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典 | 中國社會科學高速發展的局面正走向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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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大家都已感受到的，最近思想文化領域的確出現了一些趨勢性的變化。整個中國的精神氣候、文化氣候、學術氣候正在發生深刻變遷，整個輿論環境正在被重構。換句話說，風向變了，原來刮西風，現在變成東風了，原來刮南風，現在刮北風了。而眼下我們正處在這個重大變遷發生的過程之初。這個變遷是怎樣發生的？它的走向如何？它意味著什麼？這是我要探討和回答的問題。中共十八大之後，比較大的思想文化事件有這樣幾個，它們雖然正在或已經發生，但未必會引起大家認真地思考。一是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1月26日到山東曲阜考察並發表了一番非常重要的講話。上半年在曲阜參加會議期間，我專門問了問題：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1月26日到曲阜的時候到沒到過孔廟？人家說，那當然到了。這個舉動非同小可，我們且不論他講話的內容，就他到這個地方本身那就帶有巨大的象徵意義，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它的實際意義。二是2014年10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國際儒聯發表的關於儒學和傳統文化的長篇講話。後來官方發表的稿子是5000多字，全面談到了他對儒學的認識。這一舉動意義尤其重大，因為曲阜之行僅僅是開了一個小範圍的座談會，而在國際儒聯的講話面對的則是海內外一千多名學者。文革結束之後近30年來，中國共產黨人對儒學、對孔子、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一直比較曖昧。你說他反對，他也沒有明確地反對，你說他支持，他也沒有明確地支持態度。但是習近平這個講話、特別是在國際儒聯的講話，很鮮明地表達了共產黨人對儒學的態度，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對中華文化復興的態度，所以這個講話尤其值得重視。另外現在遍布大中小學的讀經班，各種各樣的國學班風起雲湧，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到處都在辦國學班。另外近年來，各種國學機構、儒學研究機構、傳統文化研究機構雨後春筍般爭先恐後地出現。這是當前我們所感受到的一些事實。這些事實都昭示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精神氣候、文化氣候、學術氣候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遷，正在發生方向性的轉折。問題在於從這些現象當中我們能得出一些什麼結論？我提出下面幾點跟大家交流。（一）整個中國正在朝著更加本土化的方向發展。這是從上面的這些細節當中我個人得出的一個結論。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以三十年為界我們至少可以劃分為這樣幾個階段：一是從1919年到1949年，全盤西化，向西方完全打開了大門，佔主流地位的是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思潮，馬克思主義雖然日漸強大，但並沒佔主流地位。二是從1949年到1979年，到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們完全向西方關上了大門，這個關門本身是不是本土化大家可以討論。也就是說從1949年到1979年這30年怎麼概括這個趨勢，我們可以討論，當然我有個人的看法，我個人認為從1949年到1979年也是一個本土化的趨勢，但是這個本土化是和中國另外的思想流派聯繫在一塊的，和今天總書記所推動的本土化有完全不同的內容和內涵。我認為從1949年到1979年，是法家學說佔主流地位的一個時期，我們很多東西在法家化，反對溫良恭儉讓，拒絕仁義禮智信，和儒家學說對著干。法家的東西加上以階級鬥爭為綱，加上階級觀點，加上本土化的「毛澤東思想」，這就是我們前30年的基本情況，總的趨勢是向西方關上了大門。三是從1979年到2009年或者是到十八大，這30年是在反文革、清算文革、質疑文革的基礎上展開的，大的口號叫改革開放，全面向西方開放，向西方靠攏，所以八十年代是個全盤西化佔主流的時代，這一點為大家所公認。在我看來，如果八十年代是轟轟烈烈地全盤西化的話，那麼90年代則是悄無聲息的全盤西化。1998年思想界曾經提出過一個判斷：自由主義浮出水面。就是自由主義作為一個意識形態，它恰好是在90年代被公開化的，不是在80年代公開化，公開地打出自由主義的旗幟是在1998年，那一年有一篇文章，題目就是「自由主義浮出水面」。雖然對傳統文化的研究、對儒學的研究不像80年代一樣被壓抑，但同時，全盤西化的思潮也在繼續深入。近一段時間，有關方面呼籲高校清理正在使用的英文原版教材，這些西方的原版教材，都是90年代進入高校的，即使到2000年之後也是這樣，大學特別是經濟學、法學、政治學全盤和西方接軌，所以近30年來的主要趨勢像80年代一樣，它的基本面、主流的思潮仍然是西化。