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海洋文化差異

鄭和下西洋無疑是中國海洋歷史上最為光輝的一頁。近日，作者在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之際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那就是在中國為什麼鄭和之後沒有鄭和？我們在為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喜慶歡呼的同時，不可能也不應該迴避的關鍵的問題是：數百年來，中國為什麼會從海上的強國衰落成為海上的敗兵？為什麼中國會放著海上的優勢不用，結果從海洋上發展起來的是西方，吃敗仗的卻是中國？本文從東西方海洋文化差異的角度出發，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探討。 美洲是鄭和發現的嗎？ 新世紀開始爆出的一則新聞，引起了國際規模的轟動：2002年3月，英國海軍退休潛艇艦長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報告，提出美洲是鄭和下西洋時發現的。孟席斯的報告立即向全球轉播，他的專著《1421年中國人發現美洲》也一版再版，熱銷各大洲。正在籌備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紀念的國人，對此當然備加關注；但是首先產生的問題是：這是真的嗎？ 孟席斯艦長本人不通中文、也不從事歷史專業，並沒有掌握任何直接證據；然而他認為鄭和艦隊不僅抵達非洲東岸，而且還繞過好望角、橫渡大西洋、發現過美洲新大陸。如他自己所說，他的思路來自幾十年航海家的感覺：明尼蘇達大學圖書館的一張十五世紀老地圖給了他啟發。落款1424年由威尼斯人編製的海圖，準確地表示出歐洲的岸線，海中幾個島嶼名稱古怪，孟席斯判斷這正是美洲加勒比海的波多黎谷和瓜德羅普島；而在1424年之前，無論歐洲或者阿拉伯國家都沒有能力遠航美洲，世界上能做這件事的只有明朝的鄭和船隊。順著這條思路，他又去收集了種種證據。然而建立在這種「逆推」或者「反證」基礎上的驚世駭俗之說，當然大有爭議。 本文無意、也沒有資格去討論孟席斯假設中的種種論據，只想以此作為由頭，探討一番東西方海洋文化的差異。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海洋歷史上最光輝的一頁，作為六百年後的歷史回顧，既值得國人引為驕傲，也有必要從中提取經驗教訓。力求通過分析，能夠得出一些對當前振興華夏有用的認識。 古代中國的航海優勢 其實，「中國人發現美洲」之說，並非孟席斯首創。據報道，二個半世紀以前，法國一位漢學家就曾在南錫的法國科學院提出，元朝文獻中的「扶桑國」就是墨西哥；據說距今十五個世紀以前，中國和尚慧深就到過加拿大，這比鄭和早了近千年。但這還不算早。從美洲海底發現的石錨和陸上發現的土墩文化，到秘魯的虎神石雕和墨西哥出土文物上的象形文字，都曾經引發過「殷人東渡」的推論，說明三千年前中國殷人就曾跨越太平洋到達美洲。當然，所有這種種說法還都只不過是推論，缺乏確鑿的證據。至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長期以來也一直存在非議。說在哥倫布之前到過美洲的也不光是中國人，比如北歐的維京人據說在十一世紀初就到過加拿大。應該說，美洲自有土著居民，無須誰去「發現」；西方語彙里的「發現」，指的是西方人開始「開發」美洲。即便證明了中國人早就到達了美洲，也不能改變這片「新大陸」是歐洲人、具體說是哥倫布到達後才開發的事實。如果說，這種「開發」至少在早期純屬掠奪，那麼這「開發」究竟是褒義還是貶義詞，也是個值得推敲的問題。 有趣的是：為什麼總有這種聲音，而且是來自海外的聲音，說中國人早就到過美洲？其原因還在於歷史上中國文明發展的高度。中華民族有過悠久的航海史和長期世界領先的海上技術優勢。