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利是爭取來的

　　任東來

　　《吉迪恩的號角》

　　[美]安東尼·劉易斯著

　　陳虎譯

　　中國法制出版社

　　2010年7月第一版

　　318頁，39.00元

　　每年聖誕節到次年元旦，是美國人闔家團圓、旅行購物的日子。但對五十一歲的白人窮漢克拉倫斯·吉迪恩來說，1961年年底的這一假期，卻是在佛羅里達西北部的監獄裡度過的。吉迪恩瘦高個子，長年佝僂著身子，看上去弱不禁風。他滿臉皺紋，面容憔悴，心事重重，一副失敗者的模樣。這也難怪，吉迪恩少年時就離家出走，一生遊手好閒，吸煙、酗酒、吸毒、賭博，「五毒俱全」，結婚數次，皆以失敗告終。先後因偷盜等罪行，五次入獄，累計刑期二十餘年。以前，他都乖乖認罪，老實服刑。但最近這次，他卻覺得冤枉。此時，他正伏在監獄會客室的桌上，拿著鉛筆，一筆一畫地用印刷體，給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寫上訴信，要求它下令地方法院重審他的案子。這已經是他第二次寫信了。按照法院規定，無力支付法院上訴費的「赤貧者」可以不用履行正常複雜的文件程序，但在提出申請事由時，需要附上一封「赤貧者身份宣誓書」，證明自己無力支付任何訴訟費用。第一次申請，因為缺少這個宣誓書，信被退回了。但法院收發人員頗為負責，在回函中特地附上有關樣本供他模仿。

　　四十五年前，美國著名法律記者安東尼·劉易斯的「報告文學」《吉迪恩的號角》講述的就是吉迪恩美國式「上訪」並最終改變美國刑事司法規則的故事。那麼，是什麼樣的冤情讓這個「慣偷」要把「信訪」進行到底，又是什麼信念讓他相信他的冤案可以「平反」呢？1961年6月初，吉迪恩所在的巴拿馬市一家撞球廳被盜，損失百元不到。由於有犯罪前科，並在撞球廳幫過忙，吉迪恩被捕、受審。作為曾經四進宮的累犯，吉迪恩久病成良醫，對刑事司法程序略知一二。在8月4日的法庭上，吉迪恩表示無錢僱傭律師辯護，請求法院為他指派律師。法官回答說，根據佛羅里達州的刑事訴訟法，州法院只為那些被控死罪的窮人提供免費律師服務。吉迪恩鼓起勇氣，對法官說：「可聯邦最高法院規定我有權獲得律師的幫助。」法官沒有直接回答這個似是而非的問題，但叫書記員將這句話記下來。正是這一記錄在案的要求，構成了吉迪恩後來上訴的一個條件。最後，自我辯護的吉迪恩，被陪審團判定有罪，法官判處他盜竊罪的最高刑期五年徒刑。

　　在這段對話中，法官是對的，吉迪恩是錯的，他誤解了美國最高法院的規定。因為最高法院此前的判決中，從來沒有承認過所有被告、在所有法院都有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但是，這並不一定意味著吉迪恩的請求毫無意義。因為美國「最高法院在解釋憲法問題上從來都不會十分絕對」，它可以推翻先例。但前提是，必須有人出來挑戰。歪打正著，無意中，吉迪恩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劉易斯感慨道：吉迪恩「正在呼籲的是法律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他正請求美國最高法院改變其先前的立場」（第7頁）。

