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級大哲學家齊澤克就巴黎恐襲發聲

在巴黎爆恐後

左翼必須擁抱它激進的西方根基

作者：齊澤克

來源：inthesetimes.com

2015年的上半年，歐洲忙於激進的解放運動（「激進左翼聯盟」和「我們可以黨」），但在下半年，關注被轉向了關於難民的「人道主義」主題。階級鬥爭被圍繞包容和團結展開的自由文化議題壓抑和取代了。在11月13日巴黎的恐怖襲擊之後，這一議題（宏觀的社會經濟議題）又在陷入無情戰爭的「所有民主力量」和「恐怖主義」的簡單對立面前黯然失色了。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很容易想像：在難民中偏執地搜索ISIS的成員。（媒體已經「歡欣地」報道了兩名恐怖分子以難民的身份通過希臘進入歐洲的消息。）巴黎恐怖襲擊的最大受害者莫過於這些難民本身，而在「我與巴黎同在」的陳詞濫調背後，真正的贏家則是雙方支持全面戰爭的黨派。這是我們譴責巴黎襲擊的真正方式：不僅僅是參與團結反恐的作秀當中，而是去追問到底何人得益的問題。

「我與巴黎同在」

並不存在對ISIS恐怖分子的「更深層的理解」（他們的惡性不過是對歐洲殘暴干預的回擊）；他們就是歐洲反移民的種族主義的對立面：伊斯蘭的法西斯——二者就像硬幣的正反兩面。讓我們重新回到階級鬥爭上來——這樣做的唯一方式就是堅持全球被剝削者的大團結。

全球資本主義日益顯著地陷入僵局，如何突破這一僵局呢？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最近提出全球範圍內的社會軍事化作為一種解放的模式：民主的草根運動似乎註定要失敗，所以也許打破全球資本主義惡性循環的最好方式就是「軍事化」，這意味著切斷經濟的自我調節能力。也許現在的歐洲難民危機提供了一個測試這一選項的機會。

至少我們清楚，想要阻止混亂髮生，我們需要的是大規模的組織和合作，包括（但不局限於）：臨近危機發源地的接收中心（土耳其，黎巴嫩，和利比亞的沿海地區），接送獲准進入歐洲中轉站的難民的交通支持，和最終將他們重新分配到潛在的安置點。這種緊急狀態中的軍事氣息不言而喻。當成千上萬的人無組織地穿越人口密集的區域的時候，就形成了一種緊急狀態，而現在的歐洲已大半陷於了這種緊急狀態。因此，我們無法想像這樣一個過程可以不受管制地自由進行，除非我們瘋了。最起碼這些難民也需要醫療和補給。

要控制難民危機就要打破左翼的禁忌。

例如，自由遷徙的權利被限制了，因為這種權利在這些難民中間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他們遷徙的自由取決於他們的階級。因此，接收和安置的標準必須被清晰明了地規定：誰可以接收，如何接收，在哪裡重新安置，等等。其中的技巧在於在滿足難民的願望（如他們想去到有親戚在的國家）和考慮各國的接收能力之間尋找平衡。

另一個禁忌是關於標準和規範的。事實上，在絕大部分難民的故鄉，人們對於人權的概念和西歐無法相提並論。包容作為一種解決辦法（互相尊重彼此敏感的地方）顯然是不奏效的：原教旨主義穆斯林不可能容忍我們瀆神的漫畫和不計後果的幽默，而這些恰恰被我們認為是一種自由。同理，西方的自由主義者也無法忍受穆斯林文化中的很多行為。

簡而言之，當一個宗教團體的成員認為其他團體的某種特定的生活方式是瀆神的或者有害的的時候，事件就會爆發，無論這種爆發是不是以對另一種宗教的直接襲擊的形式。穆斯林極端分子在荷蘭和德國襲擊同性戀者就是爆發的一種形式，而傳統的法國公民認為女性穿著罩住全身的長袍是對他們的法國身份的挑釁（正是因為這樣，當他們在人群中看到一個被包裹嚴實的穆斯林女性的時候，他們很難保持沉默）也是爆發的一種形式。

想要遏制這種傾向，我們需要做兩件事。首先，制定一套最低限度的所有人都必須遵守的規範，這包括宗教自由，對抗群體壓力的個人自由，女性的權利等等——而且這些規範不應該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其次，在這些規範的界限之內，無條件地堅持對不同生活方式的包容。如果規範和溝通並不奏效的話，我們應該不遺餘力地使用法律的力量。

另一個需要被克服的禁忌是將對歐洲解放傳統的追溯等同於文化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儘管歐洲需要為導致難民出逃的局勢承擔部分的責任，但現在是時候擱置批評歐洲中心主義的左翼論調了。

