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去帝國：「戰後東亞」再解讀 | 文化縱橫

［導讀］經歷了二戰炮火後的世界格局中，殖民、冷戰、帝國化已經糾纏成為同一個歷史過程。「帝國主義」的影響並不限於殖民地地區，同樣也作用於帝國中心的社會肌理。本文從這一「帝國化」的角度審視了戰後東亞秩序的裂變，闡釋「去帝國」與「去殖民」的方法論。中國崛起不僅需要面對相應新一輪的地區統合，中國內部的歷史遺留問題，也敦促思想界更為積極地去重新梳理沉澱於歷史過程中值得挖掘的理念，將其作為反思資源，從而避免古老的中西二元對立邏輯再次上場以及帝國慾望重演。

▍場域

所謂殖民–地理–歷史唯物論的分析架構，是希望藉此對前／殖民地世界在當代的文化形式、實踐與機構提出更為貼切的解釋。整體而言，此分析同時是與當前文化研究中的三個主要場域進行對話：後殖民研究、全球化論述、亞洲的亞洲研究。

後殖民文化研究正處於膠著狀態，主要的問題在於，它的根本姿態是一直偏執地對所謂的西方進行批判，於是也就被批判的對象所制約，持續延伸原有的妒恨關係，而無法積極地開展更為開闊的主體性。批判西方是必要的，但是只著眼於此，會走進死胡同里，並讓我們不能不懷疑這個世界已經告別殖民主義、進入後殖民時代的講法。也就是說，現代殖民主義的基本動力及其形塑的力量來自於西方，那麼後殖民論述即使是具有高度的批判意識，卻依然卡死在殖民史所局限的範圍內，還沒有能夠擺脫寄生於殖民主義的命運。「亞洲作為方法」這個命題的提出，就是在試圖向前走一步，思考如何超克後殖民批判的局限，而主要的動力在於經由將分析場域移轉到亞洲的脈絡中，聚焦於具有歷史積極意義的去帝國問題。向亞洲轉向的提案的理論依據在於，只有經由將認同對象的多元移轉，以及建立起不同於殖民主義的另類參考架構，我們才有可能擺脫對於西方極其頑固的妒恨，也只有在消解妒恨政治的同時，才有可能超脫各種形式認同政治的限制，在新的情勢中建立起真實的連帶。

如果說後殖民研究的問題在於執著於批判西方，那麼環繞著全球化論述的大問題則是快速地想要忘掉、乃至於割斷全球化與殖民帝國主義的歷史關係。殖民–地理–歷史唯物論的逆向操作主要動力在於將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的歷史，放回全球化的研究與論述當中，並且提出如果沒有掌握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軌跡，我們無法充分解釋全球化得以形成的根本條件，遑論介入這個充滿矛盾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想繼續處於被動批判，要反守為攻能夠對全球化狀態提出進步的想像，就必須是建立在去帝國的前提之上，未經去帝國化運動的全球化，極為可能只是在隱藏新帝國主義征服世界的真面目。因此，如果新全球化時代的來臨，意味著在重建一個和平的新世界，讓人們可以少些仇恨多些和睦的相處，那麼我們就無法繼續容許任何形式的帝國主義的橫行，得認真思索帝國主義為人類歷史所帶來的錯誤與苦痛，特別是一直到今天所造成的問題，這樣的反思是當前邁向去帝國化運動最基本的起跑點。

