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田野調查中的性別處境研究
女性在田野調查中的性別處境研究
來源：《中華女子學院學報》 作者：蔡玲
在社會學的研究報告中，一般僅能讀到研究結果，研究者實際的研究經歷和研究經驗一般不會寫在發表的論文中，研究報告描述的是一種「構建」邏輯，而非「使用」邏輯。女性主義研究者Shulamit Reinharz就曾指出：圖書館充斥著研究的「發現」，卻很難找到有關實際研究過程的文獻。
而事實上，社會科學一直以來都在效仿自然科學，採取否定研究者的階層、性別、生活經歷等個人特質的「保持距離」的研究方法，將研究結果視為客觀的和價值中立的；研究者的主觀性在研究中也被排除在外，並且認為研究具有可重複性，即由不同的研究者來操作，都可獲得相同的事實和結論。因此，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往往過多地強調信度、效度、統計分析、問卷調查、資料分析等等，而將研究者自身因素排除在外。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學界和人類學界已經有學者對研究者角色進行反思，1985年女性研究者Joan Neff Gurney提出：「儘管有很多研究證據顯示男性與女性研究者的田野研究經驗不同，但是質性研究方法的數據依舊持續忽視田野研究的性別差異。」Rebecca Horn也指出：「研究者受到鼓勵反省其在研究過程中的角色，然而研究者的性別與研究環境的互動卻依舊沒有受到重視。」[在中國社會學界也是如此，本土關於研究方法的書籍在講述實地研究方法時，幾乎沒有談論性別差異所導致的研究過程的差異性。
二、女性研究者與田野工作Lois Easterday等研究者指出，從事田野研究的單身女性，遭遇到許多因為性別角色而特有的研究問題，可是在有關研究方法的課程和教材中往往將研究者視為一個普通人，只是教導學生或讀者應該如何收集、記錄和分析材料，對研究者的性別與研究關係之間的影響沒有任何的評述。[4]研究者進而討論了在田野研究中不同性別角色的長短之處，對年輕女性研究者應該如何在田野研究中減少因其性別角色而遭受到的傷害提出了建議。年輕女性研究者在田野研究中與田野對象之間的性別角色關係被歸納為以下五種：
1.兄弟關係，即研究者要熟悉田野語言，成為田野對象的哥們；2.調情或追求，即田野中的男性對女性研究者所問的問題往往草草回答，反而熱衷於研究者是否已婚、是否有男朋友等；3.跑腿，即驅使研究者做諸多事情，並且認為理所當然；4.幸運符，即田野對象會表示「有一個美麗的姑娘陪著不錯」；5.父母關係，即年長的男性會將研究者作為女兒這樣的晚輩來教導、保護或教訓。同時，研究者們發現女性研究者在從事田野工作時也具有一定的優勢，例如，由於年輕女性給人的感覺是沒有侵略性，較為溫和，因此在一些男性難以進入的田野，她們可能會較為容易地進入，並且可以趁勢利用女性的特質獲得自己需要的資料。
由此可見，田野調查中的被訪對象基於傳統主流的性別價值，通常會將女性研究者視為一般傳統女性，視其扮演的角色也多為女秘書、情人、女兒等，而忽略了其作為研究者的角色，女性研究者也往往難以抗拒在田野調查中所遭受到的性別歧視。因此，究竟應該如何凸顯自己的專業能力，成為一名可以信賴的研究者，一直是女性研究者面臨的困境。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了解女性研究者是否因為自身的性別而遭受性別困境，其性別先前理解又是如何影響她對於性別差別遭遇的反應的。研究對象主要由兩種途徑獲得，一是閱讀省內有關田野經驗研究的學術論文，通過電郵渠道邀請作者接受訪談；二是來自研究者本人的社會關係，通過學術同行介紹正在從事田野研究的女性。