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稿｜傳統中國並非皇權專制？（上）

傳統中國乃皇權專制，這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無論左右都接受的定論，也是反傳統的一個重要出發點。但是，來自復旦大學哲學學院的白彤東教授通過對中國歷史及西方專制學說源流的梳理指出，這一說法的盛行源於西方對中國的傲慢與偏見，並通過崛起的日本的鼓吹，最終為迫切尋求救亡的中國學人之主流所接受。因此他對傳統中國專制說做出批評，並指出這種對傳統中國政治的誤解，並且以這種誤解為基礎的錯誤行動，可能恰恰是傳統中國政治崩潰後，中國走向專制的重要原因。

沙龍引發了激烈的學術爭論，主評議人周濂教授和來自從哲學、歷史、經濟學、法學各個領域的評論人對主講人的演講進行了或批評、或支持，或建議、或展望的評述。

本文為現場速記整理版（略有刪節），由哈佛沙龍授權刊發。

主持人：何海波（哈佛大學東亞法律中心訪問學者，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時間：2016年9月18日15：00-17：00

地點：1709 Cambridge St., Cambridge, MA, 02138

主講

何海波（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開始之前我先說一句話，這是一個很奇異的景觀，一群中國學者在美國聚在一起討論中國的問題。這種景觀之所以出現，我想不僅僅是因為哈佛聚集了一批優秀的關心中國問題的大佬，也可能是哈佛給了我們非常獨特的視角去看待中國的問題。

今天下午白彤東教授講的問題為中國專制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當然這個標題稍微有點讓人誤解，以為是專制制度如何演變而成的，在我讀了白教授的文章後，實際上是中國專制制度這個說法是如何形成的，標籤是如何給貼上的。

下面我們來看看白老師是如何論證他的觀點，又如何給我們提供啟發的，謝謝。

白彤東（主講人）：謝謝大家下午來。

我研究的興趣在政治哲學，簡單地說，就是天天坐在家裡空想國家應該怎麼管理、國際關係怎麼處理，等等。政治哲學關心的是規範性問題，即這個世界應該是怎麼樣的。但是，這篇文章觸及了很多思想史、甚至是歷史裡面的問題，本來不是我通常所關注的。我之所以寫這篇文章有幾個原因。一個原因是我現在做政治哲學用中國很多傳統的材料，而用這些材料經常會遭到一個挑戰——中國傳統政治就是專制、皇權專制，皇權專制明顯是壞制度。為什麼要從這麼一個壞制度的思想背景去挖掘這個東西？另外一個更直接的原因是去年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的紀念，復旦哲學院跟北大哲學系及其他幾個學校，總共五個學校辦了新文化百周年系列會議，在五個學校輪流召開。我參加籌備會以後，就老拉著我去開會，其實我對新文化運動沒什麼興趣。坦率而言，我覺得新文化運動沒有產生什麼有深度的哲學思想，所以作為一個研究哲學的人，我覺得讀新文化運動這些東西是浪費時間。不過因為有這個事情，所以就寫了這麼一個有些相關的東西。我講的時候，大家會聽到我最感興趣的還是我自己的本行，對於政治哲學概念的一些理解。這是大概的背景。

第一部分講中國專制說之源流。很多不是我自己的研究。關於中國是否專制的爭論比較近的契機在於清華大學歷史系侯旭東教授批評了「中國專制說」，即中國傳統是專制制度的說法。批評以後引起很多學者的反響，更多是反面的反響，覺得他是胡說八道。侯旭東有進一步的回應。所以我的文章的第一部分講的中國專制說的形成歷史，更多是在侯旭東的文章及後續反駁文章的說法，我只是轉述了他們的說法。