第三個對話的領域就是所謂的亞洲研究。在過去，亞洲研究大部分是由外在於亞洲地理區域的研究所構成，特別是具有區域研究傳統的西歐及美國。而全球情勢的改變，隨著亞洲經濟的崛起，也帶動了一個新的現象，亦即「亞洲的亞洲研究」這樣的講法正開始受到廣泛的注意。這個新興的論述，似乎意味著在亞洲的統合過程中，亞洲本身需要整套不同於過去歐美地區有關於亞洲的知識生產。如果亞洲的亞洲研究有存在的必要性的話，那或許是亞洲不同地方該生產出對於鄰近國家乃至於整個亞洲區域，不同於以往的自我認識，不再繼續透過帝國主義的眼神認識自己及鄰居。發人深省的是，「亞洲的亞洲研究」所召喚的是突然地意識到，弄了半天原來我們一直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做亞洲研究，只是沒有用亞洲研究去命名自己的知識生產，而這其實意味著我們本身亞洲意識的薄弱。如果亞洲研究最寬的界定是，研究的分析對象是在亞洲的範圍之內，那麼我們就會突然恍然大悟，發現大家一直在做的不是別的而正是亞洲研究。經常，亞洲學者的研究是在試圖理解自己所處身的社會，但是或許在學來歐美學界貶低區域研究的特殊主義論調之後，認為那不夠高級，不夠理論，不夠普遍，所以不會承認自己是在從事亞洲研究。如果這樣的觀察可以成立的話，不論我們是否承認或喜歡，世界上最為大量的亞洲研究人員其實就在亞洲，而不是在亞洲之外的歐美地區。當然，真正的挑戰絕對不會是在搶亞洲研究的地盤，而是得去找到在亞洲從事亞洲研究到底意味著什麼，可以提煉出什麼更具活力的知識。

在亞洲從事亞洲研究，真正的挑戰是挖掘本土的知識生產活力。

這樣的提法在認識論層次的積極意義在於：如果我們一直都在做亞洲研究，那麼歐洲人、北美洲人、拉丁美洲人以及非洲人其實也都還沒能夠跨越自身歷史的限制，也都還在做本土研究。換句話說，海德格爾、德里達、福科、布迪厄也只是在做歐洲研究，因為歐洲經驗是他們論述最根本的參考系統。所謂理論的普遍主義聲稱，其實為時過早，必須先被去帝國化，也才可能認知到人的知識其實是極度有限的。

▍立論

這裡要提出的主要立論是：去殖民與去帝國其實無法真的展開，直到所謂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契機才逐漸出現。這裡所說的去殖民，指稱的不僅僅只是一般理解當初二次戰後，以建立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為表現形式的反殖民運動，而是被殖民者試圖透過高度的自覺，在精神、文化、政治以及經濟的總體層次上，反思、處理自身與殖民者之間（新）的歷史關係。這個過程經常是相當暴力而且痛苦的，往往是在進行一種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與自我的再發現，欲求的無非是能夠形成一種有尊嚴、有自主意識的主體性。

如果說，去殖民基本上是被殖民者本身的積極努力，那麼去帝國化則該是殖民者自身的反思，很可能是一樣的痛苦，得先認知過去自己的國家／國人所犯下的錯誤，爾後努力地去發現與被殖民者之間所可能建立出的新的關係。這個反思的任務在於得用「心」在情感的層次上面對殖民及帝國的主體，過去的動力、作為與慾望，特別是帝國主義所造成的長期歷史後果，對自己與別人的主體性所構成的作用。

去殖民與去帝國，這兩個運動之間相互運動、相互交錯、相互滲透，雖然運動的強度與力道是非常不均衡的。簡單地說，去帝國化是一個更具涵蓋性的範疇，是動力之所在，而透過這個概念我們能夠批判性地重新檢驗帝國主義的歷史衝擊力。如果要這個世界能夠和平地運轉下去，這樣的反思不容妥協。

這裡所使用的全球化這個字眼，並不是依循新自由主義的宣稱，認為帝國主義已然是歷史的廢墟，當前的世界已經是相互依賴、相互連結、相互為利。恰恰相反，我所謂的全球化指的是以資本為主導的動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試圖入侵／殖民地球的所有空間，它已經打破了很多原有的國界，同時也在統合以前不相連接的區塊。在此全球化過程中，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加速惡化，帝國主義以新的形式出場。