　　吉迪恩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當然不知道自己呼籲的「偉大意義」，他只想洗去自己的冤案，儘快出獄，這樣就可以阻止政府少年法庭取消他對三個孩子的撫養權。在他看來，憲法第六修正案白紙黑字寫著：「在一切刑事訴訟中，被告有權……獲得律師的幫助為其辯護。」但他不清楚的是，第六修正案1789年制定的時候，其目的是為了防止政府繼承英國普通法中一個古老的規則：禁止被告在重罪案件中委託辯護律師。制憲者根本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如果窮人被告無錢聘請律師，又該如何辦？吉迪恩或許還隱約感覺到，有些刑事被告獲得了免費的律師服務，感覺沒錯。但這裡的複雜程度非他可以理解。在1938年「約翰遜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在聯邦法院中的刑事被告，法庭有義務免費為貧窮被告指派律師。但是，美國是聯邦制國家，存在著聯邦與州兩個平行獨立的司法體系，早在著名的「巴爾的摩案」（1833年）中，首席大法官馬歇爾就裁決說，《權利法案》（憲法前十條修正案）限制的對象是聯邦政府，而不是州政府。這樣一來，《權利法案》所保證的刑事被告權利，僅適用於聯邦司法程序。這就是為什麼在美國，一方面有《權利法案》所許諾的刑事被告的種種權利，另一方面還有許多不公正的刑事審訊。由於美國絕大多數刑事司法都是在州或地方法院執行，因此，這個免費律師的「福利」對很多貧窮被告依然是可望不可即。不過，美國最高法院並非不能對各州司法體制施加影響，問題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願不願這樣做。如果願意，是否存在著可以自圓其說、運用自如的憲法魔杖？

　　這個魔杖的確存在，它就是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美國內戰後，為了徹底剷除奴隸制，美國通過了第十四修正案，其第一款規定：「所有在合眾國出生或歸化合眾國並受其管轄的人，都是合眾國和他們居住州的公民。任何州……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在州管轄範圍內，也不得拒絕給予任何人以平等的法律保護。」與《權利法案》逐一列舉聯邦不得侵犯的各項權利不同，第十四修正案都是些原則性提法。因此，要有效保護公民權利不受州的侵犯，就必須通過解釋條款中「法律正當程序」、「法律平等保護」這類抽象原則，將制約聯邦政府的《權利法案》「吸納」進來，使其中列舉的各項權利對各州具有同樣的制約作用。比如，如果把刑事被告的律師服務確定為「法律正當程序」的組成部分，那麼，各州拒絕為貧窮被告提供律師服務，也就違反了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要求。

　　就是利用這個魔杖，最高法院開始干預州刑事司法程序，加強對刑事被告權利的保護，其中最具里程碑意義的案件就是1932年「鮑威爾訴阿拉巴馬州」案。1931年，九名黑人青少年，最大的十九歲，最小的才十三歲，被乘同一輛火車棚車旅行的兩名白人婦女控告強姦。當地清一色白人組成的陪審團判處其中八人死刑。判決一出，輿論大嘩。1932年，最高法院七比二的對數票推翻了州法院的判決。其理由就是，法院剝奪了被告「獲得律師幫助的合理的時間和機會」。儘管法院指派了辯護律師，但他倉促上陣，無暇調研，沒有提供「正常和足夠的服務」。最高法院最後裁定，在這類死刑案件中，指派律師辯護是第十四修正案的「法律正當程序」的一個必要條件。各州法院必須免費為被控死罪的窮苦被告人提供辯護律師。由於此案裁決的只限於州法院死刑被告，有人開玩笑說，這不是鼓勵窮人犯死罪嗎，窮小子必須有種把事犯到以死刑起訴的份上，才能享受律師的免費服務。

　　儘管有「鮑威爾案」的限制，依然有囚犯希望州法院能夠像聯邦法院一樣，為所有重罪刑事被告提供免費律師服務。1942年，馬里蘭州囚犯貝茨上訴最高法院，認為自己因為沒有律師幫助，被判搶劫罪，入獄八年。他希望最高法院大法官出面干預，保護貧窮被告的「正當法律程序」的憲法權利。「貝茨案」在最高法院引起了很大爭議。支持貝茨的法官認為，第六修正案被告律師權的規定，應成為第十四修正案關於各州應遵循的「正當法律程序」的一個組成部分。反對派則認為，第十四修正案關於「正當法律程序」的條款中沒有、也不可能包含州法院應向貧窮被告免費提供律師的含義。向非死刑罪嫌犯提供律師，既損害了美國的聯邦制，也將會導致各州納稅人負擔過重。最後，最高法院六比三駁回了貝茨的上訴。對此，持個人自由至上論的大法官布萊克表達了強烈的異議：「否認貧窮被告在審判過程中有取得律師辯護的權利，無疑是對整個國家普遍正義的諷刺和踐踏。對我而言，在我們這個民主國家的法律體系下任何人都應該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