本研究共訪談了12位女性研究者，年齡在22歲到46歲之間，其中7人已婚，專業技術職稱有大學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和實習研究員，另有一些為在校研究生，專業領域包括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較常從事田野研究的學科領域。具體方法是，在訪談中詢問女性研究者的研究經驗，由被訪者自己決定想要談的話題，然後根據訪問大綱對想要知道的內容採用追問的方式獲取，試圖從最為貼近受訪對象的角度了解性別在其田野工作中究竟發生了怎樣的作用，產生了哪些影響。訪談時間一般為2—3個小時，並且不以一次為限，最多的接受過3次訪談。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作為女性，在田野研究中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到不同於男性的處境，這些遭遇有可能來自她們自身的身體特質，也有可能來自她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並且這種遭遇在不同文化的女性中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一性。[5]一般來說，當研究者進入田野環境中，田野中的人就會給她一個定位，同時研究者自身也在尋求一個適合自己的位置。田野對象對研究者的定位實際上反映的是一般的社會性別價值，它表現為將女性研究者視為一般傳統的女性角色，而忽視她們的專業角色，因此女性研究者需要比男性更為費力地表現，才可能使對方認可其研究者的身份。(一)貶低女性研究者在一個由男性主宰的田野中，女性研究者很難建立起研究者的專業角色。[2]進入田野之初，由於女性研究者尚未展現自身的專業素質，加之田野人對女性研究者的社會地位不熟悉，因此常常對女性研究者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或使用貶低女性的稱呼，隨意回答研究者問話，甚至將關注點放在女性研究者的身體上，將女性研究者編排在田野中的婦女事務領域，等等，造成女性研究者與其研究的隔離。1.視而不見視而不見，並非是田野中被訪者沒有看到女性研究者，而是在他們的傳統認知中很難想像女教授、女研究員是什麼樣子，難以理解這樣的社會角色。女人出現在田野的研究情境中被視為是一種位置的錯置。一名女研究生和一名男研究生以及一名男老師，一起去恩施建始縣下面的幾個鄉鎮進行調查，同行的還有省農科院和建始縣的工作人員，整個調查團隊中只有該女研究生一名女性。她發現自己處在一個較為奇怪的環境中：「開會的時候，我提問，所有人回答的時候都會對著我的同學或者老師，當我繼續追問問題的時候，他們的回答也依舊如此，好像我根本是空氣，不存在。」在後面幾天的調查過程中，當地的男性被訪者往往也是熱情地招待男性研究者，而女性研究者只是一個陪襯而已，負責倒茶、陪伴吃飯等事情。在大學中，研究生導師出於安全的考慮，在外出調查時一般會安排男女學生一起去市場等較為複雜的環境，但是這樣的安排經常會使女研究生產生受挫的感覺：「我和同行的男生一起去拜訪開餐館的男性老闆，他邀請我的男同學坐下，而我卻始終站在邊上，他似乎壓根兒沒有搬把椅子給我坐的意思。」另一位女研究生和自己的男友一起去市場調查，男性受訪者卻始終只和她的男朋友交談，而無視她的存在。不僅僅是年紀相對較小、田野經驗較少的女研究生會遭遇到這樣被視為「透明人」的境地，就是從事田野工作多年的女性研究者也難免遇到這樣的尷尬：「課題負責人是我，但是市場部的主任來了後，只對我們團隊中年紀比較大的老劉說話，他真的是先挑男的，再挑男的裡面年紀大的，對我們女的好像就是沒看到。」
