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洋務派在戊戌思想解放運動中的作用

戊戌維新運動時期，思想領域發生了空前的變化，近代新思想在社會上得到廣泛傳播，戊戌維新運動也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長期以來，對戊戌思想解放運動有兩個較為常見的看法:運動的興起和發展，是康有為、嚴復、梁啟超、譚嗣同等資產階級改良派努力之結果，洋務派主要起了阻滯作用；這一運動宣傳了自由、平等、君主立憲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變法思想，洋務派的變法思想似乎不在其列。不少論著甚至把洋務派和頑固派相提並論，作為戊戌思想解放運動的反對派加以批判。事實並非如此，洋務派和洋務思想為戊戌思想解放運動所不可忽缺，如果沒有洋務派加盟，戊戌思想解放運動不可能那樣波瀾壯闊。

洋務派的積極作用是多方面的，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 多方推薦早期維新派的著作

甲午戰爭前，早期維新派撰寫了一批著作，倡導學習西方，進行變法，但印數不多，傳播不廣，僅在少數人中引起共鳴；甲午後則一版再版，流布極廣，這與洋務派的推薦有極大關係。

第一個能夠稱得上早期維新派的思想家馮桂芬，1861年撰寫了《校邠廬抗議》，其時保守勢力太強，直至1874年逝世也未敢將該書付梓，80年代該書方刊行。

最早對《校邠廬抗議》予以讚賞的是曾國藩、李鴻章。光緒的師傅翁同龢、孫家鼐也都高度評價這本書，並分別把它進呈光緒帝。孫家鼐對是書更「有偏嗜，平日固不離左右」（注:劉聲木:《萇楚齋隨筆·〈校邠廬抗議〉》，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4冊，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第240頁。）推薦尤力。1898年7月17日，他在《請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中說，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湯壽潛的《危言》、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皆主變法，臣亦欲皇上留必閱看，採擇施行，歲月蹉跎，延至今日，事變愈急，補救益難，然即今為之，猶愈於不為也」。並說:「三人之書以馮桂芬抗議為精密。」建議光緒:「刷印一二千部，交軍機處，再請皇上發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發到後，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將其書中某條可行，某條可不行，一一簽出，或各注簡明論說，由各堂官送還軍機處，擇其簽出可行之多者，由軍機大臣進呈御覽，請旨施行。如此，則變法官民，出於公論，庶幾人情大順，下令流水之源也。且堂司各官簽出論說，皇上亦可藉此以考其人之識見，尤為觀人之一法」（注:孫家鼐:《請飭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430頁。）。孫家鼐的目的很明確；第一，強制廣開言路，以收集思廣益之效；第二，借「公論」，暢通政令，推動變法；第三，對朝中各官進行一次考核，以識別他們的政治見識和政治態度。

光緒當天便「飭令刷印一千部，克日送交軍機處，毋稍遲延。」（注:《上諭》，孫家鼐:《請飭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40頁。）幾天後又催令「迅速刷印」。並命令:「俟書到後，頒發各衙門，悉心核看，逐條簽出，各注簡明論說，分別可行不可行，限十日內咨送軍機處，匯核進呈，以備採擇。」（注:《上諭》，孫家鼐:《請飭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42頁。）數百名官員遵命發表了意見，大部分人不同程度地對馮桂芬的主張予以肯定。

《盛世危言》在早期改良派著作中水平最高，洋務派對此書非常欣賞，1884年，彭玉麟見到稿本時，便欣然為之作序。甲午後，鄧華熙幾次向光緒帝推薦是書。1895年4月20日，中日《馬關條約》簽定後三日，時任江蘇藩司鄧華熙在奏摺中說:「臣閱候選道鄭觀應所輯著《盛世危言》一書，於中西利弊透闢無遺，皆可施諸實事。前兵部尚書彭玉麟稱為時務切要之言。查該員遊歷諸邦，留意考究，其堅心刻苦，誠為可用之才，自以外患方殷，出其書以就正。臣見其語皆徵實，說集眾長，間有戇直之辭，莫非肫誠所發。至於推行次第，何後何先，在斟酌於當幾，斯變通之盡利」（注:《頭品頂戴江蘇布政司布政使臣鄧華熙跪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6頁。）。升任安徽巡撫後，鄧華熙又於1897、1898年兩次向光緒帝推薦該書。1895年鄭觀應將《盛世危言》增訂再版，把鄧的奏摺作為序，對社會產生直接影響。禮部尚書孫家鼐也兩次在光緒面前高度評價《盛世危言》。翁同龢也向光緒推薦了此書。他們是天子近臣，所生的效力當更大。光緒帝對《盛世危言》頗為欣賞，命總理衙門大臣印2000部，發給大臣閱看。