　　值得注意的是，出於對異議的回應以及延續一貫的裁決技巧，法院多數意見沒有把話說死，留下一絲縫隙：在可能「違反基本公正要求和普遍的公平感」的情況下，法院必須為被告提供律師。後來的民權律師就是利用這一點，接二連三地將律師權案件推到大法官面前，迫使大法官以「違反基本公正」為由，裁定了在眾多「特殊情形」下，貧窮被告有權獲得免費律師：這些特例包括被告是文盲、法盲、患有精神疾病或者案情過於複雜。特例一開，就變得沒有了標準，有關律師權的上訴案件猛增，大法官不厭其煩。他們開始意識到，即使從法律技術的角度，也需要確定新標準。況且，在1960年代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大背景下，高高在上的大法官也開始認識到「貝茨案」對貧窮被告的不公。因此，到了吉迪恩上訴的時候，最高法院九位現任大法官已經有四位明確表示要推翻「貝茨案」。比起倒霉的貝茨，吉迪恩要幸運得多。

　　1960年代初，聯邦最高法院每年收到兩千五百個上訴申請，立案複審的只有一百五十個左右。正常申請得到批准的比率是百分之十三，而「赤貧人申請」獲得複審機會的只有百分之三。吉迪恩恰好屬於這個「百里挑一」。1962年1月8日，最高法院收到了吉迪恩的「赤貧人申請」上訴資料，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倫的助理按程序致函佛羅里達司法部，要其遞交答辯意見。後者回函中，列舉了「貝茨案」等一系列案件，說明吉迪恩無權獲得律師幫助，他也沒有主張自己屬於「特殊情況」。這個回函副本抄送給了吉迪恩，吉迪恩又用鉛筆寫了四頁答覆。他表示自己沒有能力與司法部論理，也沒有法律書籍參考，「但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對我有利的判例。」而且，他提出了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對方認為，公民在沒有律師幫助下，同樣可以獲得一次平等和公平的審判，我將向最高法院證明：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吉迪恩的問題正中一些大法官的下懷。因此，在6月4日批准立案的通知中，最高法院特別要求雙方律師在答辯文件和口頭辯論中必須討論以下問題：「最高法院是否應該重新考慮『貝茨案』的判決。」

　　佛羅里達司法部自然有自己的律師團隊，吉迪恩的律師卻要靠最高法院指派。代理這類案件，除了榮譽感，沒有任何經濟上的好處，最高法院只報銷旅差費和列印費。同時，最高法院可以隨意選人，通常是大法官原來的助理、大學教授或名律師。所以，法院指派的律師水平總體高於一般出庭律師。沃倫大法官推薦的免費律師是福塔斯，此公三十二歲就出任羅斯福政府的內政部副部長，能言善辯，專長於商法和行政法，但對刑法也情有獨鍾。

　　對這樣的案件，大牌律師基本是動嘴不動手。福塔斯的幾位助手準備了所有的訴訟文件。遞交給法院的訴訟要點摘要，迎合了大法官的胃口，它不是想去證明吉迪恩是否屬於需要法律援助的「特殊情形」，而是從五個方面要求推翻「貝茨案」，既指出律師的幫助為憲法「正當程序」所必需，又說明「特殊情形」規則在實踐中麻煩不斷。

　　相比吉迪恩團隊的豪華陣容，佛羅里達州司法部的律師相形見絀。準備文件和出庭辯論的是位年僅二十六歲的政府律師傑布卡。為了壯大聲勢，他的同事建議他以州司法部長的名義給四十九個「姊妹州」寫信，希望它們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向最高法院提交意見書，維持「貝茨案」原判，尊重各州「自主決定刑事程序規則的權力」。沒想到，這一呼籲弄巧成拙，結果只有保守落後的阿拉巴馬和北卡羅來納兩個州站在自己一邊。明尼蘇達州的司法部長蒙代爾（他後來成為卡特的副總統）不僅不支持佛州，而且，還聯合其他二十二個州司法部長，提交要求推翻「貝茨案」的法庭之友意見書，認為這個判決「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時代性錯誤」。這些州居然要求最高法院設置一個新的刑事司法標準來約束自己，這讓大法官驚訝至極。一個大法官甚至表示，「假如收到的是四十九個州支持佛州的意見書，他都不會這樣驚訝。」

