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浪丨阿Q在抗戰中——抗戰時期左翼文學批評中的「典型」問題

編者按

阿Q是一個典型人物嗎？如果僅從一種樸素的「典型」觀出發，那麼當然是的。然而，當抗戰時期的左翼文學批評者們試圖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的「典型」概念來把握阿Q時，卻發現這個「典型」人物並不能夠被簡單地包裹在理論之中。阿Q是「誰」的典型？是浮浪人性的貧農，還是沒落的小資產階級？抑或是中國的全民族？通過對國民性範式及階級論範式的分析，金浪老師對這一時期「典型」理論的演進進行了梳理。

原文載於《文藝理論與批評》2017年第6期。感謝金浪老師授權保馬發布。

- 金 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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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 與「典型」理論之關聯是貫穿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的重要線索之一，其中存在著國民性與階級論兩大理論範式，前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曾長期佔據主流，後者則伴隨左翼文藝運動勃興並在新中國獲得主導地位，而從前者到後者的轉換其實離不開抗戰時期左翼文學批評所做的貢獻。隨著抗戰時期各地紀念魯迅活動的持續高漲，《阿 Q 正傳》備受關注，被改編為漫畫、戲劇、彈詞等多種文藝形式，也促成了阿 Q 在文學批評領域「走紅」。馮雪峰、周立波、張天翼、艾蕪、歐陽凡海、邵荃麟等都相繼寫下專論阿 Q 的文章，路沙更將其中部分編入《魯迅名著評論集：阿 Q》和《論〈阿 Q 正傳〉》在重慶與桂林兩地出版 1，使這些批評話語得以在抗戰中集體亮相。本文考察抗戰時期左翼文學批評中的阿 Q 論述，將重點圍繞「典型」理論從國民性範式到階級論範式的發展。不過要真正理解其中的演進線索，還必須從抗戰爆發前周揚與胡風關於「典型」的一場論戰談起。

-01-

階級論的戰前初構 ：

周揚與胡風的「典型」論戰

雖然關於《阿 Q 正傳》的早期評論中已然蘊含著某種原始的「典型」運用，如「中國人品性的結晶」2、「中國的一切的『譜』的結晶」3 等說法，將阿 Q 視作中國國民性的「典型」，但嚴格而論，這一用法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的「典型」概念尚存在距離。隨著 1930 年代左翼文學批評的蓬勃開展，尤其是馬克思、恩格斯論文藝書信的譯介發表，「典型」才開始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概念的面目被運用於對阿 Q的批評實踐，但由此也引發了左翼文學批評內部在理解阿Q與「典型」關係上的分歧。1935年 5月，胡風在為《文學百題》所撰的《什麼是「典型」與「類型」》一文中，首次對「典型」概念作了系統性介紹，指出「一個典型，是一個具體的活生生的人物，然而卻又是本質上具有某一群體的特徵，代表了那個群體的」4，在論述「典型」四大理論特徵之一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關係」時，更以阿 Q 為例作了如下解釋：

它含有普遍的和特殊的這兩個看起來好像是互相矛盾的觀念。然而，所謂普遍的是對於那人物所屬的社會群里的各個個體說的；所謂特殊的，是對於別的社會群或別的社會群里的各個個體而說的。就辛亥前後以及現在的少數落後地方的農民說，阿 Q 這個人物的性格是普遍的；對於商人群地主群工人群或者各個地主各個工人以及現在不同的社會關係里的農民而說，那他的性格就是特殊的了。5

這一解釋隨即引來了周揚的批評：

這解釋是應該加以修正的。阿 Q的性格就辛亥前後以及現在落後的農民而言是普遍的，但是他的特別卻並不在於對於他所代表的農民以外的人群而言，而是就在他所代表的農民中，他也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他有他自己獨特的肌理，獨特的生活樣式，自己特殊的心理的容貌，習慣，姿勢，語調等，一句話，阿 Q真是一個阿 Q， 即所謂的「This one」了。如果阿 Q的性格單單是不同於商人或地主，那末他就不會以這麼活躍生動的姿態而深印在人們的腦里吧。因為即使是在一個最拙劣的藝術家的筆下，農民也總不至於被描寫成和商人或地主相同的。6

不難發現，周胡二人的爭論焦點在於對「典型」之特殊性的理解：胡風認為阿Q的特殊性是相對於其他階層或群體而言的，周揚則認為特殊性指的是阿 Q 作為個體的獨特存在。

在隨後題為《現實主義的一「修正」： 現實主義論之一節——關於「典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問題》的回應文章中，胡風一方面強調自己並不否認「典型」創造包含了個性化原則，其所謂「典型」與「類型」之分別便基於此，另一方面又反過頭來批評周揚對特殊性的偏愛導致了對普遍性的否定：「既然組成性格的習慣等等是由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里抽出來的，那這些東西就一定是那個特定的社會群里的其他許多個體所分有的，既然是其他許多個體所分有的，就不能是被創造出來的典型的獨有的或獨特的東西，我不懂他的論點為什麼這樣混亂」7，進而胡風又區分了「典型」的普遍性、特殊性與個性三個不同層面，尤其指出特殊性與個性不應混為一談。

