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民國時期實行民治主義的條件

民眾素質不具備就不能實行民主，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是既得利益集團藉以抵制民主、實行專制統治的一個擋箭牌。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只要給予民主實踐的機會，人們就會「草鞋沒樣，邊打邊像」，很快地學會如何民主。1916年9月15日，孫中山先生偕夫人宋慶齡乘火車到海寧鹽官觀看錢江大潮。回到上海後有感而發地寫下了一句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此言一出，迅即成為名言，是形容現代世界民主潮流的一個十分形象生動的表述。進入現代後，不論是否具備實行民主的條件，不論民主能否真正建立起來，民主確實已經成為世界性的潮流，不論哪個國家的哪種政治力量，也不論其出於何種動機，都需要舉起民主的旗幟，那種公然主張實行專制的政治集團已經少之又少了。然而，民主固然是一種世界潮流，人們也都在說它的好處，也都在前仆後繼地追求著民主，迄今為止世界上真正實現民主，民主制度能夠得到有效運作，能夠造福於民眾的國家卻並不多見，並且主要集中在歐美國家。許多國家雖然也以民主相標榜，但大都是有名無實的，它們雖然建立起了民主制度的框架，但並沒有真正按照民主的理念來運轉，社會並沒有進入一種有序的發展狀態，而是變得四分五裂，動蕩不已，民眾也並沒有從中受惠，相反還深受其害。民主首先是從西方的土壤上生長出來的，其他地區是否也具備實行民主所需要的條件，是否也可以成功地生長出民主制度來，這是一個頗為複雜同時又是十分重要的問題。以我們的民國時期為例，我們通過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起了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議會民主的實踐。然而，這場實踐最終並沒有取得成功，我們並沒有真正走向共和。本文探討一下民國時期我們的民治主義(鑒於民國時期通常以民治主義一詞代替民主主義，下文就沿用這一說法)為什麼會失敗，民治主義的實現與國民素質狀況、社會階級結構之間存在著一種什麼樣的關係。一、民眾需要在民主的實踐中學會民主1929年6月，胡適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一文中說道：「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種教育。人民初參政的時期，錯誤總不能免的，但我們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夠便不許他們參政。人民參政並不須多大的專門知識，他們需要的是參政的經驗。民治主義的根本觀念是承認普通民眾的常識是根本可信任的。『三個臭皮匠，賽過一個諸葛亮。』這便是民權主義的根據。」他進而認為：「立一個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機關不得逾越他們的法定許可權，使他們不得侵犯人民的權利，——這才是民主政治的訓練。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訓練，政府也需要訓練。人民需要『入塾讀書』，然而蔣介石先生，馮玉祥先生，以至於許多長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夢見共和是什麼樣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讀書』罷?」[1]1927年後，國民黨建立起了全國性的政權，並實行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面對國民黨的高壓統治，社會上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憲政的呼聲日高。而國民黨方面則以民眾的素質低下，還不具備行使作為國家主人權力的能力為由，認為需要先實行一段時期的訓政，讓民眾在國民黨的指導下逐漸形成自治的能力，等民眾的素質得到提高，知道如何行為作為國家主人的權力後再實行憲政。胡適等人以《新月》雜誌為陣地，對這種論調進行了有力的駁斥，掀起了一場「人權與約法」的運動，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民治主義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實行民治主義無疑需要民眾具備相應的素質，具備相應的民主的知識和技能，尤為重要的具備遵守民主規則的意識和理念。沒有這些條件，實行民治主義就好比是在沙灘上建塔，是不會取得成功的。而當時我們國民的素質也確實與民治主義的要求存在著相當的差距，倉促上陣實行民治主義也未必是一種正確的選擇。但是另一方面，實行民治主義所需要的這些條件又不會是憑空而來的，人們只有得到民主實踐的機會，才能在民主中學會民主，逐漸學會民主的知識和技能，培養起民主的價值和理念。這好比是人們要下水才能學會游泳，剛開始時可能還要嗆上幾口水，要經過反覆的練習才能逐漸學會。如果我們要等民眾的素質具備了才能實行民主，無異於要等學會游泳了才去游泳，這無疑是荒謬至極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正因為民眾的素質不具備，才更需要給人們以民主實踐的機會(當然是循序漸進地進行的)，讓人們在民主的實踐中得到成長，逐漸學會如何當家作主。