2.使用貶低女性的稱呼女性研究者的專業角色被忽視，最直觀地顯示在田野對象對她們的稱呼上。女性研究者彷彿沒有正當的身份，無論她是教授、研究員，還是學生，統統被稱為小姐。擁有博士學位、在國內某重點大學任教的W是從事小城鎮經濟發展研究的，然而在田野調查中，卻沒有人會嚴肅地以女教授的身份對待她。「在調查中，即使是在正式的場合，我也會被稱呼為W小姐，但是我也無法去要求對方稱呼我W博士或W教授，儘管那樣稱呼我會感覺比較受重視。」一般年紀較小的女研究生會被稱為「小妹妹」或「小丫頭」，儘管對這樣的稱呼她們多少也覺得有些彆扭，但是往往不會做聲，因為擔心「如果表現出不高興這樣被稱呼的話，他們會不會不配合我的訪談調查呢」？這種貶低女性研究者的稱呼，恰恰反映出田野被訪者不願意正視女性研究者的專業身份，用這樣一個稱呼將其放置於一個相對較低的社會地位，同時維持著男人所享有的主宰地位。3.敷衍了事從事人類學工作八年的X，談到她接觸到的地方官員的態度時這樣表述：「即使你是用一種專業者的身份去拜訪他們，他們的態度也還是一樣的，認為女人怎麼會是專業的？你懂什麼？你能做什麼？和你說什麼有用嗎？你管事嗎？可是如果換成男同事就不會有這樣的質疑，他們往往比較配合，態度也認真得多。」一位做博士畢業論文的女研究生在社區進行田野調查時，當嘗試著向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詢問關於社區事務的看法，對方「僅僅是一邊忙活自己手裡的事，一邊心不在焉地簡單說幾句，要不就是『對啊』、『是呀』地敷衍我罷了」。遇到這樣的情形，有過數次訪談經驗的女性研究者似乎已經習以為常，她們採取的做法也多為假裝沒有注意到對方態度上的區別，繼續留下來努力地「旁聽」或「插嘴」，或者就是自己盡量多說些，向對方證明自己還是懂一些專業知識的，夠資格與之交談。4.女人的事情根據傳統的性別期待，較為專業的領域往往屬於男性，而女性則更多地被認為應該待在家中，處理家庭事務。Warren指出，許多女性田野工作者都有相似的隱身經歷，因為女性傳統的社會角色總是躲在男性的背後，成為母親、妻子、秘書等專門角色。[6]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當女性出現在專業場合時，田野對象往往會自以為是地給她們尋找一個「應該」的角色位置。就算是女性研究者可以以研究者的身份出現在田野中，田野的研究對象也會自然地認為「男為主，女為輔」，或是男人和男人一起談論他們認為該談論的事情，女人和女人一起談女人的事情。研究少數民族婚俗的女研究者L的經歷充分論證了這一點：「我們課題組組長覺得我也應該去接觸土老司，我也需要和他們建立聯繫，所以後來每次他去拜訪土老司的時候都帶上我。本來是希望可以一起談事情，慢慢地混熟，可是對方總是很自然地將妻子介紹給我，最後的結果就是他們男的去談事情，而我卻是由妻子陪著聊天，或者是陪小孩子一起玩。」這種不願意和女性研究者談論「正事」的情況，反映出的是男性對於女性專業化水平的不信任，認為部落、族群里的事情是男人的事，而談論家長里短、陪孩子玩是女人的事。
汶川地震後，女研究者Zh參加災後重建隊一起來到當地勘察，討論災後的重建工作。然而在實際工作中，她發現當地人在與重建隊進行互動話題時，會不自覺地按照性別的不同將隊員分成男女兩組。「可能由於我是女的，在工作中一般『深奧』的事情他們不樂意和我談。一個村幹事和我談了地震當天和之後居民們的生活狀況，但是一旦涉及有關政策方面的問題就不會和我說，而是找男同事討論。後來回到單位才知道有的女同事遭遇『更慘』，她們到災區向當地人說明來意後，村民和當地領導就會分成兩組，所有男的會圍在男同事身邊討論他們覺得政府此時應該提供怎樣的幫助，諮詢什麼事情應該去找哪個部門解決等；而所有女人就會圍在女同事身邊，念叨生活有多麼不便，對未來生活的困惑和恐慌。