公開讚許《盛世危言》的著名洋務派還有張之洞、盛宣懷。1897年，張之洞為《增補盛世危言統編》作序時說，在眾多的救時論著中，以此書為最佳。一、「擇精語詳」，有理論上優勢；二、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具有可行性。盛宣懷對《盛世危言》寄予厚望，他將數十部《盛世危言》「分送京中大老，以醒耳目」，希望他們「從此啟悟，轉移全局」。

中國是個官本位國家，官和師往往合二而一，官吏特別是高級官吏在社會歷史變動時期，他們的趨向會對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皇帝更具有崇高的威望，其一舉手一投足都能風示社會，使一大批人仿效其後。光緒和一批官員公開表彰早期維新派作品，使鄭觀應、馮桂芬等人的著作大行其時，戊戌維新時期，《校邠廬抗議》僅單行本就有7種之多，《盛世危言》的版本總在10種以上。（注:見陳旭麓:《關於「校邠廬抗議一書》，《新建設》，1964年2期；夏東元:《鄭觀應思想發展論》，《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3期。）。早期維新思想在社會上廣受歡迎，成為戊戌思想解放運動的重要方面。

二 為新思想傳播提供物質條件

19世紀中國交通不便，信息傳遞不快，沒有近代報刊，新思想不可能在短期內傳至窮鄉僻壤。可以說，近代大眾傳媒是近代思想解放運動的物質基礎之一，一批新式報刊湧現，為戊戌思想解放運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而沒有洋務派的扶植，報刊界絕對不可能那樣生氣勃勃。

戊戌維新時期，發行量最大、影響最廣遠的報紙當數《時務報》；得到洋務派、主要是張之洞的支持、關注最多的也是《時務報》。

1895年秋，張之洞和康有為商定，由康有為在上海辦上海強學會和《強學報》。上海強學會和《強學報》很快問世了，張之洞捐銀1500兩作為經費。雙方曾有約，上海會務、報務將由汪康年接辦，康南下廣州再創新會。汪康年字穰卿，是張之洞的幕僚兼家庭教師。由於京師強學會被朝廷封禁，康有為又違約讓《強學報》以孔子紀年，張之洞於是下令解散上海強學會，《強學報》停辦。汪康年抵滬後，根據張之洞意見，接收上海強學會餘款，重新籌設報館。汪康年在黃遵憲、吳德＠①、鄒凌瀚、梁啟超等人協助下，於1896年8月創辦了《時務報》，汪任總理，舉凡辦報方針、用人、經費等各項行政事務均由其負責；梁啟超任撰述，負責撰寫文章和文字編輯工作。實權操之於汪康年之手。梁曾發牢騷說自己不過是「穰卿僱工之人」（注:梁啟超:《創辦時務報源委》，劉聲木:《萇楚齋隨筆·〈校邠廬抗議〉》，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4冊，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第526頁。）。又說:「竊以為汪氏一人一家所開之生意（指時務報——引者），每月以百數十元雇我作若干文字，實所不甘耳」（注:梁啟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3頁。）。實際上，《時務報》的真正大老闆是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派。

張之洞之所以能控制《時務報》，是因為《時務報》在經費和發行上得到張之洞等洋務派的大力支持。《時務報》籌辦經費銀2000多兩，其中上海強學會餘款1200多兩，此款即張之洞捐款之餘款。據《時務報》第四期告白，張之洞又捐銀700兩。梁啟超說此款是1200兩之一部分，並未捐新款。梁說是否可靠，姑且不論，即使張之洞願意掛名捐款，也很有意義，張之洞在甲午後聲望甚高，如日中天，在官紳中具有很大的號召力。《時務報》創始人之一吳德＠①即為張之洞認捐叫好:「又得南皮先生倡捐貲者，日新月盛，為之喜快」（注:吳德＠①第18信，《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第402-403頁。）。南皮即張之洞。在張之洞影響下，張之洞的幕僚和轄內洋務派人士紛紛認捐，湖南礦務局捐銀四百兩，並每月給汪康年生活津貼銀40兩。捐款者還有李鴻章、王文韶、盛宣懷、胡燏棻、袁世凱、聶士成、張翼等著名洋務派；洋務派控制的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也在捐款者之列。三年中，《時務報》共得捐款銀一萬餘兩，其中絕大多數都來自洋務派。