將分析焦點擺在東亞的歷史經驗的主要立論是：二次大戰後的去殖民與去帝國運動快速地被冷戰體制所攔截，只有到80年代冷戰開始鬆動，成為全球化得以存在的條件時，去殖民才找到出發的生機，開始凝聚與散放之前被壓抑現在得以重返的力量。但是，不同於戰後初期，這一波的去殖民不再只能處理殖民問題，必須同時面對去冷戰及去帝國化的問題。事實上，這三個運動——去殖民、去冷戰、去帝國——必須同時進行，原因正是殖民、冷戰、帝國化已經糾纏成為同一個歷史過程。除非這個三位一體的運動可以同時展開，否則不論是在前／殖民地與前／帝國中心地帶，類似911事件的悲劇將會不斷地上演。

▍歷史敘述

讓我們放慢腳步，細說上面這個抽象的立論。

從原來曖昧不明到目前已經逐漸清楚的大勢是：區域化是全球化的重要面向，各個層次的區域性再／統合成為世界各地的時勢。非洲聯盟、拉丁美洲統合組織、歐洲聯盟，以及東南亞聯盟加三等等，都是這個大勢所趨的具體表現。911事件後布希政權的強勢軍事行動加速了區域主義整體世界結構的形成，其動力及效果上都是在制衡美國帝國主義趁機再次擴張。在東亞，雖然區域性的統合在發生，但是相較於上述各地其速度極為緩慢，主因在於區域中過去的歷史敵意與不信任，使得更為清晰的統合架構難以浮現。

18世紀以後，處於東亞中心位置的「中華帝國」逐步瓦解，原先相對穩定的區域結構，以中國為中心的條約及朝貢體系所構築的「世界秩序」，也相繼鬆動。整體區域的權力關係於是改變，處於邊緣位置的日本，開始試圖取代中國的中心位置。

但是封建朝貢體系的崩解，並不意味著區域內長期歷史所維繫的「國際關係」就此了結。雖然東亞的政治結構被重新變造，以現代民族國家的形式為分野及區隔，但是歷史還是有其自身的厚度，不可能就此快速且全面性地解體，當前的區域性統合正是那樣糾纏的歷史關係的表現。二次戰後所形成的獨立民族國家，雖然已經轉化成新的大／小國關係，但是基本上沿著過去歷史宗主國與附庸國的切線來劃分：中國的身分轉化成為民族國家，而日本、韓國、越南也先後成為獨立國，唯一的例外是琉球。

簡化地說，當前東北亞「國際秩序」的構成，混合／變造了舊有的中國中心結構與現代民族國家的體系。這樣矛盾而又異質的歷史經驗，也進一步複雜化了既有的殖民主義敘述。

舉例來說，中國大陸的整體領土基本上從未被「殖民」過，而是被瓜分後「租借」給西方列強。這裡，我們刻意地做了一個分析上的區別，把殖民地與租借地區分開來，因為它們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更重要的，這指涉的是兩種不同形式的統治與被統治的主體性。

東北亞現代最早的殖民地該是香港，1842年鴉片戰爭後割讓給英國。日本在1872年并吞琉球，1895年甲午戰後佔領台灣。日俄戰爭後，1905年朝鮮成為日本的保護國，在1910年正式被日本帝國并吞。雖然在1911年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在中國大陸建立，台灣仍為日本所佔領，不是共和國的一部分。接著，1932年滿州國傀儡政權在中國東北建立，實質上為日本的附庸。1937年日本全面軍事侵華，開啟了八年抗日戰爭，最後日本在1945年宣布投降。

重新回顧歷史，我們就會知道當前東北亞區域性統合的困難所在，正是歷史上中國長期所處的優勢支配位置，以及日本二次戰前擴張性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為整個區域帶來了不安與焦慮。