▼ 胡風（1902-1985）。▼

針對胡風的「修正」，周揚撰文回應稱，胡風所謂共性與個性不能共存不過是在玩形式邏輯的遊戲，作為文藝表現之對象的人總是兼具社會共同性與個人多樣性，且「這種個人的多樣性並不和社會的共同性相排斥， 社會的共同性正通過各個個體而顯現出來」8。文中再次以阿 Q 為例分析道：「胡風先生說我既認阿Q 有獨特的地方，那阿 Q 就不能代表農民，為什麼阿 Q 有獨特的地方就不能代表農民，這意見實在奇怪得很。……旁的不講，成為阿 Q 性格之一大特點的那種浮浪人性在農民中就並不能說是普遍的。記得作者在什麼地方說過這樣的話，如果當做純粹農民的話，他一定要把阿 Q 描寫得更老實一些。但是阿 Q 的這些特殊性並不妨礙他做辛亥革命前後的農民的代表，並不必『農民們寫一紙請願書或什麼揣在他懷裡派他到什麼地方去』，因為在他的個人的特殊性格和風貌上浮雕一般地刻畫出了一般農民的無力和弱點。」9

周揚的申辯也再次引發了胡風的還擊。在繼續重申「典型」之普遍性的同時，胡風繼續批評周揚對於人之多樣性的強調是對「藝術的概括作用」的否定，並將爭論引向阿Q 究竟能不能代表農民以及代表何種農民的問題上來：「阿 Q的作者說阿Q 不是純粹的農民，這在什麼地方說的我不知道，但我以為並不難懂。我說阿 Q 所代表的是他『那一類的農民』，也就是落後的帶浮浪人（Lupmen）性的中國貧農；作者說他不是純粹的農民， 我想不外指的是他和佃農自耕農富農等固守在土地上的農民的不同。所以，阿 Q 的浮浪人性雖然對於那些農民是特殊的，但對於他所代表的『那一類農民』卻一定是普通的。」10 阿 Q 作為中國農民的「典型」與作為「落後的浮浪人中國貧農」的「典型」，乃成為「典型」普遍性與特殊性上各執一端的產物。

▼ 周揚（1908-1989）。▼

胡風與周揚這場抗戰前爆發的「典型」論爭，雖然因與「兩個口號」的宗派主義相糾纏而陷入意氣之爭， 卻構成了階級論範式的初步嘗試。儘管在阿Q是中國農民的「典型」還是「落後的浮浪人中國貧民」的「典型」 上存在分歧，但二人強調從「階級和社會關係的總和」之視野來分析阿 Q「典型」的階級論思路，又都顯示出與國民性範式下的阿 Q 認識的差異，這種差異甚至被胡風表述為是對後者的不滿。在澄清「典型」之三大誤解時，胡風便指出：「還有一種誤解，或者以為典型所包含的是永久的『人性』，例如哈孟雷特代表了某一種人性，堂吉訶德代表了某一種人性；或者以為典型所包含的是『國民性』，例如阿 Q 代表了中國人，這是很有害的誤解，卻正是最流行最有勢力的意見。」11 可以說，正是這個階級論的戰前初構及其對國民性範式的不滿， 預示了抗戰時期左翼文學批評在阿 Q「典型」論述上的推進方向。

-02-

從民族性到世界性：

國民性範式的延與變

儘管胡風批評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國民性範式是對「典型」的誤解，但這一範式在抗戰時期左翼文學批評中仍得到相當程度的延續。許欽文《漫畫阿 Q》一文便重申了國民性批判的現實意義：「雖然早有人說阿 Q 的時代已經過去；事實上卻仍然不時的有人提起他，魯迅先生去世以來，『阿 Q，阿 Q』更是風行的了」12，而「劣根性不剷除的不配做新國民；我們要建設新國家，必須改進國民性，所以以後，對於阿Q正傳中所描寫的劣根性， 無論是在阿Q本身上和在旁人身上，大家都值得注意，有則改之，無則加勉」13。阿 Q時代被認為不僅沒有過去，14 甚至還有發展壯大之勢：「阿 Q 的子孫現在可也學起時髦來！他已不再像他的祖宗樣的拖著辮兒，掛著鼻涕到處惹人討厭了。『抗戰建國』論這一套盡唱著高調，他也學會了『批判』，他喜歡高談闊論地批判別的人和事，更高興在背地裡說閑話，吹牛皮，而在現在，他也穿上著一身軍裝，威武地像煞有介事，瞧！看樣兒誰能不說他是一個捍土衛國的勇士呢？可是他卻始終不願意參加到實際的工作中去，他更不高興讓自己上前線去跟鬼子拼一下，他以為做工作，真打仗，那是應該有別的人去做。『天下之大，人群中難道就少我一個嗎？』」15

