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唐代的詩狂 劉夢溪

李白和唐代的詩狂

劉夢溪

唐朝的開元天寶時期是多元文化達致鼎盛的開放時代，為詩人、作家、知識分子的恣意張狂，提供了適宜的環境和土壤。他們的狂，是多士之狂，是透心透肺的狂，是健康益智的狂，而沒有魏晉之狂的辟戾之氣。精神生產者能夠狂態昂然，是健康社會的燭光。多士能狂是思想自由的彰顯。唐詩所以凌跨百代，後無來者，實得力於當時的文化開放和思想自由。

唐人之狂比之魏晉，發自內心的本性之狂似乎要多一些。李白可謂天字第一號「狂人」。「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被發之叟狂而痴，清晨臨流欲奚為」、「狂客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當群雄」、「今日逢君君不識，豈得不如佯狂人」、「誰人識此寶，竊笑有狂夫」、「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一州笑我為狂客，少年往往來相譏」、「窺鏡不自識，況乃狂夫還」，這是他自己說的。「狂人」、「狂痴」、「狂客」、「狂夫」、「佯狂」，不一而足。他自喻的帶「狂」字的稱號就有這許多。

李白的友人也直言不諱。杜甫說：「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又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又說：「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後來的詩人孟郊也說：「宋玉逞大句，李白飛狂才。」宋代的朱長文則說：「太白，狂士也。」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當時後世，無人不知李白是一位世所罕見的狂詩人。李白才高，本性天真，性情中原有狂放的一面。卻又嗜酒，便狂上加狂了。這樣的性格，自然不為世所容。所以杜甫始終擔心他的老友的處境，在《不見》一詩中不得已直抒胸臆：「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李白是因狂而不遇，復又因不遇而更狂。

李白的狂是盛唐的狂，盛唐人物原本都帶有三分狂氣，連謹慎小心不逾雷池的「詩聖」杜甫，也寫過《狂夫》詩，那是在浣花溪畔的成都草堂，舉家衣食無著，小兒子餓得面黃肌瘦，幾乎面臨要「填溝壑」的危險，卻寫出「自笑狂夫老更狂」的詩句。是呵，如果自己一分狂氣也無，怎麼那般欣賞大他十一歲的狂友李白呢？

再看杜甫的《飲中八仙歌》，這是我幾十年來，每憶及此詩，都禁不住要大聲朗誦的詩篇。相信讀者也無人不闇熟此詩，但要不要和我一起再溫習誦念一遍？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

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

宗之瀟洒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綉佛前，

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

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

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

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

每次誦念此詩，眼前都彷彿會出現流水歡歡，樹動山迷，酒香馥郁，百花漫舞的景象。是飲中八仙歌，也是八仙狂飲圖，雖未就君飲，已生大歡喜。

知章就是賀知章，亦即初見李白便呼為「謫仙人」的那位「四明狂客」，比李白大四十一歲。汝陽是唐玄宗的侄子汝陽郡王李琎，未及銜杯，路見酒麹已經流口水了。左相指天寶元年代理左丞相的李適之，為奸相李林甫所嫉，在位五年即罷去知政，賦詩自況：「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杜句「銜杯樂聖稱避賢」，蓋即套用此詩的頭兩句。宗之系被貶金陵的侍御史崔宗之，吏部尚書崔日用的公子，嘗與李白詩酒唱和。蘇晉為開元時的進土，當過吏部侍郎，信佛而不守戒律的狂士。焦遂名不見經傳，長安一布農耳。可知酒黨重情趣，並無貴賤之分。至於張旭，則是書法史上大名鼎鼎的「草聖」，《舊唐書》載：「吳郡張旭善草書，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故其又有「張顛」之稱。

此「八仙」的各種酒狂之態，絕非不懂狂不能狂不欣賞狂的人所能摹寫。恰好我們在杜甫的另一首詩中找到了佐證，這就是作於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的《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之一，開頭兩句便寫道：「江上被花腦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說明老杜已經是在以「癲狂」自詡了，而「顛狂」的原因，則是由於「無處告訴」，即無人可訴說，看來是自己尋花自己狂。

唐的開元天寶時期是多元文化達致鼎盛的開放時代，為詩人、作家、知識分子的恣意張狂，提供了適宜的環境和土壤。他們的狂，是多士之狂，是透心透肺的狂，是健康益智的狂，而沒有魏晉之狂的辟戾之氣。遙想張旭在「王公」面前「脫帽露頂」的狂態，賀知章在馬上暈暈乎乎，搖來晃去，而汝陽郡王則以為只有到酒泉去做官才稱心如意，再加上李白的以酒仙自詡，拒不奉詔。我們在因狂會意之餘，不知不覺笑的都樂了。精神生產者能夠狂態昂然，是健康社會的燭光。多士能狂是思想自由的彰顯。唐詩所以凌跨百代，後無來者，實得力於當時的文化開放和思想自由。

中晚唐政治變亂頻仍，黨爭不已，狂士非無有，內涵和格局要拘迂得多。古文運動的領袖韓愈，振衰啟運，以道統自命，固為不世出的文雄，但他的得「狂名」，竟緣於好為人師。柳宗元在給一個欲拜他為師的青年人的信里寫說：「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華版《柳集》頁871）如此得「狂名」，這在韓愈可謂不期而遇，非始料之所及。因此他非常不服氣，特作《釋言》一篇加以解釋：「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不過韓愈確有過一次「狂」的經歷。一次與友人登華山，竟攀援至山頂，自己知道返回不能，便寫好遺書，「發狂慟哭」。韓愈不愧氣魄蓋世的豪傑之士，危難之際痛哭也不無忘「發狂」。當然後來還是下來了，華陰縣令不知想出多少辦法，才救了韓愈一命。

本來談不上狂，因為性格倔強，思想獨立，不肯隨順潮流，便被世人目之為狂，唐以後千年以還的中國世風大率如此。我所以說「唐以後」，是由於魏晉之狂和盛唐之狂，幾乎是詩人和士人的常態，人們司空見慣，不以為異。宋的狂客就不那麼常見了。

（載《讀書》2010年第3期，題目作《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此為其中的一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