具體的觀點展開，中國兩千多年以來一直覺得自己是天下中心。中國歷史上碰過兩類挑戰：一類是軍事上的挑戰，一類是文化上的挑戰。一般對中國形成軍事上威脅的文明體在政治、文化上並不對中國構成威脅，比如匈奴、蒙元。他們雖然把中國打敗了，但在中國人想像里，他們想管中國這塊地方還是得用中國以前那套東西。中國人覺得他們文化上不行，要向我們學。反過來講，有一個在文化上可以跟中國媲美，至少是平等的，即佛教，但佛教沒有軍隊。所以中國歷史上是這兩類威脅，文化上可以平起平坐但沒有軍事威脅，有軍事威脅的文化上沒有威脅或者政治上沒有威脅。從這個角度來說，鴉片戰爭對中國而言是很難理解的事情。在這場戰爭中中國被打敗，對象是英國及整個歐洲不但在文化上跟中國可以平起平坐，軍事上也明顯比中國佔有優勢地位。現在我們當然可以把罪責歸到中國的閉關鎖國，中國人建個長城把自己關起來。這是從當代人角度反觀當時的情況。大家想想，你生活在一個文明體里兩千年，從來沒有人在軍事跟文化上構成過雙重威脅，突然被外來人打敗了，搶了一塊誰也沒有聽過的叫香港的小地方，你的反應不會覺得這件事有多麼重大。以現在類比可以發現，美國經濟、政治遇到很多問題，但真正要改革美國經濟政治的聲音依然比較邊緣，沒有誰真的要大刀闊斧地去改。看美國遇到問題怎麼去調適的反應，可以想像當時的中國。中國當時被打敗，只有少數精英意識到中國這次被打敗跟以前被打敗不一樣，被蒙古人、匈奴打敗不一樣，因為來的不是一個簡簡單單只有好馬的游牧民族，還有更先進的東西。但他們認為先進的東西主要是在器物、技術上。所以中國接著搞了五十年洋務運動，最後的結果是中國不但沒有打敗西方，反而被日本打敗。被日本人打敗對中國人造成的心裡衝擊比之前被英國打敗大得多。因為我們不了解西方，而日本一直是我們的學生，結果我們跟學生一起搞西化運動，五十年以後，學生超過了我們。在這個意義上，更多人意識到這次變化跟之前不一樣，即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洋務運動沒有搞成，說明光搞洋務是不夠的，還要深層次地搞，即戊戌變法，做制度上的變化，不但傳統的科技是不行的，傳統的制度也是不行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制度變成一種不好的或者落後的制度，我們要跟以前的傳統制度決裂。於是這套制度慢慢被冠上了新的名字——「專制」。「專制」從詞源上來講指的是制度性的東西，後來慢慢泛化了，不但是制度，還有專制的文化，這就跟新文化運動聯繫起來了。新文化運動的意思很明顯，我們搞洋務運動失敗了，搞戊戌變法包括後來清廷自己的改革也失敗了，為什麼向西方學的這些東西都失敗了？是因為文化就是專制的，如果沒有一套新文化，這套西方制度跟科學就學不來，必須有新文化，才能有西方意義上的民主跟科學。這也是為什麼「專制」作為一個制度的描述不但被貼到傳統制度上，也被泛泛地貼到傳統的文化上的原因。當代還會有這種說法：中國為什麼沒有民主？因為中國沒有基督教，民主建立在基督教上面，所以中國必須先變成基督教國家，然後才能變成一個民主國家。這個說法雖沒那麼主流，但依然有。這是中國傳統制度甚至傳統文化被打上專制的標籤的背景。

我們現在理解的「專制」一詞不是中國以前有的，而是從西方傳過來的，是西方對中國制度的一種描述。最開始，西方剛大範圍接觸中國時，對中國的印象非常正面。對中國的介紹主要是通過耶穌會士，耶穌會士把中國當成一個理想化的國家。比如中國哲學背後帶有理性精神，而不是中世紀蒙昧的宗教東西。中國的制度是一套沒有宗教的開明制度，皇帝是開明君主的象徵，相對來講，歐洲是一個壞典型。實際上當時歐洲有很多人持這樣的觀點，比如伏爾泰及更晚一點的萊布尼茨。但是這樣一個形象慢慢開始改變，徹底改變成現在流行的專制形象。最重要的轉變、提出不同觀點的是孟德斯鳩。當然提出「中國專制說」時也許還有些人，但那些人的影響都很小。所以，就「中國專制說」的提出來講，如果不說孟德斯鳩是第一個，但明顯是最開始最重要的一個。

孟德斯鳩把中國變成一個專制的象徵以後，這種說法怎麼傳到中國的？現在做思想史有兩種說法，主要的說法是通過日本中轉的。日本人翻譯西方用詞再傳到中國來，「專制」也一樣。日本人先譯了《論法的精神》，並且譯的時候，在日本詞里用了漢字「專制」兩個字，孟德斯鳩描述中國的制度叫despotic。譯完以後，通過日本的翻譯，日本翻譯成中文傳到中國來，慢慢成了大家的共識，就用專制描述傳統制度，不但孫中山用，甚至晚清時連清朝的官員都用通過日本譯的「專制」一詞描述自己的制度。這是一種說法。

還有一種說法是沒通過日本之前就傳了過來，比如嚴復。嚴復譯《論法的精神》，但我想嚴復也好、日本也好，來源都是《論法的精神》，用的都是孟德斯鳩的東西。有意思的是，嚴復在未譯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之前，沒有區分君主制跟專制，君主制跟專制是兩種很不同的制度。現在很流行的講法是——什麼叫專制？專制是一個人統治。君主制是一個人統治，所以經常有人認為君主制是專制。其實對此，孟德斯鳩做了嚴格的區分，君主制跟專制不一樣。嚴復之前把這兩個概念混淆了，直到譯孟德斯鳩後，才把這兩個概念區分開。

所以日本也好或者嚴復直接譯也好，或者嚴復譯有一定的作用，日本的翻譯、日本的觀念對中國有很大影響，這些東西合流在一起，最終來源都是孟德斯鳩。那麼下面的問題是，如果是西方來的，西方人為什麼對中國有這樣的印象？侯旭東在他的文章里說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對中國的無知。後來的黑格爾、密爾對中國都有極大的負面印象，看中國的東西很多都是匪夷所思的東西。包括孟德斯鳩講為什麼中國這麼專制的國家，人口卻一直增長？他的解釋是中國婦女比其他國家婦女都能生孩子，雖然暴君殺得多，但架不住中國女人生得多。這種說法荒唐透頂。另一方面又有一種西方人的傲慢，覺得他們幹得好，他們是好的象徵，其他是壞的象徵，即所謂的東方主義。這是侯旭東解釋西方層面的。日本，大家很容易理解，日本近代以來一直想替代中國成為亞洲的領袖。要給自己的替代提供合法性，必須把當時的中國描述成一個壞的典型。整個對中國專制的說法符合日本軍國主義的需要。

