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虛幻描寫初論

曹雪芹經歷了一番讓他刻骨銘心的人生的「夢幻」，使他對人生和社會有了極深刻的認識和理解。並且「辛苦十年」「嘔心瀝血」「哭」成《紅樓夢》這部偉大的文學作品，以致熬盡了生命。[1]因為《紅樓夢》是「將真事隱去」，以「假語村言」(見第一回)的方式來敘述的，所以使是書有一種獨特的神秘性，後人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索其微言大義，謬論迭出，正因這個緣故。[2]又因書中穿插了不少神話故事和夢幻的場面，安排了如茫茫大士、緲緲真人一班子虛人物，從而使《紅樓夢》這部書又帶有了濃厚的虛幻色彩。

近年來，隨著「紅學」研究的不斷深入，《紅樓夢》中的虛幻描寫逐漸地為人們所認識、所理解，並對此做了多方面的、較為深人的探索。人們認識到，對《紅樓夢》虛幻描寫的評價，是紅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對這一問題認識的正確與否，關係到對曹雪芹的世界觀美學觀和藝術實踐的理解，也關係到如何看待《紅樓夢》的真實性、思想性和藝術性及其在中國文學史、美學史乃至於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貢獻的問題。本文擬就《紅樓夢》中的虛幻描寫談幾點淺見，希望能得到方家的教正。

一

曹雪芹在《紅接夢》的第一回，開宗明義地提出了他的「實錄其事」的現實主義的美學主張和創作原則。所謂「實錄其事」，就是把現實生活做為描寫的對象，進行真實的描寫。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假借「石頭」之口，說明了他的所寫乃是他的「半世親歷親聞」之真實故事，「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蹤」，不加穿鑿，體現了生活的真實。曹雪芹的這一「實錄其事」的創作主張是有為而發的。他曾明確說明《紅樓夢》以前的小說創作的狀況:「歷來野史，或仙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兇惡」；「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壞人子弟」；「才子佳人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環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逐一看去，皆悉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戚序本第一回)。正是洞察了中國小說的這種「胡牽亂扯」，「假擬妄稱」，「千部共出一套」，遠離生活真實，違背生活邏輯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創作狀況，他認識到了真實是文學創作的靈魂。他的「實錄其事」的主張，在他所處的時代里，是有很進步的意義的。

《紅樓夢》當然是現實主義的偉大作品，它的內容，不外「幾個異樣女子」和封建社會的逆子賈寶玉之生活經歷。她們「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並無特別之處，唯其真實，故「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消愁解悶」，具有非常動人的藝術感染力。這絕非曹子的自譽之詞，我們說，《紅樓夢》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遠遠要「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因為他們都是「真人物」，是具有各自獨特性格、富於藝術生命力的「真人物」。

在《紅樓夢》的創作過程中，似乎存在著這樣一個矛盾:在曹雪芹強調他的「實錄其事」的創作主張的同時，又特別指出，《紅樓夢》乃是「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的方式來敘述的文學作品。實事上，二者並不矛盾，「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是曹雪芹的又一現實主義之美學主張和創作原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就是拋棄自然主義的描繪，對現實生活進行藝術再創造，使生活之真實升華為藝術之真實。這裡頭包含了曹雪芹對美學中之「真」與「假」的辯證關係的深刻理解。(關於「真」、「假」關係問題，筆者另有專文探討，此處從略)。