我們同行的幾個女同事後來說起這事，都覺得因為自己是女性，所以就自覺不自覺地被排除在一些議題之外了。」列舉上述女性研究者遭遇的田野困境，並不是說對不同領域的信息有高低優劣的價值之分，而是想說明女性由於受到固有的社會角色期待的限制，難以進入關乎資源、權力配置等方面問題的對話中來。雖然日常的生活事宜和國家大事一樣關乎民生，一樣重要，也是田野工作所需要觸及的方面，但是傳統的社會性別價值觀卻往往強硬地將女性和男性規範在不同的領域之內，阻礙了研究者進行各種社會互動的可能性，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貶損了女性研究者的專業價值。(二)被視為服務者的女性研究者在田野調查中，「服務者」也是女性研究者經常被冠以的角色。訪談中，一位女研究生和女教師分別這樣描述其經驗：「在社區的時候，一起的男同學要做報告，社區辦公室的領導就會提前一天和我說，叫我第二天早點來，把衛生搞一下，燒好水，沏上茶等等。在放幻燈片的時候，也會示意我去把窗帘拉一下。這個時候我會覺得因為自己是女生，所以這些事情就會找上來，似乎這個才是我應該做的。」「我剛來的時候，和普通工作人員還是蠻好溝通的，很快我們就打成一片，但是所在處的處長對我很冷淡，一般不怎麼理睬我。有時候我看到一些同事比較忙，一邊要影印材料，一邊還要打字，我就會主動去幫忙，或者去做些跑腿的事情，反正年輕也不覺得怎麼樣，所以在一開始我心裡覺得自己深入田野場景還蠻順利的。結果有一次省里領導來視察，各個處/所需要整理出工作總結，這個不是我的工作，但是卻被拉去打字，並且是幾乎將所有的文字材料都交給我打，一連幾個晚上我都在加班。我心裡就開始嘀咕，如果我拒絕，後面的工作是不是就會很難開展？那個冷冰冰的處長是不是會趕我走呢？」在進一步和她們交談後發現，其實女性研究者排斥的並非是比男性多搞衛生、多跑跑腿，多幹些瑣碎的工作，問題主要出在一旦遇到自己的「正事」時，對方的態度就不那麼熱情和積極了，似乎自己就是一個秘書，而非懂得專業的研究者。這種情況下，女性研究者往往會懷疑自己究竟有沒有成功地深入到田野研究中來，表面的友好關係是不是只是對方想讓自己多幹些事情而已，自己究竟是享受待遇的獲利者還是被歧視的犧牲者呢？「所以說，真的不能看表面，和其他男研究者比，他們會更加熱情地叫著我的名字，但是同時也會熱情地叫我做這做那，我的性別真的會使我在研究中獲得好處嗎？還是只是讓我成為免費的『秘書』？當我還在沾沾自喜，以為自己得了便宜的同時，是不是也正在失去更多？在我自以為獲得優惠的時候，是不是其實受到的是更大的歧視？只是一切都是以一種隱蔽的形式出現的。」由此可見，對於一個田野研究者來說，擔任跑腿、服務等工作或許有益於同田野對象建立關係，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田野事務的運作，但是女性研究者必須注意的是不能因此而淪為廉價的幫工，導致正常的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因此，研究者必須既投入，又保持某種距離，同時扮演多重角色，恰當地在不同角色中跳躍，才能使自己不受到漠視或是避免做一個從頭到尾都裝傻的「小女人」。一個有經驗的田野觀察者的行動策略往往是因時因地、因當下的情景而改變的，即便是面對同一位田野對象，也可能會因為情景的改變而有著不同的對待方式。初入田野時，研究者或許是不自覺地回應田野的性別規範，但是一旦對田野熟悉後，他對角色的選擇與應用就應比較輕鬆地轉換。C常年從事勞工心理研究，她在深圳一家港商工廠進行研究的經驗就充分體現了多重角色的應用。「在這工廠打工的多為男性，每天幹活其實很無聊，他們薪金是按件數計算，所以勞動強度大不說，壓力也不小。