後911時代的世界給我們的教訓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夢想的全球自由主義民主已經走到盡頭，以及，在世界經濟的層面上，公司資本主義（corporatecapitalism）已經獲得了全球性的勝利。事實上，參與到全球秩序中的第三世界國家正是那些高速發展的國家。「文化多元」的假象通過資本全球化才得以維持，如果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補給建立在「亞洲價值」（Asianvalues）之上的話，這一假象便能夠更好地維持下去。

對於全球資本主義而言，適應地區、文化和傳統的多樣性並不是一個問題。反對歐洲中心主義的諷刺之處在於，當我們正處於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全球資本主義不須依賴西方的文化價值也能平穩運轉的時候，一部分人還在以反殖民為由批判西方。簡而言之，在許多西方的文化價值（如平等，基本權利，言論自由，福利國家等等）能夠變成我們抵抗全球資本主義的武器的時候，我們仍在拒斥這些價值。難道我們忘了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的解放本質上也是一個「歐洲中心主義」的觀念么？

另一個我們需要拋棄的禁忌是，將任何對伊斯蘭右翼的批評都當做是「伊斯蘭恐懼症」。西方自由主義左翼擔心被歸罪為「伊斯蘭恐懼症」，而這種病態的擔憂應該結束了。例如，Salman Rushdie因為不必要地激怒穆斯林而被批評，因此他至少要對伊斯蘭教令判他死刑負部分責任。這種姿態的結果就是，我們可以想見：有越來越多的西方自由主義左翼沉湎於他們的自責，從而被更多的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指控為試圖掩飾對伊斯蘭仇恨的偽君子。

這種群集心理完美地再現了超我的矛盾性：當你越遵守原始的、施虐的超我向你下達的偽道德律令的時候，你反而越因道德受虐和對侵犯者的自我認同而感到負罪。就像你越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容忍，它對你的壓迫越嚴重一樣。

對於大批難民的湧入而言，也是如此：西歐對他們越開放導致的結果反而是，當西歐拒絕接受更多的時候，它便會自覺有罪。因此總是會有更多的難民湧入。對於已經在歐洲的難民而言，對他們的生活方式越寬容，人們越會因不足夠寬容而被歸咎。

難民的政治經濟學

全球資本主義和軍事干預

作為一種長遠的策略，我們必須關注一種叫做「難民的政治經濟學」的東西，這就意味著關注全球資本主義和軍事干預的動態平衡背後的終極原因。目前的混亂應該被視為是「全新的世界秩序」的真面目。讓我們想想正在席捲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危機，沒有什麼比比爾·柯林頓在2008年聯合國的世界糧食日集會上的評論更加一針見血：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糧食危機不應再被歸咎於腐敗，低效，和國家干涉主義——危機是由農業的全球化直接導致的。柯林頓發言的要點是：今天的世界糧食危機表明「我們全都搞砸了，包括我自己在任的時候」，我們錯誤地將糧食作物當成了商品，而不是全球貧困人口的基本生命權利。

柯林頓清楚地將過失歸咎於美國和歐盟幾十年來通過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國際經濟機構實施的長期全球政策，而並非個別的國家和政府。這些政策迫使非洲和亞洲國家放棄政府對化肥、改良種子和其他農業投入的補貼。這導致最好的農田被用於種植出口作物，從而極大地威脅了國家自給自足的能力。這種「結構調整」導致了地區農業被納入全球經濟，其結果是毀滅性的：農民被逐出自己的土地，成為了血汗工廠的勞動力和貧民窟的居民，同時，更多國家開始越來越嚴重地依賴進口糧食。這樣一來，它們被束縛於後殖民的依存關係中，越來越容易受到市場波動的危害。例如，去年海地和衣索比亞的糧食價格暴漲，而兩國都以餓死自己的人口為代價出口被用於生物燃料的糧食。

為了恰當地應對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採取新形勢的大規模集體行動，不論是標準的國家干預和備受讚賞的地區性自發組織，都不能解決問題。如果問題不能得到解決，我們應該認真地考慮，我們正在進入一種新時期的「種族隔離」，那些與世隔絕、資源豐富的地區，和那些飢餓的、永久戰亂的國家，將被隔離開來。生活在海地以及其他糧食短缺地區的人們該怎麼辦呢？他們有沒有暴力反抗的權利，或者，成為難民的權利？儘管有許多針對新經濟殖民主義的批判，我們仍沒有完全意識到全球市場對地區經濟所產生的毀滅性影響。