孟席斯的推想，不能說全無根據：十五世紀以前能夠在世界大洋作大規模航行的，確實還只有中國。誠如李約瑟所說，「約西元1420年，明代的水師在歷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亞洲國家的任何時代都出色，甚至較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乃至於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都可說不是他的對手」。想像一下六百年前，鄭和兩萬多人、三百多艘船的巨型船隊，領隊的寶船又是長逾百米、至今還是最大的木質船，一旦出現在大洋島國，怎不令人目瞪口呆，驚以為奇蹟天降？ 明朝的航海優勢，是中國長期航海技術的繼承和發展。早在3世紀，孫吳的海上商船就長達60米，孫權曾派遣康泰、朱應率強大船隊穿越南海出使扶南（柬埔寨），也曾派衛溫、諸葛直率萬餘人的艦隊到達夷州（台灣）。12與13世紀之交，南宋水師控制了福建到日本與高麗之間的東海，船隻多達6000艘，曾在山東半島外海擊敗了金國的大艦隊。而13世紀元朝的海船比宋朝更加壯觀，馬可波羅到泉州港時就看傻了眼。種種的歷史記載，展示出古代中國的海上優勢；海外的出土文物，也不時發現中國古代航海遠征的蹤跡，使我們為自己祖先創造的奇蹟興奮驕傲。 但是，鄭和之後沒有鄭和，鴉片戰爭從海上打來，這也都是事實。我們在為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喜慶歡呼的同時，不可能也不應該迴避一個關鍵問題：中國為什麼會從海上的強國衰落成為海上的敗兵？為什麼中國會放著海上的優勢不用，結果從海洋上發展起來的是西方，從海上開始吃敗仗的是中國？回答這些問題，最容易的切入點就是鄭和下西洋本身和將近一個世紀後西方「地理大發現」的航海相比，兩者的區別在哪裡？ 兩類不同的航海 鄭和下西洋，本來是盛極一時、炳彪千古的歷史壯舉，不料1424年明成祖朱棣一死，新皇帝就下令「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皆停止」。儘管在又一個新皇帝宣宗手裡，鄭和還組織了第七、也就是最後一次下西洋的遠航，但隨接著就是徹底的海禁，走上絕然相反的道路，甚至連圖籍檔案一概燒盡。盛極而衰，嘎然而止，一場叫人看不懂的突然變化。關於下西洋突然終結的原因，至今見仁見智，多有爭論。如果說，下西洋的原始動機在於朱棣要尋找政治對手、侄子朱允炆的下落，那確實早就到了應該結束的時候；如果說，當時朝中對於下西洋的爭議，反映了明朝宦官集團與儒家朝臣之間的矛盾，那歷次下西洋確實都是在宦官領導下進行的。但是一個比較明顯的客觀原因，是在於國家的財政。 六百年後回顧，下西洋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揚眉吐氣的豐功偉業。鄭和傳播了華夏文化，促進了海上交流，提高了航海技術，推行了和平外交。然而，本質上這是從皇帝的政治需求著眼、缺乏經濟考慮，因而不具有可持續性質的政府行為。朱棣不惜一擲千金，換取大明皇朝的國威，正如梁啟超所說的那樣：以「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這種「賚賜」航海，最後導致「庫藏空匱」，難以為繼。固然，下西洋的確具有經濟貿易的一面，它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進入鼎盛時期，引進的藥物也豐富了中國的藥典……；但是這種「朝貢貿易」的特點在於「厚往薄來」，無論採用「貢品」與「賞賜」形式的商品交換，或者用高價購入「番貨」，這類「隨貢互市」並不要求等價交換，因為目的在於顯示中國的富強，算的是政治帳，不是經濟賬。值得注意的是在下西洋的同時，明朝政府卻對本國商人出海厲行封禁政策，只准皇家船隊下西洋進行官方貿易，也允許西洋海船來中國，就是嚴禁中國人出海經商。