▼ 《摩登阿Q》，圖/許力。 ▼

國民性批判在抗戰中依舊存在自己的社會基礎，但戰時國人心態的變化卻不可避免地使之承受著壓力，即便是繼續尊奉國民性範式的批評家，也意識到過度渲染國民劣根性對於民族自信心重建的不利。有論者便撰文指出，《阿 Q 正傳》暴露與批判國民劣根性的做法並不符合抗戰文學的需要：「我們要明白這是自然主義時期的產品，重在黑暗方面的描寫，暴露內在的缺點，以諷刺作攻擊，是再現的。抗戰文學要有光明的示範，應該是宣傳的、表現的，而且要能夠鼓動，有著根本不同的地方。具體說起來，就是阿 Q 做著有許多劣根性的代表的人物，是個否定的典型，希望讀者對著像阿 Q 所有的壞脾氣和壞習慣，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重在消極的警戒。抗戰文學卻要以積極的指導為主，寫出模範的人物來，而且要加以激勵，使得讀者會得照 16 所提示的實行做去。」17 因此，就算認可阿Q存在「典型」塑造上的借鑒意義，也必須把對「否定的典型」的塑造轉化到「正面典型」上來。如果說這一呼籲仍立足於對民族性方面的強調，那麼，適應抗戰的另一種結果便體現為世界性在「典型」理解上的凸顯。

阿 Q「典型」存在世界性的提法幾乎與國民性批判同時誕生，茅盾在 1923年的《讀〈吶喊〉》中便寫道：「但或者是由於怠於飾非的心理，我又覺得『阿 Q相』未必全然是中國民族所特具，似人類的普遍弱點的一種。至少， 在『色厲而內荏』這一點上，作者寫出了人性的普遍弱點來了。」18 然而，這一話語卻在抗戰中出現了爆炸性增長。1939 年許幸之版話劇《阿Q正傳》公演之際，許廣平便撰文稱：「阿Q不但是代表中國國民性的弱點， 同時也代表世界性的一般民族弱點，尤其是農村或被壓迫民族方面，這種典型很可以隨時隨地找得到。」19艾蕪的《談阿 Q》（1940）一文在指明「阿 Q 是綜合中國國民精神方面的毛病寫成的，而其中最大的毛病，則是精神勝利法」之後，也從民族性轉向了世界性：「阿 Q 最特徵的毛病，精神勝利，這一點在外國人裡面害這種病的，實亦不少。歐美人非常信仰基督教，聖經上的名言，當時深深印在他們的心裡。富人進天國比駱駝鑽針眼還難，窮人只消大搖大擺就可以進去。像這樣的話，不是精神勝利是什麼？實際的幸福讓人去享受，自己只得意於渺茫的幻想，正跟阿 Q 老兄差不了多少。」20類似言論亦見於張天翼《論〈阿 Q 正傳〉》（1941）：

阿Q是中國人，所賦給阿 Q靈魂的血肉，是中國的。表現這些典型人物的那些形象，全是道地的中國派頭，例如「兒子打老子」之類。

可是——也像現實界中阿 Q 的存在，不僅限於革命時期，不僅限於未庄一樣，阿 Q 這樣的人，也不僅只我們中國才有。

外國也有許許多多阿 Q。比如那家太陽牌帝國主義，它也欺軟怕硬，而它的侵略我們，已經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它可還要打腫臉裝胖子；這一點不明明是個阿 Q 嗎？又如卓別林在他片子里演的角色，也十足是一個可憐的阿 Q。