《紅樓夢》中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矛盾，為紅學研究者未能圓滿解決，即:以現實主義為創作原則的曹雪芹，為什麼在書中安排很多虛幻的、非現實生活所能有的故事？有人將這一事實歸結為曹雪芹的美學思想與美學實踐的矛盾，「但不是曹雪芹美學思想本身的矛盾」。[3]這種說法的本身就是問題。作家的創作實踐，依從於他的美學思想和創作原則；作家的美學思想，要靠他的藝術實踐來體現，二者之關係至密。創作實踐絕不會、也不可能遊離於作家的美學思想之外。那麼，並不矛盾的美學思想，何以會與美學實踐發生矛盾呢？曹雪芹的美學思想不是零碎的、散亂的，而是博大的，系統性極強的，難道他在「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漫長過程中，不會發現他的創作實踐與他的美學思想發生了背離？要知道，曹雪芹是一個富于思辨能力的世界第一流的作家啊!所以，這種美學思想與美學實踐矛盾的說法，是不能說服人的。事實上，《紅樓夢》中的若干虛幻情節之安排，非但不與曹雪芹的美學思想相矛盾，相反地，它們是曹雪芹美學思想中的用「假語村言」方法中之一種表現，它們體現了曹雪芹的富於獨創性的、傑出的美學思想。而這種藝術表現手法，至今還未被人們所充分認識罷了。這種手法，概括起來說，便是「以虛出實，以幻出真」，我們無妨簡稱之為「虛幻」手法。[4]

什麼是「虛幻」手法呢？

在所有的修辭學之著作中，我們找不到它的定義。人們一般將它劃歸「誇張」的修辭格里，習慣稱它為「虛構」、「幻想」乃至於「奇特的想像」。然而，不管是「虛構」也好，「幻想」也好，抑或是「奇特的想像」也好，似都嫌太籠統了些，遠不能說明「虛幻」手法的特點。顧名思義，所謂「虛」，即是「不實」；所謂「幻」，即是「不真」，「虛」與「幻」都是「假」。反映到文藝作品上，「實者，就事敷陳，不假造作，有根有據」；「虛者，空中樓閣，隨意構成，無影無形」(李漁《閑情偶寄·詞曲部·審虛實》)。假如空中有樓閣的話，那麼它還是有影有形的，正因為空中絕不會存在樓閣，所以世界上當然不會找到其影其形了。世上所絕不能有的事而使之有，即是「虛幻」的，用曹雪芹自己的話說，便是「荒唐」的。它與「誇張」的根本區別是，「誇張」往往是對某種事物數量上或程度上的擴大或縮小，「白髮三千丈」(李白《秋浦歌》其十五)、「燕山雪花大如席」(李白《北風行》)者是。而「虛幻」，則完全是無中生有，異想天開，將物人化，將人神化，將境界幻化，使成虛無縹緲之境界，「老兔寒蟾泣夭色，雲樓半開影斜白」(李賀《夢天》詩)者是。秦王可以「騎虎游八極"(李賀《秦王飲酒》詩)，莊子可以超越時空與魯庄公侃侃而談，可以逃脫生死與髑髏相對而辯(事見《莊子》)，孫猴子更能於天上地下，獨往獨來(事見吳承恩《西遊記》)。

寫虛幻是為了寫真實的道理，我國古代文論家是有所認識的。清劉熙載在評論《莊子》的時候說，「莊子之文，寓真於誕，寓實於玄」，極盡「寓言之妙」；又說，「莊子文看似胡說亂說，骨子裡盡有分數」，(劉熙載《藝概·文概》)。慢亭過客(袁於令)在《西遊記題詞》中說:「文不幻不文，幻不極不幻」；「是知天下極幻之事，乃極真之事；極幻之理，乃極真之理」，用以闡述「幻」與「真」的關係，並說明在文學創作中沒有虛構便不成為文學的道理。賀貽孫說:「世有至真之文疑於假者，《國策》設辯，有同系影；漆園(即莊子)著論，譬諸畫風；龍見鳥瀾，初無定疑；波詭雲橘，難以形求。然此幻筆空腸，皆因真相實體。」又說:「『假』即『似真』，『真』則『至真』，為文必於朴誠，而後隨意所觸，隨筆所之，旁見側出，主客變幻，恍惚離奇，鬼神莫測，……是以為文，則『假』乃『真』之謂，非『反真』之謂也。」[5]依於現實，「觸類而長之」(《易經繫辭上》)，雖「恍惚離奇」，但不失真。湯顯祖在《答張夢澤》信中說:「文不真，不足行」，(《玉茗堂集之六》)，而他卻寫了《牡丹亭》一個少女生而死，死而復生的動人的愛情故事。人死是真，而三年乃復生何其假也？然《牡丹亭》文不真而足以行於世，數十百年流傳極廣，經久不衰者何哉？一往情深之故。「一往情深」，則「生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湯顯祖《牡丹亭題詞》)，所以，我們讀後《牡丹亭》只覺一片深情，絲毫不以為虛假。可見，只要「情理」真，則文「至虛而實，至緲而近」(葉燮《原詩》)。《聊齋志異》從談狐說鬼，見出作者之「孤憤」(蒲松齡《聊齋自志》)，《封神演義》之神怪妖魔，則僅僅是神怪妖魔，其何故也？曰:「情理」使之然也。[6]可見，以虛幻寫真實，確實是我國悠久的藝術傳統。