在這裡，我們得再次做分析上的區分，把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區分開來，換句話說，日本在台灣及朝鮮的統治是標準的殖民主義，而在中國大陸的操作則是帝國主義的形式。亦即，殖民地的人民是直接被外來政權所統治，而中國大陸從未像台灣及朝鮮半島那樣被「殖民」或是「佔領」。與之前的上海及天津，後來的香港、澳門等租借地不同，當初台灣與朝鮮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時，沒有特定佔領期滿的時限讓老百姓可以想像殖民統治只是暫時的、會在預定時間內終止，而這樣的差異意味著兩種完全不同的生命狀態。抽象地說，殖民主義是帝國主義深化的形式，帝國主義不必然是殖民主義，而殖民主義必然是帝國主義。（在此意義下，與前面的討論呼應，理論上來說，去帝國是較去殖民更為廣泛的運動。）

為了動員殖民地的被統治者積极參与所謂大東亞戰爭，日本的殖民機器，在1937年起發動了皇民化運動，試圖將台灣及朝鮮的被殖民人口，加速轉化成皇民主體。皇民化在表面上是要將被殖民主體進一步地「同化」，但是過去被忽略掉的事實是，帝國核心的人民也同時是在被「皇民化」。日本的皇民化運動讓我們在理論的層次上看到，這個帝國化的歷史過程其實發生在所有的殖民地與殖民母國。

理解這點是相當關鍵的。皇民化被英譯為imperialization of the subject，再翻回中文，就是主體／老百姓的「帝國化」。過去的學術用語中，我們用「同化」來理解殖民者企圖將殖民地以「我」的方式，轉化成像「我」這樣「文明」的生存狀態。在這樣的語境中，同化是單向過程，永遠是被殖民者向殖民者的同化、認同，好像帝國本身的子民與殖民地無關，殖民機器也不需要在其內部進行調整，來應對殖民地「加入」所產生的新情勢。「帝國化」沒有成為重要的分析語彙，就無法正面揭示其中的雙向運動過程。這是關鍵之所在。我們必須認識到，帝國化過程不只在殖民地進行，也同時在帝國核心發生。在此前提下，日本的皇民化運動可以讀成是一個自我問題化的歷史實踐，它的存在拉出了這個雙向過程的問題意識。

果真這樣的理論推進是可以接受的話，那麼邏輯上的下一步則會是更具突破性的：在帝國瓦解的過程中，去帝國化也應該得在殖民地與殖民母國發生。如果跳過／免掉這個去帝國化的過程，那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1945年日本戰敗，正當去帝國化過程要開始發生時，日本立刻被美國的軍事帝國主義「殖民」了。七年之間（1945至1952年），日本被麥克阿瑟的軍事政權統治（而沖繩直到1972年才「復歸」日本，1945至1972年期間沖繩人民極為痛苦地活在美國的威權軍事體制之下，這是美國帝國主義史上最醜陋，但也最被忽略的一章），日本的身分快速地由殖民者變成被殖民者，在此情況下攔截了日本在其內部進行去帝國化反思工作的契機，更遑論處理與前殖民地朝鮮及台灣，乃至於滿州國的歷史關係。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帶來的不只是朝鮮民族內部的殘殺，也使得南北韓成為分割國家。到了1956年，朝鮮戰爭結束，全球性的冷戰結構在東亞確立。

冷戰結構將東亞區域分隔了二十年，直到70年代末期，中國大陸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政策，才鬆動互為禁止區的格局。在此之前的冷戰高峰期，日本、沖繩、南韓、台灣成了美國的保護國。我認為這段期間最為關鍵的衝擊，就是在東亞的資本主義地帶構築了「反共親美」這個鋪天蓋地的長期結構，至今難以解除。

幾個關鍵的效應於焉形成。

第一，這個體製成功地妖魔化了社會主義世界，營造了共產匪徒的負面意象，提供了資本主義陣營的反民主勢力得以結盟的藉口。把共匪當成異己的基本結構，成為東亞各個威權軍事體制與右翼保守政府，能夠在美國新帝國主義的庇護下，對草根的民主力量進行鎮壓的歷史因素。依據這個結構所製造的意識型態幻想，反政府就等於是支持共產黨，因而威權法西斯體制找到正當性對異己濫行逮捕，具有反思資本主義的左翼思潮於是中斷。

