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大學智庫熱中的「蘇聯學難題」

06-05

今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意見》）。《意見》強調，加強智庫建設整體規劃和科學布局，統籌整合現有智庫優質資源，重點建設50至100個國家亟需、特色鮮明、制度創新、引領發展的專業化高端智庫。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是黨中央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部署。《意見》將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上升到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的高度，顯示出國家對高端智庫建設的重視和期待。事實上，近兩年來，全國各地已經掀起一股智庫建設熱潮，而作為智庫建設重要力量的高校更是不甘示弱，各種各樣名目的智庫應運而生，甚至一些根本不具備智庫研究能力的普通院校也紛紛提出要做智庫研究。這股大學智庫熱對大學學術生態帶來的影響，已經引起一些有識之士的擔憂。

中國新型智庫的目標是為黨和政府科學民主依法決策的重要支撐。這對智庫建設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它不僅需要從事智庫建設的研究者具有長期的、艱苦的政策跟蹤研究的能力，還需要有行萬里路的田野調查本領，更重要的是，它還對中國學者能否生產出具有高水平的學術成果尤其是思想力提出了考驗。國外高端智庫建設的經驗表明，高端智庫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社會思想發動機的功能。如美國外交政策方面很多有全球影響力的概念和命題，都是智庫首先提出來的。智庫第二個功能才是政策研究。由此可見，建設高端智庫，關鍵是能否提出獨立的觀點和具有前瞻性的思想體系。對中國高校智庫來說，其歷史使命則是服務決策、傳承文明、創新理論、咨政育人。如何提供真正有原創性的命題和建設性的思想體系，如何給決策者提供真正經得起實踐和時間檢驗的決策諮詢成果，是擺在高校智庫從業者面前的一道難題。

現實並不樂觀。不僅智庫的成果水準普遍不高，真正有原創性的思想理論體系難覓蹤影，而且人們擔心高校智庫熱會對現有的學術格局產生擠出效應。一個隱含的普遍擔憂則是，智庫建設和評價，因為其依附的政治權力的強勢，通過經費傾斜、學術評價、項目評比等一系列優惠條件，可能加劇本來已經傾斜的高校學術場的失衡，對從事純粹的學術研究的學者形成一定的壓力，讀書人的本來一點「自留地」，或者說韋伯所謂的「以學術為業」的情懷，也被佔領了。雖然中國的大學已經不是象牙塔，但是高校興起的智庫熱，將使得本來脆弱的學術生態更加顯得孱弱。如果處理不好，可能反過來加劇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功利化、庸俗化傾向。

人們的擔憂並不是沒有道理，不僅政治學、經濟學等偏向於應用型的社會科學轉向智庫建設，就是歷史學、文學等人文學科，也開始動智庫的腦筋，尋思從智庫建設中分一杯羹。導致的結果便是，部分學者把對智庫研究的模式帶入到學術研究中，出現學術研究的智庫化傾向。一是學術研究範式的智庫化，學術研究成為對策文本。筆者每天都能收到很多以智庫成果名義要求發表的所謂學術論文，這些論文的寫作不倫不類，既不遵循嚴格的學術論文的規範，也缺乏嚴謹的學術論證和問題意識，更不用說思想創見了。二是學術成果評價的智庫化，用智庫評價標準代替學術共同體的評價，甚至以獲得領導人批示的多寡來作為衡量學者學術水平的高低的標準；三，學術研究快餐化，人們越來越重視見效快的對策研究，而對基礎性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缺乏足夠的耐心和投入。

學術研究有其內在的規律和自身的傳統，它既需要自由寬鬆的學術環境，也需要寬容學術探索過程中的失敗。學術研究培養的是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這是學術能夠薪火相傳的生命。本質上來說，智庫研究與學術研究是並行不悖的，優秀的智庫研究成果需要深厚的學術底蘊，也需要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問題是中國的學術和政治之間缺乏一個明晰的界限。不用說古代的「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傳統心理的作祟，就是中國近代以來的感時憂國的傳統，也使得學術和政治之間總是糾葛在一起冒昧不清。比如，近代我們對西方學術引進和研究的往往是適合中國人心理需要的流行作品，並不是西方真正的學術思想，而是「屬於意識形態層面的東西」，我們接觸到的很多都是「經過了通俗化的意識形態」。這樣的潛流至今都沒有消除。很多研究不是從實際出現，而是從政治需要或者意識形態需要出發，研究者甚至一味揣摩上意，熱衷做政策闡釋工作，習慣於為政府決策背書，主題先行、自以為是，最終費力的研究要麼因為沒有可行性而束之高閣，要麼因為形勢的變化淪為一堆廢紙，而如果僥倖進入決策，則可能帶來極大的決策風險。