所以說，下西洋作為明成祖鞏固政權、弘揚國威的措施，是一種政治驅動的航海行為，並不等於海上貿易的開放。 形成對照的是從伊比里亞半島出發的海洋探險。就在鄭和之後，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1394-1460)派出了多次航海探險隊，為後來葡萄牙達·伽馬繞過好望角和麥哲倫實現環球航次準備了條件。他們探險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為直接與印度通商尋找航線，結果發現了「新大陸」。哥倫布與國王訂有合同：新發現的領土歸國王和王后，所得金銀財寶10%歸哥倫布並且免稅。結果，「地理大發現」引來的是財富與奴隸的掠奪，為歐洲贏得了發展的新紀元。這就是中國和西方當時遠航的區別：西方有強烈的經濟目標，而中國卻只從政治出發。中國古代的海洋文明過於突出政治，過於忽視經濟，這樣的海洋文明缺乏可持續性。百年前梁啟超提出的問題：為什麼「哥倫布之後，有無數量之哥倫布，維哥達嘉馬以後，有無數量之維哥達嘉馬。而我則鄭和以後，竟無第二之鄭和」？答案看來就在這裡。 縱觀歐洲歷史，國王、海盜和海外商人本來就是三位一體，探險的航海本來就預期著暴利。海盜式的航海探險或者「發現」，包含著太多的罪惡與殘忍，籠統地讚揚是不公正的；但是另一方面，沒有經濟基礎的突出政治也是不可持續的，不加分析的歌頌恐怕也是不適當的。而這後者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種多發症，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晚期，中國為此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決不能再掉以輕心。 今天，我們無疑應當譴責「地理大發現」家們的貪婪殘忍，也完全有理由頌揚鄭和遠航的和平性質。但是在大尺度的視野里，必須承認是歐洲人的「大發現」導致了美洲的開發，改變了世界歷史的軌跡；鄭和的壯舉雖然對東南亞、印度洋一帶留下了深刻的蹤跡，但是很難說對全球有多麼重大的影響，甚至在中國歷史上也說不上新時期的開創，以致需要今天來大聲疾呼，加以弘揚。 事過六百年，最突出的問題是為什麼西方在海上征服世界的開始，恰恰發生在鄭和下西洋後不久？明代的中國，建立了世界史上空前的大艦隊。然而「不到一百年，全世界最強大的水師。下令自我毀滅。為什麼？」這裡美國人提出的，是一個任何人都會問的問題。如果透過歷史的細節，從社會發展的大趨勢著眼，那麼答案就應當從華夏文明的起點上去尋找。 兩種文明的起點 兩種不同的航海，反映的是兩種不同的文明。世界古文明的發祥地幾乎都在河流谷地，唯獨發源於愛琴海的古希臘文明是個例外。作為整個西方文化根基的古希臘文化，是在愛琴海的沿岸及其星羅棋布的島嶼上發展起來的，歐洲第一個城市不是在大陸、而是在克里特島上出現。沿岸狹窄的平原和良好的港口，岸外眾多的小島，是早期發展航海和形成海洋文化的理想背景。而尼羅河流域的埃及文化，兩河流域的蘇美爾與巴比倫文化，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文化和黃河流域的華夏文化，都是定居在流域里的農耕文化。當然這些亞非的古文明，也都有其海洋成分的一面：幾千年前，尼羅河三角洲上的汊河比較多，不像現在只有兩條，而且還有河道與紅海相通，因而地中海與紅海提供了向海洋發展的條件。波斯灣西北端當時也比現在的範圍大，兩河流域的文化瀕臨波斯灣發展，問題在於其發展的方向。源自黃河流域的華夏文明，也能達到黃、渤海岸，但是歷史發展的結局，統一六國的是黃河中游的秦國而不是下游的齊國，結果重心在中游而不在下游。這些古文化有的已成陳跡，但如果把現存的中國與西方文明相比，可以看到正是這兩者起點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二、三千年歷史走向的差異。 以河流流域為基礎的華夏文明，是一種農業文明，當時的中國的自然條件，為農業社會提供了優越的條件，只求沒有異族的入侵，決無向外另求福地的意向。