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石桃：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及其反思———愛思想：學習型社會領航者

董石桃：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及其反思——基於制度史和思想史的宏觀考察標籤：民主政治● 董石桃內容摘要：在民主政治的發展歷程中，制度和思想是不可分的。西方民主政治發展在制度上經歷了直接民主制、代議民主制、行政集權民主制及複合民主制的過程。在思想上，經歷了對直接民主制的總結和反思，完成了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發展中「破」和「立」的任務，對國家權力的干預進行了反思，深入到了民主的規範性和經驗性之中。反思其發展過程，我們發現：民主政治的發展從來不是直線的，民主政治建設必須實現民主政治實踐、民主政治制度建設和民主政治理論研究三者之間良好的互動，民主政治本身沒有完全固化的、唯一的模式，民主政治發展核心的主題是處理好國家和個人、經濟和政治的關係。 ( http://www.aisixiang.com )關鍵詞：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西方民主政治思想;西方民主政治反思迄今為止，對西方民主政治歷史的考察很多是從單一層面進行的，或是制度或是思想，以及其他的角度。但是，我們知道，在民主政治的發展歷程中，制度和思想是不可分的。政治制度直接影響政治實踐，而政治思想往往指向政治制度的構建，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思想是關於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國家、階級或社會集團及其相互關係的觀點的總和」，[①]政治思想通過政治制度的構建和實施這一中介影響政治實踐，政治思想產生巨大的影響力最終是通過政治制度的設計實現的。 ( http://www.aisixiang.com )西方民主的發展首先體現在民主制度的發展，正如鄭永年教授所說：「先有制度基礎，後有民主政治」。[②]特別是近代以來，尤其如此。而民主政治制度建立的後面又矗立著一個民主政治思想的王國。「研究制度，必須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後實有一套思想與理論之存在。」[③]民主政治的實踐就是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融通互動中得到不斷推進。本文試從影響民主政治實踐的制度和思想兩層面進行宏觀的縱向考察和反思，希望為我國民主政治建設提供一點有益的啟示。 ( http://www.aisixiang.com )一、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發展:一種制度史的宏觀考察(一) 直接民主制：民主的原教旨西方近現代民主制起源於古代希臘，而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則是古希臘的典範。雅典民主政治被恩格斯稱為「最純粹、最典型的國家形態」。雅典民主制的突出特點是直接民主，即公民直接參与城邦的治理。伯里克利對於雅典的民主政體的性質和特徵作過經典的闡述：「我們的制度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裡。」[④] ( http://www.aisixiang.com )雅典政體中，民主集中體現於公民大會和民眾法庭等兩個方面。全體公民大會是雅典唯一的立法機關，同時具有人事、行政、執法、軍事、財政以及宗教等多方面的決定權。這種公民大會具有至高無上、不受監督地位的直接民主形式，是雅典民主與其他民主形態的根本區別，並在後世鮮有實施。民眾法庭是雅典民主的另一突出特徵。民眾法庭由來自各階層的 6000公民組成，與公民大會日常出席人數相近，而且常年舉行，構成全民審判的奇觀，竟成了雅典城的象徵。雅典民主還有一項獨具特色的重要制度是開始於梭倫改革的抽籤遴選，梭倫改革規定上至執政官的絕大多數官職要由初選後按一定比例抽籤決定。這個制度對雅典民主產生了深遠影響。概括起來說，雅典民主制度的核心內容是全體公民直接參与城邦國家公共事務的管理，是一種實行直接民主的政治制度。西方古代民主是人類民主的雛型，奠定了民主的基本思想，即民主是「人民的權力」或「人民的統治」。從此，民主意味著公民都可以直接參与政事，共同治理國家;民主就是多數人的統治，成了根深蒂固的觀念。 ( http://www.aisixiang.com )(二) 代議民主制：克服古典民主制的局限中世紀是一個黑暗的世紀，不管是作為一種政府形式還是作為一種社會思想，民主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印記。在西歐，天主教、神聖羅馬帝國和正在逐漸形成中的君主制度，建立的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結構，各種特權、等級和服從成為社會和政治的組織原則。