說「兒子打老子」，這是中國阿 Q的派頭。外國阿 Q並不以做人家的老子為討便宜，但他們另有洋式的「精神勝利法」。

阿 Q 這一種「兒子打老子」的勝利方式，是民族的。但他所表現的本質（精神勝利法），是世界性的。21

在這段論述中，張天翼對阿Q形象的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關係的表述，恰恰是以在胡風與周揚那裡爭論不休的「典型」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關係為依據：「關於阿Q形象——民族性，局限性。僅屬於『這一個』阿 Q。所表現的阿 Q 的靈魂，則有一般性，甚至世界性；只要或多或少有造成阿 Q靈魂的那些條件的時間內，就會有這些或多或少帶有阿 Q性的人物在。」22 通過把普遍性的設定標準從民族性提升至世界性，精神勝利法也就自然從國民劣根性升級為了普遍人性的缺陷。這種通過普遍性設定的提升來論證阿Q「典型」之世界性的做法， 亦見於同時期蔡儀對阿 Q 的論述：「典型本來有高級和低級之分，而且這是藝術評價的一切正確的基礎。一個偉大作品的人物是可以成為全民族的典型，這是沒有問題的。不但可以成為全民族的典型，而且可以成為全人類的典型」23，而阿 Q作為中國全民族的「典型」，自然也可以如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一樣，成為全人類的「典型」。雖然以上論述都試圖利用「典型」理論為阿 Q的世界性提供理據，但僅僅訴諸普遍性的提升並未構成對國民性範式的本質突破。

同樣是運用「典型」理論說明阿Q 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係，邵荃麟卻將階級作為一種不可或缺的視野：

「典型是把某一階層或某一集體的本質的特徵統一在一個形象上，而經過個性化過程的人物創造。這句話大概是正確的吧。因此每一個典型人物所代表的必然是他自己所屬的一個階層的特徵，這種特徵在本質上是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而具有其世界的共同性的。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典型的世界性才能存在。阿 Q 這樣人物和阿Q 主義這種特徵，不僅在中國有，在世界各國和阿 Q 同樣階層中間也有。」24在邵荃麟看來，談阿 Q「典型」 的世界性意義必須與「阿 Q 是現代的中國的浮浪性貧農的典型」聯繫在一起，這不僅說明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更說明了社會本質與民族特質的矛盾統一關係，「阿 Q 是世界的，這是說，阿 Q 具有人類中被壓迫在最底層的奴隸生活的特徵。更明確地說，是具有人類中被壓迫在最底層的，而又缺乏堅決反抗的意識與組織能力底浮浪性貧農階層的特徵。阿 Q 是現代中國的，也是說，阿 Q 是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中國歷史時代的一個社會產物。」25 由此可見，在從民族性到世界性的轉變中，階級視野不僅已然無法迴避，而且可以說是呼之欲出了。

-03-

區分阿Q與阿Q主義 ：

階級論對國民性範式的重構

戰時左翼文學批評在阿 Q「典型」問題上的另一重要推進體現為對阿 Q與阿 Q主義的區分，而此區分乃基於階級論之上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既然魯迅充滿了對於無產階級的愛，可他為何還要將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安放到一個飽受壓迫的無產者阿Q身上呢？儘管前述胡風與周揚關於阿Q究竟是中國農民的「典型」還是「落後的浮浪人中國貧農」的「典型」之分歧中已然隱含了相關的意識，但該問題的集中提出乃拜戰時左翼文學批評所賜。周立波《談阿 Q》（1941）一文在列數了阿 Q身上的精神勝利法等國民劣根性之後不禁疑問：「但是魯迅為什麼要把整箇舊中國的缺點，栽在一個農民身上呢？」26 而艾蕪在《談阿 Q》（1941）中同樣在肯定阿Q 是國民精神病狀的綜合之後也忍不住質疑道：「作者為什麼不把精神勝利這一毛病，具象在知識分子身上， 而要找個卑微的人物呢？當時精神勝利的毛病，害得最厲害的，不就是那些在朝在野的讀書人么？」27 這些疑問意味著抗戰時期左翼文學批評家們已然意識到阿 Q 的農民出身與其身上的國民劣根性並非一回事兒，而是必須嚴加區分。

事實上，將阿 Q 與阿 Q 主義加以區分的做法，在 1937 年 10 月魯迅逝世周年紀念會上馮雪峰的演講中便已出現。馮雪峰指出《阿 Q 正傳》是魯迅以畢生之力描繪的一幅民族的史圖：「在這史圖裡，我們首先就分明地看見，在征服者和給征服者辦人肉酒筵的廚師的合力統治之下，中國的民眾——奴隸，是在反叛著的，奴隸的反叛！當然大都逃不出失敗的命運。在這之下，就產生了奴隸主義和奴隸失敗主義——阿 Q 主義。阿 Q 主義，那精義，不過是奴隸的自欺欺人主義，阿 Q 的有名的精神勝利法，就是奴隸的失敗主義的凈化。是的，阿Q 本人不過是奴隸的一份子，是中國的被剝削了幾千年的農民的代表，他本人只是給人到處做短工的一個流浪的僱農。」28 換言之，阿 Q 主義乃近代中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寫照，「奴隸的被壓迫史，才真是阿 Q 主義的產生史。阿 Q 主義也依然是血所教訓成的，依然是血的結晶」，而阿 Q 不過是阿 Q 主義的受害者。由此馮雪峰不僅說明了阿Q 與阿Q 主義的關係，也揭示了魯迅對待二者的不同態度：「魯迅先生以最大的愛給予大眾， 給予阿 Q。然而他對阿 Q 的阿 Q 主義憤怒了，並且真的憎恨了，——這是最偉大的憤怒和憎恨！這是民族的和階級的愛！」29