始終不能破門而入，人們對於民主就永遠只是門外漢，就永遠不會有民主化實現的那一天。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共控制的陝甘寧邊區，曾經實行過「三三制」的政權建設原則，民主選舉也一度搞得有聲有色的。1937年5月，陝甘寧邊區政府制定了《陝甘寧邊區選舉條例》，對選舉的資格、比例、程序等也都做出了詳細的規定。1939年4月《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的民權主義第一條規定：發揚民主政治，採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記名的選舉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機構，增強人民之自治能力[2]。由於邊區絕大部分都是邊遠落後的農村地區，民主選舉對於廣大民眾而言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事物。為了使它能夠順利地開展起來，邊區政府事前進行了充分細緻的準備工作，挨家挨戶地進行宣傳和動員。針對選民文盲充斥、文化程度極低這一現狀，他們還集思廣益，創造出了一系列聞所未聞的投票方式，比如票選法、畫圈法、畫杠法、畫點法、投豆法、燒洞法、投紙團法、背箱子和乍胳臂，等等，其中比較普遍的是紅綠票法和豆選法兩種。由於選舉工作準備充分，方法得當，邊區群眾的參政熱情被極大地調動了起來。在第一次的選舉中，參加的選民一般都在80%以上，最少的地區也在半數以上。然而，這種政權建設又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黨在各級政權中佔據著主導性的地位和作用，與真正意義上的民治主義還有著實質性的區別。1942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其中明確規定：「根據地領導的統一與一元化，應當表現在每個根據地有一個統一的領導一切的黨的委員會，因此，確定中央代表機關(中央局、分局)及各級黨委(區黨委、地委)為各地區的最高領導機關，統一各地區的黨政軍民工作的領導。」由於這政權建設原則是我們黨在當時的形勢下為了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實行的一種暫時性的革命策略，當後來形勢發生了很大程度的變化，黨的革命任務和策略也因之做出了重大的調整，它就漸漸隱退出了歷史舞台。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是人民自己要作主的主動式的民主，而不是外在的力量要他們「作主」的恩賜式的「民主」。只要是恩賜式的，就是靠不住的，因為這意味著我可以慷慨地賜予你什麼，也可以隨時把它從你的手中褫奪，權操於我，要視我的需要而定。從以上的探討中，我們可以得出：具備民主的具體操作知識和技能是相對容易的，這是屬於技術性層面的東西，人們一回生，二回熟，很快就可以學會，沒有什麼神秘可言的。但是，民主又絕非僅僅是技術層面的東西而已!二、實行民治主義需要有發達的第三等級民治主義意味著主權在民，人民自己當家作主，通過選舉自己的代表組成政府，行使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政府經由人民的授權產生，要對人民負責，接受人民的監督。雖然民主的好處不勝枚舉，是多少年來人們夢寐以求的一種美好政治理想，但對於一向壟斷權力，不受監督，可以通吃一切社會資源的專制集團而言，實行民主不啻是一場革命，怎會輕易讓步?!即使是西方國家，民主是在自身的機體上內生出來的，先天地具備了許多實現民主的有利條件，民主也不是唾手可得，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了血與火的考驗，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才得以實現的。而對於那些後進的外生型現代化的國家而言，就更不待言了。實行民主所需要的條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具備相應的階級條件，即社會上要有發達的第三等級。民主是要人民自己爭取而來的，具體地說，就是要有強大的資產階級去爭取。中世紀以後西歐國家逐漸發展起了一個強大的第三等級，他們已經成了國家財政上的主要承擔者，卻沒有享有相應的政治上的權力，政權仍然被封建的君主和貴族壟斷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仍然面臨著各種障礙。為了取得政治上的權力，從而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道路，他們別無選擇，只能發動革命，推翻封建制度。「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第三等級天然地要求實行法治，所以他們取得權力後就必然要建立起民主制度來。同時，他們還不是當時佔據絕對地位的政治力量，還需要聯合其他力量與封建勢力進行鬥爭，這也決定了革命後只能建立起一種民主的制度，各方政治力量在民主與法治的規則下進行博弈。由於這些主客觀的原因，資產階級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只能是民主政治，這與後來無產階級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起的無產階級專政有著本質的區別。