中國傳統專制之說，雖然西方可以理解、日本可以理解，但卻在中國迅速成為主流？侯旭東提到，民國時代只有錢穆對傳統政治是一個比較正面的態度，除了他以外，幾乎找不到第二個人，蕭公權勉強算一些。侯旭東的解釋是中國有一種「成王敗寇」的思想，西方人打敗我們，所以覺得人家什麼都好，我們什麼都壞，這些也是人的一種自然思想，自己家混得不好就覺得自家什麼都是毛病，自己家混得好覺得自己家什麼事都是對的。

台灣思想史家甘懷真說中國專制說的傳播是為了改革跟革命的需要，先要改革跟革命，要改掉的東西是壞的。這樣的專制描述符合了大眾的話語。但從錢穆先生來看，這種說法是自我矮化。侯旭東的說法是「自我東方化」。東方化就是西方人想像的壞東方，因為我們想跟以前壞的、落後的決裂，所以決定拿一套語言講自己。當代中國大陸很多所謂的自由派、反傳統自由派講中國的那些話語，跟當時日本軍國主義的話語很相象，我覺得很荒唐。自由派跟軍國主義不一樣，但講的很多話語跟當時日本軍國主義的話語一樣，他們很多話語原樣翻譯成英文，說這樣的話會被在自由社會裡面引來很大麻煩的。澳大利亞就出現這個事，一個很反共的助教華人說「中國豬」，變成種族式的說法，後來不能再做助教的工作。

當然這樣的解釋也有反駁，現在西方對中國挺正面的。問題不是現在西方對中國印象正面、負面，而是當時怎麼樣。當代中國經濟崛起以後，中國幹得好以後，自信心就強了，反過來，西方人有問題，開始自己弱後，開始覺得你們有對的地方。不過這種崛起也招惹了很多嫉妒，有讓中國形象變好的可能，同時也會讓很多西方人對中國產生更強的敵視。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討論對象為當時——至少是20世紀50年代以前西方對中國的理解，那時候的理解明顯是負面的。文章里提到的，比如黑格爾的弟子講中國是專制落後的象徵，印度、古希臘是理性文明的象徵。更有意思的是密爾，密爾在《論代議制政府》一書里講民主的好處，講民主的好處時攻擊專制的壞，攻擊專制壞的時候提到「知足常樂」。他說，知足常樂其實是人懶惰的表現，拿不到東西就用「知足常樂」自我安慰，雖然說知足常樂其實一點都不樂，其實很嫉妒別人有那些東西，但是他的嫉妒無從宣洩後，就拿知足常樂作為表面的裝潢。最帶有既懶惰又嫉妒特徵的是中國人跟印度人，好一點但也好不到哪兒去的是什麼人？是南歐人（西班牙、法國），最好是什麼人？盎格魯—撒克遜人，也就是英國人。密爾說的話很嚴肅，不是反諷幽默說的，而是真的很認真地認為英國人格就是進取、向上的。這是最明顯的「東方主義」的例子，把自我想像成好，把別人想像成壞，其實這個沒有任何基礎，是自我中心的一種說法。

前面提到一個解釋，西方之所以流行這種觀點是因跟無知+東方主義有關，這種說法很有解釋力。但也遇到很大問題，即沒法解釋始作俑者孟德斯鳩為什麼會提出「中國專制說」。為什麼？「東方主義」的想法成了流行的想法，然後大家都這麼想了，所以都這麼說了。但孟德斯鳩那個時代，是伏爾泰這些人的時代，當然主要介紹的中國思想是耶穌會士，耶穌會士介紹的中國形象是極正面的形象。當時整個大環境，西方整個大環境，恰恰是西方自我批判自己尤其是利用中國進行自我批判的一個時代，所以當時中國是一個極正面的形象。所以你不能用人云亦云的東方主義說法去解釋孟德斯鳩。孟德斯鳩在當時歐洲人里相對比較了解中國，比後來的黑格爾甚至比很多歐洲人對中國的了解要多得多，他主動去利用，跟一個來自中國的訪問者（受教會培養大的人）有長期對話，想了解中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雖然他講了很多荒唐透頂的話，但是你去看他的《論法的精神》里，講了很多關於中國細緻的朝代、政治東西，不一定對，但提到了，你去哈佛大學隨便找一個美國政治教授問一問，絕對達不到孟德斯鳩對中國的了解。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一個問題，怎麼解釋孟德斯鳩？在一個廣義的對中國更正面的環境里，並且他對中國相對比較了解的情況下，為什麼會產生對中國負面的想法？這時候就回到我自己更喜歡乾的事情，看孟德斯鳩到底是怎麼想的。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是對政治全面的解釋。政治首先最重要的是政體，政治的政體。他說政體主要有三種：一種是共和政體，一種是君主政體，一種是專制政體。這些政體怎麼區分？很簡單，看誰來統治。共和政體是由人民來統治的政體，君主政體跟專制都是一個人的政體。共和政體里又分了兩個小的兩類，如果由所有人民來統治是民主制；如果由一部分人來統治是貴族制。有意思的是他把貴族制放在共和政體里。跟咱們相關的是後兩類，即君主與專制。君主與專制都是一個人統治，區別在什麼地方？區別很重要的地方在於君主制有獨立的法律，有獨立的貴族階層，有獨立的教士階層，包括有獨立的城鎮，有的城市是獨立。如果大家去德國，德國法蘭克福在歷史上不屬於任何封建統治，是一個獨立市。君主制跟專制相同的地方在於都是一個人統治，不同的地方是專制是這一個人之外有沒有獨立的力量去制衡這個人。君主制有法律、貴族、教士、獨立城鎮，這些制度化的因素去制衡他，因此有人批評他，用現在的話說「孟德斯鳩是個五毛黨，貴族五毛黨」，因為他自己是個法國貴族，認為君主制比專制好，為什麼好？恰恰是他們這種人的存在。當然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對貴族並不是一味地誇讚。他對波蘭、匈牙利貴族是批判的。並且，哪怕他有這種偏見，但他們說法本身是成立的，確實有制衡的制度跟沒制衡的制度是不一樣的。這是他的一個基本區分。給了這個區分後，孟德斯鳩又說專制裡面雖然沒有獨立的制衡因素，但專制里有宗教、文化，這些東西也可以作為制衡。可如果把君主跟專制的區別在於有沒有制度性的制衡，專制的制度也有制衡，那麼專制也成為君主制。