張之洞帶頭借權勢命令用公款大量訂閱《時務報》，讓屬下官員和學生閱讀。他專門發了《飭行全省官銷時務報札》，札文說:「照得新報一項，有裨時政，有裨學術，為留心經世者必不可少之編」。百餘年來，泰西各國辦報不遺餘力，英、法、德各國報館繁多，數以千計，大報發行量數以十萬計，「可謂盛矣」。20年來，報紙在中國漸漸通行，但是辦報者多為洋商，目的在牟利，故所述事實或不免失真，或無關宏旨。

上海新出《時務報》「識見正大，議論切要，足以增廣見聞，激發志氣，凡所採錄，皆系有關宏綱，無取瑣聞，所采外洋各報皆系就本文譯出，不比坊間各報，訛傳臆造。且系中國紳宦主持，不假外人，實為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之報」。特統一由善後局為全省文武各衙行、各書院、各學堂訂《時務報》，以利湖北官員士庶擴充見聞，通知時務（注:《鄂督張飭行全省官銷時務報札》，《時務報》第6冊，第8頁。）。

在張之洞帶動下，兩江總督劉坤一、湘撫陳寶箴、浙撫廖壽豐、皖撫鄧華熙、江蘇學政龍湛霖、貴州學政嚴修、四川學政吳慶坻、江西省布政使翁曾桂、廣西洋務局、山西源清局、保定、江寧、興化太守、河南彰衛懷道，先後令所屬官員、學子用公款訂閱《時務報》。湖南嶽麓書院祭酒王先謙和長沙城南、求忠兩書院院長共同商定，為三書院訂《時務報》，供學生閱讀。他在手諭中說:「查近今上海刻有《時務報》，議論精審，體裁雅飭，並隨時恭錄諭旨，暨奏疏西報，尤切要者，洵足開廣見聞啟發志意，為目前不可不看之書」。他相信，學生只要認真閱看，「勿狃故常，勿安卑陋，由此漸摩歲月，必有奇才異能，出乎其中，上備國家棟樑之用。」（注:《嶽麓院長王益梧祭酒購時務報發給諸生公閱手諭》，《時務報》第18冊，第11頁。）《時務報》發行量直線上升，辦報僅一年，發行量便達到了一萬多份，成為中國第一大報。《時務報》館的第二年度啟事這樣說:「報館創設，倏逾一載，啟始之時，惟懼底滯，賴大府獎許，同志扶掖，傳播至萬二千通，揆諸始願，實非所期。」（注:《時務報館啟事》，《時務報》第39冊末頁。）即成功的條件有二:「大府獎許」，「同志扶掖」。前者指得到張之洞等支持獎掖，後者指同志扶持和報館同仁努力。報紙辦得成功與否，主要靠其內在因素，《時務報》所刊文章極受各界人士歡迎，當時任何報刊都無法與之相比；但外部因素也很重要，洋務派的主要功績就是為《時務報》營造了很好的外部環境。除上海外，張之洞轄下的兩湖是《時務報》銷量最大的兩個省，都超過一千份，湖北僅張之洞的善後局就訂了282份（注:《鄂督張飭行全省官銷時務報札》，《時務報》第6冊，第9頁。）；湖南單礦務局代銷數最高時便達800多份（注:見《時務報》第39冊附錄。）。《時務報》一紙風行，天下觀聽為之一聳，梁啟超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青舉人一躍成為天下名人。洋務派提供了上佳舞台，梁啟超們有絕好的表演。僅此而言，洋務派對戊戌思想解放運動的貢獻已不可忽視。而毗鄰湖南的廣東，雖開埠最早，經濟也遠較湖南發達，「惟廣東督撫於『洋務』二字，深惡痛絕，（《時務報》）不能暢行於粵耳。」（注:梁啟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6頁。）