由於虛幻手法的運用，往往同迷信活動、迷信思想、迷信觀念摻合在一起，從而影響了我們對它的正確的認識，將它歸之於封建糟粕一類加以剔除，這是不夠審慎的態度。我們應該改變這種態度，對於虛幻描寫給予全面的、認真的和實事求是的評價。

二

在《紅樓夢》中，「滿紙荒唐言」是和「一把辛酸淚」緊緊地揉合在一起的。從表面上看，這二者在一起是多麼的不協調!然而，曹雪芹的用意是深刻的，這裡確實包含了他人生的痛苦的思考和生活經歷的血淚。有人說他是虛無主義者，這顯然是不正確的。

應當承認，論者的「虛無主義思想」之說並不是無根無據的。他們的根據，便是《紅樓夢》中的帶有虛幻色彩的若干描寫；他們的結論之所以不正確，是因為他們未能正確認識和理解這些描寫。

有人說曹雪芹受到了莊子的虛無主義、悲觀厭世主義思想的影響，這是頗可商榷的論斷。曹雪芹無疑受到了莊子的影響。無論從思想上，還是從藝術表現手法上，他都對莊子有所師承。但《莊子》的最大特色，是用文學的形式來闡明哲理，哲學和文學在《莊子》一書中達到了完美的和諧。我們不應該把他的哲學思想和他的文學表現形式完全割裂開來、對立起來。莊子是一個有著深沉感情的文學家和思想家，他曾經有過一段官場生活，這段生活經歷使他看到了上層統治階級的醜惡和當時社會的黑暗，所以他憤然脫離官場而終生不涉仕途。(事見司馬遷《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他幻想著一個理想的國度，那是一個「織而衣，耕而食」，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高低貴賤之別的自由自在的國度。莊子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的思想還是很唯物的。[7]他的這種思想源於老子而又影響於後世，[8]陶淵明的桃花源，曹雪芹的大觀園和大虛幻境，都是受到他的影響和感發的。

與莊子一樣，曹雪芹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紅樓夢》便是寫了一個理想的破滅，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探求和他的悲哀，從而對當時的社會提出了最為深沉和強烈的控訴。與莊子不同的是，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建立了兩個理想的國度，——現實之理想國大觀園和夢中之理想國太虛幻境，並通過這兩個理想國度的幻滅，深刻地說明了不特現實之理想國不能實現，既使是在夢裡的理想國，也難逃覆滅的命運!這難道不是一個探求人生者的最沉痛的悲劇嗎？

在《紅樓夢》里，曹雪芹描寫了大觀園以外的種種醜惡和大觀園以內的美麗多彩之女兒國的淪亡，用以說明那個衰老而腐敗的社會，雖苟延著殘喘的生命，卻要殘酷無情地扼殺一切光明，不許大地有一線光亮，一絲新生命的生命氣息。為什麼美的東西總是遭毀滅？人的生活的歸宿在哪裡？人生的最大苦痛，莫過於夢醒了無路可走，大觀園和太虛幻境的塑造，凝聚著曹雪芹人生夢幻以後的深沉的思素。

曹雪芹異常客觀地描寫了大觀園和太虛幻境的幻滅。因為現實生活的經驗告訴他:這一切都無法實現。他異常客觀地表現了自己的彷徨，他以賈寶玉的出家為僧暗示他對生活的新的探索。也說明了他夢醒之後的無路可走的精神狀態。他是一個冷靜而又嚴肅的文學家。