王紹光（左派學者）寫文章，有些論述跟我有相似的地方。但他覺得孟德斯鳩的論述很亂。我想這恰恰是孟德斯鳩著作的特點，不像洛克、霍布斯這樣的人，給你一個乾乾淨淨的自然狀態假設，然後推導出一套政治體系來。孟德斯鳩的書看起來很亂，東講個事兒、西講個事兒，但某種意義上，他可能覺得除了制度之外，很多其他因素對國家的政治現實都會產生很大影響。所以不僅僅是簡簡單單的一個制度，只要有民主，這個國家就好了，沒有民主國家就壞，沒有這麼簡單，有民主以後看有沒有其他東西跟這個東西是怎麼互動的。所以他雖然對專製做了一個大致區分，但不等於有一個真的純然專制的政體，換句話說，專制跟專制相反的政體——我叫作「節制」，他把專制跟節制政體做了區分。節制政體，我剛才提到共和政體跟君主政體，節制跟專制不是黑白的差別，而是一個譜系的差別，誰比誰更節制，誰比誰更專制。所以所謂的專制政體不是說徹底沒有節制的因素，只是節制因素跟我們通常認為的節制政體要弱得多。這是他的區分。

他還有一些現在看來很荒唐的說法，如氣候對政治的影響。很多說法從現在來看是過時的甚至是荒誕的，但背後的努力非常值得尊敬，會考慮到各種其他因素對一個國家真正政治形態的影響。

孟德斯鳩最開始說不只是制度本身，還有其他的現實因素對國家政治形態都會有影響，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國家的大小。國家大小對國家的政治制度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共和政體只適合於小國，如果國家是一個中等大小的國家只能搞君主制，大國只有一條出路——搞暴政或者專制政體。這很有意思，現在很多所謂的民主國家都是大國，如美國、法國、德國，從孟德斯鳩來看，美國這麼大的國家絕對搞不了民主。國家大小跟政體的選擇直接相關。

理解了他的說法後，現在就可以明白為什麼他非要把中國當成是專制國家。據他了解，傳統中國明顯不是貴族政體。中國的西周春秋時代血緣意義上繼承，對王權相對獨立性的貴族自秦朝統一以後再也沒有了。明朝有一些王，但這些王沒有西周時代那些貴族獨立、自治那麼大的權力。如果說專制跟節制區別在於有沒有貴族的制衡，中國明顯沒有貴族，法律似乎也是皇帝自己訂的，沒有獨立的法律，又是一個大國，自然只能有一個結論：中國必然是專制的。對孟德斯鳩而言，這是他整個理論體系的必然結論。但他要處理一個挑戰，因為中國當時的形象是正面形象，是開明、理性的國家，所以就要給出一個回應，首先正面的說法都是耶穌會士給的，如果看英國商人對中國的說法會不一樣，他說不是所有人都說好，有說壞，只不過你沒注意到而已。第二，為什麼耶穌會士會稱讚中國？因為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偏見，剛才我說有人說孟德斯鳩的說法是五毛黨的說法，孟德斯鳩用同樣的辦法，耶穌會士是教會的五毛黨。為什麼？首先天主教強調等級，說難聽點，這幫人是做奴才，所以看到另外一幫人給皇帝做奴才覺得很親近，自然就比較認同中國這套皇權體系。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皇帝負責，耶穌會士要干很重要的事是傳教，如果人人自主，你得把所有人改變過來，才能將基督教傳過去。但是，如果皇帝說這個事行就行了的話，你只要說服皇帝就行了，所以耶穌會士天生對皇權專制有一種偏好。這是孟德斯鳩給的解釋。中國當時的正面形象是由於偏見造成的。