可是，13 世紀之後的文藝復興運動以及 17、18 世紀的啟蒙運動，閃耀著理性精神的人本主義和民主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新的面目重放光彩，近代民主由此來臨。由古代民主到近代民主，是對古代民主的超越。近代的民族國家，由於國土遼闊，人口眾多，加之商品經濟日盛，古代城邦的簡單民主制的外殼已不適用於民主國家;而且，其中「極端民主」的缺陷也是在創建近代新型民主制時應當力求克服的。這就是構建近代民主制的任務這是一個難題：既要貫徹人民主權的原則，使國家權力控制在人民手中，又要更新民主制的形式，克服古代民主制的局限，即更新古典民主的實踐模式，因此要揚棄古典的民主觀念。密爾面對近代民主制拋棄了人人治理的那種觀念，提出了代議制政府的理論並被廣泛接收，近代西方民主的發展就是代議民主制產生和實施。 ( http://www.aisixiang.com )對資產階級來說，代議制是最好的統治形式。代議制政府用公民普選和候選人競選這種形式上的民主和平等關係掩益了資產階級政府專政的實質，它和資本家用資本和勞動力在市場上平等交換的關係掩蓋其背後的資本剝削僱傭勞動的實質一樣，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說代議制政府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是理想王國所要達到的目標。另一方面，代議制民主對古代實行直接民主的城邦共和制是一次突破性的發展。我們完全可以確信如果沒有代議制民主制的出現，仍然固守直接民主制那麼就不可能有民主制，因為如此人口眾多的民族統一國家，無論如何全體公民不可能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平等地表達自己的意志。繼英國建立代議制政府以後，l776年宣告獨立後的美國，經歷了1789年大革命的法國，以及還有一系列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革命或改良以後都效法「議會之母」的英國，建立了代議制民主政府。[⑤] ( http://www.aisixiang.com )(三) 行政集權民主制：「議會主權」轉向「行政集權」19世紀末以來，隨著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內部固有矛盾的不斷尖銳，政府只管「法律和秩序」已經不能保證資本社會運動的正常運行。20世紀30年代，各國都面臨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才能走出大蕭條的低谷。這樣，從只管「法律和穩序」的政府走向全面干預社會經濟事務的政府，從「小政府」走向「大政府」是勢在必行的了。政府作為總資本家「終究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它在保證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外部條件的同時，還要在社會再生產內部的一切領域，一切環節上發揮作用，政府干預和管理社會經濟事務的職能日益增加，權力的容量日益擴大，並且為適應這些新的需求，以議會為中心的代議制政府在內部的權力結構上不得不把議會的權力逐步轉移到行政機關。由此現代西方民主政治從代議民主制走向了行政集權民主制，從代議制政府走向行政集權制政府。 ( http://www.aisixiang.com )現代西方行政集權民主制的突出特徵表現在:「第一，行政集權民主制在各國仍然保留著代議民主制的普選制，議會制，內閣責任制等民主形式及其設施;第二，議會的權力已經大大削弱，傳統的議會制已不復存在，行政集權民主制不是議會立法行政執行而是行政執行自己制定的法律，議會只是授權或起通過認可的作用;不是議會監督行政而是行政監督議會，行政可以指導議會活動，有的國家行政還為議會安排程序;第三，行政權力大大加強，行政首腦成為權力中心。」[⑥]這實際上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為適應新的環境使民主制度向新的形式轉變。美國在不修改憲法的條件下，實現了從代議民主制到行政集權民主制的轉變;英國是在漸進的過程中，使首相隨著政府職能的擴大進行擴權和集權;法國通過制定1958年新憲法實現轉變的，此後1962年經過公民表決通過憲法修正案將總統間接選舉制改為公民直接普選產生，則進一步強化了行政權力，特別是總統的權力，最終形成了行政集權民主制。 ( http://www.aisixiang.com )(四) 複合式民主制：走向間接民主制和直接民主制的複合60年代以後，美國的代議制民主製作為國家表現形態的民主，歷經一百多年已經發展成為行政集權民主制，行政高度集權，政府權力空前擴大，因此這就形成兩大矛盾：「第一，行政高度集權和公民要求更多民主權利自相矛盾……公民自參政要求和行政高度集權的矛盾顯得非常尖銳。第二，政府空前擴大的權力與人民權益的矛盾。政府干預和管理社會經濟公共事務越廣泛，與公民現實利益的矛盾就越多。」[⑦] ( http://www.aisixiang.com )「參與民主制」正是為緩和矛盾和解脫困境而提出來的所謂「新的民主工具」，試圖用「公民創製權」、「公民複決」和「公民罷免權」來使公民政治參預的要求在形式上得到某種滿足。參與民主制的主要特徵是：「公民直接參与對於包括工區和地方社區的社會中關鍵制度的管理;重新組織政黨體系，使政黨官員直接對政黨成員負責;參與性政黨在議會或立憲制內運作;保持一種開放的制度體系，以確保試驗政治形式的可能性。」