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圍城：北女南嫁香港20年，問心無愧 | 封面

來這裡的記者總愛問一個問題：「你有沒有想過從天水圍出去？」可邢瑞卻說，我覺得天水圍是香港最好的地方。

文 金其琪

編輯 方奕晗

圖 尹夕遠

「進來吧，這裡就是天堂。」16歲到深圳、20歲到香港的邢瑞，此刻站在天水圍頌富廣場，這個她最熟悉的地方。

頌富廣場又名T town，粵語發音與「天堂」相近。給這個兩層小商場起名的人，承襲了1987年天水圍最初規劃時的宏願，想讓這個偏處香港西北角的村落地帶，像九龍市中心一樣旺起來。

但30年後，「天水圍」3個字和「旺」遠遠扯不上關係。從T town 走入邢瑞居住的公屋天恩邨，數不清的小窗格里是香港最貧窮的人，其中不少是嫁到香港的內地女子。

天水圍分南北兩區，南區不僅有地鐵直達紅磡，還有4座李嘉誠旗下的私人樓宇，中產聚集。北區則承載了八成的公屋居民，人口密度是南區的3倍。公屋是香港政府為租不起私人樓宇的家庭提供的廉租房，有資格申請公屋的人，必須證明月收入在1.125萬港元以下（約合人民幣9800元）——這數字遠低於全港個人月收入中位數1.55萬港元。

天水圍的樓建得密密麻麻，數不清的小窗格里是香港最貧窮的人

邢瑞住的天恩邨，是天水圍北11條公共屋邨中的一個。按每人7平方米的標準，邢瑞和她的香港丈夫及兒子，用每月1002港元的價格租住在22.32平方米的房子中，廁所面積不足1平方米。約30萬人就這樣生活在天水圍。然而比起不遠處天恆邨的金淑英，邢瑞幸運得多。

川妹子金淑英是被香港丈夫殺死的，慘案當年震驚全港，隨後被導演許鞍華改編，拍成《天水圍的夜與霧》。金淑英案，令天水圍自2004年起，再難擺脫「悲情城市」的印記。但邢瑞不是金淑英，儘管兩人背景非常相似——農村出身，深圳打工，嫁給香港建築工人，老夫少妻，貧窮，家暴……不同的是，她仍然活得安樂，儘管活在邊緣地帶。

家：「香港最好的地方」

金淑英案之後，香港死因法庭、立法會和大量傳媒把目光投向天水圍，發現這裡充斥著類似的家庭問題。十幾年過去了，天水圍名聲仍然不佳，對在港島九龍居住的市區人來說，更是要搭兩小時地鐵再轉輕鐵才能到達的偏遠地帶，除了一個濕地公園，彷彿一無所有。來這裡的記者總愛問一個問題：「你有沒有想過從天水圍出去？」

邢瑞卻說：「我覺得天水圍是香港最好的地方。」

天水圍所在的元朗區位於香港西北角，與深圳接壤，從邢瑞家窗戶望出去，能見到深圳灣口岸大橋，以及對面的流浮山。這地方很香港，又很不香港。香港每一區的社會問題，都在這裡集中發生，有人因此斷言，天水圍城是個小香港。不過，更加典型的香港想像，雖然也有山水和高樓，可山不是流浮山，而是獅子山，水不是深圳灣，而是維多利亞港，高樓不是密集的公屋，而是中環的摩天大廈。

從邢瑞家的小窗望出去，可以隱約看到對岸的蛇口（深圳）

邢瑞的香港，顯然是另一個香港。天水圍距離市區遙遠，2003年才開通地鐵，往返市區車費動輒過百，於是邢瑞和許多天水圍師奶一樣，選擇不出去。她認得天水圍每一條屋邨的位置，知道怎樣抄近路、走小道可以省去輕鐵費用，哪一所學校的孩子成績好，天晴邨最近跳樓的特別多，天恩商場的菜場會在下午5點打折。這裡是她最熟悉的地方，也可說是唯一熟悉的地方。

金淑英被殺後，《天水圍十二師奶》作者陳惜姿寫下了9個天水圍「北女」師奶的故事。離開天水圍10年，再聽邢瑞的故事，她驚覺這些女人的軌跡經年未變。來港多年卻未去過尖沙咀、中環等地標的大有人在，陳惜姿覺得，這些女人只能算「天水圍人」，而不是「香港人」。也有人在嫁到香港前來旅遊過，看到維港風光決心要嫁，結果卻是「來之前以為住尖沙咀，來以後一世困在天水圍」。