通過太虛幻境和人間社會、大觀園和大觀園以外之世界的對比，我們認為曹雪芹理想世界之誕生與幻滅，具有重大之進步思想意義，這絕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逃避現實的自我安慰的表現，而是一個敢於正視淋漓鮮血的現實主義者勇於探索人生真諦之表現。

何其芳同志說過，「太虛幻境，就和子虛烏有這些人名一樣，已經點明是假託。」(《論紅樓夢》)香港學者宋淇先生曾指出大觀園絕不存在於現實世界中，而是作者為了遷就他的創作企圖而虛幻出來的空中樓閣。[9]這些現實世界的空中樓閣，正是曹雪芹以虛幻手法，寫思想真實的美學思想的表現。《紅樓夢》中的虛幻描寫，與作家「半世之親見親聞」相較，固然是「假」，是「幻」。但這種「假」與「幻」的描寫並不與「實錄其事」相抵牾，它們都是為了更好地表現「真」。

脂硯齋的一則批語，我想有助於我們對曹雪芹「真」、「假」觀念的理解。

出口稱奇，幻中不幻。文勢跳躍，情里生情。借幻說法，

而幻中更自多情;因情捉筆，而情里偏成痴幻。[10]

「因情捉筆」，指作家受生活之感發而引起的情的波瀾和創作的慾望與衝動；「情里偏成痴幻」，說明作家通過形象思維，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感受用藝術形象表現出來，從而形成文學作品，以達到藝術的真實；「借幻說法」，是說文學作品之藝術表現形式，系隨其思想內容而設，為了更好地表現其內容；「幻中更自多情」是說明藝術作品通過藝術形象和藝術情節所表現出的人物的感情，會更具有感染力，會更加動人心魄。所以，脂硯齋說《紅樓夢》中的「虛幻」描寫，是「幻中不幻」，是「情里生情」。「情里生情」經歷了「生活真實——藝術創造——藝術真實——感發讀者」的過程，這一過程體現了生活與藝術之間的關係。

在這則批語中，脂硯齋用一個「幻」字來表示藝術之真實，是頗有見地的。「幻」既說明了虛幻描寫的特點，也說明了作家「幻化」生活、「借幻說法」的真實用意。脂硯齋對曹雪芹的「真」、「假」、「情」、「幻」觀念的解釋確實是很深刻的。

脂硯齋又說，在《紅樓夢》中，「情即是幻」，「幻即是情」，這和上面所說的是同一個意思，用以說明虛幻描寫在作品中並不是真正的虛無飄緲、幻之又幻，而是現實生活的幻化，真實性情——即脂硯齋之所謂「情」——的虛化。之所以「幻」，「因情捉筆」而然，是作家在「借幻說法」，所以「情即是幻」、「幻即是情」、「幻中不幻」、「幻中更自多情」。可見，「幻中不幻」的「借幻說法」的確是《紅樓夢》的藝術表現特色之一。[11]

對於《紅樓夢》「以虛出實，以幻出真」的寫作特點，早期的《紅樓夢》「評點派」已有認識，脂硯齋的見解已如上述，不復言之。明齋主人《增補圖評石頭記》「總評」中說，《紅樓夢》「全書一百二十回，吾以三字概之，曰『真』，曰『新』；曰:『文』。」他將文學作品的真實性、合理性同趣味性聯繫起來，是有見地的。曹雪芹就曾說過，為文須要達到「新奇別緻」(語見第一回)的藝術效果，要有創新的精神。王希廉在明齋主人的批語上加有眉批，雲:「『新』與『文』易，而『真』字卻難，此書所以因難見好也。」單純地追求故事的新奇，文採的典雅，是很容易的，而將「真」從「新」與「文」中表現出來，達到三者的巧妙結合，則非常困難了。《紅樓夢》則正是將「真」、「新」、「文」結合得最為完美的作品。所以，脂硯齋說，《紅樓夢》「開卷立意『真』，打破歷來小說窠臼。」《紅樓夢》雖開卷便荒唐可觀，而其立意之真，是早有定評的。護花主人評《紅樓夢》說:「《石頭記》一書，全部關鍵，是『真』、『假』二字。讀者須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明此數意，則甄寶玉、賈寶玉是一是二，便心目瞭然。不為作者冷齒，亦知作者匠心。」[12]由此可知，曹雪芹的「荒唐之言」與其「實錄其事」的主張實在是「二而一」的。