反映農業社會利益的儒教文化，主張人們固著在自己的土地上，「父母在，不遠行」，並沒有到遠方開拓的傳統。用明太祖朱元璋的話來說：「四方諸夷，皆阻山隔水，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何苦要去海外殖民？至於對外貿易，也是應國外的要求而開，因為「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乾隆58年致英王敕諭）。帝皇的觀點，反映了自足自給農業社會的心態，一種內向型社會的心態。 古代中國社會「內向型」性質的重要原因，在於其在當時世界上的先進性。向歐洲介紹元朝中國盛況的「馬哥勃羅遊記」，所以能激發西方世界對東方的興趣，原因在於當時東西差異之大。只有海外前來有求於我，我們無求于海外。就是海內也一樣，相對於黃河流域為核心的農業社會來說，沿海地區只是「蠻夷」之地；對於平原狹窄沿海山地，趨向於到海上甚至海外發展的居民，自然而然地被視作「另類」。比如粵東地方，「以船為家，以捕魚為業「的」蛋戶「就被列入「四民之外「的」瑤蠻之類」，屬於化外之民。對於這樣的政權說來，只要有政治需要，就可以實行「海禁」，甚至像17世紀清朝早期那樣實行強制性「遷海」，使沿海數十里成為荒地。與當時西歐一些國家國王、海盜與商人來聯結起來向海外殖民的做法，形成鮮明的對照。 上面所述，決不是說華夏文明屬於與世隔絕、不尚交往的封閉類型。華夏文明本身就是多種文明的融合體，有著驚人的包容度和親和力。中國歷史上沒有宗教戰爭，儒釋道可以三教合一，這從西方文明的角度看來是難以理解的。漢唐盛世，中國的首都就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國際都會，也是吸引四海前來學習先進文化的國際中心。「留學生」一詞的由來，就是指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帶來，留在中國繼續學習人員的稱呼。政治上，從漢朝開始對外派遣政治使節，通西域的西漢張騫、東漢班超，或者出使羅馬帝國（大秦）的甘英，對於中亞地區的交通發展和文化交流，都有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宗教上，東晉法顯和唐朝玄奘，或者東渡的鑒真，在佛教文化的傳播和亞洲文化的交流史上，也都起了奠基的作用。 但是我們也應當注意到：當時東西方交流中從事經商貿易的，卻主要不是中國人。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里，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扮演著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絲綢之路上古代歐洲和中國的貿易，主要地通過中間商人，如西域人來進行的，其中包括來自現屬烏茲別克地區的「粟特商團」，即安祿山、石敬瑭祖先的「昭武九姓」。其中許多人後來融入了中華民族，但至少不能代表重農輕商華夏文明的主體。這就是說，儘管中國歷史上有過負重遠行的開拓者，但他們是鳳毛麟角，並沒有構成歷史的主流；中國歷史上也有過大規模的海內外交往，但直到最後一個皇朝，始終認為中國處在世界的中心，這種居高臨下的交往並非出於自身的必需。談到這裡，六百年前鄭和下西洋之所以如此容易遭到否定，一場歷史的壯舉居然成為古代中國向海洋發展的終點，也就不難理解了。 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 當我們說華夏文明與希臘文明之間，是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的區別時，立刻就會有人舉出中國歷史上海洋文明的眾多記錄，否定這種區別。其實如上所述，中國古代文明中燦爛的航海歷史，是不容否認的；但這決不能證明海洋成分曾經成為華夏文明的主流。