這種情況下，傳統女性的角色會比較有用。比如說，工廠里伙食一般都不怎麼好，老闆也不樂意專門花錢找會做菜的師傅，都是工人兼顧著湊合做做飯。有一天我下廚燉了魚，煲了冬瓜老鴨湯，他們吃得特別開心，說是好久沒吃到這樣好吃的家常菜了。後面我有時間就會給他們弄點小菜，他們很開心地說，『C小姐很能幹，既會念書又會燒飯』。慢慢地由做飯還真就培養出了感情，彼此也信任了很多，他們比以前更樂意和我說心裡話了，我也從中了解了更多自己想要的資訊。後來混得更熟了，他們也不把我當外人，主動帶我去他們的社交圈子裡玩，從而認識了更多的人，這對我的研究來說是十分有益的，可以說有些是意想不到的額外收穫。」C同時表示，儘管她作為一個年輕女性單獨和一群男人一起在外吃飯、唱歌，較易遭人誤會，但是為了研究項目，她必須要放下知識分子的身份和他們打成一片，因為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女性的性別不利條件太多了，必須要運用女性的優勢來幫助自己的研究工作。(三)遭受性騷擾的女性研究者雖然被訪者往往對女性研究者的專業角色視而不見，但是對其身體或情慾客體的角色卻很容易重視起來。前文敘說的不受處長正眼瞧一眼的女老師，到了晚宴時卻搖身一變成為眾人矚目的明星。她說：「到了晚上，工作結束後，大家有時候會一起吃飯，飯桌上總是有人不斷地要我喝酒。一般吃完後還會去唱歌，他們好像專門找那種愛情歌曲，還是對唱的那種，要我陪唱，或者是別人唱要我陪著跳舞。」也就是說，女性研究者在「研究」的情境中隱而不見，然而到了非研究的社交場合，其「女性」身份就會彰顯出來。從事人類學研究的X，談到她接觸到的一位地方官員時說：「我遇到過一個區長，見面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小姐你幾歲啦？結婚沒有？我看你也就20出點頭吧，美女啊』，我覺得他說話的語氣和表情好像在挑逗的樣子。而他對同行的青年男同事就會說，『小夥子年輕有為啊！大有前途』，完全不一樣。」
另一位女研究生反映，她在整個田野調查過程中，那個被訪者幾乎都沒有理睬她，但是臨走時對方問她：「你有男朋友嗎？我們這兒好多帥小伙呦！」也許對方並沒有調情或是追求的意思，但是這樣的對話，其內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般的社會期待，即女人的最終歸宿是婚姻。
「女人是弱者」也是一種傳統的根深蒂固的觀念，這使得女性研究者在田野中更容易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性騷擾或性侵犯。以下是幾種常見的騷擾方式：1.言語上的性騷擾。從事少數民族部落研究的D說：「研究經常要下到各個部落，村落中的男性會對我們女性研究者說，『你結婚了嗎？我們這的XX說你長得好看呢，自打你上次走了，他都落下相思病了，哈哈哈……』」進行少數民族婚俗研究的L也提到：「有時候去村落和一群年輕男子交談，他們會相互詭異地笑，並用當地的母語交談一番，我是知道他們在說什麼的，但是那種情況下也必須要裝傻，裝作自己聽不懂，等他們笑夠了，才好繼續我們的交談。但是我很不喜歡這種感覺，感到有點受到了侮辱。」在這樣的事例中，女性研究者性別、階層、種族等幾種社會身份交織於一身，但她們首先感受到的是性別在自己身上發生的作用遠遠超過了其他，她們沒有因為自己是不同民族而感到不適，卻會因為自己是女性而產生某種壓迫感。2.傾訴私事。田野對象有時會向女性研究者訴說超過彼此交情的私事，例如二十幾歲的女研究者Ch就曾遭遇過一位五十幾歲的男人向她抱怨自己的私人問題。