▼ 《阿Q》，圖/豐子愷。▼

這一區分不僅為抗戰時期的邵荃麟所沿用，還被直接運用於對國民性範式的批判：「作為阿Q 性格中的主要特徵——阿 Q 主義，不僅存在中國各階層的人民中間，而且是中國人民中間最普遍最嚴重的一個毛病。我們常常說的阿 Q 相或阿 Q 主義，也並不限於指阿Q 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人。但是我們如果不把阿 Q 這個典型人物或代表的階級的特徵，阿 Q 和阿 Q 所代表的階級對整個社會的矛盾關係，以及阿 Q 主義對阿 Q 這個階級所具有的特殊意義挖掘出來，則很容易把阿 Q 單純地看做代表中國國民的一個典型，而把典型的誤解——說典型是代表國民性的誤解，混淆起來。」30 因此，要將對阿 Q「典型」的理解從國民性範式下解放出來，就不僅要對阿 Q 和阿 Q 主義進行區分，還必須深入分析阿 Q 主義對於阿 Q 這個階層的特定意涵：「阿 Q 以及阿 Q 同樣的人是社會最底層的人了，他們並不能壓迫人。他們的精神勝利法只是一種可憐的愚昧的自欺自慰，除了自害以外，並不能害人。對於他們，阿 Q 主義固然也是奴隸的失敗主義，然而這失敗主義的另一面，卻是說明奴隸是在反叛著。阿 Q主義是奴隸失敗史的血的結晶；阿 Q 的歷史是中國底層的愚昧無知的人民被壓迫的一幅史圖。」31

如果說馮雪峰、邵荃麟對阿 Q與阿 Q主義的區分中已然包含了將國民性與階級論區別對待但又對二者之關係進行分析的努力，那麼，端木蕻良的《阿Q論拾遺》（1940）一文對作為國民劣根性的阿 Q性的深入分析，則不僅同樣立足於對阿 Q與阿Q 主義的區分，而且還著眼於挖掘阿 Q 性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階級來源。

在以「出不得鄉進不得城」作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隱喻的基礎上，端木指出：「哪一位先生出不得鄉進不得城的成分多些，就是阿 Q 性多些。哪一伙人出不得鄉進不得城的成分多些，就是阿 Q 性多些。哪一個階級出不得鄉進不得城的成分多些，就是阿 Q 性多些。所以這麼一來，阿 Q 性最多的恐怕要輪到我們鄙國可敬的小資產階級這方面來了。因為我們知道『中等階級，頻經激變，尤為困苦。』出不得鄉進不得城的成分似乎也以他們為多。」32 而阿 Q 儘管屬於赤貧的無產者階層，但由於「阿 Q 既是從農村遊離的勞動群，又是從宗法社會下擠出的子弟群」，也就難免不沾染上「出不得鄉進不得城」的小資產階級品性，並與「真正的農民典型閏土」 存在著本質的不同。33

將阿 Q 性格的階級起源歸諸小資產階級的觀點，也同樣為抗戰時期的蔡儀所分享。1943 年 11 月，正致力於營構《新美學》的蔡儀在重慶《新蜀報》上發表了題為《阿 Q 是怎樣的一個典型》的文章，開篇便總結了關於阿 Q「典型」的三種流行觀點：第一種認為阿 Q 是農民的典型，而且是浮浪人性的貧農的典型；第二種認為阿 Q 是現代中國沒落的小資產階級的典型；第三種認為阿 Q 是中國全民族的典型。34 在此基礎上，蔡儀指出，第一種說法並不確切，因為阿 Q 的性格不僅與閏土截然不同，反倒能在孔乙己身上發現，所以絕不能說是中國農民所特有的性格；而又因為農民屬於小資產者，阿 Q 乃沒落了的小資產者的代表，故第二種說法並非沒有道理；但更為重要的是，由於中國社會裡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不發達，小資產階級便成為能夠代表全民族的階層，第三種說法也就因之成立。在蔡儀看來，阿 Q 之所以能夠作為國民劣根性的代表，正是因為他的小資產階級屬性使然。最後，蔡儀得出結論稱：「阿 Q 性格的特徵，是現代中國沒落的小資產階級最性格的特徵，而這種性格在現代中國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都是有的，卻未必是最性格的特徵。因此嚴格地說，阿 Q 是現代中國沒落的小資產階層的典型，但也可以廣泛地說，阿 Q 是現代中國人的典型。」35