[⑧]但是，「參與民主制」只是一種直接民主制的形式，它並無法代替之前的民主制度形式，西方國家把它用於對代議民主制的補充或者用於緩和行政集權民主制在體制上難以解決的矛盾。所以，在我們看來，當代民主制是用古典的直接民主制來彌補現代代議民主制和行政集權民主制的不足，表明看來有著某種形式的復歸，但是不是簡單的復歸。在行政集權民主制發展的趨勢下形成的一種包含代議民主制、行政集權民主制、參與民主制在內的民主制——「複合式民主制」。 ( http://www.aisixiang.com )二、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發展：一種思想史的宏觀考察(一) 古典民主政治思想：對直接民主制的總結和反思古代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實踐，孕育了古代政治思想家一代宗師。他們的研究形成了西方最早的民主理論，奠定了後世民主理論的基石。柏拉圖最早闡述了民主政體的制度特徵：一是自由，在這種政體下「如果你有資格掌權，你也完全可以不去掌權;如果你不願意服從命令，你也完全可以不服從，沒有什麼勉強你的。」[⑨]二是寬容，在這種城邦中，不管你原來是幹什麼的，品行如何，只要你從政是聲稱自己對人民一片好心，就能得到尊敬和榮譽。三是平等，這種政體「不加區別地把平等給予一切人，不管他們是不是平等者。」[⑩]柏拉圖對民主政體是持激烈批評的，認為在這種政體下，平等自由發展到極端，會帶來極端的奴役，變成無政府狀態，必然演變成僭主政體。他的思想反應了城邦直接民主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對後人啟示很大。 ( http://www.aisixiang.com )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民主政體只是共和政體的一種變態類型。民主政體以窮人的利益為依歸，同樣不顧及城邦的公共利益。讓既無財產又無值得一提的德性，但人數佔優的平民大眾出任城邦最高職位，顯然是不合適的，他們的不公正和愚昧必然導致罪行和錯誤。他真正欣賞的是一種「混合政體」。他的學說旨在尋求「一個人的統治」(王權或君主政體)、「少數人的統治」(貴族政體)和「多數人的統治」(共和政體)的最佳平衡。 ( http://www.aisixiang.com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民主思想深刻地反思了雅典典型的城邦民主——直接民主制的內在不足，反應了古代城邦民主制走向衰落的消極一面。民主制度的發展必須需要尋求新的形式，此後，繼承了古希臘政治哲學的智慧古羅馬政治家西塞羅的「混合政體」思想就反應了這一趨勢。 ( http://www.aisixiang.com )(二) 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完成 「破」和「立」的理論任務在古代，政治家的民主實踐在先，思想家對民主的描述、分析和總結在後，梭倫要早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幾百年。在號稱理性時代的近代，則是理論指導實踐，在民主思想和學說的長期醞釀準備基礎上，才出現了民主運動的突破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轉型。學者通常把近代思想的直接源頭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其後是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在我們看來，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思想是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的一種反應。近代民主政治理論家的主要任務是兩個： ( http://www.aisixiang.com )第一個是「破」的問題，即打破宗教神權和封建專制王權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限制。圍繞這個任務形成的思想可以說是「民主權利」政治思想。我們知道，中世紀經濟從屬於倫理，倫理又從屬於神學，經濟自治不可能實現。而之後的封建專制，導致國家四分五裂，關卡林立。所以「破」的任務完成：(1)打破神學的統治，使政教分離。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倡導「人的價值」，人的教養和人的全面發展，從而形成了一種「市民人文主義」。宗教改革領袖路德、加爾文等使政治和宗教徹底分離，其結果是政治不再由宗教而增強，它把來自宗教的頑固和宗教式的兇狠都丟掉了。(2)破除封建王權專制。民主政治思想家的理論武器是天賦人權、社會契約、主權在民、有限政府，其根本目的是限制王權，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霍布斯、洛克、盧梭等民主思想家完成了對個人權利神聖不可侵犯，國家主權屬於人民，政府建立在人民同意之上等一系列的理論論證，完成了限制專制政治權力的理論任務。