在《紅樓夢》中，真正的荒唐之言一是石頭的來歷；一是癩頭和尚、跛足道人的穿插；再便是「賈天祥正照風月鑒」與鬼魂索命；這些都是有其現實的寓意的。而「石頭」上面之所記，卻是一點也不荒唐的，確實是「實錄其事」的，其中雖有若干「夢幻」描寫，但那些大抵是書中人物的真事。關於「夢幻」問題，且待下節去討論。

「石頭」的來歷，借用了「女蝸補天」的神話(見《淮南子·覽冥訓》)，暗示《紅樓夢》乃是一部言情談政的傷時罵世之書。曹雪芹將石頭的神話貫穿全書，又以它的「幻形入世」變成懸掛在賈寶玉項上的「通靈寶玉」，說明「石頭」在《紅樓夢》藝術結構上的重要意義。頑石是血與淚的《紅樓夢》故事的見證者和記錄人，[13]它的「幻像」通靈寶玉又是賈寶玉真性情的幻化，從而達到主觀與客觀的統一，則使《紅樓夢》更真實，更有說服力。

《紅樓夢》第十六回，秦鍾魂歸西天的時候寶玉去看他，判官聽說「寶玉來了」，慌忙叫小鬼們把秦鐘的魂送回去。原來地獄中的判官們也怕「運旺時盛」的人物。這難道不是作家的罵世之筆嗎？我覺得曹雪芹的這段描寫系受了湯顯祖《牡丹事》的影響。《牡丹享》中的地府里的胡判官與《紅樓夢》中的這位判宮不是很相似嗎？胡判官以他的殘忍、惡毒、貪臟枉法而被玉帝稱作「正直聰明」的好官，這難道不是對現實社會的嘲諷嗎？《紅樓夢》中的這段虛幻描寫也是有相同的寓意的。

通過曹雪芹的藝術實踐，我們看到「以虛出實、以幻出真」，確實是他美學思想的重要內容。曹雪芹美學思想中的「真」與「假」、「幻」與「情」的觀念是辯證的，是符合藝術辯證法的。同時，我們感到，在那樣的時代里，曹雪芹能有這樣深刻的美學思想，是很了不起的。[14]

三

在《紅樓夢》中，「夢」與「幻」是不可斷然分開的。所以，在討論《紅樓夢》的虛幻問題的時候，《紅樓夢》中的「夢幻」問題是不能不給予討論的。

紅學研究者所謂「夢幻」，有兩種意義，一是「作者的夢幻」，一是「書中人物的夢幻」。[15]

曹雪芹並不信奉佛教、道教，那麼，《紅樓夢》中的「色」「空」觀念我們如何理解？首先明確，《紅樓夢》中之「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第一回)與佛家《大般若經》之「色不離空，空不離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似是而非，貌合神離的。則《紅樓夢》之「色」「空」自不可與佛家之「色空」同日而語，等量齊觀，《紅樓夢》是以「色」「空」二字，來概括賈府的衰敗，它的目的顯然不是宣揚佛教，而是借用佛教一切皆空之思想來托喻「樹倒猢猻散」的封建貴族階級在崩潰之時所產生的「虛幻感」。[16]同石頭的經歷結合來起看，會更加明顯。石頭的靈性既通，慕人間，不啻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的註腳；而當石頭目睹了人生中之血與淚之真實以後，感到人間並不美好而「返樸歸真」豈不正好是「傳情入色，自色悟空」的絕好解釋？可以說，曹雪芹是借「色空」思想而進一步加深《紅樓夢》的悲劇意義。

曹雷芹曾說過「夢」「幻」等字是《紅樓夢》的「立意本旨」(甲戌本卷首「凡例」)，看來，「夢」「幻」皆是別有所指的。俞平伯先生給予解釋說，「由盛而衰，由富而貧，由綺膩而凄涼，由驕貴而潦倒，即是夢，即是幻，即是此書本旨，即以此提醒讀者」。[17]應當說這是一語中的的。