第二，推動日本去帝國化，以及沖繩、朝鮮、台灣、日本（甚至是香港、澳門）去殖民的動力被延後，這股去政治化的社會能量被轉移到戰後經濟發展的領域當中，反思過去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歷史關係成為禁忌。在當時進行批判性的反省，被視為可能造成由美國所領導的所謂「民主陣營」的內部分化，讓共產勢力有機可乘。殖民主義歷史問題的討論，因而被長期關閉起來。

第三，在前殖民地重新發現與重新建立主體性的契機於是喪失。同時，由於日本、沖繩、台灣、南韓成為美國保護下的次殖民地，東亞區塊的主體性從此染上濃厚的美國色彩。準確地說，美國至此之後內在於東亞，成為東亞主體性構成的一部分。因此，冷戰帶來的是歷史的既連續又斷裂，美國新帝國主義一方面截斷但同時又承續了日本殖民主義。

換句話說，冷戰中介了舊殖民主義與新帝國主義。

60年代的越戰深化了親美反共的結構。美國在越南戰敗的那段歷史，並沒有在美國本土產生足夠的力道，將反戰運動全面推向去帝國化運動——如果這個總體的反思運動真的發生，那麼美國軍國主義在後來就不會有土壤繼續強化。相反的，戰敗進一步鞏固了區域性的親美反共，冷戰結構一直到70年代末期中國的改革開放才開始弱化，到了80年代末期「社會主義的倒台，資本主義的勝利」的口號流行於世，冷戰結構才又更進一步的退潮。這也正是全球化的語彙開始崛起的時刻，特別是在90年代初期以後成為學院內的關鍵字。

回過頭來看，我們在冷戰時代活在半個、分裂的世界。新自由主義分子取得了主導性的發言位置後，正在營造一種後冷戰／全球化的感覺結構，帶動今天世界的走向，其表面上以意識型態的終結與第三條路來自我呈現，其實背後卻是高度的意識型態，想要掃除障礙，讓強勢資本可以進入整個地球，攻佔「自由市場」。但是，我們同時也必須承認，以資本為動力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在東北亞也創造了新的機會：之前相互阻絕的地區慢慢地在開通，舉例來說，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互動在80年代末期逐步展開，南北韓之間有限制的互訪也在2000年後成為可能；正面地說，區域性的和解正在發生。更重要的是，冷戰的鬆動以及追求全球化的動力，使得像在台灣及南韓的民主反對運動，找到了更為有利的國際環境，開始發動原來被壓制但現在可以進行的抗爭。

冷戰中介了舊殖民主義與新帝國主義。

這個遲來的民主化時刻，恰恰是去殖民的新開端，一方面反對運動得對抗背後有美國帝國主義支持的威權體制，另一方面則經由重新打開被關閉的戰前殖民主義歷史，構成了這一波去殖民運動的基本形式。或許可以這麼說：政治上的反對運動能夠出現，其實是受到更為寬廣同時也更為深藏的力量的支持，這股支撐的動力就是所謂的「本土化」運動。用南地（Ashis Nandy）的話來說，本土化運動的意涵就是「自我的喪失與再生」。傳統的再發現與國族歷史的重寫，是這個運動主要的表現形式。我認為，70、80年代以後，南韓的「文化復興」（revitalization）運動與台灣的本土化運動，都是政治民主反對運動的文化與社會基礎。

