契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1922—1931年，這9年是日本大國地位面臨困境時期，主要受華盛頓體系的束縛及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1931—1945年，這14年是日本走向衰亡的昭和前期。在日本興衰的77年歷程中，其崛起歷時最長，衰亡則較為短促。

逐步崛起的三十七年（1868—1905）

近代列強的崛起，主要靠堅船利炮，將繁盛建立在落後及弱小民族的血淚之上。日本也不例外。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大力發展資本主義，國勢日盛，野心漸強，「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成為其基本國策，這一國策化為對外戰略，就是「脫亞入歐」，具體步驟是，先行脫亞，後求入歐。

日本古代的統治者，為求權位的穩固及合法性，曾屢次要求中國冊封。足利時代（1336—1537）的1381年答應每10年向明朝貢一次，願以藩屬身份加入華夷秩序。1403—1551年間，日本一般按約朝貢，但1592—1593、1597—1598年豐臣秀吉挑動日明戰爭後，此種關係斷絕。幕府統治時期，日本處於「鎖國」狀態，僅與朝鮮、琉球互通信義，建立平等的「通信關係」，卻把對中國、荷蘭的貿易限於長崎一地，實行有限的「通商關係」，由此形成獨特的「大君外交」格局。1610年，日本致書中國，誇大其詞，竟稱其「德化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他如越南、泰國、菲律賓、柬埔寨等蠻夷之君主酋長，「莫不獻表納貢」，意即在華夷體制之外，還有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日夷體制」。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將中國納入不平等條約體系，華夷體制開始露出破綻。與此同時，日本也受西方侵壓，被迫開國通商。但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遣使西行，一切向西方學習，廢除了不平等條約，短時間內擺脫了西方羈縻。日本躍上「文明」台階後，將中國等亞洲國家視為「惡鄰」，不願與之為伍，採取了「脫亞」政策。1894—1895年甲午一戰，日本打敗中國，中國割地賠款，華夷體制進一步崩潰。1900年，日本重兵參與鎮壓義和團運動，《辛丑條約》以後，華夷秩序完全解體，日本卻一躍而成亞洲強國。

馬關條約簽訂時的場景

日本根據1895年《馬關條約》，要求清政府割讓遼東半島，此舉嚴重損害了俄國利益，而1892年俄國已與法國結成聯盟，德國威廉二世深恐在歐洲的地位動搖，率先支持俄國的干涉建議；法國在得到印度支那後，覬覦台灣，因此也決定加入干涉行列。「三國干涉還遼」之際，日本想尋求英美聲援，欲以國際途徑解決，但英美既不願得罪三國，也不願日本坐大，雙雙宣告中立，日本無奈還遼。1902年，日本與英國締結同盟，終於在西方找到了一個盟友，跨出了「入歐」的第一步。1904年，日本偷襲俄國的旅順港艦隊，發起日俄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雖沒有給日本帶來多大實利，其影響卻遠大於10年前的甲午戰爭，日本自此躋身列強行列，成為有實力的「堂堂大國」，進入了所謂「世界大日本」時代。

持續發展的十七年（1905—1922）

按常理，一個國家崛起後，起碼有一個前沖的慣性。日本崛起之後，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續行「脫亞入歐」戰略，且「脫亞」及「入歐」並重，具體手段是，一方面吞併朝鮮、攫取在華特殊權益，一方面出兵西伯利亞，甘當干涉俄國革命的急先鋒，維持並鞏固了自己的大國地位。

正如美英所預料的那樣，日俄戰爭以後，日本開始在亞洲樹立霸權。朝鮮一直是日本大陸政策的首要目標。1905年，日本將朝鮮變成保護國。1907年11月，日本與朝鮮簽訂協約，解散了朝鮮的軍隊，把持了朝鮮各部門。1910年8月，日本逼迫朝鮮簽訂合併條約，正式吞併了朝鮮。這樣，日本雖屬後起的大國，但除台灣外，又新增了一塊殖民地。日本對台灣、朝鮮的統治，效法歐洲模式，採行總督制。在鎮壓台鮮各地初期的反抗後，改行「同化政策」，以求「內外一體化」。