儘管與此同時，儒學研究、傳統文化研究、國學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復興，但這個復興的程度遠沒有最近幾年轟轟烈烈。四是從十八大之後，一個全面本土化的時代已經開始，我們正在進入新的時代。這個時代如何評價，還有待觀察，但是這個時代業已開始，思想、理論、文化上的新時代已經開始。包括中醫、中藥、漢服、漢語、漢字等，都在國家政策的大力提倡範圍之下，包括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治理這些問題都在得到格外的強調。總之，整個中國正在朝著本土化的方向發展。（二）近30年中國社會科學高速發展繁榮的局面正在走向終結。大家注意，不是社會科學在走向終結，而是社會科學高速發展繁榮的局面在走向終結。1949年前的30年是人文學術佔主流、人文學術主導的30年，像經濟學，只是在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及若干個大學得到保留，其餘全部取消，山東大學只留一個政治系，另外還有中文系、歷史系、外語系，文科就這幾個系，其餘的法學、社會學、經濟學、包括人類學，這些學科都被取消，為什麼呢？因為這些學科都是西方的，我們1949年向西方關閉大門的時候，我們把所有西方文化等同於帝國主義文化，一起關上了大門。院系調整是一次非常大的調整，把全國的法學、經濟學、政治學集中在幾個高校保留下來，其餘的學校全部取消了這些學科。所以，前30年是人文學術主導全局的30年、主流化的30年，前30年站在前台經常出面發言的都是哪些人物呢？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周揚，都是這些人物，就不要說馮雪峰、丁玲這些人了。處在國家核心領導機構中樞的那些智囊們是誰？張春橋和姚文元，姚文元是文學評論家，張春橋也是個寫雜文的，辦報出身。總之，你找不到一個社會科學家。而近30年站在前台發言的已經完全是另外一撥人了，是吳敬蓮、厲以寧、林毅夫、樊綱。處在中樞領導機構的也是政治學家。所以近30年來，一有重大發言機會，在前台上活躍的全部都是社會科學家，要麼是經濟學家、要麼是政治學家、要麼是法學家，很少看到人文學者在發言。的確，近30年學界的一大變化，如同陳平原先生前幾年所言，是社會科學的崛起，在我們身邊悄悄地崛起了一大批學科，而且這些學科出盡風頭。經濟學崛起了，各個大學都爭先恐後地辦法學院，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也是這樣。近30年在高校發生的一個巨大變化是學科結構的變化，社會科學高速崛起、全面崛起，不但崛起，而且主流化，這是大家所感受到的一個顯著事實。在高校，在我們的身邊，原來沒有的學科出現了，原來沒有的人物也出現了，原來大家收入都差不多，現在突然校園內部貧富懸殊。我個人認為，社會科學的好日子差不多了。儘管你的收入可能還很高，但是社會科學從目前開始，它高速發展的局面已經停滯下來，至少正在進入一個比較緩慢的發展時期，為什麼呢？因為所有的社會科學背後的預設都是自由主義、普世價值、西方價值，所有的學科都是西方的，中國沒有社會科學，連經濟學這種概念都是從西方來的。你沒辦法再去研究了。像經濟學的假設是理性人，理性人的目的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能再宣傳嗎？一些經濟學家確實被他的學科異化了，經濟學家老是感覺人都是自私的，老是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自覺地把理論前提變成實際行為準則。在未來一段時間，這肯定不行。從較長時段來看，這些學科的生命力和出路，就是把中國經驗理論化。這些學科不是沒有自己的發展餘地。30年中國高速發展的秘密在哪裡？中國經驗給人類社會提供了哪些西方沒有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如何被抽象化，或者提煉成帶有一般意義的理論原則？這應是下一步政治學、經濟學、法學所要面對的課題。我們都說中國崛起、中國道路，中國道路的特徵在哪裡？西方如此不看好中國的政治體制、社會管理體制，而恰好這30年，中國走向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秘密在哪裡？道理在哪裡？我個人認為，政治學、經濟學、法學在更強烈地面對一個本土化的歷程，這個本土化就是把中國經驗升華為一般的理論原則，從而修改、修訂被我們視為一般法則的那些經濟學和政治學的預設。但是這是短期內能做的嗎？即使有這種抱負和雄心，短期內也做不了這個事，沒有10年、20年的準備時間做不了這個事情。所以我個人一個悲觀的觀察是：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這些學科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陷入停滯階段。最近到雜誌上去讀，拿著放大鏡也找不到一篇很好的富有理論深度的經濟學的文章、政治學的文章、法學的文章。我主編《文史哲》雜誌，對這方面非常關注，從《文史哲》的來稿方面看，這一點非常清楚。《文史哲》一般不發或者少發社會科學方面的文章，但是經濟哲學、法哲學、政治哲學的文章還是要發的，但是最近這一段政治哲學、法哲學或者是經濟哲學的東西急劇減少。所以我認為，在未來一段時間之內，它高速發展的局面已經結束。這和我們的精神氣候相關，對西方價值的警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著這些學科研究者的自由度，而在一個非自由的心態下，創造性的勞動是無法被期待的。這是我從上面那些現象得出的第二點結論。（三）人文學術，特別是中國古典學術、傳統文化研究正在從邊緣重返主流。