「吃飯的時候，他和我說起自己的家事，說那天是他妻子的生日，但是他根本沒想什麼慶祝的事，而且覺得反正孩子也那麼大了，倆人也沒什麼話可以說的，彼此看著也覺得沒啥意思……」被訪者對女性研究者說這樣的話，一方面可能是男人習慣於將女人作為情感發泄的出口，希望獲得對方的安慰；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是藉以釋放情感的訊息，試探對方的態度，看看有沒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由於被訪者Ch是此次田野工作中較為重要的一個人，能否獲得被訪者的支持關係到後面工作能否順利進行，因此Ch也只能繼續與之互動。3.過度的關心。女研究者尤其是較為年輕的女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一段時間後，難免會遭遇到一些青年男性的「熱情」幫助。「開始還沒覺得怎麼樣，可是後面我覺得有點過分了，他時不時就會來找你，這樣的熱情叫我覺得成了工作的一個負擔，每天都要想怎麼來應對這樣的事情。比如說我去哪裡幹什麼，他都會跟著，幫你拿這拿那，還會送吃送喝；晚上會邀請一起吃飯，哪怕你拒絕很多次，他下次仍然還是會繼續，或者是表示出很失望的樣子。」4.以提供信息作為交換條件。Ch提到，當地一位經常要接觸的社區工作人員就曾多次半開玩笑地對她說：「你想要資料，晚上就要一起去吃飯。」5.身體的性騷擾。田野女性研究者除了可能會遭受身體的凝視、追求、調情外，更有甚者會遭遇到身體的騷擾。女研究生An這樣說起自己的遭遇：「我是去蔬菜批發市場做問卷的，但考慮到單純的問卷調查獲得的只是數據，最好還是有些訪談能更好地幫助分析，所以打算找幾個樣本做下訪談。沒想到在做到第六個訪談時，對方竟然趁我不注意時摸了一下我的屁股，然後還和邊上的男人哈哈大笑。我被嚇壞了，因為同行的都是女生，所以我們顧不得別的，只有趕緊跑掉。」無論是哪種文化背景下的研究，都有女性研究者遭受到性侵犯的案例，甚至在同一個田野中不止遭受一次侵犯。這樣的經歷使得女研究者心理恐懼、厭惡，但是礙於研究的目的、個人的理想、職場上的壓力，她們常常無法理直氣壯地對侵犯者進行反抗。這一切都會使得女性研究者在田野工作時比男性更加艱辛。(四)利用女性的優勢性別雖然使女性研究者在田野研究中不被嚴肅對待，但同時也可能給調查工作帶來一些便利。例如，由於女性尤其是青年女性一般被視為沒有權力和威脅性的角色，因此會較為容易進入田野，研究對象也會允許她們聽到一些特殊信息，對她們的戒備心較男性研究者要小。訪談中T說：「一般人對女性，尤其是單身的女性會比較沒有防備之心，所以你也就容易和陌生人展開話題。如果慢慢大家熟悉了，成為朋友，他們還會比較同情你，覺得一個單身女人自己在外面很不容易，會問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助的，等等。」女性研究者甚至還可以在某些情境中以裝傻、耍賴、撒嬌等特有的方式獲取到自己需要的資料。研究者C在研究勞工和企業主關係的問題時就曾故意裝作自己什麼也不懂，對任何人構不成威脅，她也因此能夠旁聽到很多信息。「那是年末，我訪談一家台灣企業的老闆，正好遇到歲尾要發放勞工工資的時候，老闆好像是資金鏈出現了什麼問題。我們在訪談的過程中他接了好多電話，電話里就說到勞工工資的事情，他可能覺得我一個小丫頭什麼也不懂，所以打電話壓根兒沒有避嫌的意思。我也就順勢在邊上喝水，一副什麼也不懂的樣子裝傻，結果我就聽到了很多很難正面獲得的信息。」Nancy Macdonald根據研究塗鴉文化的經驗指出，由於她是女性，又是局外人，代表一種安全的聽眾，反而可以進入男人私密的領域。[6]在塗鴉的次文化里，塗鴉者要隨時展現男性氣概，但是在女性面前就不必這樣，這使得她反而更可能進入比較屬於情感層面的領域。面對田野中的男性，女性研究者如果有能力並且願意冒風險，則可能運用女性特質來操縱男性研究對象以獲取資料，但是這種互動是雙方的，利用女性特質也會同時帶來困擾，因此必須小心處理。