之所以產生這種看法上的分歧，原因之一是我們對於世界文明發展途徑的多樣性，了解還有所不足。 前面說過希臘文明源自愛琴海，其實西歐後來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也還是以海洋為中心展開。無論是亞歷山大大帝的古希臘馬其頓王國，或者後來的羅馬帝國，都是圍繞地中海周邊分布的，海就在中間。中國歷史上苦於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歐洲可以相比的是北歐海上的維京人，從8到11世紀維京人的海盜征戰，改寫了歐洲許多國家的歷史。14至17世紀，在歐洲壟斷貿易、起過重要政治作用的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也是以德國北岸的盧貝克港為中心，由圍繞波羅的海的城市聯合而成的。我們對於歐洲文明首先是從洋炮和洋貨開始認識的，對於這種文明如何圍繞海洋發展起來的歷史，大家都比較陌生，也不大清楚這與古代中國圍繞大河流域、在大平原上發展起來的文明，究竟有哪些深層次的區別。 比如戰爭，戰爭作為歷史之曲的最強音，很能反映出這種區別。在以古希臘為起點的西方文明中，海戰比例之高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荷馬史詩記載特洛伊木馬的故事，是傳說中古希臘戰爭最膾炙人口的一段，現已證明屬於史實。希臘軍隊圍攻特洛伊城十年不下，最後用木馬計破了城。然而，這場大戰是跨海之戰，希臘方面動用了上千條戰船攻打特洛伊；而攻陷特洛伊的英雄奧德賽，在歸途中又在海上飄泊了十年。這與中國的歷史十分不同：著名的涿鹿之戰，黃帝與炎帝部族與蚩尤部族爭奪中原地帶，是發生在河北涿縣一帶典型的陸戰；而我國著名的水戰，比如三國時期的赤壁之戰，是發生在長江中游的江上之戰。其實一部歐洲發跡史，整個濺滿了海戰的鮮血。英國就是在十六世紀打敗了西班牙「無敵艦隊」，十七世紀英荷海戰奪取荷蘭海上貿易的壟斷，才建立起海上霸權的。 每個古老民族都有洪水的傳說，這些傳說也都帶有不同文明的烙印。「聖經」里「諾亞方舟」的故事，是基督教文明的洪水故事。近年來，美、俄兩國學者合作研究，在黑海陸架取得250個以上的沉積柱狀樣，發現是冰期以後地中海海面上升，遠遠高於當時還是淡水湖的黑海湖面，距今7600年前海水終於突破博斯普羅斯海峽灌入黑海海盆，而這正是「諾亞方舟」傳說的原型。我國歷史上的夏禹治水，說的是河流流域的大洪水，正反映了我國文明的特色。而《舊約》里涉海的故事並不以諾亞方舟為限，「出埃及記」里的渡過紅海，「約拿書」里的海上風暴，都屬此例。兩者相比，也正是中、西方文明差異的一種表現。 大陸型與海洋型文明的差異，同樣反映在古代地理學的不同。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466-或472-527）的《水經注》記述了1252條河流，是水文地理的經典著作，這些都代表著大陸文化在地理學上的輝煌成就。明代地理學家徐霞客（1586-1641），北起燕、晉，南至雲、貴、兩廣，遍游名山大川，考察地質地貌，水文、植物，雖然也曾到達海邊，而其目標還是在山川。相比之下，西方的經典學者如德國的亞歷山大·洪堡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在秘魯考察，就發現和測量了南太平洋的東部邊界流--秘魯寒流，也稱為「洪堡德海流」；美國革命家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在1770年第一次繪出了墨西哥灣灣流圖。近年來，我國也越來越多地介紹古代航海的紀錄見聞，從元朝汪大淵的《島夷志略》,到清朝謝清高的《海錄》，但重點都在海外島嶼的人文介紹，並不涉及海洋探測。海洋文明的概念，是西方與我國傳統地理學相區別的一大特色。 兩類文明中海洋成分的差異 我們說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只是指其起主導作用的部分，決不是說以大陸為特色的華夏文明就沒有海洋成分。