還有一些明確的挑戰，比如一個專制國家君主這麼殘暴，中國人口還是增長的，比歐洲的增長還明顯，前面我講了，孟德斯鳩認為，比較世界其他各國的婦女，中國婦女的生育力出奇的高。他沒有任何證據，只是張嘴就說。另外一個原因，中國是農業國家，基礎在於稻米生產，稻米生產具有不確定性，雖然專制君主可以為所欲為，但影響生產以後，一鬧饑荒，有人會上來把他推翻掉。雖然內部沒有任何制衡機制，但因為稻米生產的不確定性，遇到的饑荒，農民會起義把他推翻掉。這是他的解釋。

還有一個是他自己沒講的原因，伏爾泰這些人之所以抬高中國，是為了批評當時的西方去做政治改革，他們是中國粉，把中國當成一個理想形象。而孟德斯鳩找到另外更好的政治理想，即英國的這套憲政體系。所以就我來看，真正把英國憲政思想總結出來的不是英國人，而是孟德斯鳩「三權分立」的思想。對他來講，英國政體才是歐洲人應該去努力的方向，所以他跟伏爾泰這些中國粉的政治動機非常不一樣。這是關於孟德斯鳩的觀點。

知道這些觀點以後，我有時候很好奇持「中國專制說」觀點的人，想問他們是否接受孟德斯鳩的觀點，比如中國婦女有超高的生育率的觀點。當然這對有些會有很大衝擊，原來中國專制說是來自於持有這麼荒唐觀點的一個人。但對中國人來講，仔細想想，其實這個衝擊也不大。為什麼孟德斯鳩會講這些荒唐的東西？因為他要回應挑戰：中國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壞，而不得不編出這些理由來。對很多一再否定中國傳統政治的人來講，中國本來就那麼壞，沒什麼好的。如此，根本不用解釋那些荒謬的東西，因為那些荒謬的東西都是為了解釋中國為什麼沒有其他人說得那麼好，他要解釋這個東西。但現在很多人沒這個負擔，中國一片糟糕，沒什麼可解釋的，所以不用講婦女生育率、稻米生產對皇帝的限制。

這種情況下，更多要回到問題本身。專制各人的理解不一樣，我們就用孟德斯鳩的專制觀點、專制定義，看看中國傳統社會到底算不算專制國家。

首先我們要澄清「專制」的含義。第一點，我剛才講到了，一定要區分君主制跟專制，很多人說中國專制時想都不想，就是因為中國有一個皇帝，一個皇帝統治所以是專制。但孟德斯鳩說得很清楚，一個人統治可能有兩種制度——君主制跟專制，君主制屬於節制政府，不是專制的。這是一個常有的混亂。另外一個混亂，專製成為一個罵人的話，專制就是壞制度。孟德斯鳩講得很清楚，專制是不好，但比起有些更壞的制度、更壞的政治形態來講，專制不是最壞的。現在來看有比專制最壞，比如叢林政治，所有人針對所有人。當代中國街頭政治就是叢林政治，誰都不服誰，城管來了我把城管捅了，醫生把我的親人治死了就上醫院鬧去，鬧來鬧去，沒準我的事就鬧成了。但對方也可以鬧，這種情況下誰都過不好，誰都沒有安心的時候。不像美國，美國開車超速就被抓，抓的時候，警察說什麼就是什麼，當場不敢反駁。我第一次被逮的時候就在28號公路上，逮的時候，我還開車門跟人拉拉關係什麼的，剛一出門，後面就說你好在裡面待著。我嚇得突然聽不清他說什麼。後來我想看他長什麼樣，美國警探照燈照著，根本看不清，出來一個五大三粗的人敲你玻璃。美國警察比中國警察的權力大得多，開始不適應，中國有點事都會找人找關係將事了了，但是在美國多了以後就開始適應，他說什麼就是什麼，如果不服可以去法院告，但不是當場去挑戰他的權威。回到孟德斯鳩，說專制很壞，但一個人把暴力壟斷的政體比誰都壟斷不了暴力的政體還要好一些。另外，孟德斯鳩雖然說節制政府的特點是貴族的鉗制，如果有些政體裡面，貴族不但沒有鉗制君主，每個貴族本人變成小的專制君主，這項制度還不如專制。當代中國每個城管都是一個小的專制君主。這種情況下，與其一個小商被這麼多黑幫城管管著，不如弄一個大的黑幫出來，弄一個一黨專政出來，也要比每個城管都是一個專政君主、小專制君主好得多。所以，專制是很壞，但是有比專制更壞的制度。