邢瑞去過尖沙咀，也去過中環，因為丈夫在南丫島的建築工地做工人，要從中環碼頭坐船上班，她去送過飯。最遠最遠，她到過港島東的鰂魚涌，那是深圳的打工姐妹來旅遊時，大家一起去的。這幾個地方以外，她還去過黃大仙，她婆婆住的公屋在那裡。她在那間一室一廳的房子里度過預產期前的最後兩個月——當時天水圍的公屋還沒批下來。老人家照顧她，把僅有的床讓出來，自己睡在客廳。

這些地方中，她最喜歡天水圍。

為什麼？「這裡空氣好，要什麼有什麼。」

但在說出這句話的10分鐘前，她剛剛抱怨過天水圍的菜場被大集團壟斷，剛來香港時50元能買到三菜一湯，十幾年過去，菜價翻了幾番，丈夫收入卻沒漲。大財團領匯在過去20年不斷買下天水圍的政府菜場，翻修之後，攤位加租，平價菜農被擠走。經過T town的私家診所，她說天水圍2017年1月才開始有醫院，還沒有急診，生病只能看私家診所，價錢比2004年貴了一倍，「病不起」。

好的變化是，20年中這裡開通了地鐵西鐵線。可是交通狀況仍然很差，丈夫每天凌晨4點半起床，趕5點半的第一班西鐵線才能準時到南丫島上班。「交通費這麼貴，可是沒有辦法，天水圍這個區太難找工作了。」這裡的就業市場和1994年剛入伙時沒有太大變化，私人樓宇很少，窮人聚居，只有少數餐飲、服務業職位可吸納就業。陳惜姿以同樣多公屋的沙田區對比：「如果公屋隔壁就有數量相當的私樓，那私樓的住戶就可以聘請公屋的主婦去做家務助理（保姆/鐘點工），可是天水圍不行。」

儘管地鐵通往九龍和中環，但邢瑞和許多天水圍師奶一樣，選擇不出去

和私樓相比，公屋住戶的居住時間更長，常會住到死，把新樓住舊——那批人無處可搬。走在天橋上，邢瑞指著地磚，說6小格就是她家廁所的大小，坐在馬桶上，手必須要放膝蓋上，前兩天她還把頭給撞了。到了她家樓下，她指著伸出來的長長晾衣架，說這架子用了十多年，伸得又太長，晾衣服的人「摔死好幾個」，自己早同政府投訴要換。而到了她家，才發現廚房比《天水圍的夜與霧》中還要小，她若再胖一點，就擠不進灶台和身後櫥櫃的縫隙，煮不了飯了。

可她仍然覺得這裡最好。她前前後後、不下十次地重複一句：「我只想有個安穩的家。」

標籤：髮廊妹、廠妹、北女

對安全感的渴望支配著邢瑞。她9歲時媽媽自殺，爸爸再婚，後母威脅她不聽話就會和爸爸離婚。1997年，她離開出生長大的陝西漢中，獨自在深圳打工。那年她初三，從歷史老師口中知道香港要回歸，卻不知道自己要去的深圳就在香港旁邊。

也是在那一年，大量跨境家庭的香港丈夫開始為內地妻子申請家庭團聚簽證。全年30499例陸港婚姻，佔整體港人婚姻的46.6%，是破紀錄的數字，其中港男娶內地妻子的有28309例。這個數字此後緩慢下跌，到回歸9年之際，再度回升，達34628例，其中28145例為港男娶內地妻子。

這些家庭普遍「老夫少妻」，兩成的內地妻子比港男丈夫小15歲以上。丈夫們在港收入低下，或乾脆失業，靠政府援助，而天水圍自1994年起陸續落成的公屋，就成了這些家庭的落腳地，包括邢瑞的家。這些家庭和邢瑞家一樣，妻子要照顧年幼的孩子，被困在家中，無法出去工作，更難以接觸社會，遑論融入香港。

邢瑞居住的天恩邨

但邢瑞覺得沒關係，她只想走得遠遠的。「那時候在深圳，我覺得自己再遠的地方都可以去，總之要離開家，如果那時是遇到一個美國人，我也會跟去美國。」

邢瑞在漢中城固縣出生，中學時，爸爸娶了比她大13歲的年輕妻子，常常責罵她。「我中學時很少在家，學校很大，沒有人，假期時就一個人睡在宿舍，沒電，也沒人壓水井，所以沒水。」

初三畢業，後母不讓她再讀書，她就留在家種地。爸爸得了風濕病，後母又被機器弄傷了腿，家裡所有事都是她做。「那一年特別辛苦，自殺我都想過。」

她連續3晚獨自通宵分稻子，把5000多斤米來回折騰了3遍，相當於處理了1.5萬多斤。一力承擔家務沒能緩解家庭矛盾，後母和父親不停吵架。她忍不了，終於買了張火車站票，三天兩夜，到深圳去。