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遠航，首推2200多年前的徐福下東洋。但這種為皇帝尋找長生不老葯的航行，很難說是海洋文明的標誌。縱觀歷史，華夏文明裡的海洋成分始終只是作為插曲和補充出現，難以形成主流，而且這種傳統貫穿至今。時間上看，鄭和下西洋是一次典型的跨出大陸、走向海洋的壯舉，卻只能曇花一現，以悲劇告終，這恰好說明中國傳統對於海洋文明的容忍度。空間上看，沿海地區幾千年屬於「蠻夷」之地，從沿海多山地區到海上甚至海外發展的居民，長期被視作「另類」，屬於化外之民，不受政府保護。對於這樣的政權說來，只要有政治需要，就可以實行「海禁」，甚至像17世紀清朝早期那樣實行強制性「遷海」，使沿海數十里成為荒地。與當時西歐一些國家國王、海盜與商人來聯結起來向海外殖民的做法，形成鮮明的對照。 可以舉出數不清的實例，證明中國古文化中有豐富的海洋成分；但是難以證明這是華夏文明的主流。比如戰國時期鄒衍的「大九州說」，認為儒家所稱的中國，只佔天下的九九八十一分之一，反映出沿海的齊國文化中，對於空間廣闊性的認識。管仲、鄒衍的觀點的確具有海洋文明的特色，但統一六國的是代表內陸文明的秦國，不是齊國；幾千年來統治中國思想界的是儒家，不是陰陽家。 與此相應，兩種不同類型文明中的海洋成分也各不相同。在內向型的中國大陸古文明中，海洋常常作為一種抽象或者負面的因素出現，通常與蠻荒、甚至災難聯繫在一起，連神話都不例外。莊周《逍遙遊》里的大海「北冥」、「南冥」，及其中可以互相轉換的「鯤」和「鵬」，無非是極言其大，並無具體所指，屬於哲學的議論而不是自然的描述。《山海經》的「海經」「荒經」也是指遙遠的極邊地區，重點在於怪誕事物，而涉及海洋的最佳內容莫過於「精衛填海」故事：炎帝女兒在東海溺死後，變為「精衛」鳥，「常銜西山之木石」想把東海填平。幾百年以來，出海者朝拜最勤的是「媽祖」，便是傳說中宋朝福建莆田的女子林默，成仙后變為海難的救星。因此，這裡有抽象的、哲理的海洋，也有具體的海洋，但是具體的海洋往往含有悲劇成分。 人們會說，我國古代神話中也有生動活潑的海底故事：《封神榜》里的哪吒鬧海，《西遊記》里孫悟空鬧水晶宮，既不抽象，也不是悲劇。然而，這些想像中的海底世界，與陸地並無區別，孫悟空打進東海的水晶宮，照樣獻茶喝酒，看不出有海水的模樣；而哪吒大鬧龍宮，手持火尖槍、腳踏風火輪，更與陸上沒有兩樣。明朝《東遊記》講八仙過海，也有火燒龍宮，「鐵拐、洞賓放出葫蘆之火，須臾之間，東洋火熾，竟成一片白地。」這些神話里的海洋，只是把陸地搬到了海底，是一種抽象的空想產物。古希臘神話里也有眾多有關海洋之神，從海神Poseidon到Oceanus與Tethys夫婦,而這類神話往往具有實際航海生活作為基礎，不只是憑空的想像。例如希臘神話中的舍倫(Siren)女妖，這種人首鳥身的女妖在海邊岩石上唱歌，用甜美的歌聲蠱惑航海者溺死，正反映了愛琴海區日中太陽可畏，在「無風的沉靜」中的午睡具有生命危險。同樣十九世紀法國的凡爾納（Jules Verne），如果沒有海洋知識，根本不可能寫出像《海底兩萬里》那樣的科幻小說，而且這種小說不可能在當時的中國文化中產生。 從具體的人物身上，也許可以更好地看出兩種文明的區別。建立了橫跨歐、亞、非三洲馬其頓帝國的亞歷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比秦始皇（前259~前210）差不多早一世紀。兩位都是創有統一大業的曠古偉人，但是對於海洋卻態度各異。秦始皇儘管也曾「東臨碣石」，還派遣徐福東渡求仙，但他的興趣在山不在海。亞歷山大大帝卻總是向著遠方未知世界，去發現新土地、去探尋新海域，不僅曾經派遣艦隊考察阿曼海、波斯灣和紅海，臨終前還安排人去考察裏海是否同黑海相通，而且身體力行，傳說曾經親自潛入海底進行觀察。我們也可以舉藝術家進行比較：明朝的蘇州才子、畫家唐寅(1470-1523)和義大利的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屬於同時代人。