還有，專制指的是一種制度，不是指個人。現在亂用專制，比如說「你這個人太專制了」。孟德斯鳩雖然重視各種各樣的因素，但專制指的是一種制度，不是個人的東西。這對我們理解這個話題非常重要。比如我經常看到反駁侯旭東的文章里說，你說中國不專制，但中國歷史上有這麼多專制君主，《史記》《二十四史》里找那些君主橫蠻的故事可以跟你講一遍。這個東西不是政治理論里論證的方法，政治理論講專制講的是制度。如果找個人的話，美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斷過被指責為專制的個人。不斷有人指責現在的總統、現在的國家是專制君主、專制國家，包括刺殺林肯那個人，但是是喊著要殺掉暴君去刺殺林肯的。所以講人不講制度來說中國專制，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並且，連美國也都可以被說成是專制國家。也有另一個極端的問題。你說希特勒專制，包括有人為希特勒殺猶太人辯解，希特勒從來沒有直接殺死過或者命令殺死過猶太人。我沒有做過這種歷史研究，但我相信持這種說法的人有證據。確實，希特勒可能沒下過命令，但這種情況下難道能說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跟希特勒沒有關係嗎？包括希特勒做事時，受官僚的制約，但很難想像希特勒統治下的納粹德國不是一個專制甚至是一個集權的系統。現在給毛澤東辯護也這麼說，說毛澤東當時做的很多決定受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的限制，怎麼能說是專制呢？應該是民主協商的。但是，雖然他受人限制，但不是一個制度性的限制。這種限制，只是很現實的事兒，任何人的權力，再有本事的人、再雄心勃勃的人，像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這樣的人，很多現實權力肯定要受限制，但這種現實的限制跟制度限制是兩回事，所以不能說個人受限制，制度就不是專制制度。反過來，不能說某個君主無法無天，所以制度本身是專制制度。

另外一個區分是要專制跟極權做一個區分。極權是專制的極端特殊形態，是20世紀才有的現象。我們經常說專制時，把專制跟極權放在一起。這種混淆帶來的後果，也是兩方面：一方面，現在很多人用當代的極權政府去想像中國傳統社會帶有專製成分的政府，比如秦始皇。毛澤東自己也是，自比秦始皇、自比法家。我在《南方周末》上發過一篇文章，《被冤枉的法家》，裡面影射、但沒有明說的是，毛澤東自比秦始皇、自比法家是對法家、秦始皇的侮辱。秦始皇有其專制的東西，但這是通過官僚政體實現的，毛澤東的文革恰恰打破了這套理性官僚制。法家的現代版本是軍國主義，毛澤東的東西跟法家的東西有很大區分。現在老把納粹燒書的事情跟焚書坑儒連在一起，納粹燒書是要改變所有人的思想，全方位控制人。而秦始皇跟法家支持燒書有另外一套論證，根本沒想控制人的思想。好像表面都一樣，都在燒書，都是專制的政府，其實背後的動機差別很大。這時候專制跟極權混在一起造成誤解。反過來講，為中國傳統辯護的人會說，中國傳統再怎麼樣也沒像納粹包括文革那個時代那麼糟糕，那只是說中國那些制度不是極權制度而已，不能說它不是專制。

最後一個區分，封建專制。我們經常說中國兩千年是封建社會。很多歐洲人講，封建制度恰恰是自由的，反而是後封建的現代制度可能是專制的。如果理解封建含義，封建制度恰恰是孟德斯鳩講的有獨立制度去制衡君主的制度，中世紀的制度是封建制度。封建跟專制恰恰是相對的，但不是絕對相對，有些封建制度也有專製成分，也有很強專制的因素，比如孟德斯鳩講匈牙利、波蘭包括西班牙這些封建國家有更強的專制味道。但不管怎麼樣，封建基本上有獨立貴族這樣的政體跟專制恰恰是相對的，而且擺不到一塊去。怎麼擺到一塊去我沒有做研究，看做思想史研究的人說，應該也是從日本過來的，日本提出「封建專制說」，通過日本慢慢傳到中國，傳到中國很重要的掮客是陳獨秀。1939年毛澤東提出「封建專制說」，後來中國的五階段論，原始共產主義、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中國社會用封建專制描述。大家想想，封建專制不管從哪個角度講，封建跟專制恰恰是關公戰秦瓊，說不到一塊去的東西。這是一個澄清。

跟我們論題相關的，反駁侯旭東一個人叫黃敏蘭（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教授），她經常對比說歐洲不專制，但中國那麼專制。她舉的例子大多是歐洲中世紀封建時代的例子，封建時代主流是不專制的。舉中國例子都是中國後封建時代的例子。中國封建時代跟歐洲封建時代最接近的時代是西周，而西周以後、秦以後的政體跟歐洲中世紀差得非常遠，像歐洲1500—1800年那個時候政體演變的狀態。所以跟歐洲比的話，中國古代沒有落後，中國提前歐洲兩千年進入了現代社會，只是跟歐洲的現代形態不太一樣，但確有現代社會、有後封建社會。這麼去看，如果想拿中國跟歐洲比的話，應該拿中國的封建社會跟歐洲的封建社會比，拿西周包括春秋時的社會跟歐洲的中世紀去比。很多對比，比如黃敏蘭拿歐洲的封建時代跟中國的秦以後的郡縣時代比，真的要去比的話，應該封建對封建，後封建對後封建，這樣才是一個比較辦法。

最後我們要回答的問題是，後封建時代的中國（即秦以後的中國）政體，如果用孟德斯鳩的標準，符不符合他講的專制政體？還是一個節制政體？這是我們應該要關心的，是從制度層面，而不是從個人層面。文章里我引入了梁啟超的說法，梁啟超思想多變，其中有一段時間想法認為中國雖然有君權，但君權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所以中國不是專制的，「欲有限而不知所以為限之道也」。如果這樣的話，按照孟德斯鳩定義，中國政體就是專制政體，你雖然想有，現在沒制度限制就是專制政體。