所以我認為，所謂「作者的夢幻」，乃是指作者血與淚之痛苦經歷和其對人生社會之深刻的體認與感受，並非「夢幻」「虛無」之思想。假如曹雪芹是虛無主義者，感到萬事俱空，他又何必要嘔心瀝血、辛苦十年去寫作他的《紅樓夢》呢？

我們再來看「書中人物的夢幻」。

我們討論書中人物的夢幻，應該承認「夢」的心理學意義。所謂「夢」，乃是屬於心理學範疇之概念，乃是人類正常生理現象。夢並不是神秘的和荒唐的，它是人類潛意識的活動的表現，是人類心理上之複雜反映。醫學家研究的結果表明，人的一生大約有五分之一的時間是在夢裡渡過的；心理學家認為，夢是與現實世界同等重要的另一種真實，——人類心理上的事實(如E·佛羅姆《夢的分析》便如是說)。夢境概由現實事物之感發，「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明葉子奇《草木子》卷二下:「夢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見；因以類成。諺雲:『南人不夢駝，北人不夢象』，缺於所不見也。」夢都與「我」有關，表現了它對於人的特殊關係和功用，故未見未聞的事物，人們無法去夢想。夢的功用為:人們可以藉助它放鬆焦慮，實現那些渴望能夠實現或無法實現的寄望、夢想以及罪惡感之解脫，從而獲得慰籍。夢甚至可以使人洞察、預示現實世界的某些疑難問題及其結果，科學家可以在夢中完成他的科學設想(最著名的例子是俄科學家門捷列夫在夢中排出了「化學元素周期表」，德科學家凱庫勒於夢中完成了苯〔H6C6〕的結構式)，《紅樓夢》中香菱可以在夢中做出好詩(見第四十八回)。我在這裡強調夢的心理學意義，是因為以往有些研究者忽略了它的意義。他們只注意到了《紅樓夢》「夢境描寫」對深化作品主題的作用，而忽視了其對於刻劃人物性格、表現人物心理的作用。最突出的例子是對鳳姐夢可卿的解釋。論者以為以秦可卿之「美而且淫」的性格，斷不會對鳳姐有那樣語重心長的重要囑託。[18]鳳姐的這個夢也「似乎不是」心理現象，因為鳳姐是「身後有餘忘縮手」的人物，且共時正在春風得意，不勝躊躇滿志之時。[19]我們對這個夢的解釋是:夢中的王熙鳳要遠比其醒時更清醒，她已預感到賈府衰敗的必然趨勢，所以夢中「借」可卿之口說出了自己的憂慮和對賈府後路的考慮，(其實清醒時的王熙鳳對賈府衰敗的趨勢也是有所體察和認識的，她曾多次提到賈府「賠盡了」、「一年不如一年」、「也不過是一個空架子」，是為見證)但當她從夢中醒來，正是由於她的「身後有餘忘縮手」的貪婪，而使其「利令智昏」。鳳姐之所以夢見可卿的現實依據是:鳳姐與可卿關係密切，且深切關心著可卿的病情，因為她已知道可卿已病到不可救藥的地步，所以，在可卿臨終之時鳳姐正好在夢中夢見她，也就毫不奇怪了。——鳳姐此夢預兆了賈府的式微，也反映了她的複雜的內心狀態。

還有尤二姐夢見尤三姐要仗劍去殺王熙鳳，當然深刻地刻划了尤三姐的豪放不屈的性格，但恐怕這不是曹雪芹的真正的用意所在。曹雪芹的真正用意，是為了反映尤二姐的內心的反抗意識與力量。她的「淫奔不材」的一席話，也絕非是對二尤人格的誣陷，而是反映了尤二姐的自卑感和罪惡感。