因為女性研究者可能會因此進入一種未明了的承諾之中，譬如如果拒絕田野中的男人進一步的追求，則可能會觸怒對方或是使對方傷心；但如果接受對方的追求，則可能會使自己陷入一個新的關係之中。[3]對這一點，受訪者D就指出，雖然女性的吸引力有時候對深入田野會有一些幫助，但是如果利用這一點進行研究則有可能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困擾。「像我這樣的單身女孩子在田野工作，隨時都可能會招來一些男生在身邊，他們特別熱情，比如天熱會主動給買飲料，天冷會約一起吃火鍋等。但是我覺得自己還是不要利用他們的感情來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我對這樣的熱情都會比較謹慎和注意，因為我不想由於自己的行為而造成對方的誤會，日後可能會比較麻煩。」
值得思考的是，這種利用女性特質的行為方式，對於女性研究者的工作處境是否真的有所改善？是不是在不影響田野根本權力關係的前提之下才能得以實施？研究對象給予女性研究者的資料究竟是關鍵性資料，還是無關緊要的資料？如果女性研究者只是以傳統的性別角色同田野對象進行互動，那麼對改變性別結構究竟有多大的可能？對此，本次訪談對象X表示，當我們討論女性研究者是否應該「善用」女性特質來獲得研究方便和好處時，應該思索一下，這所謂的好處和方便究竟有哪些？背後的本質又是什麼？「其實，這些方便和好處依舊是符合社會傳統的性別角色價值的，因為對女性抱有善良、單純、溫順等性別角色期待和認知，因此在某些情況下女性會比較容易接近一些資源，但是這些資源背後往往並不會牽扯到太多的權利，或是在對方認為女性是『無力』利用這些資源改變當前的權利分配的情況下才提供的。這樣最終的結果卻是將女性推到一個性別刻板的框框里，從而抹殺了女性研究者在研究中所付出的種種努力。」
五、結語從本研究的結果中可以看出，雖然處於不同的年齡、專業領域，擁有不同的生活閱歷，但是女性研究者在田野中的經驗卻有著相似之處，即女性研究者所面對的田野人對她們的專業和研究能力多持懷疑態度，她們在田野工作中都在一定程度上遭遇過被視而不見或被作為對方的情慾對象的經歷。田野是社會的一部分，因此女性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會遭遇到一些不同於男性研究者的問題。本研究通過訪談對象訴說自己在實際田野工作中的遭遇也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點。那麼，面對這種性別困境，是維持田野中的人際關係，還是挑戰其中的性別歧視，就成為女性研究者田野工作中的兩難抉擇。為了使研究能夠順利進行，通常她們選擇的方式是表現得有禮貌或者不得不忍氣吞聲。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訪談對象所處理的均為異性戀女性研究者的田野處境，如社區、村落、工廠、市場等，對於女性研究者面對具有高度性別意識的田野，如女性社團等，會有怎樣的研究經驗還缺乏深入的研究，同時，本研究沒有觸及自我認同為女同的受訪者，所研究的田野也不包括女同空間。
◆◆◆◆
話說小編最近被圖表製作折磨的不要不要的
開始打死我也不信Excel能做出雜誌級別的圖表。
現在，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Tableau又是什麼高大上的軟體？
▲Tableau製作後的效果圖
點擊閱讀原文來學習這些圖表的製作吧！
點擊閱讀原文，參加學習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