反過來講，吳晗跟費孝通對中國皇帝是否受限制有爭論。吳晗說費孝通說錯了，中國是專制，為什麼？他說，「雖然在理論上、在制度上，曾經有過一套以鞏固皇權為目的的約束辦法，但是，都沒有絕對的約束力量」。按吳晗理解中國歷史的話，中國傳統政制恰恰不是專制的。孟德斯鳩講得很清楚，就是對皇權有制度性的約束。但是，任何制度對皇權、對君主或者動統治者的權力約束都不是絕對的，美國也不是。吳晗恰恰把專制的意思理解錯了，以為有一種絕對的、永遠有效的約束才不是專制的。所以我們真正要看的是後封建時代的中國是不是有一套相對有效的制度約束，這其實才是判斷中國是不是秦以後的傳統社會是不是專制，秦以前都不用說，就不是專制的，而是封建社會，關鍵是秦以後的專制。

前面我說到是不是專制不是黑白的差別，而是光譜的差別，孟德斯鳩自己都承認專制社會有限制因素。反過來，民主社會雖然由人民統治，人民作為統治者，但是，如果人民主權沒有任何限制，同樣是專制政府。法國大革命所謂的人民統治政府，也是最專制的一個政府。孟德斯鳩當然沒有經曆法國大革命，就講英國革命把國王殺了以後，在克倫威爾時代，那個時代英國人離專制是最危險的接近，因為王沒了、政府沒了，所有制衡的東西沒了，人人喊殺，人民的力量沒有任何限制。現在經常說專制的對立面是民主，孟德斯鳩恰恰不這麼想，他認為民主可以變成很專制的政體，因為專制的對立面是節制，不是民主。民主是人民作主，是否專制關鍵看作主的人或者這個群體受不受限制，如果人民作主人民沒有限制，這樣的政體是專制政體。最好的例子是法國大革命。

說專制與否是光譜上的差別，既然孟德斯鳩認為中國是專制的，按他的理解展開，至少中國政體比起歐洲封建時代的政體或者比歐洲現代早期政體的專製成分強得多。所以我們回答中國到底是不是專制，則要回答中國秦以後的傳統政體是不是比歐洲的封建政體跟現代早期的政體要更專制。支持「中國專制說」的人也承認，魏晉南北朝時，皇帝權力受到大大的限制，魏晉南北朝實際上是士族、半貴族的政體，士族門第這套制度近似於封建制度。如果封建制跟節制政體是緊密連在一起的話，至少我們沒法說兩千年中國政體專制，至少東漢末年到魏晉南北朝包括唐代晚期都有點封建割據意味的政體。封建割據是一套話語，有好的方面，有對抗一個絕對專制的君主的功能。所以你要中國專制不專制，兩千年歷史，不能用「專制」這一個標籤把全部給貼上。

在中國皇權比較集中的時代，當時中國有一個孟德斯鳩不太了解的群體——官僚。孟德斯鳩精神上傳承的是托克維爾。托克維爾講法國一方面有絕對君主的傾向，但絕對君主的傾向被官僚化傾向制衡著，在一個絕對君主政體下，官僚起到重要的制衡作用。這是托克維爾的觀點。如果托克維爾觀點是對的話，中國有很強的一套官僚體系。這種情況下，孟德斯鳩對專制理解有他自己時代的限制，只意識到貴族能限制君權，沒有意識到官僚也可以。為什麼？因為他的時代恰恰是歐洲剛從封建時代往中央集權理性官僚制時代過渡，官僚還沒有產生。所以看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里，提到中國政體時用了很多詞，專制君主一人攬權，什麼事都要自己管，很累，而專制君主又很懶，怎麼辦？會找一個第一奴隸，讓奴隸幫他管這個事。這個說法在羅馬帝國里經常有，羅馬帝國的皇帝經常帶一個古希臘的奴隸，古希臘奴隸博覽群書，什麼都知道，幫皇帝處理這些事情，但他的身份是奴隸，被主人擁有。包括路易十四的守望大臣，過的真跟奴隸一樣，大晚上陪著國王睡著，一有什麼事被叫來打理各種各樣的事情。而中國的宰相，即使是最混亂的時代，都沒有慘到那個份上。還有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里的半奴隸半宰相的形象，帝國經常掠奪希臘的小孩，他們是奴隸，同時又是地方的執政官。法國還沒有履行官僚制，所以想的不是官僚制的東西，通過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去想像。總之，孟德斯鳩沒有理解到官僚在後封建時代對君主的制衡作用。

余英時包括閻步克講中國的官僚制衡不了皇帝，為什麼？因為官僚的權力來自於皇帝。雖然是一個獨立的機構，但最終權威是皇帝給的。這種權力完全從屬於皇帝的官僚，更像韓非子、法家講的官僚，而不像儒家講的官僚。這種情況下，「官僚」一詞有誤導，儒家講的「官僚」是士大夫，士大夫有自己一套精神系統，認可的精神系統是天道，跟皇權是獨立的。本身有一套獨立信仰。因為有獨立信仰，同時又有一套獨立的運作機制，跟皇權有一定的關係，但並不是簡單地附屬於皇權。受儒家影響還有很多限制皇權的制度，比如「皇權不下縣」，縣以下是自治的。士權有獨立性，大家知道萬曆十五年，皇帝鬥不過那幫士大夫乾脆不上朝。皇太子要由士大夫教育，受儒家限制。皇帝死了以後，儒家負責給你按個謚號，你可以胡作非為，但我讓你遺臭萬年，給你弄個「哀帝」這樣難聽的謚號。還有包括中國官史的修訂，把你所做的事情都記下來。所以中國有很複雜的、全面的一套制衡制度。