至於公開的（也許並沒有那麼公開）的軍事干預，其結果已經被反覆告知了：那就是它催生了許多失敗的國家。沒有ISIS就不會有難民，沒有美國在伊拉克等地的軍事行動就不會有ISIS。卡扎菲在臨終前發表了這樣悲觀的預言：「北約的人們，你們聽好了！你們正在炸毀阻止非洲移民去歐洲和阻止基地阻止恐怖分子的一堵牆。這堵牆就是利比亞，你們正在破壞它。你們這群蠢貨，你們將會因為上千的非洲移民在地獄中燃燒。」難道他說的還不夠明白嗎？

卡扎菲

儘管有明顯有一股妓女意麵（pasta putinesca）的味道，俄羅斯的版本（基本上詳細闡述了卡扎菲的觀點）也有其合理的成分，在莫斯科戰略文化基金會（Moscow-basedStrategic Culture Foundation）任職的Boris Dolgov對塔斯通訊社這樣說：

通過肉眼觀察都能看出，難民危機是美國和歐洲對外政策的結果……對伊拉克和利比亞的摧毀，試圖在敘利亞借伊斯蘭極端分子之手推翻巴沙爾·阿薩德政權——這就是歐盟和美國的對外政策所做的，成千上萬的難民就是這一政策的後果。

但是，儘管這其中有一些普遍的真理，但是我們不該將這種普遍性直接應用於大量難民湧入歐洲的現實從而乾脆擔負起全部的責任。責任應該是共擔的。首先，土耳其正在玩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遊戲（冠冕堂皇地打擊ISIS，但同時有效地轟炸真正在打擊ISIS庫爾德人）。其次，在阿拉伯世界中間，也存在著階級劃分（那些巨富的阿拉伯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卡達和阿聯酋幾乎沒有接收任何難民）。還有坐擁幾百億石油儲備的伊拉克，在這樣的亂局中，這些地方為什麼沒有出現難民潮？

我們所知道的是，難民運輸這一複雜的經濟正在產生巨大的收益。誰在為它融資，將它流水線化？歐洲的情報部門在幹什麼？他們在追查這個黑暗的陰間嗎？這些難民深陷的絕望境地一部分是由於，他們湧入歐洲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精心策劃的計劃。

威脅來自何方？

當然，傾聽普通人的聲音不代表一個人需要接受他們的預設或者立場。更重要的任務是教會他們理解自己對於未來的責任。讓我們再來看一個案例。

Udi Aloni 的新電影 Junction 48 講述了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年輕後裔們的艱難困境。他們的日常生活中面臨著兩種壓迫：以色列政權和巴勒斯坦原教旨主義群體。主人公扮演者 Tamer Nafar是一位同樣身份的饒舌歌手，他在音樂中譏諷了巴勒斯坦家庭對於女孩的「名譽殺人」傳統。當他訪問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並現場演唱的時候，一些「反猶太復國主義者」抗議他把巴勒斯坦人描述為殘暴的原始人。就算巴勒斯坦確實有錯，那也要歸因於以色列對於巴勒斯坦的鎮壓，使得後者無法擺脫原始的處境。Nafar 回答：「當你用英語批評我和我的群體的時候，你是在給激進的教授們留下好印象， 而我用阿拉伯語唱歌之時是為了保護群體里的女性。」

在史派克·李關於馬爾科姆·X的電影中，有一個精彩的片段：當馬爾科姆·X結束在大學的演講後，一個白人女學生上前詢問有什麼可以做的。他說：「沒有。」並不是說白人女生們應該什麼都不做，而是他們應該意識到黑人解放是黑人自己的運動，而非白人自由主義者對黑人的拯救。只有這種共識才能真正幫助黑人。Nafar也是這個意思：巴勒斯坦人不需要西方自由主義者的施捨，他們也不需要西方左翼出於對巴勒斯坦的尊敬而對「名譽殺人」保持沉默。西方左翼推行的普世人權和對「不同生活方式」的推崇屬於同樣的意識形態神話。

所謂的多文化主義或者反殖民主義對「不同生活方式」的辯護是錯誤的。他們掩蓋了「不同生活方式」下的醜惡，並把暴力、性別歧視、種族主義辯解為一種生活方式，無法用外國的、特別是西方的價值標準來衡量。辛巴威總統穆加貝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是這麼用典型的反殖民主義來解釋同性戀恐懼症的：

尊重和堅守人權是每個國家的義務，也被寫進了聯合國憲章。但是憲章並沒有規定任何國家有權去評判其他國家並試圖將這一普世義務推而廣之。因此，我們反對將這一議題政治化，並使用雙重標準去妖魔化有自主思考和行動的人。我們同樣反對那些與我們自己國家的價值、規範、傳統和信仰相違背的所謂「新權利」的推廣。我們不是同性戀！合作和互相尊重將會改善全球的人權事業。對抗、誹謗和雙重標準將會違背這一初衷。