此後邢瑞的人生便不停被貼上標籤，也不停躲避標籤。初到深圳，她在沙嘴路口跟老鄉一起學洗頭，顧客都是些住在深圳的香港有錢人，「洗個頭可以給100元的小費」。一個月賺800到1000元工資，算是不錯，可她受不了別人叫她髮廊妹，就到廠子里去，做氧氣罩，如此成了廠妹。

2001年，後母要和爸爸離婚，邢瑞把工資都寄回去，想留住這個家，偏偏自己又得了腎結石。「那時候是我有生以來最壓抑的日子，心情也不好，衣櫃清一色都是黑色的衣服，不笑。」工廠的工作也丟了，她在低谷遇到一個香港男人，被冠上第三個標籤，「北女」。

這男人比她大22歲，只比她爸爸小兩歲，離過兩次婚，有兩個孩子，和《天水圍的夜與霧》的故事極其相似。她不在乎，「從小到大我沒感覺過誰愛我，我只想要一個穩定的、自己的家」。

那年她還沒滿20歲，不能結婚，於是和這男人在皇崗口岸附近租了房子，他白天過海關到香港去上班，晚上就到深圳，和她過日子。到了2003年，她到了法定結婚年齡，兩人去西安登記結婚，10月她懷孕。孩子的出生，終於把她帶到天水圍。

「剛來的時候，我一句廣東話都不會說，在我婆婆家一邊養胎，一邊硬學。」她還留著當年買的粵語詞典，有拼音、簡繁體字對照，翻得很爛。

孩子成了她的寄託，她和這個新生兒一起牙牙學語，認識香港，孩子學校的家長和老師，成為她接觸社會的唯一渠道。

心態：暴力、援助佔上風

她也和孩子一起挨打。2006年開始，邢瑞居港接近7年，就快可以拿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她丈夫開始慌亂，怕她利用完他就撇下他，一走了之。這種想法的出現，是因為丈夫的幾個朋友都有過類似經歷，從深圳娶回來的年輕內地女子，拿了身份證就拋棄老夫。

《天水圍的夜與霧》中男主角也是如此，動輒懷疑妻子給他戴綠帽，一次次強調「沒有我你就沒有今天」，「是我帶你到香港來的」。邢瑞的丈夫也開始亂髮脾氣，老覺得她會提出離婚，於是整日跟她吵架，打得她肩膀高高腫起，也打孩子。

她自始至終沒有找過社工。社工是那些擁有執照的社會工作者，免費提供專業輔導和支持，許多社工專職做家庭服務。但邢瑞不信任他們。「很多事情都要自己扛過來。現在的社工年紀輕，生活經歷也和我們不同，根本沒辦法體諒我們。」

在《天水圍的夜與霧》中，故事的原型金淑英就曾多次向社工求助，社工能保障她一時的安全，安排她入住婦女庇護中心，卻無法徹底解決問題。她最終還是和雙胞胎女兒一起，被屢屢家暴的丈夫刺死家中。

金淑英案之後，天水圍在13年間出現了24間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中心，15間青少年服務中心，13間社會保障及就業援助服務與小區服務。可是直到2017年1月至3月，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天水圍所屬的元朗區，在全港18區中虐待配偶仍屬第一。該區已經連續9年排名第一，而1997年後的頭一個十年，則不是排第一，就是排第二，2008年更達到20年來最高峰，出現787宗虐待配偶個案。

這些個案大多數都是妻子遭丈夫虐待，即金淑英、邢瑞所遭受的家庭暴力。在天瑞邨的「明愛家庭服務中心」，社工譚嘉琪已經服務天水圍10年，處理的家庭問題中，約三四成是內地妻子來求助。從大量個案中，她發現港人與內地人結合的婚姻，許多在正式登記前是跨境婚姻，也就是像邢瑞的丈夫一樣，每天過境生活。這樣的模式導致雙方實際相處時間較少，例如邢瑞的丈夫晚上11點才回深圳的家，早上6點已出門上班。她孕期早睡，曾兩三個月和丈夫睡一張床卻見不著面。而當妻子來到香港，真正朝夕相處，許多問題就慢慢出現。

邢瑞居住的天恩邨

加上香港公婆可能不喜歡內地媳婦，衣食住行的習慣都有差異，居住空間又小，有些語言也不通，導致家庭問題頻發。邢瑞老公擔心的狀況，的確真實發生過。譚嘉琪遇到過幾次，女人拿到身份證後就來問怎樣離婚，離婚之後怎樣申請公屋。「男人的心態，就是你來到香港，我是你老公，你就要聽我的話，也有信任問題，當中的心態非常複雜。」她說。暴力就在這種複雜中滋長。

邢瑞家的狀況一直持續到兒子上了小學。孩子的老師和其他家長，成了邢瑞的第一批香港朋友，她開始出門，參與學校的家長教師聯合會，還當上會長。丈夫也開始消停，不再和她吵架，不再打她。「這個世界很多事情就是這樣的。當你有了出去工作的能力，你反而成了佔上風的一方。他也不敢對我怎麼樣了。」