要言之，上述對阿Q 和阿Q 主義的區分在阿Q「典型」的論述上以雙管齊下的方式進行了推進：一方面，階級論視野得到了拓深。相較前述胡風與周揚在阿 Q 屬於何種農民上的糾纏，無論是馮雪峰與邵荃麟強調阿 Q 主義作為奴隸失敗主義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產生及其對於阿 Q 這一階層的傷害，還是端木蕻良和蔡儀將阿 Q 主義的階級起源追溯至小資產階級，都不僅以階級作為「典型」論述的內在視野，還深入分析了其與辛亥革命的關聯。另一方面，這一區分又沒有簡單摒棄國民性範式，而是在階級論下為之保留了一席之地。前述所謂阿 Q 主義、阿 Q 性、阿 Q 性格等說法，其實都可視作國民劣根性在階級論範式下的新延續，不過其存在的理由已非單純的國民性批判，而是出於革命動員的現實需要。在彼時的左翼文學批評家眼中，作為無產者的阿 Q 雖然是革命的潛在力量，但要喚醒其革命潛能就必須對其身上的阿 Q 主義進行持續批判。如果說階級因素是被動地納入了國民性範式而從民族性向世界性的自我拓展的話，那麼，抗戰時期左翼文學批評對阿 Q 與阿 Q 主義的區分，則通過更加主動的對精神勝利法的階級分析，實現了階級論對國民性範式的重構。

-04-

「為革命」與「寫真實」 ：

「典型」塑造的標準分歧

對阿 Q與阿 Q 主義的區分雖然解釋了為何魯迅要將國民性批判安放在一個飽受壓迫的無產者阿 Q身上， 從而有助於從階級論立場出發對國民性範式下的解釋進行修正與重構，然而，按照左翼批評家所尊奉的文學標準，這一「典型」塑造又能否算成功的呢？在此方面，歐陽凡海出版於 1942 年的專著《魯迅的書》便力圖提供一種解釋。歐陽指出，《阿 Q 正傳》並不能簡單視作魯迅的集大成之作，而是應該放置到魯迅思想發展的進程中來考察。通過與稍早的《知識即罪惡》一文相聯繫，歐陽指出，在寫作《阿Q正傳》前的看似沉悶的時期， 魯迅思想正在經歷一種根本性的變化。如果說從《狂人日記》到《風波》中一直隱含著兩種勢力的糾葛，然而，

「他有這種感覺，但還不能利用此種感覺作為思想的武器」，那麼，《知識即罪惡》一文則標誌著魯迅以兩種勢力的鬥爭來解釋人類一切社會糾葛的思想自覺，「他明白地認識，榨取者和被榨取者之間的利害衝突，已經不是口舌可以解決的了，現在需要一種鬥爭，而且是一種決死的充滿感情的鬥爭。」36 在歐陽看來，這一思想上的變化在《阿 Q 正傳》中的直接體現便是「想從阿 Q 身上去發掘革命的種子」37。

▼ 《阿Q》，圖/史鐵爾。▼

雖然同樣試圖回答前述同時期左翼文學批評家們都共同面對的問題：「為什麼魯迅不到閏土型的農民身上去發掘，而要到那帶有農村流氓無產者性的阿 Q 身上發掘呢？」但與對阿 Q 與阿 Q 主義的區分不同，歐陽凡海更進一步將這一問題視為魯迅的進步思想（發掘革命的種子）與其小說藝術形式（滑稽與諷刺）之間的不一致所致：「阿 Q 趨向革命的流於滑稽，不是由於魯迅對革命取旁觀的態度，而是因為魯迅思想跨進了，他想使他的同情心發生積極的合理作用，而欲在阿 Q 身上發掘革命的種子，然而對革命形成過程的認識還嫌不夠，因而他的藝術形式沒有跟著他的思想跨進而一同跨進，以求得適切的配合，卻相反的為了要切合『開心』二字， 在他一貫的冷巂作風上加以滑稽，加強地阻止了他那藝術形式的那種跨進，所以發生的破綻。」38 由此，阿 Q 的糊塗也被認為因缺乏一般性而有損於對農民「典型」的塑造。這一分析視野雖然受到馬克思在批評巴爾扎克時指出的落後世界觀與先進創作方法之不一致的啟發，但在魯迅身上，這一情況卻顛倒了過來，是先進世界觀與落後創作方法的不一致。