然而處於全球化的新情勢中，這一波去殖民的複雜性遠遠超出前一個時期以國家獨立為形式的反殖民運動，冷戰時期所累積下來的政治過程，已經成為必須面對的基本狀況。在台灣，由於（1）去殖民運動並沒有能夠在戰後初期就適時崛起，釐清台灣與日本的歷史關係；（2）中共成功地被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宣傳機器妖魔化為共匪；（3）美國被塑造成政治「民主」唯一的樣板，因而美國免疫於任何反省與批判。結果，中國大陸與1949年來台的外省籍人，成為台灣族群民族主義這一次本土化運動的攻擊對象，相對而言，日本與美國反倒被視為是台灣今天得以「繁榮」的大恩人。

儘管在這樣的限制下，以往被視為禁地的日據時代殖民史，也在90年代成為台灣的顯學，即使這個面對歷史的方式大有問題，基本上是以統獨的立場來「研究」歷史，但這終究是在未完成的去殖民路線上前進。相對於台灣，南韓也早已開始處理它與日本的殖民關係，集中在慰安婦問題、歷史教科書問題，以及2002年最具和解意義的由韓日雙方共同製作《冬季戀歌》電視連續劇。更為重要也更困難的是，南韓盧武鉉政府開始處理撤除美軍基地的問題。2005年由韓、中、日三國學者與教師共同編著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正式出版，進一步顯示出在區域性和解的大勢中南韓所扮演的積極角色。坦白說，南韓深植於公民社會的民主力量，遠遠強過於台灣，它在區域能夠發揮的帶動總體變化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只是總體而言，台灣與南韓的去殖民運動，能夠推動到什麼程度，確實需要並值得持續關注與辯論。

東亞區域中最為糾結複雜的面向表現在日本所具有的雙重身分：戰前是殖民者，戰後是被殖民者——這兩者身分相互消解，不分左右。作為殖民者，日本必須去化解它以大東亞共榮圈為名所發動的帝國主義侵略，造成對亞洲鄰居永遠無法彌補的罪惡感；作為被殖民者，日本又必須得處理它對於美國高度矛盾的愛恨情結。從一個角度來看，日本戰後的知識史可被視為不斷的自我批判，想要面對日本人民與國家機器之間的共謀關係，像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傳統就代表了這個路線，對準日本民族的法西斯人格進行解釋與批判。但是在同時，處於冷戰結構下，日本內部政治力量的左右分裂，使得它的批判圈並沒有能夠積極地處理與前殖民地及被侵略地區的歷史關係。左右對立的優先性遮蔽了也躲過了歷史問題，左翼把想像投向中國，後來又為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所困，乃至於幻滅。右派則將殖民的鄉愁投射向南韓、台灣，把台灣當成真正的中國，甚至是真正但已不再存在的日本的倒影與折射。

日本「脫殖民地化」（decolonialization 這是前輩運動／思想家武藤一羊使用的英文翻譯，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去帝國化）的思辯，一直到90年代中期以後才在批判圈中開始展開，想要去面對日本與前殖民地在帝國主義史上的關係。這個檢討首先透過慰安婦問題，而後由資深運動家花崎皋平（Hanasaki Kohei）開始了一連串的辯論。今天，日本的批判分子也經由沖繩軍事基地問題處理與美國的關係，並且在911事件後積極推動串連亞洲的和平運動。我認為，在未來的十年間，美國（主義）問題仍舊會是日本知識分子最為困擾但是又不能不積極面對的挑戰。

上面的歷史敘述以18世紀中華帝國的逐漸崩解為起點，現在回到當代中國。在一個世紀以來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後，社會主義革命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國，逐步收回了失去的領土主權――香港1997年回歸，澳門1999年，目前剩下懸置的台灣。由於一個世紀來的反帝國主義經驗，或許可以說現代中國的國族認同正是建立在反帝之上，中國與前／帝國主義的歷史關係未了，這段歷史依然深埋在中國人的心中，當中國完全「現代化」、站起來以後，目前擱置的問題還是得重新面對。