這和我剛才說的是相應的，社會科學高速發展的局面走向終結，與此相應，人文學術、特別是中國古典學術、傳統文化研究正在從邊緣重返主流。它最後能不能進入主流，我們還要再觀察。但是最近確實表現出，一批學者正在努力使儒學、國學、傳統文化重返主流地位，要從冷門變為顯學，要從邊疆走向中央。傳統文化研究、國學研究、儒學研究的春天確實已經到來，最佳機遇已經到來。在中國人的觀念中，要想成就一件事，特別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三者平衡與配合，而在這三大要素之中，最重要的是天時，天時現在已經到來。最近國學專家、儒學研究人員非常忙。以前光社會科學家忙，現在搞傳統文化、搞儒學的人也非常忙，東迎西請，不亦樂乎！我是想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呢？就是人文學術研究、國學研究從邊緣重返主流這個趨勢已經出現。眾所周知，80年代有一個口號，叫史學危機，感覺歷史沒人學了，最近幾年是空前的讀史熱，史學危機的口號再也沒人提了，特別是最近這幾年，民間的讀史熱在升溫。這一切都說明一個問題，人文學術的地位正在發生較大變化，它最後能不能從邊緣進入中央，那還有待於時間的檢驗，但是它至少不像以往一樣被大家冷在一邊了。需要在此強調的一點是，儒學的復興、國學的復興、中華文化的復興，人文學術的主流化，不但具備了主觀上的可能性，客觀上的物質基礎看來也已經具備。為什麼傳統文化最近熱起來了，為什麼那些家長都把孩子送去讀經，去背《論語》、穿漢服，而且純粹是民間的、自發的，這和一個問題相關：中國社會正在從貧困走向小康、從短缺走向過剩、從文盲遍地走向高等教育、特別是中等教育的普及和大眾化，這給中國的文化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因為中國的文化、中國的詩詞歌賦歷來是精英文化、貴族文化、有閑階級的文化，普通的勞苦大眾沒有辦法享受中國的文化。毛主席當年說過，在中國只有地主階級有文化，而地主階級的文化是以地主階級榨取農民血汗為前提的。第一必須有錢，第二必須有閑，然後才能學文化。而在過去老百姓溫飽尚且不能保證，他怎麼學習文化？而學不到一定的文化，掌握不了足夠的漢字、唐詩、宋詞、漢賦、元曲，他怎麼享受？怎麼品味？怎麼理解？怎麼鑒賞？怎麼把它變為自己內在的東西？且不說四書五經了！現在這一切都結束了！廣場舞、旅遊熱的大規模流行，都昭示了一個問題，人們現在不但有錢，還有閑，有時間。這個背景再加上中等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已使大家能夠具備接受中國在過去只有貴族、精英才能享有和壟斷的文化。所以，未來中國文化繁榮的物質基礎已經奠定。我相信如果文革期間的那種短缺經濟繼續的話，不可能出現像現在這樣的狀況。前幾天，中華書局總編輯徐俊接受採訪，他說中華書局近來出版的《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印刷了有一百多萬冊，這在過去根本不可想像。這一切都表明中國的普羅大眾已經具備享受、理解、掌握、融化中國曾經被貴族、地主、精英、士大夫所壟斷的那部分文化，這是我們今天出現傳統文化熱的物質基礎。這是從物質上講，另外從政治上講，實際上很多人都在考慮，習近平為什麼到曲阜、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去講話，到人民大會堂面對國際儒聯這麼一批海內外學者講話。這說明了一個問題，這也是理論界已經討論很長時間的問題，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已經開始了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從綠林文化到廟堂文化的轉變。要想從造反的異端走向執政的正統，必須走向秩序，必須走向長治久安，必須走向保守，而儒家的文化、傳統的文化恰好是強調血緣親情、強調秩序、強調權威，反對革命，強調和諧，所以恰好在這個時間，儒家文化滿足了我們在意識形態上的空白，社會對長治久安和穩定的渴望，這為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提供了強大的基礎。另外從歷史上看也同樣是這樣，從劉邦造反到漢武帝獨尊儒術，70年的時間，從1949年開國到十八大召開，接近70年的時間，基本上都是這樣。共產黨在奪得江山之後，面臨著和劉邦、朱元璋不同的兩大局面：第一，一個強大的儒學的力量已經不復存在，被「五四」運動沖得稀里嘩啦，所以當年劉邦面對一個強大的儒生集團，朱元璋也面臨一個強大的儒生集團，而這個儒生集團的同化力是不可抗拒的。但是，當共產黨成功之後，這個力量已經不存在了。第二，當共產黨成功的時候面對的是強大的西方化的意識形態，這一點更是劉邦和朱元璋所沒碰到的問題，所以共產黨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異常地艱難，要克服的障礙更多，直到現在，我們才能說基本上克服了，也還沒有完全克服。這就是習總書記無論是在曲阜講話還是在國際儒聯的講話後，反響僅限於學界和民間的原因所在。（全文約20000字即將刊於《清華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編刪稿約10000字見中華讀書報。作者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文史哲》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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