第一次世界大戰

1905年以前，日本利用《馬關條約》、《通商航海條約》等不平等條約，攫取了種種在華權益。日俄戰爭以後，隨著旅大的租借，滿鐵株式會社的運營，以及關東都督府的設置，日本將「北進」作為了戰略重點。1909年，日本強迫清政府與之簽訂《關於安奉鐵路備忘錄》、《關於間島問題條約》、《關於滿洲五案協約》等條約，擴大了在東北的侵略權益。辛亥革命以後，日本陰謀分裂中國，1912年策劃「滿蒙獨立」運動。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8月23日，日本以日英同盟為借口，對德宣戰，先是出兵山東，奪取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繼而在10月初佔領了德屬南洋群島，並要求英國支持其永遠保有赤道以北的德屬各島，將參戰時沒有領土野心的聲明拋諸腦後，「各國的擔憂變成了現實」。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5月9日，袁世凱被迫答應，5月25日，中日簽訂《民四條約》，日本據此條約再次獲得一系列特權。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日本計划出兵干涉，以乘機奪取貝加爾湖以東的西伯利亞，控制北滿和內外蒙古，建立起防止英美勢力向亞洲滲透的戰略基地。8月2日，日本發布出兵宣言，1.2萬人開往海參崴，後增至7.3萬人，逐次佔領了貝加爾湖以東各軍事要地。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以保護西伯利亞地區的權益、防止共產主義向東蔓延為由，拒不撤兵。1920年，又以保護僑民、防止蘇聯向滿鮮擴張為借口，陸續派兵進入北庫頁島等地。由於蘇聯紅軍的反擊以及國內外輿論的壓力，日本被迫於1922年10月撤出西伯利亞駐兵。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日本的經濟發展提供了絕佳機會，此時歐洲諸國忙於戰事，日本商品乘虛進入亞洲市場。大戰推動了日本工業經濟的發展，日本從農業國迅速轉為工業國。如果說日俄戰爭以後日本還是一個地區性大國的話，經一戰時趁火打劫，各方面實力已與英美等國比肩。

面臨困境的九年（1922—1931）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形成了以美英為主導的國際秩序，美日在亞太地區競爭激烈，美國為遏制日本，攜手他國頻向日本施壓，並在軍備上給日本設限，加上國內經濟危機頻發，階級矛盾激化，日本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此時，日本不得不保持低調「入歐」姿態，與英美蘇等大國相協調；在中國問題上，先是以經濟手段滲透，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又怕蔣介石危及其既得利益，遂拋出令世界輿論嘩然的「田中奏摺」，所謂「脫亞入歐」模式首次出現搖擺。

1921年11月12日，戰勝國代表齊聚華盛頓，召開協調遠東及太平洋地區事務的會議。12月13日，美英日法簽訂「四國條約」，規定各國互相尊重在太平洋區域內島嶼屬地和領地的權利，日英同盟同時廢止。昔日的盟友成了路人，日本代表無奈地對英國代表說：「無論如何，你們已經給條約安排了一個盛大的葬禮」。

1922年2月6日，美英日法意五國簽訂限制海軍軍備條約，規定各國主力艦總噸位的比例為5：5：3：1. 75：1.75。按此條約，日本保有低於英美的海軍力量，在強國中居於中流，其無限制的膨脹軍力受阻。同日，出席會議的九國代表簽訂關於中國問題的《九國公約》。該約體現了美國堅持的「門戶開放」政策，否認了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華盛頓會議以後，日本的國際地位下降，「在遠東更加孤立了」。

戰後初期，日本國內發生了經濟危機，戰時景氣消失，銀行倒閉，企業破產。在工農運動日益高漲的情況下，日本政府不得不調整它的外交路線。1924年6月，幣原在就任外務大臣時表示，日本將在巴黎和會及華盛頓會議諸條約、諸決議等所明示或暗示的框架內行事。為了保持日本在華利益，幣原制定了對華四原則，即：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安全、嚴守不干涉主義、增進兩國的共存共榮關係和經濟上的提攜、使用合理手段維護在華權益。在「協調外交」的主導下，日本在對華問題上表現出少有的剋制。在1924年9月直奉戰爭時，幣原發表了「無意對華干涉」的聲明；1925年「五卅事件」爆發後，幣原婉拒了英國共同出兵鎮壓的建議；同年，日蘇簽訂協定，兩國恢復外交關係，日軍撤出北庫頁島。1927年3月「南京事件」後，幣原拒絕參加英美炮擊南京的行動，堅持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幣原的協調外交雖建立在「正當權益」不受損害的基礎之上，僅在策略或手段上有些「消極」，但仍受到國內輿論的詬病，被斥為軟弱外交。

皇姑屯事件

1927年4月，田中義一上台，推行強硬外交。6月27日，他主持召開「東方會議，發表《對支政策綱要》，提出滿蒙地位特殊論，表示當該地權益遭受侵害時，將採取適當的措置。1928年4—5月，日本第二次出兵山東，攻佔濟南，製造了「濟南慘案」；1928年6月，關東軍製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進入「最黑暗的政治時代」。田中內閣遭內外攻擊，1929年7月全體辭職。民政黨濱口雄幸組閣，幣原再任外相，繼續走協調路線，再遭「櫻會」少壯派與右翼分子的群起攻擊。1931年8月，日本政府利用「中村大尉事件」和「萬寶山事件」，宣稱「滿蒙特殊權益受到了中國侵害，現正處危險中」，煽動訴諸武力，一舉解決各項懸案。日本為擺脫困境，走上了法西斯擴張之途。