這種研究傾向對學術研究也有很大的傷害。俄羅斯問題研究專家林精華近期對於蘇聯學在美國的遭遇（「蘇聯學難題」）的研究也許可以給我們帶來某種警示。所謂的蘇聯學難題，是指冷戰時代，西方尤其是美國為了遏制蘇俄及其社會主義陣營，在智庫、情報部門和學界合作下，歐洲有百餘年歷史的傳統學科「斯拉夫學研究」，孕育出超級學科「蘇聯學」。這樣的蘇聯學，無論是其社會主義制度、政治運作、計劃經濟實施、文化活動開展、對外關係等研究立足點，還是具體分析模式、範式選擇，都是美國遏制蘇聯的冷戰意識形態行為，而非客觀、中立的學術研究，結果導致1991年底蘇聯解體後，隨著研究對象的逝去，蘇聯學研究模式難以為繼。由此，在後冷戰時代如何重新評估蘇聯學，以便更有效且深入地研究俄羅斯問題，成為美國斯拉夫學界面對的難題。芝加哥大學米爾斯·海默教授認為以下五種原因導致蘇聯學無可倖免地衰弱下去: (1) 冷戰意識形態內容(「共產主義必然自由主義對抗」)直接干預蘇聯學，以及許多蘇僑佔據蘇聯學研究位置並踐行這種意識形態； (2) 政府基金約束了學者的獨立思考；(3) 政府以特定方式觀察蘇聯，從而控制學術研究所需要的數據；(4)在大學裡，蘇聯學不和其他學科發生關聯，拒絕與其他領域交叉，在這種封閉式的研究中培養後續研究人才，相當於無性克隆；(5) 反對任何一種理論，操持著只有這個學科的同仁才能理解的江湖黑話，並且通過政策把它普遍化。（參見林精華：《學術研究泛智庫化之後果:作為國際政治學的美國「蘇聯學」》，《社會科學戰線》2014年第4期）

西方的「蘇聯學難題」提醒我們，我們在對西方國家的有關對策研究中，是否也會存在這樣的情況？我們是否要反思，我們的智庫研究有哪些不是出於客觀、中立的研究得出的結論，而是出於某種需要的偏見？我們根據這樣的需要生產出來的所謂對策研究，在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促進世界和平和發展中能起到多少切實的作用？權力生產學術話語，反過來，我們還要思考，這樣的先入為主的研究方式是否已經影響了現有的學科建設和學術研究範式，並使得現有的學術研究偏離了學術的軌跡？

徘徊在政治與學術之間

智庫在推動公共政策科學化民主化過程中具有三個主要職能，即理性決策外腦、多元政策參與渠道、決策衝突的理性辨析平台。在這個過程中，學術與智庫所要處理的核心問題依然是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問題。

如何看待學術與政治的關係，馬克斯·韋伯的觀點可以作為借鑒。1917年和1919年，韋伯向慕尼黑的學子分別發表了「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的演講。韋伯所在的時代，正是學術被政治權力所籠罩的時代。韋伯在此所謂的以「學術為業」，即指涉以客觀性科學為業的學術人；他所謂的「以政治為業」，就是指把政治作為「事業」，以「人類行為的整體道德安排」來行使支配權的政治家。韋伯認為，學術人因為不涉終極關懷，不應過問價值，更不應該捲入政治，而政治家則不同，他們必備三種「前提性」素質，即「激情、責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斷力」。在韋伯看來，政治家的這種素質其實比對學術人的要求要高得多，因為他們不僅要遵從「信念倫理」（不在意行為的後果），而且要恪守「責任倫理」（為行為後果承擔責任）。

韋伯所謂的為學術而學術，當然是一種理想的狀態，且不說今天的學術已經不是關在象牙塔的學問，無論是在有經世致用追求的中國儒家傳統，還要在西方的學術傳統中，學術總是要涉及終極關懷、價值反思和人類的生存狀況。倒是韋伯的另外一個標準，即以政治為業，既要有激情、責任和恰如其分的判斷力，又要有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對高校智庫建設從業者提出了可借鑒的標準。

按照韋伯的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智庫從業者的研究，首先應該遵從信念倫理，即做一個有政治和道德信念的人。古代的讀書人，將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作為最高理想，今天的智庫研究者同樣具有高尚的使命，政府和學者的關係不是思想市場里的客戶關係，把智庫研究降格為市場中的供需關係，這樣的智庫研究很難保證其成果的獨立性和權威性。智庫研究者應該清醒知道自己的信念倫理，要為自己提供的思想的獨立性負責，說到底要為為歷史負責，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因為他的報告一旦被採用，將會轉化為政府決策，將會對社會和百姓產生切實的影響。一句話，智庫不應該成為靠政治生存的機構，而應該是成為韋伯所說的為政治而生存的志業。

智庫從業者的研究，還應該遵從責任倫理。高端智庫不僅僅是為政府或者是相關部門提供決策諮詢服務的機構，而是要針對國家和社會重大問題提供獨立的分析評估，為政府和相關部門提供某種專業知識或者學術參考，更要為社會發展提供思想的發動機。與一般的學術生產不同，智庫成果完成的是學術的私人性向公共性的轉化，其成效如何，要接受實踐的檢驗。這樣的智庫從業者，不僅要有紮實學術研究能力，能夠生產獨立的思想，敏感於時代的命題，而且他因為其研究關涉公共福祉，而背負了更多的責任倫理。他不僅是一名優秀的學者，而且要懂得政府決策、諮詢系統的一套運作規律，只有準確把握政策制定和執行的真實過程，其決策諮詢報告才能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而不是紙上談兵。

最後，最重要的是，智庫建設離不開學術傳統的浸潤。獨立、自由的學術傳統，能夠保障接受過這種學術傳統熏陶的智庫從業者為政府或社會提供公正、客觀的研究、建議，這也是智庫公信力的根基。問題是，不要說獨立、自由的學術傳統在中國比較稀薄，就是說健康的學術共同體，還一直停留在學者的呼籲中。缺少了這樣的前提和環境，高端智庫建設必將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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