從中國歷史的內部來看，國共之間1945至49年及其之後持續延伸的內戰，其實是對於現代性走向的路線之爭，用我們所提出的分析語言就是選擇不同的去殖民與去帝國策略的鬥爭。與南北韓的狀況不同，早已有停戰協定的簽署，國共內戰從未正式宣告結束。1949年後，國民黨在美國的保護下選擇了透過資本主義道路，而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現代性道路則深受蘇聯的影響。

如果我們將社會主義革命視為一種反資本主義擴張的去殖民、去帝國運動形式，是以階級政治之名來進行，那麼中國大陸去殖民的關鍵點之一就是它的第三世界主義時期，於1955年的萬隆會議時正式形成。與前殖民地第三世界的連帶是打開中華帝國以自我為中心世界觀的一個契機，舉例來說，從50年代起到70年代，大量翻譯來自第三世界各地的文學所形成的知識運動，暫時打破了傳統中西二元對立的認識論限制。縱使第三世界主義的去殖民年代是相對短暫的，但是它在當代中國知識界所留下來的效應不能低估。

中國70年代後期的重返世界，從現在來看，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得以形成的重要條件，特別是對整個東亞區域而言。在中國內部，變化的意義是極度深遠的，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標示出這個變化的關鍵點：正式宣告向市場轉向。就跟東亞資本主義地帶的其他國家一樣，戰後的初期傾全力投入經濟發展，90年代以後的中國至今處於渦輪快轉的總體氣氛當中，經濟發展早已成為全民運動，或謂民族運動。這樣強大的努力賺錢運動確實是一種救贖，是在對50年代以後的短缺時代進行還債。如果說戰後的日本、沖繩、台灣與南韓的經驗可以參考的話，也就是說原先被壓抑掉的去殖民與去帝國的能量，終將因為經濟的起飛而重返，那麼我們同樣地也需預估中國遲早將得重提帝國主義的歷史問題。

弔詭的是，中國經濟的崛起不僅把中國擺到全球權力的中心位置，也同時啟動了東北亞區域統合的想像（同時是正面也是負面的）。這個重心的移轉正在構築一個新的區域結構，如果要以老中華帝國朝貢體系的復辟來理解當前的情勢，當然會是極度荒謬，也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中國領導人想要消解區域性的焦慮所提出的「和平崛起」的口號，卻也真實地混雜了各地深深感受到的「中國威脅論」，這兩種複雜的心情反應了兩個歷史情境的重疊。所以，這個新的區域結構會演變成什麼模樣，牽扯到太多變動的因素目前無法預估，但是東亞的知識界必須要認真思考大國與小國存在的事實，要能夠共同發展出相互平等對待的機制，包含分擔不同大小的責任。

正是在此關鍵時刻，區域性的統合要能夠向前推進的話，形成具有反思意義的去殖民與去帝國運動，就變得極為迫切。我認為，這是中國批判知識分子，乃至於整個東亞的批判圈，最為重要的挑戰與責任。對於批判性的華人／中國知識分子（我自認為是其中的一分子）而言，政治上的困難度是要同時能夠兩面作戰：一方面得面對整個世紀西方及日本帝國主義入侵的苦難歷史，這個真實的情感導致了今天在中國復甦過程中出現的出頭天主義，而以政治正確的方式無法面對這股樸素的民族情感；另一方面，又得同時積極反思中國相對於其他亞洲國家的「帝國」（甚至是帝國主義）身分，特別是在更早的歷史時期對於整個東亞區域造成的霸權壓力。當前的問題不在於在大陸內部或是在區域中辯論中國是不是、或者未來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取代美國的）大帝國，那樣於事無補，而是得更為積極地去重新梳理沉澱於歷史過程中值得挖掘的理念，包括第三世界主義、國際主義，甚至是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這些理念要能成為反思的資源，才有可能挑戰正以暗流方式散播的場景：世界上最後剩下的只有中華帝國與美國帝國的對抗。這樣的想像其實就是帝國慾望再次複製出的夢魘，導致古老的中西二元對立邏輯再次上場，中國中心主義再次還魂，把世界的其他人全部排除在視野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