走向衰亡的十四年（1931—1945）

九一八事變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公開向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挑戰。1932年1月，史汀生向中日兩國通告了「不承認主義」，國聯理事會同時要求日本履行九國公約義務，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日本政府置若罔聞，於1932年3 月建立「滿洲國」。國民政府對此發表宣言稱，日本非法侵佔東北各地，成立傀儡政府，中國政府及人民概不承認。為調解中日爭端，國聯於1932年初派遣調查團前往東北等地。調查人員多方聽取意見，細心研究所獲證據，最後得出結論，即所謂「滿洲國政府」，在當地中國人心目中，僅是日人的工具而已。針對國際輿論的非議，陸相荒木貞夫譏諷「報告書不過是一篇旅行日誌」，外相內田康哉則強硬地表示，在承認「滿洲國」問題上，日本要舉國一致，即便國土化為焦土，也不能退讓一步。9月15日，日本搶在報告書發表之前與偽滿簽訂《日滿議定書》，正式承認了「滿洲國」。1933年2月，在日內瓦國聯全體會議上，松岡洋右宣布拒絕國際仲裁，退出國際聯盟，公然與國際社會決裂。

盧溝橋事變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陸續增兵中國，武漢會戰後，中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1938年11月3日，近衛發表「東亞新秩序聲明」，叫囂建設東亞新秩序是日本國民的「天職」，意欲「回歸」並立足亞洲，打破原有的由美英控制的國際政治格局。「入亞」較之於「脫亞」，二者均以侵略手段，本質上沒有區別，但「脫亞」在於打敗中國，目標是躋身列強，「入亞」在於吞滅中國，建立日本主導的東亞新秩序，其野心更大。當然，「入亞」必將引起美英反彈，致日本陷入「脫歐」境地，這個結果是顯而易見的。1940年3月，日本扶植成立汪偽政府。9月，日德意三國在柏林簽訂軍事同盟條約。11月，日汪簽訂《基本關係條約》，聲稱「兩國將在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共同理想之下，互為善鄰，緊密提攜，以確立東亞永久之和平」。

為儘速解決「中國事變」，謀求和平進駐荷屬印度支那，建成所謂「大東亞共榮圈」，日本與美國舉行談判。1941年11月，美國務卿赫爾在致日方的照會內建議，美日兩國政府放棄此前在中國獲得的種種特權。日本政府認為赫爾照會與日方的一貫主張有霄壤之別，其結果是日本從中國全面撤軍，從而失去兩國間「特殊緊密」的關係。日本政府全盤否定了赫爾照會，於12月8日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日本稱大東亞戰爭）爆發。此後，日本裹挾亞洲諸國，開啟了霸權世界的「脫歐」之舉。

1942年1月1日，美、英、蘇、中等26個國家結成反法西斯同盟。中途島海戰失利後，日本與盟軍展開曠日持久的爭奪。為「集中發揮大東亞地區的總體力量」，1942年11月，日本政府成立大東亞省，下設總務局、滿洲事務局、中國事務局和南方事務局等機構。1943年11月，日本及其傀儡的代表在東京召開「大東亞會議」，宣稱各國將「確立大東亞親和」，「弘揚大東亞文化」，「增進大東亞繁榮」。1945年4月，日本召開「大東亞大使會議」。會議發表了以東鄉提案為核心的共同聲明，從這個聲明可以察知，日本政府的對外政策已悄然發生了變化，即從「中日親善」、「大東亞親和」發展到「國際親和」；從「東亞新秩序」、「大東亞新秩序」發展到「國際秩序」；從「中日經濟提攜」、「大東亞繁榮」發展到「世界經濟普遍繁榮」。聲明強調以和平手段確立國際新秩序，企圖為戰後尋求安全保障，這是日本行將滅亡之際發出的最後哀鳴。8月15日，天皇發布終戰詔書。詔書沒有對日本的歷史做出反省，竟稱此次「終戰」，不是不得已的投降，而是「為萬世開太平」，強調日本對外戰爭的原因，一是「為謀求臣民的康寧，與萬邦同享共榮之樂」，二是「為希求帝國的自存與東亞安定，至於排斥他國主權，侵犯其領土，則非出於本意」。詔書預料今後日本所受的苦難固非尋常，號召「舉國一致，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不滅，發揚國體精華，傾力於將來建設，以不落後於世界」。這個著名的「玉音放送」，與其說是向盟軍的投降書，不如說是天皇留給其臣民的遺言，它延續了日本的神國觀念，成為戰後軍國主義復活的思想基礎。

二戰以後的日本，雖在五六十年代變成經濟大國，但未能正確對待歷史，一再否認及美化侵略戰爭，並依賴日美安保條約，轉而回到「脫亞」的老路，狐假虎威，散布中國威脅論，不斷在周邊挑起事端，製造釣魚島「國有化」等鬧劇，諸種行徑，不僅嚴重影響了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與安全，而且遲滯了自己邁向大國的步伐。（作者為南京大學歷史系、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作者：曹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