我們講皇權時，經常跟歐洲意義上的絕對君主等同起來，引用路易十五的一段話，這個國家是我的，我說什麼就是什麼。但真正看中國傳統社會的皇權，甘懷真教授說，皇帝是家長，整個家是大家的，我只是家長而已。皇帝更像CEO，天下是老天的，皇帝只是一個代理者而已。這種情況下，沒有絕對的皇權。甘懷真老師說得很有道理，如果是絕對的君權沒有限制，當然專制，關鍵是中國皇權本身就不絕對，如果再加上我剛才講的，對這個不絕對皇權還有那麼多限制，專制的意涵越來越輕。

我這篇文章沒有給出結論，沒有說中國傳統政制不是專制，但我想說中國很多專制的說法沒有注意這些。並且閻步克反對「中國專制說」時，說專制是一個光譜，不是黑白的東西，反「中國專制說」應該從光譜考慮。反過來，說中國專制的時候，這些學者很少有去歷朝歷代進行研究，在光譜上把中國制度跟專制的東西標出來，我自己不做歷史、不做思想史，沒有能力給出一個結論，但我想說，在沒有進行細緻研究之前，別一棒打死，用專制形容傳統制度。

附帶一塊相關的說法，有人把大陸同情儒家的學者和社會活動人士貼了一個標籤叫「大陸新儒家」，我自己也被放在大陸新儒家裡面。其中秋風提出「儒家憲政說」，中國一直都有憲政。然後有些人反對，說胡說八道。我想這裡面一個很大問題是專制跟憲政的對立。但按孟德斯鳩的說法，專制跟節制對立，憲政只是節制的一種可能性。所以你把專制跟憲政對立的話，如果發現中國傳統有很多制衡專制的成分，那就只好說中國有憲政。但我自己覺得中國傳統跟英國意義上的憲政有很大差別。但如果把專制跟憲政對立起來，我們就只好說，傳統中國也有憲政。但是，英國狹義意義上的憲政只是節制政府的一種可能性，而中國可能有另外一套節制的政體。

最後，講這些東西的意義在什麼地方？我剛才講了，不要把傳統政治一棒子打死。傳統政制有不好的地方，但中國混了五千年，總體上還不錯，總是有點原因的，不會只是因為專制這些東西。現在我們犯的很多錯誤，中國以前就干過，中國傳統的政治資源，被貼了「封建專制」以後就浪費掉了。這是一點。

另外一點，我覺得新文化運動是一場錯誤，是思想上不深刻、政治上非常錯誤的運動。錯誤在什麼地方？不是說中國當時沒有問題不要改，而是說有病亂投醫。病是有的，給的藥方全是錯的，為什麼？如果回到孟德斯鳩專制與節制的區別，中國傳統社會裡，節制來源恰恰是儒家建立的制度上的制約，結果新文化五四時要打倒孔家店，孔家店是制衡專制，結果恰恰要被打倒。發現中國越來越專制以後，這些反傳統的人，不去反思是不是打錯了，而是認為專制太根深蒂固，還得接著往深的打。我就說這沒完了，打錯了永遠打下去，深挖下去。按孟德斯鳩的理解，這些做法恰恰把儒家這套制衡東西去掉，給專製造成了最好的土壤。因為所有的制衡君主的力量，如士大夫、鄉紳的力量都沒有了，沒有以後，不是說必然導致專制，但給專製造就了最好的土壤。

前面我提到王紹光，他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孟德斯鳩「中國專制說」，但他是左派，最後想為毛澤東辯護；西方意識一直對中國有偏見，對傳統中國有偏見，對毛澤東有偏見。我覺得對毛澤東不是偏見，就是專制、極權，沒什麼好說的。所以我說你不能為傳統中國辯護順帶就為現代中國辯護，因為傳統中國跟現代中國有太大的斷裂。反過來講，閻步克是支持「中國專制說」的，說「中國專制說」還有一個很有利的地方——為什麼清朝皇權專制跨了這麼多年，馬上又有了毛澤東時代？因為中國傳統專制的根基。我理解不是這樣的，恰恰是把皇權時代的制衡因素都打掉以後，才造就了中國傳統社會裡從來沒有出現的一種極端專制極權政體。這是一個對政治的一種理解，這種理解對將來下一步怎麼走有指導意義，怎麼樣去制衡一個不受節制的君主或者一個政黨，怎麼才能建立起一條道路，中國什麼的傳統因素拿過來作為同盟，什麼東西應該作為批判東西。我講到這兒，謝謝大家。

何海波：謝謝白教授！白彤東教授向我們展示了理解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複雜性，我想他做到了一點，學者應當對流行的說法保持警惕。但是學者論斷也應當接受檢驗和批判。下面有請周濂教授。

（因微信字數限制，後半部分請見東方歷史評論今天推送的第二條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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