可惜，那幾年她懷上第二個孩子，因為爭吵激烈，最終沒有要。2012年她再度懷孕，但物價已非6年前可比，養孩子的成本急劇上升，「要不起了，算了」。這一次，她哭了一個月。

圍城：小日子，小幸福

從1997到2017，天水圍北把遲來的基礎設施都建了起來，銀行、地鐵、醫院、公園，孩子有了更多的學校可讀，各種免費的職業進修班開進天水圍，幫助就業。陳惜姿相信，一個新天水圍已經在路上。

她以同樣公屋集中的屯門新市鎮作對比，屯門新市鎮也在香港西北，山長水遠。「剛入伙時，好慘，好窮，同天水圍差不多，但過了這些年，公屋的孩子長大了，出去工作，會帶錢回家，區內就富裕起來。」她覺得天水圍也會如此。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鄧竟成曾說，天水圍是「怎一個虧字了得」，和其他新市鎮不同，天水圍先建起的是中產居住的私人樓宇，坐享地鐵和大商場的天水圍南，再用剩下來的土地塞了大量公屋進去。私人樓宇享有基建，可公屋住戶望穿秋水才等來醫院、銀行、公園，是「拓荒牛」。來自內地的新移民婦女，還會和自己、朋友在內地的生活對比，感到更加強烈的無助。

邢瑞的打工姐妹好多都是這樣。「有很多同學離家很多年也不敢回去，說這麼多年混得不好，也沒有錢。」她卻看開了，2017年暑假就要帶兒子回老家。「賺多少錢跟回不回家是兩回事，就算賺很多錢回去，也是面子，虛榮。我回去就老實說我在香港沒錢，住公屋，我兒子讀不要錢的公立學校，還拿政府的書簿津貼來買書，我們沒車沒房，就這樣生活。」

她什麼都經過，坦蕩蕩的。兒子上幼兒園時，她和丈夫關係不好，向其他家長訴苦，結果被取笑老夫少妻。兒子上小學，同學到家裡玩，回去就在班上說他們家住公屋，特別小。她都扛過來了。「什麼都沒關係，我問心無愧就好。」

她看了看時間，兒子該放學回家了。她手裡是一早煲好的港式湯水，手機上網找的方子，「常喝湯水，比吃藥好」。她在深圳打工時得的腎結石沒有根治，一勞累就會腰痛，腸胃經常胃酸倒流，還長過息肉。小小廚房，變成她與疾病對抗的戰場，趁低價時買來的湯包藥材，變成她不離身的湯水。「老公和兒子生病還有我照顧，要是我生病了，誰來照顧我呢？」

2017年，丈夫58歲。她不得不開始考慮，丈夫再老下去，會做不了體力工作，到時她就要挑起經濟擔子。13歲的兒子剛上初中，她想狠心一點，讓孩子早日自立，自己就可以出去工作。可是她也很掙扎。「一個人要懂事，需要經歷很多痛苦。社會是現實的，我經歷了這麼多事情，當年才小小年紀什麼都會。但我又忍心我的孩子經歷這些痛苦嗎？」

在香港凶宅榜上有名的天晴邨，這幾年多了許多免費職業輔導班。邢瑞報了花藝班和調酒班，晚上就和兒子一起複習功課，準備考試。

天水圍是她的歸宿。「我也不在乎我家房子有多大，小也有小的好處，只要我一睜開眼，就可以看到家裡所有的人。」

她開始找回曾經努力逃避的家人。後母和後母生下的妹妹都到深圳打工，她每個月會找一個周末，從家裡出發，搭20分鐘小巴過深圳灣口岸去看她們，順便多買點便宜的蚊香回來。像許鞍華在《天水圍的日與夜》鏡頭下呈現的那樣，她還努力關照獨居的鄰居老伯。老伯住著7平方米的小房子，身體不好，她常順手送些菜過去。

在她上課的服務中心，許多內地妻子重複著她的故事。山東人劉愛軍嫁到香港剛一個月，正在給孩子辦轉學。10年前接受陳惜姿訪問的雲姐和李淑明，已經從艱苦生活中稍微喘過氣，孩子大了，終於可以過過周末。

她們的生活，似乎正慢慢從《天水圍的夜與霧》，轉向溫暖的前奏——《天水圍的日與夜》。在那個故事裡，她們奮力抓住身邊的微小幸福，阻擋她們的牆尚未完全拆掉，但城也沒有被放棄。日子緩慢生長，也許終有一天會長成她們渴望的樣子，而中間流逝的，就書寫成天水圍的日與夜，也是那部電影的英文名：The Way We Are。

/ 博客天下總第246期 /

本期雜誌6月30日全國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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