這些思想都是民主政治建立的理論前提。 ( http://www.aisixiang.com )第二個任務是「立」的問題，即打破了專制政治，如何才能建立適合資本主義發展的民主政治體制問題。圍繞這個任務形成的政治思想是「民主政制」政治思想。這涉及到兩個層面的問題：國家和人民的關係以及政府自身內部權力結構的設計問題。前一個層面的問題是第一個關於「破」的問題的理論延續，進一步完善民主政治的思想體系。密爾在理論上完成了這一任務，他面對近代民主制，拋棄了人人治理的那種觀念，從理論上解決了在所有的人親自參加公共事務是不可能的情況下，保證主權仍然來自與人民的難題。後一個問題則更加實在，具體的制度設計直接與政治實際聯繫起來了。孟德斯鳩承接洛克的權力分立思想，比較圓滿地完成以權力分立、互相制衡來防止權力專制出現的理論任務。而美國的富蘭克林、潘恩、漢密爾頓、麥迪遜則將理論直接運用到了制度設計中，構建民主政治國家的制度框架，促進了美國資本主義的繁榮，也推動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民主政治的發展。 ( http://www.aisixiang.com )(三) 現代西方民主政治思想：民主和自由的內在張力與平衡現代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一個核心主題是對極權主義的反思。二戰之中，大眾民主與法西斯專制的因果關係構成整整一代政治思想家思考的方向，形成了這一時期民主政治思想的核心主題。同時這一思考與西方主導的自由民主思想有著更深遠的淵源。最早對自由與民主之間張力和平衡的艱難探索，是十九世紀的三位思想家：貢斯當、托克維爾和密爾，在後來的自由主義者看來，他們所論述的問題在二十世紀不同程度發作了。正如哈耶克所說，自由和民主是兩個全然不同的概念，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也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主義。自由主義關注的核心是限制政府強制權力的管轄範圍，從而為個人提供較大的活動空間;而民主主義強調的重點是由大眾或大眾的多數控制乃至行使政府的強制權力。前者涉及政府許可權的範圍，後者則涉及誰來行使政府權力的問題。[11]自由主義關心的是誰來行使權力，特別是，它把權力歸於公民中的多數。民主的對立面是威權政府，自由主義的對立面是全權主義。民主完全可能是極權主義，而威權政府也可能允許人們享有一定的自由。[12]當大眾民主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面對它，西方民主思想家則以一種慎思和警惕的眼光看待。 ( http://www.aisixiang.com )他們強調在自由優先的前提下追求自由與民主的和諧統一，基本構成了自由主義民主的本質內涵，也構成了與其他民主理論的根本區別：第一，自由民主理論的基礎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個人主義。個人權利是至高無上的，政府僅僅是保障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手段。個人必須保留某種公共權威不得干預的私人活動空間。自由主義強調對所有權力，包括對民主權力的限制，這種限制一是法治，二是分權。第二，自由民主是間接民主，包括大眾參與和精英統治兩個原則。前者表現為大眾選舉以及自由表達意見對政治事務的參與，後者表現為現代官僚制以及代議制制度。阿倫特對現代世界中「人」的孤獨與極權傾向，哈耶克對大陸理性主義所包含的極權主義成分，塔爾蒙強調極權主義民主與當代極權主義的淵源的關係，柏林宣揚的積極自由追求可能導致對自由的否定以及對某種超越個人的集體性權威的崇拜，等等，都是對民主和自由張力及其平衡這一核心問題的深刻反思。 ( http://www.aisixiang.com )(四) 當代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經驗的民主抑或理想的民主?當西方民主政治思想還繼續在為民主政治與經濟發展之間關係問題爭吵不休，沒有結果時，當代民主政治本身又出現了一個新的迫切需要解決的理論問題，那就是：如何克服行政集權制民主所導致的人民主權的實際虛化，以及由此引發的民主的憤懣與不滿?圍繞這個問題的回答，當代分析民主主要有兩條路徑，一方面從考察政治實踐開始著手(經驗主義的路徑)這會使人們根據制度和程序來界定民主;另一方面，從表達民主的理想(理想主義的路徑)，這會使人們思考民主的實際含義是什麼。前者形成了經驗的民主理論，後者形成了規範的民主理論： ( http://www.aisixiang.com )1、經驗的民主政治理論。 這一流派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方式是論證現實西方民主政治的合理性，。他們的邏輯前提是「現實就是合理的」，一方面批判早期民主理論的不可實現性，另一方面運用政治學佔主導的行為主義和實證主義的方法，在對現實政治生活的分析上論證一種現實主義和工具主義的民主理論，然後告訴民眾：「我們的民主現實就是這樣而且只能這樣，真正的人民主權只是一種烏托邦，所以你們的抗議是不合理的，只是一種對民主的幻想。」這一流派目前在西方是佔主導地位的，它符合現代科學發展的實證主義思維傾向，說服力很強。