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寶林：林庚先生談民歌與新詩

林庚(1910-2006)是20世紀30年代著名的現代派詩人，也是研究、講授中國文學史的知名學者。

在文藝界一般的年輕人心目中，很難把林庚和民歌連在一起。事實上，林庚先生與民歌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當前，我們探討其在新詩與民歌方面的研究，將對新詩發展和文藝規律研究產生良好的影響。

林庚在寫詩外，更注重探討新詩的普遍形式。《問路集》是林庚探索新詩格律的專著，也因此他將《問路集》放在其多卷本文集的第一卷出版。他曾在給我的《問路集》一書的扉頁上寫道"俱懷逸興壯思飛"，這是李白的一句詩，下一句為"欲上青天攬明月"，表達他對新詩格律事業的熱烈追求。在《問路集》中有許多關於民歌的精彩論述。他說："我們如果要知道什麼是大眾所最容易接受的形式，我們只要看流行得最廣的民謠就可以知道。我們如果要知道什麼是一種最淺出的文字，我們只要看《詩經》就會明白的。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何不喜"，"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還有比這些更淺出的文字嗎?" 林庚特別指出，"淺出"並不等於"淺"，它必須還有一個"出"字，這就暗示它已經深入，其實正因其已經"深"了，所以才有得可"出"。他認為，"深入淺出的詩才是第一等的好詩，這樣它才既可以是"大眾"的，又同時可以是"詩"的。"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林庚在探索新詩形式時，更注意對民歌的研究。他對新詩格律形式的探索，注重"把握現代生活語言中全新的節奏"， "追溯中國民族詩歌形式發展的歷史經驗和規律"。從"現代生活語言中全新的節奏"看，民歌無疑是最符合這個條件的，民歌既是現代口語，又是有節奏的韻文。另外，幾乎所有重要的詩歌形式都是首先從民歌中產生的，這是一個客觀規律。要探索新的詩歌形式，必須重視民歌。林庚認為，"五七言是秦漢至唐代時期最適合的語言文字形式，而今天我們使用的語言文字顯然有所不同了"，古代漢語以單音詞為主，在現代漢語中雙音詞大為增加，所以五七言的詩句就該相應加長，如何加長是必須探討的問題。

1935年，林庚把許多自由詩搜集統計，發現凡是念得上口的詩行，其中多含有以五個字為基礎的節奏單位，於是就嘗試著作了相似結構的詩句，如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節奏等。自由詩是以白話為主的，而白話和口語之間還有距離，如：白話"沒有什麼事情"，口語為"沒什麼事";白話"看這個月亮"，口語為"看這月亮"。對此，林庚作了很好的分析，並由此引出了九言詩的新體。他說："口語反映了中國本土文法簡略的特徵......如果用更接近口語的節奏做詩行的主要單位，豈不要比用白話的節奏更近於民族形式嗎?"他從民間小調《小放牛》的九言詩行看到了九言詩的希望，並把它作為重要的證據，說明民歌中已經有了九言的萌芽。(《小放牛》：天上的梭羅/什麼人栽/地下的黃河/什麼人開/什麼人把守/三關口/什麼人出家/沒有回來)

在《新詩的"建行"問題》一文中，林庚談到要把五七言的傳統同今天的口語統一起來，建立新的普遍的詩行時，他首先考慮的也是民歌。他徵引了陝北民歌《蘭花花》，認為這種探索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更是一個創作實踐問題。林庚希望詩人們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自覺地進行探索，學習民歌，加長詩行。如他創作的九言詩《除夕小唱》、《馬路之歌》、《戀歌》、《十三陵水庫》、《新秋之歌》、《海浪謠》、《曾經》、《光之歌》、《鄉土》、《回想》、《路燈》等，都是情深意切、深入淺出、鏗鏘迷人的好詩，在藝術內容和語言形式上都是非常優美的，可謂新詩的典範，非散文式的自由詩所可比肩的。

林庚的新詩格律探索並不局限在九言詩一種形式，他認為各種形式都可以探索，詩歌形式多樣化是一個好的現象。探索的目標是使詩歌真正適應新的時代，真正深入淺出使人民大眾喜聞樂見，使人們可以利用一種形式更熟練、更快地寫出流傳廣泛的好詩來。