類似的例證還有《國聞報》。當《時務報》崛起於上海時，嚴復、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辦了《國聞報》，南北呼應，堪稱雙璧。但是它得不到京津高官支持，而來自保守派的壓力卻源源不斷，夏曾佑說:「敝館國家壓力、前者已去，後者方來」（注:夏曾佑:《致汪康年》，梁啟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9頁。）。王修植說《國聞報》最大的困難在銷路不暢，他非常希望得到張之洞支持，「略仿《時務》、《知新》之例，通飭各屬士商看報」（注:王修植:《致汪康年》，吳德＠①第18信，《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第82頁。）。張之洞雖然對《國聞報》有好感，鑒於總署、直督的態度，未敢貿然支持。至1898年春，《國聞報》銷量僅1500份，加以「政府阻力太甚」，艱難竭蹶，難乎為繼，不得已宣布售與日本人，「借作外援，始得保全自主」（注:夏曾佑:《致汪康年》，梁啟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0頁。）。《國聞報》的遭遇從反面再次證明，官方態度對政論性報紙的生存發展具有決定意義。

獲得洋務派提攜的還有《知新報》、《湘報》、《湘學報》、《農學報》等。洋務派還積極舉辦或參與舉辦了一大批學會、學堂，亦為新思想的傳播開啟了方便之門。

三 大力宣傳洋務派的變法思想

戊戌維新時期，洋務派的變法呼聲雖然不是時代最強音，但對於引導人們從蒙昧中走出來有重要價值；洋務派思想和早期維新派思想（兩者在戊戌維新時期幾無分別）甚至比資產階級改良派思想擁有更多的群眾。

洋務派鼓吹的變法思想主要有:

（一）變法救亡思想

甲午戰敗，洋務派的危機感更為強烈。1895年夏，順天府尹胡燏棻指出:「上年倭人肇釁，陸師屢挫，海軍繼失，寇焰猖狂，神人共憤。……事變一日亟一日，及今而不思改計，竊恐數年之後，大局更不堪設想」（注:胡燏棻:《變法自強疏》，孫家鼐:《請飭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278頁。）。王先謙把形勢概括為:「強鄰逼處，列國紛乘，朘我脂膏，環顧幾無所憑。」（注:《嶽麓院長王益梧祭酒購時務報發給諸生公閱手諭》，《時務報》第18冊，第12頁。）形勢危急，洋務派「競言自強之術」（注:《上諭》，胡燏棻:《變法自強疏》，孫家鼐:《請飭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2冊，第6頁。），但虛驕自大的守舊者比比皆是。新疆巡撫陶模批評道:「大小臣工宜力戒自欺也。世變之奇，有先聖所不及料者，而士大夫猶以不談洋務為高。夫不談洋務可也，不知彼並不知已不可也。今我政事因循，上下粉飾，吏治營務，久為鄰國所竊笑，明明不如人，而論事者動發大言，自謂出於義憤，不知適以長庸臣之怠傲，蔽志士之聰明。……事前既莫知不如人，事後眾論仍莫肯直認不如人，甘心自畫，又安望有自強之一日？」他希望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洞悉中外情形，「庶人人知恥知難，愈恐懼愈發憤，人才以策勵而愈出，易危為安、轉弱為強，機實在此。」（注:陶模:《培養人才疏》，孫家鼐:《請飭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2冊，第276頁。）

1897年冬，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形勢更為嚴峻，然而士大夫們多泄泄視之，幾若無聞。張之洞再次要人們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日本、土耳其、暹羅（今泰國）原本和中國一樣受歐洲強國欺侮，近年來大膽變法，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古巴則在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方面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張之洞既從正面為中國人民樹立變法圖強的榜樣，又要人們知懼:「懼為印度，懼為越南、緬甸、朝鮮，懼為埃及，懼為波蘭」。指出中國有可能像印度等國一樣淪為殖民地。一正一反，目的是要國人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注:張之洞:《勸學篇·序》。）所謂「變其習」就是丟掉傳統的守舊思想，更新價值觀念，走變法自強之路。他警告守舊派:「如其昏惰無志，空言無用，孤陋不通，傲很不改，坐使國家顛＠②，聖教滅絕，則是弟佗其冠，＠③＠④其辭，手註疏而口性理，天下萬世皆將怨之詈之，曰此堯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注:《勸學篇·會通》。）反對變法，坐使國家滅亡，孔教滅絕，自然是千古罪人。