唐寅的山水畫和仕女畫屬於中國古代藝術的極品；而文藝復興時代的巨匠達·芬奇，卻不僅是藝術家，同時又是發明家、科學家。他筆下的大洪水具有流體力學的內涵，它的人像和馬像都具有解剖學的基礎，更有趣的是他留下了潛水服的設計圖，直接為探索海洋做出貢獻。 文藝復興以後的西方學術界，重視實踐、親自動手，與長期沉湎在科舉制度下、只注重「務虛」、不重視「務實」的中國學術界，形成強烈的對照。值得指出的是海洋的觀察，十六世紀瑞典Olaus Magnus所作的北海海圖Carta Marina（1539年)，不但表示了海岸與海洋動物，而且所畫的海冰的分布與渦流也被現代的遙感觀測所證實，具有高度的科學性。對海洋的興趣，也反映在現代和近代政治家身上，美國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參加過海洋深潛器的設計，雖然他的方案未被採用。近代史上，東方的日本也是以海洋為特色，1975年裕仁天皇參觀美國Woods Hole海洋研究所了解深潛技術；1987年，當時的平成皇太子不僅參觀，並且還鑽進了Alvin號深潛器。 歷史的反思 大陸文明和海洋文明，本來各具特色，並無優劣之分。問題是人類文明的歷史趨勢，卻是海洋的作用越來越大：海洋從提供「魚鹽之利，舟楫之便」，發展到今天的「海洋世紀」，海洋成為未來能源與資源的寶庫，和各國權益之爭的焦點；世界各國也從「自給自足」發展到「全球經濟」，海洋是進入全球經濟的必由之路。說到底，人類雖然在陸地上生活，而現代地球上的幾片大陸相互間遠隔重洋，人類社會越是全球化，海洋的作用也越大。這與兩、三億年前，全球只有一個「聯合大陸（Pangaea）」的時期大不相同：如果那時候產生人類文明，顯然大陸文明會比海洋文明更具優勢。 應當承認，中國長期以來對海洋的忽視，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古代史的根源，因為起源在河域而不是海岸和海島；近代史的根源，在於幾百年的主動「海禁」；現代史的根源，則是上世紀中以來遭受封鎖，幾十年的被動「海禁」。我國歷史上長期忽視海洋，直到洋炮從軍艦上把我們轟醒，仍然沒有改變「以農立國」的大陸性內向性質。由於長期重陸輕海的習慣，導致我們缺乏對海上權益的敏感，總以為「讓他三尺又何妨」；我們至今缺乏海洋國策，缺乏國家層面的海上定位，總以為說到海洋也無非是近岸，「家門口還弄不好，跑老遠去幹嗎」，習慣性地把大洋留給別人。海洋觀念的薄弱，同樣影響著文教戰線，在地球科學的「海（海洋科學）陸（固體地球科學）空（大氣科學）」三軍中，我國以「海軍」為最弱。連中學地理教材，近年來也出現海洋部分越來越弱的偏向。 東西文化差異，是中國知識界的百年話題。當我們將兩者進行比較時，驚人地發現海洋文化是其中最大的差異之一。本文從海洋文化的比較著眼討論東西方文化的異同，重點在於探索我國長期忽視海洋的深層次原因，因此談到負面的內容比正面的多，但決沒有「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意思。更不想把我們今天的缺陷推到祖先頭上，如魯迅先生嘲笑的，爛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而是相信，只有找到病因才能對症下藥，相信高爾基的話：意識到自己是傻瓜的人，就不再是傻瓜了。海上落後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甘心落後，或者不承認落後，能夠發展的時候也不去發展。由於對海洋的漠視，六百年前我們曾自毀水師，將海上優勢拱手讓人，直到今天還在嘗其苦果；六百年後的今天，如果我們諱疾忌醫、依然故我，會不會重蹈覆轍，再一次喪失歷史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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