林庚重視民歌不是偶然的，是"五四"的民主精神和科學思想的具體體現。他曾經講過，他的老師朱自清和聞一多都很重視民歌。當年胡適在《歌謠》復刊詞中說："我們縱觀這二十年的新詩，不能不感覺他們的技術上、音節上，甚至於在語言上，都顯出很大的缺陷。我們深信，民間歌唱的最優美的作品往往有很靈巧的技術，很美麗的音節，很流利漂亮的語言，可以供今日新詩人的學習師法。"朱光潛在第二期發表《從研究歌謠後我對於詩的形式問題意見的變遷》認為："歌謠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全是自然的流露;它有它的傳統的技巧，有它的藝術的意識。"吳世昌在《歌謠》第四期發表了《打趣的歌謠》一文，認為從民間歌謠感到"中國人是一個很風趣的民族"。林庚也發表了兩篇文章，探討民歌和詩的關係。他認為："無論歌謠或詩，其基礎都是生活，但其目的必不止於是個記錄，詩是要跳出這個範圍而把生活更擴大去，歌謠是要就在這範圍里把它弄得更熱鬧起來......"

他說歌謠不是詩，並不是貶低歌謠，而是強調它的特點和獨立性，他認為歌謠"使我們實際生活中情趣增加，這是歌謠的特質，是沒有另外的東西可以代替的"。在對中國文學史多年的系統研究中，林庚對民歌作了很高的評價，認為民歌是一種"解放的力量"。他說："三千年來文學史上的發展，具體地說明了民間文學永遠是一個解放的力量。例如《詩經》里的《國風》原是來自民間的歌唱，這些優秀的作品就使得四言詩從《雅》、《頌》中獲得了解放。再如，漢魏樂府之發展了五言詩，宋元間流行在江湖的院本之發展了南北曲，民間的說書之發展了筆記小說為偉大的章回故事。無數的作品正是這樣不斷在民間文學上獲取得解放的力量。"這種文學的解放，是由於民間文學是口語的文學，它對文學創作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因為"在文學的發展上，卻從來是要求它的"文語"與"口語"接近的，每次文壇從民間文學上獲得解放，同時也就取得了語言文字上的解放"。

林庚認為民歌是解放的力量，是從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去觀察的。在內容方面，他強調民歌直接表現人民生活，表現人民的思想感情。他不只是從形式方面來看民歌的藝術，同時也很注意民歌的內容方面。在形式上，民歌的口語音韻美、節奏美、民歌的巧喻、起興等語言技巧和明快清新的風格，以及它的明朗性。所有這些都是值得新詩學習借鑒的。

林庚認為明朗性對新詩特別重要，詩的形式不只是悅耳的雙聲疊韻等講究，而應是"在一切語言形式上獲取最普遍的形式"。他非常明確地說："形式的普遍就是形式的解放，於是表現出深入淺出，大量流傳的詩句所具有的遠過於散文的明朗性，是很難由沒有形式的詩篇寫出來的。"因為有了普遍的形式，詩歌就能廣泛地流傳，流傳就證明了詩的明朗性。他認為新詩要獲得這種明朗性，就必須有普遍流行的詩歌形式。這正是林先生探索新詩普遍形式的理論根據。明朗性的目的，就是為了避免晦澀，為了詩的廣泛流傳，對寫詩的人來說，就是要有一種形式使他寫得順手熟練;對欣賞者來說，就是要詩歌明白易懂，喜聞樂見，才能引起共鳴、受到感動。這種普遍的形式林先生把它叫做"自然詩"，這是相對於自由詩來說的。

2002年8月23日我去燕南園拜望林庚，談起新詩與民歌，他說："新詩不成器的原因，是由於把世界上最好的詩歌傳統丟了。他們(指那些照搬西方現代派詩的所謂先鋒人物和許多詩刊編輯們)不知道中國是世界上詩歌最好的國家，從《詩經》開始，楚辭、樂府民歌以來，詩歌一直是中國文學的中心，從屈原、李白......中國出了多少世界最傑出的詩人，中國的偉大詩人最多。"他還說："中國的詩始終與樂府接近，絕句、七古都是歌行，都是能唱的，屬樂府一類，所以興旺發達，受人們歡迎。宋詩離開了樂府，就寫不好了。不要看不起民歌，詩與歌分開就不好了。"

林庚說："一個國家要有盛唐氣象、少年精神，一個人也要有盛唐氣象、少年精神。"這是關於新詩創作的，也是對詩人健康的人生觀的要求。詩如其人，這是詩歌創作的根本規律，在幾千年的文學史上反覆證明了的客觀規律。

當前，人們大大忽視了民歌的價值，文學界也有人放棄了對民歌的研究，甚至最新編纂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中也取消了"民間文學卷"。但是，民間文學是文學的根基，民歌是文學解放的力量。林庚始終堅持對民歌的熱愛，不隨波逐流，這種科學的治學態度對當前社會科學研究者，有著特別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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