甲午後的洋務派的變法重點是教育、經濟和開言路等方面。翁同龢:「不變法，不大舉，吾知無成」（注:盛宣懷檔案，《中日甲午戰爭》（下），第440頁。）。張之洞說，學習西方各學要分輕重緩急，對於今日中國來說:「西藝非要，西政為要」。「大抵救時之計，謀國之方，政尤急於藝」（注:《勸學篇·設學》。）。藝指工藝，即科學技術，政指各項政策和制度。胡燏棻提出，以是否有益於國家生存發展為標準，決定何者可變，何者不可變。他說:「但求皇上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弦更張，咸與維新，事苟有益，雖朝野之所驚疑，臣工之所執難，亦毅然而行之，事苟無益，雖成法之所在，耳目之所習，亦決然而更之。」如此實心實力行之，十年後將見中國雄長海上，駕於歐美各國之上（注:胡燏棻:《變法自強疏》，孫家鼐:《請飭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279頁。）。

（二）興辦新式教育，「智以救亡」

戊戌維新時期，很多人高唱教育救國。洋務派在這場合唱中，表現突出。楊深秀說:「蓋泰西所以橫行四海，掩襲大地者，不在力而在智」（注:《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渾秀片》，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446頁。）。張之洞以重視新式教育留名於青史。他說:「自強生於力，力生於智，智生於學。」西方強，中國弱，原因在於西方各國重視教育，「故百年以來，煥然大變，三十年內，進境尤速」。國之強弱繫於智愚，國之存亡亦繫於智愚，中亞諸國，非洲各國，「皆以愚而亡」，美國本為英國屬地，「以智而自立」。「是故智以救已，學以益智。……大抵國之智者，勢雖弱，敵不能滅其國，民之智者，國雖危，人不能殘其種。」（注:《勸學篇·益智》。）「國之智」指統治者之智，「民之智」指民眾的教育程度。

洋務派基本具備近代教育觀念。他們要求「廣設學堂」，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認為這是轉弱為強的關鍵。胡燏棻以日本為例，說:「日本自維新以來，不過一二十年，而國富民強，為泰西所推服，是廣興學校，力行西法之明驗。今日中國關鍵，全系乎此」（注:胡燏棻:《變法自強疏》，孫家鼐:《請飭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289頁。）。

李端棻、張之洞、孫家鼐等都要求按照西方學制建立大、中、小三級學堂，京師和省會設大學堂，道府設中學堂，州縣設小學堂；普通學堂之外設立工、農、商、醫、武備等各種專門學堂，「乃至女子亦有塾政，聾啞亦有教法，以故國無棄民，地無廢材，富強之基由斯而立。」（注:胡燏棻:《變法自強疏》，孫家鼐:《請飭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279頁。）他們主張多譯西書，多向歐美和日本派遣留學生。張之洞說:「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20世紀留學日本熱實啟端於斯。

「夫學堂雖立，無進身之階，人不樂為也」。洋務派者從科舉中來，知道科學導向作用極大，不改革考試製度與新學堂相應，仍不能引導天下士子向心西學。「故救時必自變法始，變法必自變科舉始」（注:《勸學篇·變科舉》。）。洋務派強烈要求廢時文，改考中西實學，拔取通達時務、研求新學之士。

（三）培植民間資本主義

痛定思痛，甲午後的洋務派更為強烈要求發展近代經濟，提出:「工藝為富強之基」（注:陶模:《培養人才疏》，孫家鼐:《請飭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2冊，第275頁。）。他們呼籲全面發展中國近代經濟，農業、工業、商業、交通、郵政、金融都要走近代化道路。

他們的發展近代經濟的要求有三點頗具時代特色:

第一，呼籲改變官與民商的關係。李鴻章等老洋務派雖然重視發展近代經濟，但重心是為官求富，官督商辦是其最得意的運作方式。對於在困境中求生存、發展的民間商人則沒有給予多少幫助，任其受政府壓榨。戊戌維新時期的洋務派則反覆強調，官對民商應多加引導和保護。胡燏棻提出，不應「狃於清議，鄙功利為不足言。」而要認識到:「今日即孔孟復生，舍富強外，亦無立國之道。」政府有責任「敦勸工商」，用新法興辦各業。（注:胡燏棻:《變法自強疏》，孫家鼐:《請飭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280頁。）為加強對商人的引導保護，洋務派力主中央設立商部和定出商律，各省設商局。張之洞提出設立商會商報以「啟發」商機。商報專事採訪中外商業信息，如各地資源、產業、市場等有關商務者分期出報，供華商參考。商會責任在聯絡各商，「或面商，或通函，或登報，互相討論考校聯絡協助，力厚氣旺。」商會由商人組成，實行自治（注:《湖廣總督張之洞折》，《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渾秀片》，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424頁。）。