第三等級即後來所說的中產階級，他們認同自由、民主、法治這些普世價值，同時也愛護秩序，遵守規則，因此他們會天然地親近民主。在商品經濟和第三等級不發達的情況下就開始實行民主，由於缺少了最重要的實踐主體和推動力量，民主就不會真正有效地運轉起來，社會就會在民粹主義和獨裁統治之間來回震蕩。20世紀拉美國家獨立後建立起來的民主體制便是明證。民主是人民自己的事業，尤其是第三等級的事業，它是否可以真正建立起來，是否可以良性地運轉起來，為政者的因素無疑是重要的，他們是否願意讓步，能否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民主化進程的快慢和成敗，但這只是外因，並且可遇不可求的，內因則是第三等級是否已經足夠成長壯大起來，人們是否具備民主的價值和理念，是否願意遵守民主的規則，這對於民主化的實現是更具有根本性的。民國初年，我們的議會民主實踐沒有多久就陷入了巨大的危機。先是袁世凱當局暗殺了在議會選舉中獲勝的國民黨的黨魁——宋教仁，緊接著國民黨放棄了通過司法渠道解決政爭的正當途徑，重新拿起刀槍發動了「二次革命」。袁世凱把它鎮壓下去後又開始一步步地擴大自己的權力，最後走向稱帝，落個身敗名裂的下場[3]。袁世凱死後，我們國家進入了軍閥混戰的時代，各路軍閥你方唱罷我登場，政府像走馬燈地更換。與此同時，正常的社會秩序也始終無法建立起來。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浪費了大量的民力財力，同時又帶來廣大人民的流離失所，極大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而政治的分裂、國力的衰弱又使得我們難以抵抗日本軍國主義的步步入侵，同時西方列強分而治之的策略也不允許一個統一、強大的中國出現，這些因素又反過來使我們的內政變得雪上加霜。按歷史學者張鳴的話說，民國後中國是在一條民主的下降線行走。雖然這一時期在新聞、出版和教育等領域，也取得了令我們後人仰慕不已的成就，然而就整體而言，這一時期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的生活卻是十分令人失望的。現在，社會上有不少人士因為對現狀的不滿而開始懷舊起民國來，提出了所謂的「民國范兒」。這不是一種對歷史的無知，就是故意戴著一副有色眼鏡去看待歷史。人們對現狀的不滿，要求建立一個理想社會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卻不能因此而把實事求是的原則置之腦後，通過虛構產生出一個並不存在的過去，通過對過去進行過度的美化以反襯出現實的不如人意。同時，耐人尋味的是，那些真正民國時代的過來人，從他們的筆下都看不出有多少懷舊的內容，聽不到他們說民國有多麼好，現在大說特說「民國范兒」的恰恰是那些沒有經歷過民國時代的人，尤其是以那些公知為甚。筆者的父母這一輩青少年時代也經歷過民國，他們幾乎目不識丁，傳統的意識形態教育對他們很難說有產生什麼影響，他們回憶起民國時過的那種困苦日子，也絲毫看不出有多少懷念的意味，相反對於國民黨政權的貪污腐敗倒是記憶猶新，而他們說這些話時早已不是那個毛澤東時代。民國時期之所以能夠在新聞、出版和教育等一些領域取得值得稱道的成就，從根本上說還是屬於「江山不幸詩人幸」的範疇。在那個時代，沒有一個政權能夠在全國範圍內實行集權統治，即使是國民黨政權也只是一種弱勢的獨裁，社會上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自主空間，而這恰恰為這些領域的發展提供了機會。但與此同時，社會卻是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除了在一定的年代，社會經濟取得了一些發展，整體上卻是不值得稱道的。這是我們在評價那個時代時應當持有的一個整體觀念。由於民主政治越搞越糕，社會秩序始終無法建立起來，人們對現狀越來越失望了，越來越渴望社會秩序得到恢復，越來越渴望有一個政治強人出來收拾殘局。民主政治離我們越來越遠，而獨裁政治卻不斷地向我們逼近。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出現，國民黨黨國體制的建立，並不是沒有社會基礎的。在這裡，我們需要發問的是，歷史為以至此?!如上所述，民主是人民自己的事業，尤其是第三等級在政治上提出的要求，雖然政治家的高瞻遠矚對於民主化的實現會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但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第三等級不夠壯大的背景下，要既得利益集團主動地放棄對權力的壟斷無異於緣木求魚。馬克思說過，「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並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係……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4]。以農民尤其是小農為主體的社會天然是與民主政治無緣的，他們天然地不會提出當家作主的要求，天然地需要有人為其做主。而我們的傳統社會卻不但是一個小農經濟社會，而且還是一個在宗法關係下的小農經濟社會，在這樣的背景下就更難產生民主政治了。近代以降，雖然在一些口岸城市現代經濟已經發展起來了，但在廣大的農村地無，還依然處於農業宗法的經濟社會體制之中。因此，資產階級革命也主要是在這些口岸城市裡發生，與廣大的農村和農民似乎並沒有太大的關係;革命也只是觸及到了中國社會的表層，深層並沒有被觸及到。