歐陽凡海對《阿 Q 正傳》的解讀，迅速引來同為左翼陣營的邵荃麟的回應。在專門評論歐陽凡海《關於〈阿Q 正傳〉》（1942）的文章中，邵荃麟指出，雖然歐陽凡海的解讀動機是良善的，且其從社會歷史發展與魯迅思想發展之關係來認識魯迅作品的方法也是好的，但先入為主地把「追求革命動力和發掘革命種子」設定為一切評價之歸宿，也就難免陷入觀念先行的陷阱。具體到對阿 Q 形象的分析上，這種觀念先行體現在一開始就預設了革命農民的「典型」，因而不僅無法忍受作為流氓無產者的阿 Q形象及對之進行滑稽描寫的「破綻」，而且還據此宣稱其在「典型」塑造上的失敗。在邵荃麟看來，這種觀念先行的批評無異於全然抹殺了《阿Q正傳》的藝術價值，而最大的毛病便在於把阿 Q「典型」從辛亥革命的歷史語境中抽離出來：「如果魯迅先生在當時把阿 Q 這典型真的寫成一個意識覺醒的、充滿憤怒的與仇恨的革命農民，那倒和歷史真實不符合，成為『欠真實性』了。」39 與歐陽凡海因魯迅對阿 Q 的滑稽描寫不符合革命農民之理想形象而批評其「欠真實性」的觀點針鋒相對，邵荃麟恰恰反過來肯定這一滑稽描寫構成了歷史真實性的寫照：

魯迅先生替當時中國人民畫下了一幅最真實的史圖。在今天，確實能夠幫助我們更清楚地去理解中國革命的許多問題，然而當時魯迅先生自己卻並不是一個革命的指導者，他只是一個戰鬥的實踐者罷了。因此，我們並不能那麼機械地把他當時的思想過程和創作過程切成若干細碎階段來研究，我們只能看到他創作上一個總的發展趨向，即是他愈深入到我們鬥爭的實踐中間，他的認識也更突入到現實的本質，因而在創作的現實主義上獲得更大程度的真實性。阿 Q 便是這些真實形象中間最傑出的一個。《阿 Q 正傳》的偉大，我以為不在作者在這篇作品中所表現的思想是較前「跨進一步」，而是在於它所反映的現實較之前作品更本質地深入，因而在作品的思想上，顯露出更大的真實性。40

不難見出，「寫真實」與「為革命」確乎構成了邵荃麟與歐陽凡海在阿Q「典型」理解上的根本分歧。「為革命」的追求導致歐陽以「典型」塑造上的「不夠積極」為由對魯迅頗有微詞，「寫真實」原則則提供了邵荃麟反對以文學形式是否積極來衡量作品的理由，而這背後其實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現實主義姿態：「所謂積極和消極，是應該以作者對於現實所取的態度來決定的，並不是決定於作品的形式，作家可以從種種不同側面去描寫現實，不管是正面的描寫或反面的暴露，只要作者對於現實不是悲觀絕望，而是取積極的鬥爭的態度，那麼這種主觀的情感和思想，通過藝術的表現，都足以喚起兩者的積極情感。一個成功的藝術家往往是從社會的本質的矛盾關係上，去展開他的主題，和創造他的典型人物，並不一定要從正面去描寫鬥爭現象或創造革命的典型人物而算是表示積極——那只是一種庸俗的見解罷了。所謂暴露，這意思並不僅只限於暴露黑暗的現象，主要的倒是從這種黑暗現象的裡面去抉發社會的本質矛盾，從這裡使人們去認識歷史的真實。因此，暴露也並不能說是消極的。」41

如果聯繫 1938 年國統區由張天翼《華威先生》引發的「暴露與諷刺」問題的爭論和 1940 年代初延安文藝界關於「歌頌與暴露」的討論，便不難發現發生在 1942年的這場圍繞阿 Q「典型」的爭論並非偶然，其背後隱含著五四新文學傳統與正在形成中的延安文藝方向的衝突。雖然行跡穿梭於解放區與國統區之間（1937年奔赴延安，1938年春赴桂林，1941年調重慶，1943年調回延安）42，但歐陽凡海據以批評《阿Q正傳》的「為革命」標準及其寫「正面典型」的主張，無疑更接近於以《講話》為標誌的延安文藝所確立的方向，而邵荃麟從真實性角度為《阿 Q 正傳》所作的辯護及其為暴露文學保留一席之地，則更多透露出對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學之批判傳統的繼承。雖然隨著抗戰後期延安文藝所確立的新方向向其他區域擴散，邵荃麟等國統區左翼文學批評家開始有意識地調整自己在抗戰中的觀點，然而，「為革命」與「寫真實」這兩種不同路徑仍保留了下來，並被納入即將取得主導性地位的階級論範式。在新中國有關阿 Q「典型」的討論中，我們仍將聽見其不絕於縷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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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通過上述梳理，本文認為，抗戰時期左翼文學批評圍繞阿 Q「典型」的批評話語，至少從三個面向推進了戰前胡風與周揚的「典型」論爭：一是國民性範式在民族國家危機中經歷了從民族性到世界性的蛻變；二是通過對阿 Q與阿Q 主義的區分，左翼文學批評不僅拓寬了階級論的適用範圍，而且還以階級論視野對國民性範式進行了重構，從而為新中國階級論範式的主導格局奠定了基礎；三是圍繞「典型」塑造標準形成的「為革命」 和「寫真實」的分歧，而這也埋下了後來階級論範式下繼續論爭的線索。