賈寶玉的兩次太虛幻境之夢，更有重大意義。它的深化作品主題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同時它也反映了賈寶玉內心的想往以及理想破滅後的覺醒。寶玉的第一次夢遊太虛幻境，看見無數的女孩子、翻閱了金陵十二釵正副冊子，這是因為他喜歡女孩子並且關懷著她們的命運的緣故。他的第二次夢遊太虛，見晴雯、尤三姐等女子俱是以仇視之目光和態度對待他，是他潛意識已經感到這些無辜女孩子的慘死，都是由於他的家府的踐踏、迫害，從而反映了他內心的自責和負罪感。當他從夢中醒來的時候，他才真正認識到了社會之醜惡、人生之多艱，從而導致了他出家為僧——對人生做更深沉探索——的結局。

賈寶玉的出家為僧，表現了作家曹雪芹無路可走的精神狀態，也說明了他上下求索的精神。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紅樓夢》中的「夢幻描寫」，雖或多或少地帶有虛幻的色彩，但就其實質來說，同樣表現了生活之真實的。

中國的古典小說，從六朝志怪時候起，便常寫到夢，夢境又往往與神怪世界相互絞合。但寫夢大都是為了寫真的。「搜神志怪，每言靈物之成精變人形者，眠時醉後，輒露本相」。[20]《紅樓夢》中之夢境描寫大抵也都如此，是作者「醉」後之真言，以寫夢而寫自己的隱衷，寫自己對於人生社會的認識與感受。

原載《紅樓夢學刊》1991年第一期。

[1]脂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戍，芹為淚盡而逝……」見俞平伯輯《脂硯齋紅樓夢輯評》，中華書局1960年版，或參閱朱一玄編《紅樓夢脂評校錄》，齊魯書社1986年版。《紅樓夢》卷首:「字字看習: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

[2]索隱派的著作很多，較有影響的如蔡元培《紅樓夢索隱》等。對索隱派的評價，可參見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韓進廉《紅學史稿》，或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郭豫適《紅樓夢研究小史稿》及《續稿》。

[3] 李傳龍《論曹雪芹的美學思想》，載《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三輯。

[4] 對虛幻手法做較深入系統研究的論文我只見到一篇，即是汪道倫先生的《以虛出實，以幻出真》，是文曾在1982年上海紅學研討會上宣讀，後發表在《紅樓夢學刊》1983年第2期上。

[5]轉自北京大學哲學系美學教研室編《中國美學參考資料選編》下冊，中華書局版。

[6]葉朗《中國小說美學》:「小說的真實性，一是指合乎社會生活的情理，而不是指實有其人，實有其事。『合情合理』，成了中國小說美學評價小說的一個最墓本和最重要的標準。」是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7]關於莊子的評論，可參閱張志岳《文學上的莊子》，載《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3期；嚴北溟《從道家思想演變看莊子哲學》，載《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1期。又可參閱李澤厚、劉綱紀主編之《中國美學史》第一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

[8] 黃美序《紅樓夢的世界性神話》，見胡文彬、周雷編《台灣紅學論文選》，百花文藝出版社。

[9] 宋淇《論大觀園》，《紅樓夢識要 宋淇紅學論集》，宋淇著, 北京市：中國書店, 2000 年。

[10] 俞輯《脂硯齋紅樓夢輯評》。

[11] 請參閱汪道倫《以虛出實，以幻出真》一文。

[12] 轉引自長江文藝出版社《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選注》。

[13]馬力《從敘述手法看「石頭」在<紅樓夢)中的作用》，載『紅樓夢學刊》1980年第3期。

[14]關於曹雪芹的美學思想中「真」「假」觀念，已故紅學家蘇鴻昌先生有精深的論述，可參閱蘇著《論曹雪芹的美學思想》一書，該書由重慶出版社出版。

[15] 李傳龍;論曹雪芹的美學思想》，載《紅樓夢研究集刊，第3輯。

[16] 汪道倫《以虛出實，以幻出真》。

[17]《俞平伯和顧領剛討論<紅樓夢>的通信》載《紅樓夢學刊》1981年第3期。

[18]見蔣和森《紅樓夢論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

[19] 張錦池《紅樓十二論》，百花文藝出版社1982年出版。

[20] 見錢鍾書《管錐編》第一冊，中華書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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