普通農民對這場革命是不理解的，除了害怕它會給自己的生活帶來衝擊之外，更多的是抱著一種看客的心態，甚至對於新舊社會秩序的轉換還十分的抵觸，這在魯迅的文學作品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當時中國的社會的階級結構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仍然是一種金字塔型的結構：實行皇權專制的官僚集團，他們壟斷了政治權力，控制著社會資源，處於社會的最上層;中間的工商業者階層，他們的力量十分弱小，政治上也處於無權的地位，並且經常受到官府的壓制和勒索;下面是龐大的農民階層，他們構成了社會的主體，在政治上卻毫無權利可言，是官僚以及豪紳盤剝的對象。辛亥革命前，特別是在一些口岸城市，資產階級也初步成長起來了，他們對於革命的成功發動，對於以相對和平的方式實現政權的轉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相對於傳統的專制勢力，他們又顯得過於弱小了。在專制力量的壓制下，他們很難成長起來，很難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只能在前者的卵翼之下求得生存。國民黨掌握全國政權後，利用手中的權力和所掌握的資源，建立起了許多國有的工礦企業，逐漸控制了國民經濟的命脈。在官僚資本急劇膨脹的背景下，資產階級的地位就更是進一步下降了，只能選擇與之聯合，以從中分一杯羮[5]。由於沒有相應的階級力量在背後推動著，民主政治只能淪為各種政治勢力爭奪權力的一塊招牌，議會機構成了政客們爭權奪利的角斗場。雖然有知識分子和學生等群體在不斷地爭取民主，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民主說到底主要並不是他們的事業，主要並不是他們呼喊出來的，而是人民尤其是資產階級爭取而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辛亥革命的發生以及隨之實行的議會民主在當時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是當時社會上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在民國時期實行的民治主義又是一個早產兒，其先天不足，又後天失調，發生夭折也許是個必然的結局。按照歷史學家陳旭麓的說法，鴉片戰爭後，我們被轟出了中世紀，中國社會開始了一個劇烈卻又曲折的新陳代謝過程。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中，中國社會開始出現了兩種新興的社會力量：一種是掌握著一定資本，並以之投資於工商業，成為握有生產資料、從事近代化生產的資產階級，還有一種是他們本人並不一定握有多少資本或產業，但在向西方探求新知的過程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負，掌握著有別於傳統封建規範的新型思想武器，呼籲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在精神方面的代言人[6]。隨著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他們開始要求在政治上取得相應的地位，要求改變那一套落後的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社會體制，從而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道路。與此同時，資產階級在精神方面的代言人即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這一時期也開始活躍起來，他們大聲地疾呼社會變革，並為此進行了大量的思想啟蒙和製造輿論的工作。但由於受到內外力量的壓迫，當時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長環境又是十分惡劣的，他們跟強大的保守和反動勢力比起來顯得勢單力薄，從而帶來了他們在性格上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不敢進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也不敢廣泛地發動下層的民眾進行革命。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最終都沒有成功，與中國資產階級的這一弱點無疑有著直接的關係。但是另一方面，相對於近代中國小農經濟的頑固性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滯後性，我們在政治以及思想等領域的變革又具有其超前性的特點，從而與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脫節現象[6]。以近代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程度而言，我們當時尚未產生一個發達的第三等級，尚未為上層建築和觀念領域的根本性變革提供一個穩固的社會階級結構基礎，但國家所面臨的嚴重的內憂外患局面又迫使資產階級產生了一種激烈地變革社會的急進傾向。正是這種社會變革的超前性和不成熟性，使得維新變法和辛亥革命先後都遭到了失敗的命運。而每一次變革的失敗又促使人們進一步產生了更為激進的變革傾向。