畢竟辛巴威存在許多同性戀者，我們該如何去理解穆加貝強調的「我們不是同性戀」呢？他當然不是在說同性戀者的行為會被定罪。穆加貝發言背後的邏輯是：同性戀運動是全球化對傳統社會文化規範的衝擊，因而反抗同性戀成為了反殖民的鬥爭。

一些穆斯林認為，女性解放也是資本主義現代化摧毀傳統文化中最明顯的一個表現形式。因此，伊斯蘭國西非省（前稱博科聖地）將禁止西方式教育和強調男女不平等看作對抗「致命的現代化衝擊」的武裝鬥爭。

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穆斯林極端勢力面對殖民主義的諸多剝削、壓迫時，攻擊西方思想遺產中（對我們）最好的平等主義和個人自由？最顯而易見的解答是，他們是精心選擇的：自由主義西方最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方是西方不但對他們實踐「暴力、剝削和壓制」，還用一種截然相反的「自由、平等與民主」的論調來羞辱他們。

匈牙利右翼總理奧班·維克多也說過與穆加貝類似的言論。2015年9月3日，他用防止基督教歐洲被穆斯林入侵來定性關閉與塞爾維亞邊境的行為。早在2012年7月，他就表示中歐需要建立一個新的經濟體系：「讓我們希望上帝會幫助我們，這樣我們就不用因此而建立一個民主制之外的新的政治體制了……合作取決於實力，而非意願……」

如果奧班一方面厭惡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另一方面堅守基督教西方，這其中是否有矛盾？並非如此。奧班的兩面證明了歐洲面臨的主要威脅不是穆斯林移民，而是反移民的民粹主義者。

設若歐洲接受了其民主開放是基於排他這一悖論，換句話說，正如羅伯斯庇爾所言，「自由之敵不配享有自由」，那麼移民就不是問題的關鍵了，問題源於歐洲人自己的身份認同。

儘管目前的歐盟危機看似是一個經濟和金融的危機，但實際上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政治危機。幾年前歐盟憲法的公投失敗傳遞了一個信號，選民更希望歐盟成為一個技術和經濟的聯盟。直到最近的希臘和西班牙的抗議，唯一能號召民眾的意識形態是反對移民。

失望的極端左翼中流行著這樣一個觀點，只有災難（可能是生態上的）能夠警醒大眾從而帶來解放。最近有人將這個觀點和難民聯繫起來：只有超大規模的難民能重新激活歐洲極端左翼，當然歐洲並不可能滿足他們的期待。

在我看來，此想法極其荒誕：先不談展望如果變成現實會帶來什麼樣的反移民暴力，這個瘋狂觀點的始作俑者認為從外部引進移民能填補歐洲極端無產階級的空缺。

這並不意味我們能沾沾自喜於自由改良主義。許多左翼自由主義者（比如哈貝馬斯）不滿當下的歐盟進程，因而理想化歐盟的歷史，但他們懷念的「民主」歐盟從未存在過。近來，制裁希臘等政策是歐盟近乎絕望地試圖使歐洲與全球資本主義契合。左翼自由主義對歐盟的批評通常是「民主赤字」，殊不知這也是全球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是一個懷疑的悲觀主義者。我最近在回答德國最大日報《南德意志報》的讀者提問時，看到最受關注的有關難民危機的問題正是提到了民主，不過其是以右翼民粹的方式：當默克爾公開邀請大量難民進入德國的時候，她的民主合法性是什麼？她有什麼權利不經民主審議就做出如此重大決策？我不想支持反移民的民粹主義，只是想點出民主合法性的限制。這也有助於我們評價那些支持打開邊境的人們：他們有意識到他們的訴求是在沒有民主審議的情況下改變國家現狀？他們可能會解釋道，難民也該享有投票權，但是這顯然不夠，因為它的要求必須在難民被政治制度合法化之後實現。同樣人們也在呼籲歐盟決策的透明性，然而我擔心由於許多國家中的多數民眾都不支持減免希臘債務，公開討論會使得歐盟代表們更難在希臘問題上達成一致。

我們又一次遇到了老問題：當絕大多數不被允許在種族和性別歧視問題上投票時，民主制度會發生什麼？我膽敢說：解放政治不應該受制於形式民主的合法程序。人們很多時候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不想要他們知道的，或者只是想要錯誤的東西。我看不到一個簡單的捷徑。

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有趣的時代。

（自 新京報書評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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