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萬里路 讀萬卷書：顧炎武是如何讀書與行走的

顧炎武，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元1613年7月15日），卒於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正月初九日，今江蘇崑山千燈鎮人。他的一生，跨越明清兩代，從出生到32歲，他是明朝子民；從33歲到去世，他是明朝遺民，並且始終堅持這個身份，不與清政府合作。

顧炎武像

顧炎武留下的學術著術中，代表作有兩部，一部是《天下郡國利病書》，一部是《日知錄》。前者主要是明代一些地方志和官員奏摺、私人筆記的摘抄，資料性很強，但較少他個人的觀點；後者則完全按照他的某一思想主題，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找出各種可以證明自己觀點的論據，加以系統的論證，更能看出他的思想風格，他自己本人也說：「平生之志與業」盡在《日知錄》中。簡單地說，《天下郡國利病書》以資料性見長，《日知錄》以思想性見長。

不過，《天下郡國利病書》更能代表顧炎武的「實學」風格。顧名思義，這種書是探討天下各地「天時之利，治理之病」的學術專著，內容涉及各地區地理變遷、治河工程與政策、財政稅收制度等多方面的內容，都是與實際治國密切相關的學問，以致於梁啟超稱之為「政治地理學」。但這種學問有個缺點，一旦時過境遷，他下了很大功夫研究過的某些方法、政策或制度，就全沒有意義了。比如他談及到江蘇各地治理河道的方法，到今天，好多地名和河道已經不存在了，對他記載的那些方法之得失也就無從評價了。所以，梁啟超稱這類學問「日益芻狗」（越來越沒有價值）。沒辦法，這就是「實學」的局限性，它只是針對一時一地的當下情況提出的操作性建議，當時如果用了，就很有用，一旦當時沒採用，時過境遷確實也就沒有那麼大的價值了，就比如一本過時的地圖冊，不會再為人們提供最新、最可靠的道路信息一樣。所以，儘管《天下郡國利病書》這部著作的書名很棒，但其所談的去病興利之法，在今天看來，著實已無大用，只對研究歷史地理的專業學者有些參考價值。

顧炎武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此書由江蘇崑山市顧炎武研究會點校編排，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出版，共六冊，這是目前國內該書唯一的點校橫排本，非常難得，本刊輾轉多處才買到一套複印本，希望它能夠再版。

顧炎武對日常生活經驗是有見識的，他經過商、理過財、管過家，對人性的局限性有通透的理解，而且，他本人那種知識分子的天真使他在這方面的見解在今天看來，充滿了幽默。比如，他舉過兩個治家的例子，一個是說宋代有位姓張的老人，家裡是九世同堂，宋高宗問這老人，這麼一大家子人，是如何做到和諧相處的，那老人不說話，一口氣寫了上百個「忍」字，意思是以隱忍求和諧。顧炎武對此評價說，「居家御眾，當令綱紀法度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奚（兒媳婦與小姑子鬧矛盾），奴僕放縱，而為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這不僅九代同堂，恐怕一天都過不了！在他看來，這個段子純屬扯淡。他認為另一個段子更為靠譜，說的是明朝太祖朝，浦江有位鄭氏老人也是幾代同堂，明太祖問他是如何和諧相處的，鄭姓老人回答說：「沒有什麼別的，就是不聽女人的話就行」。顧炎武評價說，這才是真格的事，可為行之百世！

行走，是顧炎武后半生的生活常態，更是他確立自己生命價值的一種方式。他的這種行走，絕不同於現在小資作家們所謂的「行走文學」那般寫意浪漫，也沒有美國作家凱魯亞克在《在路上》這部小說里描寫的那般放誕無忌，而是充滿了艱辛和探索學問的樂趣。剛開始，他是一個人在走，後來有了點錢，雇了三個僕從照顧生活，朋友又送了他兩匹馬和兩頭騾子，可以馱書和行李，境遇改善了一些，但仍然還是很辛苦，一年之中，往往有一半的時間都宿在旅館裡。讀及顧炎武自敘的這段文字，筆者為之動容，眼前浮現出了這麼一幅圖畫：一位瘦弱的老人，滿面滄桑，走在一條崎嶇的小路上，雖然已經很疲倦了，但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他的眼睛裡仍然閃動著堅定的光芒。

顧炎武紀念館位於江蘇崑山作及專家、學者的部分論文，有古今名人對顧炎武的評價，有當今書法家頌揚顧炎武所寫的碑文，現在顧炎武紀念館已成為江蘇省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市亭林公園內。建於1990年，佔地面積5畝，建築面積760平方米。2005年重新修繕並布館。

當代學者陳平原先生談到了行走對於顧炎武的影響，在他看來，雖然很多人認為顧炎武是清代考據學的鼻祖，但後人很難有顧炎武那種生氣淋漓的氣象。原因就在於他們大多沒有田野考察風餐露宿的經歷，只是在書屋裡做學問；更沒有顧炎武那樣強烈的痛苦和慾望，其學問缺少壓在紙背的東西。是的，姑且不說顧炎武的學問到底做得怎麼樣，不能否認的是，他這種做學問的方式，的確是提升了他的生命質量。

終其一生，顧炎武是陷於深刻的矛盾之中的人：他想反清復明，卻無赴死的勇氣和實幹的作風；他堅持名節，潔身自好，終身保持了忠於前朝的「遺民」立場，對自己的親友，如那些到清廷做了大官的人卻只有默許。他的學說中也深刻地體現出這種矛盾，比如那段影響深遠的「天下」與「國家」之辨便是如此。這段話的原文是「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有責」。這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名言的來由。在這段話中，顧炎武把改朝換代當作亡國，把喪失了人類社會基本秩序、進入「人將相食」的無政府狀態，稱之為亡天下。但事實上，往往是一個朝代的執政者，已經腐朽到沒有能力維持基本的社會秩序時，才開始被顛覆的，也就是說「亡國」與「亡天下」在實際過程中是同時發生的。具體到顧炎武所面臨的時代，是明朝統治者腐朽無能，已經導致了「人相食」的慘景之後，李自成等人才造反成功，使「大明」這個「國」亡了的。而李自成等農民起義領袖，也攜帶了與大明統治者同樣腐朽的「文化基因」，所以，他們建立的「大順」、「大西」等新的「國」依然救不了「天下」，所以，才有所謂「番邦夷狄」的滿清人，揮師入關，入主中原「救天下」，而且人家也真正救了天下，確實又建立起了具有禮義廉恥的文明秩序，如果按照顧炎武的邏輯，他應該追隨、支持能「救天下」的清朝皇帝康熙才是。可顧炎武的理論與行為是互相矛盾的，他陷於自設的名節之中，始終保持著對那個已經亡了的「國」的忠誠，始終保持對救了「天下」的「新國」的疏離與不合作，這時他已經只是對自己的人格負責而不是對天下負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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