注釋

1 《魯迅名著評論集：阿Q》（重慶：新生圖書文具公司，1940年）與《論〈阿 Q正傳〉》（桂林：草原書店，1941年）收錄篇目基本相同， 前者收錄共六篇：艾蕪《論阿 Q》、張天翼《論〈阿 Q正傳〉》、立波《談阿Q》、冶秋《〈阿 Q正傳〉（讀書隨筆）》、許欽文《漫畫阿 Q》、雨村《新舊阿Q》，後者在前者基礎上又增補了荃麟的《也談阿Q》。

2 雁冰（茅盾）：《通信》，《小說月報》，1922年第 13卷第 22號。

3 仲密（周作人）：《阿Q正傳》，李宗英、張夢陽編：《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 10頁。

4 胡風：《什麼是「典型」和「類型」》，《胡風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 104頁。

5 胡風：《什麼是「典型」和「類型」》，《胡風全集》第2卷，第 105頁。

6 周揚：《現實主義試論》，《周揚文集》第 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 181頁。

7 胡風：《現實主義的一「修正」——現實主義論之一節：關於「典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問題》，《胡風全集》第2卷，第 368頁。

8 周揚：《典型與個性》，《周揚文集》第 1卷，第 164頁。

9 同上，第 167頁。

10 胡風：《典型論的混亂——現實主義論之一節：論社會的物事與個人的物事》，《胡風全集》第2卷，第 386頁。

11 胡風：《現實主義的一「修正」——現實主義論之一節：關於「典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問題》，《胡風全集》第2卷，第 375-376頁。

12 許欽文：《漫畫阿 Q》，李宗英、張夢陽編：《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上），第 602頁。

13 同上，第 605頁。

14 冶秋：《〈阿 Q正傳〉（讀書隨筆）》，《抗戰文藝》，1940年第 6卷第4期。

15 魯力：《阿 Q並沒有絕種》，《王曲》，1941年第 5卷第10期。

16 「得照」一詞，原文如此，疑有誤，根據上下文，改為「按照」似較妥。

17 欽文：《抗戰文學與阿 Q正傳》，《戰時中學生》，1940年第 2卷第8期。

18 茅盾：《讀〈吶喊〉》，李宗英、張夢陽編：《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上），第14頁。

19 景宋（許廣平）：《阿 Q的上演》，《現實》，1939年第 1期。

20 艾蕪：《論阿 Q》，李宗英、張夢陽編：《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上），第 439頁。

21 張天翼：《論〈阿 Q正傳〉》，《文藝陣地》，1941年第 6卷第1期。

22 同上。

23 蔡儀：《阿 Q是怎樣的一個典型》，《蔡儀文集》第 1卷，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第 179-180頁。

24 邵荃麟：《也談阿 Q》，《邵荃麟評論選集》（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 413-414頁。

25 同上，第 414頁。

26 立波：《談阿 Q》，李宗英、張夢陽編：《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上），第 346-347頁。

27 艾蕪：《論阿 Q》，李宗英、張夢陽編：《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上），第 439頁。

28 馮雪峰：《魯迅與中國民族及文學上的魯迅主義》，《馮雪峰全集》第 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第 317頁。

29 同上。

30 邵荃麟：《也談阿 Q》，《邵荃麟評論選集》（下），第 413頁。

31 同上，第 416頁。

32 端木蕻良：《阿 Q論拾遺》，李宗英、張夢陽編：《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上），第 615頁。

33 同上，第 616-617 頁。

34 蔡儀：《阿 Q是怎樣的一個典型》，《蔡儀文集》第 1卷，第 175頁。

35 同上，第 181頁

36 歐陽凡海：《論〈阿 Q正傳〉》，李宗英、張夢陽編：《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上），第 520頁。

37 同上，第 581頁。

38 同上，第 533頁。

39 邵荃麟：《關於〈阿 Q正傳〉》，《邵荃麟評論選集》（下），第 440頁。

40 同上，第 435頁。

41 同上，第 433-434 頁。

42 參見沈素芒：《歐陽凡海的一生》，《新文學史料》，199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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