洋務派特別提出:「今日致富之要，當與地爭利，勿與民爭利，當裁培工商以敵洋貨而杜漏疤，勿搜括稅厘以病民而自病」（注:陶模:《培養人才疏》，孫家鼐:《請飭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2冊，第276頁。）。厘金是晚清一大弊政，專以盤剝華商為能事，對洋商則無可奈何，是發展近代民族經濟一大阻力。

第二，提出發展經濟必須發展近代教育。洋務派認識到，近代經濟離不開近代文化知識，離不開新式教育。胡燏棻說:「商有學堂，則操奇計贏之術日嫻。工有學堂，則創造利用之智日辟。農桑有學堂則樹藝飼畜之利日溥。礦務有學堂，則寶藏之富日興」（注:胡燏棻:《變法自強疏》，孫家鼐:《請飭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288、289頁。）。張之洞講得更清楚，關於農業，他說:「勸農之要如何，日『講化學』。……養土膏，辨谷種，儲肥料，留水澤，無一不需化學。」這裡的「化學」即科學。還要使用新法利器，則又需機器之學。「然化學非農夫所能解，機器非農家所能辦，宜設農務學堂。關於工業，他說:「工有二道，一曰工師，專以講明機器學理化學為事，悟新理，變新式，非讀書士人不能為，所謂智者創物也。一曰匠首，習其器，守其法，心能解，日能明，指能運，所謂巧者述之也。「工師」即工程技術人員，「匠首」指工頭。前者須由工藝學堂培養，後者由前者轉教。關於商業，他說，僅能算帳是商之末。新式商人應「通工藝」，熟悉銷貨渠道、商律、中外貨幣漲落及各國嗜好、各業興衰等，因此「自應設立學堂，延師教習，方能增長知術」（注:《勸學篇·農工商學》。）。興辦學堂需要一定的條件和時間，在中國興辦學堂之前，可先派人往外洋學習（注:《湖廣總督張之洞折》，《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渾秀片》，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424頁。）。

第三，主張農工商全面發展，洋務運動時期，思想家們對工商一般不加區別，一概以商稱之。戊戌維新時期，洋務派清楚地分開工商，同時指出二者又密不可分。張之洞說:「外國工商兩業，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後商有販運，是工為體，商為用也。其精予商術者，則商先謀之，工後作之，先察知何器利用，何貨易銷，何物宜變新式，何法可輕成本，何國喜用何物，何術可與他國爭勝，然後命工師思新法，創新器，以供商取求，是商為主，工為使也。……二者相益，如環無端。」他已懂得，生產和銷售可互相帶動，互為補充。相對而言，後一點認識更為重要。他提醒中國商家應密切觀察市場需求，以促成工業家不斷創新，適應市場。張之洞還對農工商三者關係有精闢見解:「大抵農工商之事，互為表裡，互相鉤貫。農瘠則病工，工鈍則病商，工商聾瞽則病農。三者交病，不可為國矣。」（注:《勸學篇·農工商學》。）對於中國來說，經濟要發展，農、工、商都要走近代化道路，只重視一方面，或只重視兩方面，都不利於中國持續發展。對農工商三者關係有這樣認識，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上有還屬首次。

（四）微弱的民主要求

大多數洋務派都贊成廣開言路，張之洞較為全面地表達了他們的看法。他主張「公議不可無」（注:《勸學篇·正權》。）。把報紙作為「達民情」，評論「國政之得失」的重要手段。認為報紙最有價值之處是使政府「知病」，「昔齊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聞其過而亡。」還說，中國人「蔽於習俗」，對於國家利害安危，「必不能盡知之，即知之，亦不敢盡言之。」中國君臣上下應注意閱讀外國、特別是「至強之國」的報紙，它們「昌言而無忌」，雖不中聽，但是如果「覽之而動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國之福哉？」（注:《勸學篇·閱報》。）提倡虛心聽取外國人的批評，在19世紀末的中國，是需要相當勇氣的。