代表性的多元民主理論、精英民主理論、技術民主理論等都屬於這一流派。當代精英民主理論中，約瑟夫·熊彼特的理論頗有權威性、代表性。熊彼特從否定古典民主理論出發，否定公民的統治能力。認為主張人人當家作主的民主學說僅僅是一種空想，與事實完全脫節。民主僅是產生治理者的過程。「選民大眾除了屬於一群烏合之眾以外，是根本沒有能力採取任何行動的。」[13] ( http://www.aisixiang.com )2、規範的民主政治理論。對上述問題的解決，民主理論的另一重要流派——參與民主理論從另一角度進行了回答，即主張既肯定公民積极參与政治生活，又尊重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界限，力圖通過完善民主程序、擴大參與範圍、強調自由平等的對話來消除衝突，修正代議制民主制的不足。參與民主政治理論具有很強的規範傾向，因為在民主理想的古典傳統中，參與一直居於核心的地位，參與民主復活了古典民主理想中合理要素。參與式民主理論強調：民主理論不完全是經驗的，它也應該是規範的，有著特定的規範要求和取向。佩特曼就認為「當代主流民主理論(經驗民主理論)過於受制於經驗主義的分析而失去了將理論用於指導政治生活的價值，對民主的參與能夠促進人類的發展，提高人們的政治效能感。」[14]參與式民主通過謀求擴大基層或地方的參與活動，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自由主義民主所遇到的困難和危機。更重要的是，參與式民主改變了二戰以來民主理論過分依賴經驗取向的分析，重新肯定了參與在民主建構中的規範意義。 ( http://www.aisixiang.com )三、西方民主政治發展：反思與啟示反思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的歷史，包括制度史和思想史，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和啟示：(一) 民主政治的發展從來不是直線的，西方對民主政治的探索和建設同樣經歷曲折反覆。一方面，從對民主的認識來看，西方經歷了曲折的過程。「民主」這一概念早在公元前15世紀的古希臘就出現了。但在人類漫長的歷史時期中，民主政治並非像現在那樣是人們追求的美好政治制度。民主在古代希臘並不受到明顯的推崇。政權的直接民主只是在少數公民中得到推行，而大多數的人群包括奴隸、婦女等被排除在公民權外，無法進入政治生活，也就談不上平等參與政治的問題。因此，一些偉大的古希臘思想家對民主表示了深深的憂慮，並明確反對這一政治形式。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並沒有把它視為理想的政治狀態，直到歐洲的啟蒙思想興起後，民主才被提上了議事日程，但理論上也沒有取得統一的認識。另一方面，作為一種民主政治制度的確立同樣經歷了曲折的過程。在古希臘雅典就確立了人民主權的直接民主制，但是隨後的中世紀，不管是作為一種政府形式還是作為一種社會思想，民主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印記。在西歐，天主教、神聖羅馬帝國和正在逐漸形成中的君主制度，建立的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結構，各種特權、等級和服從成為社會和政治的組織原則。直到晚期，在一些城市共和國中，自治力量逐漸興起並培育出了市民社會、私人領域、公共領域等一系列與民主密切相關的活動領域，但從嚴格意義上講，這還不是政治民主的發展。另外，在近代西方民主制的建立過程中，專制的復辟在西方許多國家都沒有停止過。事實上，目前西方學術界也不再把民主化視為一個直線的，而是視為一個曲折、複雜的歷史進程。所以，對民主政治建設的曲折性和複雜性，我們應該有正確的認識。 ( http://www.aisixiang.com )(二) 民主政治建設必須實現民主政治實踐、民主政治制度建設和民主政治理論研究三者之間良好的互動，尤其要重視民主政治理論的研究。 ( http://www.aisixiang.com )民主政治發展是否成功關鍵在於制度建設，包括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而制度的設計必須符合民主實踐的要求，更重要的是離不開民主思想的引導和確證。民主政治實踐、民主政治制度建設和民主政治理論研究三者之間互相相互促進。這其中尤其要重視民主理論的研究，因為，好的民主政治理論必然是在民主政治實踐的基礎上進行科學的研究而提出有益於制度建設的理論，可以避免制度建設的失誤。「現實是制度的血液營養，理論是制度的精神生命。」[15]在古代西方，民主制度建設先行於民主思想的。而到了近代，民主思想對民主制度的建設則有非常大的指導意義。近代歐美思想家曾經提出了這樣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人類社會要建立一個好的政府，是靠機遇還是靠深思熟慮的選擇?政治制度是合理選擇的結果還是預先設計的結果?[16]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所蘊含的人類智慧的含量越來越高。近代以來的西方政治思想家就是經過深思熟慮，根據主權在民、法治國家、分權制衡等原理，精心設計了現代民主政治制度。