辛亥革命發生後的十年時間裡，走向共和的失敗使社會上普遍產生了一股失望和迷惘的情緒，同時這一時期又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的資本主義世界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危機，資產階級的那一套價值觀受到了嚴重的挑戰。這不能不使人們對原來所走的那條變革道路產生了很大的懷疑。這時候，在俄國的土地上成功地發生了十月革命，建立起了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正如毛澤東所言，「十月革命一聲炮聲，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十月革命發生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得到了迅速的傳播，逐漸在社會上尤其是知識分子中間流行開來，成為社會變革的主導思想。於是通過五四運動，我們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到了盡頭，徹底地反帝反封建並以社會主義為最終發展方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興起，並不斷地走向勝利。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也與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即民治主義也漸行漸遠了。結語實行民主需要民眾具備相應的素質，民眾素質不具備就不能實行民主，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是既得利益集團藉以抵制民主、實行專制統治的一個擋箭牌。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只要給予民主實踐的機會，人們就會「草鞋沒樣，邊打邊像」，很快地學會如何民主。但民主又只能是人們自己爭取而來的，實行民主後人們是否會珍惜民主，是否會遵守民主的規則，則需要具備一系列的條件，需要有發達的商品經濟和壯大的第三等級。在這些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超前地實行民主政治，只會得到民主的惡之花，而無法收穫民主之果實。因此，對於後發的國家而言，首先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壯大中產階級的隊伍，最後瓜熟蒂落地實現民主化，也許不失為一個正確的選擇。但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又要有所作為，尤其是在建設法治社會、完善市場經濟制度方面更要積極地向前推進，警惕落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淖，否則中產階級就無法健康地成長成來，而只會造就一個向專制主義投懷送抱的偽中產階級，從而使民主政治變得遙遙無期，重複的只是改朝換代的歷史。同時，為政者要有長遠的歷史眼光，應當秉持一種藏富於民而不是與民爭利的執政理念。只有囊中羞澀的政府才會有求於有產階級，才會不斷地讓出權力的地盤，使社會朝著民主化的方向不斷行進;而「不差錢」的政府則是有恃無孔的，但財富集中在政府手裡又只會是低率效、容易產生腐敗的，因而是無法持久的，總有一天會弄得民窮財盡而維持不下去。對於知識分子而言，他們的本位是進行學術研究，以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服務於社會，其次才是批判社會，推動社會前進，而不能夠本末倒置，過度地介入政治活動，更不能夠為了民主不擇手段，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念而不顧實行民主的社會條件是否具備，不顧廣大民眾的實際意願和感受。在追求民主政治的過程中，知識分子更需要做的是堅持不懈地對民眾進行思想啟蒙的工作，對社會進行著獨立自由的批判;是理性地分析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條件，提出實現民主政治的切實可行的方法和步驟。雖然在短期內難以看到實際的成效，但只要持之恆地做下去，就會逐漸改變人們包括執政者的觀念，而觀念又是行動的先導。參考文獻[1]胡適.胡適學術文集.哲學與文化[M].北京:中華書局,2001.[2]周澤.陝甘寧邊區投豆選舉的民主意義.[EB/OL](2011-11-06)[2014-09-28]http://www.cndca.org.cn/memberCommunity/home/201111/t20111115_93576.html.[3]胡應泉.難以擔當的大任[J].宜春學院學報,2013(05):26-29.[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胡應泉.歷史不是線性發展的[J].南陽理工學院學報,2013(05):9-12.[6]陳旭麓.陳旭麓文集第二卷[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原發表於《大慶師範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責任編輯：林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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