中國是否應建立議院，是戊戌維新時期相當敏感的話題。不少洋務派對此基本持肯定態度。張之洞說，西方有議院，所以，「西國君與臣民相去甚近，威儀簡略，堂廉不遠，好惡易通。其尊嚴君上不如中國，而親愛過之。萬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注:《勸學篇·會通》。《勸學篇·明綱》。）。中西制度各有短長，關鍵是「萬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這是中國做不到的，中西強弱之別也就在這裡。還說，西方議院之制符合中國古制「《周禮》，外朝詢眾庶；《書》，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從逆各有吉凶，是上議院互相維持之義也；《論語》，眾好必察，眾惡必察，是國君可散議院之義也。」[44]顯然他是贊成設議院的。不過他認為，設議院，「民間可以發公論，達眾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攬其權」。就是說議院不過是議事的講壇，不是權力機構。大多數早期維新派也是這樣看待議院的。他還說，中國今天沒有人具有充任議員所必須的近代政治知識，故議院之事，「必俟學堂大興，人才日盛，然後議之，今非其時也。」（注:《勸學篇·正權》。）20世紀初，張之洞等人的立憲主張，即脫胎於此。

和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思想相比，洋務派的變法思想，理論色彩不濃，除了張之洞的《勸學篇》等少數論著外，其他議論大多見之於奏章，是工作意見、建議之類。洋務派基本上都是在位高級官員，議論比較持重，不像梁啟超等筆端常帶感情，言詞激切，具有很強的鼓動性。充滿感情的煽惑對激起群眾情緒往往有重要作用。至於在思想高度上，洋務派更不能和資產階級改良派相比，後者是思想界的先導者和啟蒙者；前者始終未超越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大體上可與早期維新派比肩而立。但洋務派也有其優長:首先，教育思想更全面系統，並且具有可操作性。他們為中國建立近代學制繪了藍圖，當時及以後一段時間中國教育改革是按這張藍圖實施的。其次，關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洋務派比改良派思考得更全面、更細緻，資產階級改良派對經濟問題論述較少，總體水平略低于洋務派。第三，前文已述，洋務派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重要的社會地位，他們公開主張變法，自然而然會在社會上產生重大影響。

四 負面作用不可低估

洋務派有強烈的改革意識，然而，他們是封建統治集團的重要成員，改革的目的是鞏固封建的清王朝的統治，能在歐風美雨的衝擊下繼續存在下去。從主觀上講，他們不是封建制度的叛逆，而是封建制度和封建倫理的忠實擁護者。因此在涉及到是否要從根本上改變清政府的性質，用什麼標準做人等大是大非問題上，具有明顯的保守性，並在戊戌思想解放運動中表現得很充分。

興民權，是資產階級改良派最重要的標誌性要求。洋務派始終反對講民權。當《時務報》上發表了鼓吹民權的文章，張之洞便要讓幕僚給汪康年傳信說:「要打民權一萬板，民權屁股危矣哉！痛矣哉！」（注:梁鼎芬:《致汪康年》，梁啟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1頁。）。在《勸學篇》中，張之洞多次對民權論予以貶抑。他說，一些中國人所講的民權在西方並不存在，外洋所謂民權不過是說民間人士可以對國事發表意見而已，並非讓民攬其權。至於說人人有自主之權，「益為怪妄」，其本意是，上帝予人以性靈，人人各有智慮聰明，皆可有為，譯者竟釋為人人有自主之權，「尤大誤矣」。又說任何國家必有法度，各行各業亦都有規矩，使人們按一定規則行事，否則，人皆自主，各遂其願，不顧他人，必將是「子不從父，弟不尊師，婦不從夫，賤不服貴，弱肉強食，不盡滅人類不止。環球萬國必無此政，生悉蠻獠亦必無此俗」。還說:「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外國將借保護之名，把軍隊開到中國，人民不能自保，「全局拱手而屬之他人」，是民權之說「有百害者也」，「固敵人所願聞者矣。」（注:《勸學篇·正權》。）他把民權思想理解為會給社會帶來大亂的無政府主義。

張之洞一再壓制民權說，引起資產階級改良派強烈不滿。譚嗣同說:「而動輒與言民權者為敵，南皮督部於此為大不仁矣。」（注:譚嗣同:《上陳右銘撫部書》，蔡尚思等編:《譚嗣同全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79頁。）

康有為借用《春秋公羊傳》宣傳「改制」，即以君主立憲制代替君主專制，引起洋務派一致反對。孫家鼐批評宣傳是說的《孔子政制考》等書，「雜引讖緯之書，影響附會，……煽惑民志，是導天下於亂也。」他請光緒明降諭旨，將康有為著作中有關孔子改制稱王等字樣，「亟令刪除」（注:孫家鼐:《奏譯書局編纂務書請候欽定頒發並請嚴禁悖書疏》，孫家鼐:《請飭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430頁。）。大吏中思想最開放的陳寶箴也奏請光緒，為釐正學術，造就人才，命康有為將《孔子改制考》「自行銷毀」（注:陳寶箴:《奏釐正學術造就人才折》，孫家鼐:《請飭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359頁。）。