而現代和當代的西方政治思想家同樣經過深思熟慮，為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善，解決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機做了突出的貢獻。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發展民主政治，要實現復興和強盛，只有加強對民主政治本身的理論研究，才能完善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設，才能使民主政治實踐少走彎路。 ( http://www.aisixiang.com )(三) 民主政治發展本身沒有完全固化的、唯一的模式，它本身處在不斷豐富、永不停歇的不斷發展中。西方民主政治發展，從古代的直接民主制，到代議制民主制，在發展到行政集權民主制和參與式民主制，民主本身處在不斷的發展中，而且以後也不會停止。民主本身不是完美無缺的，它的發展其實也是也是克服民主自身缺陷的過程。代議制民主是對古代民主缺陷的克服，而後的民主制度都是對前面民主發展缺陷的克服。現代的行政集權民主制同樣暴露了許多的缺陷，參與制民主就是對其不足的克服。但是參與制民主本身是不是可以解決民主發展中的所有問題呢?很明顯，它也是不能的。丘吉爾說，民主是壞體制中的最好政體。其實不僅如此，民主本身還可以更好，還需要升級換代，需要「與時俱進」，使民主在複雜的社會形態中多樣化，民主是一個不斷進展的過程，而不是一個藍圖或最終的狀態。民主的形式可以是多樣的，而民主的後來者，甚至可以根據自身的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找到適合自身的民主政治發展模式，實現「後發優勢」。西方民主政治本身還沒有達到所謂的完善的程度，也永遠不會達到完善的程度，民主政治發展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的模式不可能成為整個世界的唯一模式。也許，格拉底斯的結論是最中肯的，「一種民主模式的相對優缺點，完全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歷史、文化多元性、種族分化程度和社會經濟生活方式」。[17] ( http://www.aisixiang.com )(四) 民主政治發展核心的主題是處理好國家和個人、經濟和政治的關係。西方民主政治發展演變的核心主題就是處理好經濟和政治、國家和個人的關係，而這兩個主題就是交錯融合在一起的。「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是貫穿社會發展始終的最基本的人類社會關係……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在政治領域內主要通過國家來處理。」[18]而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個人(具有勞動能力的個人)本身是生產力的最活躍因素和生產關係的主體，所以個人是經濟和政治關係的核心環節。古希臘羅馬佔主導的經濟形式是奴隸制經濟，占人口多數的奴隸根本沒有人格權利，國家通過介入商業政策的三個活躍因素：交通、資金流通和食物供給而控制著經濟，同時也控制著個人，國家和個人的關係上國家是佔主導的，所以雅典民主制只是少數公民的權利，而且也不能長久存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都對此有體現。中世紀封建的自然經濟同樣如此。近代開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開始打破國家的專制控制， 民主政治發展才有了基礎。經濟的發展使政府成為有限政府，政府控制的放鬆首先是對生產力中最活躍因素：勞動力的放鬆，這就是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即開始從國家主義走向個人主義。現代意義上的人民主權實現才有了經濟基礎，而後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又發現過度的經濟自由和個人主義又會給人套上新的枷鎖，所以民主政治同樣還是在經濟和政治、個人與國家之間尋求平衡。民主政治的目標是徹底實現個人自由——實際上就是經濟自由和財富自由，思想家們認為這必須擺脫國家的限制，國家是一種惡的存在，可是國家又是一種必要的惡，舍卻它，基本的自由都沒有保障。民主政治賦予希望賦予人民最大的自主權，可是人民自主權太大有容易導致多數的暴政——現代民主必須防止的重大問題。所以國家和個人、經濟和政治本身是一個悖論，不存在簡單的決定與被決定的關係，這也是民主政治本身悖論的源泉，未來任何民主政治體制的發展核心主題仍然是在國家和個人、經濟和政治之間尋求某種平衡，這也是民主政治發展的恆久主題。 ( http://www.aisixiang.com )[參考文獻][1] 李秀林、王於、李淮春主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第五版)[M]，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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