　　在《吉迪恩的號角》一書中，劉易斯妙筆生花，生動地展示了1963年1月15日法庭辯論的場景。福塔斯律師口若懸河，慷慨陳詞。由於大部分法官都傾向推翻「貝茨案」，福塔斯的主要目標就是說服保守派大法官哈蘭，後者主張尊重先例，尊重州權。針對哈蘭大法官質疑自己不尊重聯邦制原則，福塔斯巧妙地回應說：「我信奉聯邦制……但是，我相信『貝茨案』沒有體現對聯邦制的應有尊重。它要求本法院對州刑事程序進行逐案審查監督，這絕非正常……本法院的干預應該儘可能地以最少侵蝕性的方式進行。」當時在場的道格拉斯大法官後來回憶說，在他三十六年的大法官生涯中，福塔斯的滔滔雄辯是他聽到的最佳法庭辯護。

　　與福塔斯輕鬆自如的表演相比，第一次出現在最高法院上的傑布卡則顯得緊張，而且，他的陳述不斷被大法官的提問打斷，無法連續說上五分鐘的話。據他後來回憶，在準備訴訟文件時，他就對勝訴不抱多大希望了。1963年3月18日，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全體一致裁決，律師權屬於公平審判的最基本內容，應當納入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正當法律程序」的保護之列。沃倫將撰寫意見書的重任交給了布萊克，以肯定二十一年前他在「貝茨案」表達了強有力的異議。在意見書中，布萊克充滿激情地宣布，「貝茨案」的判決是「錯誤的」，「理智和思維要求我們認識到，在我們抗辯式的刑事審判體系中，任何被告，如果因貧窮請不起律師，就不會受到公正的審判，除非法院給他指派一個律師。對我們來說，這是顯而易見的真理」。布萊克法官的結論是：「在刑事法庭上，政府請律師起訴，有錢的被告請律師辯護，這最有力地說明了律師是必需而非奢侈這一普遍信念。……一切被告在法律面前平等，如果貧窮被告不得不面對指控而沒有律師的幫助，這個崇高的理想就無法實現。」幾天後，布萊克告訴自己的一位密友：「在『貝茨案』判決的時候，我決沒有想到我會活到看著它被推翻的那一天。」

　　的確，1950到1960年代美國權利革命的速度和廣度超過了布萊克和大多數人的想像。正是在這場偉大的民權運動中，黑人、婦女、刑事被告、同性戀、殘疾人這些一度受到歧視的邊緣群體開始覺醒、吶喊，為自己的平等權利而抗爭。吉迪恩無意中成為權利革命中的一位弄潮兒。實際上，在當時的民權大潮中，美國各州和國會都開始行動起來，設法為貧窮被告提供免費的律師。在「貝茨案」裁決時，美國已經有三十個州規定所有重罪案件中必須為被告指派律師。到吉迪恩上訴時，這個數字增加到三十七個。剩下的十三個州，有八個州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在實踐中已經採納了指派律師的做法。因此，實際上，只有五個比較落後的南部州沒有為非死刑的刑事被告提供律師。在肯尼迪政府的推動下，國會也在討論「刑事司法法案」，試圖向公益律師提供聯邦資金資助的方式，鼓勵他們為被告提供服務。民間組織福特基金會也在提供有關資金，資助公益律師為被告服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劉易斯強調指出：「吉迪恩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在法律界和社會各界，有超過他想像的各種力量在為他提供幫助。」（185頁）但這依然不能否認吉迪恩努力的重要性。一位民權律師概括說：「將來，『吉迪恩』這個名字將代表一個偉大的原則，即窮人有權與那些有錢請律師的人獲得相同的正義。吉迪恩似乎是一個難纏的主兒（nut，譯者翻譯為『刁民』似不妥），他近乎極端的不信任和懷疑姿態讓他幾乎接近愚頑的邊緣，但這些並不重要，相反，也許是好事。因為我們所享有的許多寶貴權利往往就是由這種人爭取的。」（203頁）

　　（文中的引文在核對原文後，有所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