張之洞的批評最為嚴厲，早在1895年與康有為初次相交時，就「頻勸」康有為「勿言」今文經學（注:《康南海自編年譜》，劉聲木:《萇楚齋隨筆·〈校邠廬抗議〉》，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4冊，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第135頁。）。稍後，又以《強學報》不當用孔子紀年為由，禁止該報發行；還曾「強令《湘學報》館改正素王改制之說」（注:譚嗣同:《致汪康年》，《汪康年師友書札》，第4冊、第3266頁。）。在《勸學篇》中，張之洞說，今文經學本為西漢時「曲學阿世」之徒所偽造；「乾嘉諸儒，嗜古好難，力為闡揚，其風日肆，演其餘波，實有不宜於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葯往往有大毒可以殺人。」特別提出:「假如近儒公羊之說是，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喜也」（注:《勸學篇·宗經》。）。即把康有為歸為亂臣賊子一流。

今古文經學之爭本為學術之爭，康有為用今文經學宣傳其政治思想，洋務派從政治高度加以痛斥，雙方不約而同，圍繞著今文經學在政治思想方面進行了鬥爭。

在戊戌變法運動走向高潮之際，洋務派進一步把資產階級改良派作為首要對手加以批評、排斥。張之洞著《勸學篇》說:「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交相為愈，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盪眾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敵既至，無與戰，敵未至，無與安。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洲之內矣」（注:張之洞:《勸學篇·序》。）。「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顯然是指康有為等。在他看來，康有為等人的危害性不僅超過守舊派，也超過虎視眈眈的列強。

百日維新中，康有為想把《時務報》從洋務派手中奪過來，以利於宣傳其思想，讓宋伯魯奏請將《時務報》改為官報，由梁啟超負責辦報（注:見宋伯魯:《奏改時務報為官報折》，孫家鼐:《請飭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349-351頁。）。光緒命孫家鼐「酌核妥議」。孫家鼐覆奏，一「請准如請」，將《時務報》改為官報；二「以康有為督辦其事」。他要把康有為擠出北京。還提出:「《時務報》雖有可取，而龐雜猥瑣之談，夸誕虛誣之語，實所不免。今既改為官報，宜令主筆者，慎加選擇，如有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挾嫌妄議，讀亂宸聰者，一經查出，主筆不得辭其咎」（注:孫家鼐:《奏遵議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折》，見宋伯魯:《奏改時務報為官報折》，孫家鼐:《請飭刷印〈校邠廬抗議〉頒行疏》，《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431頁。）。給康有為加了一道「緊箍咒」。光緒依其所請。洋務派又暗中支持汪康年抗旨不交《時務報》，即使不發生政變，康有為已進退失據。

梁啟超等也看出，讓康有為去上海辦《時務官報》的實質是:「政府藉以放逐南海」。並看出是「諸老深意。」（注:梁啟超:《與碎佛書》，梁啟超、康廣仁:《與穗卿先生書》，丁文江等:《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83年版，第130、129頁。）在洋務派的帶動下，「南北諸報，紛紛評議，皆右汪而左康，大傷南海體面。」（注:王照:《復江翊雲兼謝丁文江書》，梁啟超:《與碎佛書》，梁啟超、康廣仁:《與穗卿先生書》，丁文江等:《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83年版，第130頁。）「右汪而左康」即支持汪康年抵制康有為。在輿論界洋務派的力量遠在資產階級改良派之上。

打擊、排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派就是打擊、排斥思想界的領袖和主導力量，也就是阻滯思想解放運動向縱深發展。在變法運動走向高潮時打擊康有為等，後果更為嚴重。洋務派的目的是要把變法運動完全納入洋務派的軌道。就反對改良派而言，洋務派已成為頑固派的同盟者，站到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反面，而洋務派有「開新」的一面，故所造成的影響也非頑固派所能比擬。

簡而言之，1898年以前，洋務派是戊戌思想解放運動的積极參与者，雖然也有保守性，但是其正面作用更為突出；1898年，洋務派對戊戌思想解放運動仍有貢獻，但不敵其負面作用，即功不能抵過。

字型檔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氵加肅

＠②原字阝加齊

＠③原字衤加中

＠④原字衤加覃

（資料來源:《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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