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罐奶粉的制度經濟學

　　□　盧　偉◎源起　　3月1日,香港限購嬰兒奶粉的法令正式實施。根據限購令,成人出境限帶兩罐奶粉,違者可罰50萬港元及監禁2年。法令頒布之後短短几天之內,就有四十多人因違規被捕。　　與其說國內消費者選擇的是洋奶粉,不如說他們選擇的是一種更能保障食品安全的制度安排。　　平心而論,香港政府出台限購令也是無奈之舉。最近這一兩年,港府接到的奶粉短缺投訴一直在飆升,香港政府作為法治政府,來自納稅人的壓力是實實在在的,優先考慮本地嬰兒的利益無可厚非。內地孩子吃奶粉遇到麻煩,家長們卻去指責香港政府,有找錯對象之嫌。　　兩會期間,政協新聞發言人呂新華曾對外表示,國產奶粉的合格率高達99%,當前主要問題是群眾對國產奶粉信心不足。國人為何對國產奶粉沒信心?當然是國產奶粉自己不爭氣,接二連三的質量醜聞,大大損害了國內奶粉的美譽度。而即便這一合格率值得採信,那另外有問題的百分之一也足以讓國人拋棄國產奶粉。正如崔永元所言:我哪知道那百分之一在哪兒。　　數據顯示,我國每年有超過1500萬嬰兒出生,而根據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國內嬰兒純母乳餵養率已經降到了27.6%左右,也就是說,喝奶粉的嬰兒超過1000萬。如果這1000萬嬰兒全喝國產奶粉,即便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合格率,也會有超過10萬的嬰兒喝到問題奶粉。　　嬰兒奶粉不同於其他食品,看一看或者嘗一嘗就能辨別質量高低。嬰兒奶粉消費群體的特殊性,導致除非出現內含類似三聚氰胺有毒物質的極端情況,否則我們很難在短期之內判斷出其質量好壞。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說,嬰兒奶粉市場面臨著高度的信息不對稱。這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賣家有可能會利用這種信息不對稱進行欺詐。而消費者若想依靠個人力量獲得充分信息,避免上當受騙,將面臨高額的識別成本。有媒體曾報道,檢測嬰兒奶粉中三聚氰胺單項的費用就需450元,而做一個嬰幼兒配方奶粉全檢,則需要3萬元。　　對於嬰兒奶粉這類信息不對稱的市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喬治·阿克洛夫做出過非常精妙的分析。按照他的理論,由於生產廠家會利用信息不對稱進行欺詐,消費者難以在購買時獲得充分的質量信息,因而會選擇不信任賣家,不願出很高的價格購買商品,這樣生產商即便是提供高質量的產品,也很難獲得相應的高價。長此以往下去,劣幣驅逐良幣,高質量的產品將消失在市場中。　　應該說,這一分析有力地解釋了阜陽毒奶粉、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發生。不過,雖然信息不對稱的初始條件一樣,但國內嬰兒奶粉市場的演化並未遵循阿克洛夫的邏輯,出現假冒偽劣產品主導市場的情形。這是因為消費者在國產奶粉之外存在一個替代選擇:進口奶粉。進口奶粉來自於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那些市場有著完善的制度體系,其包含的認證、准入、懲戒、監督等一些列制度,為市場上的奶粉質量提供了背書保證,這就大大消弭了消費者面臨的信息不對稱處境。曾有記者探訪某外國品牌的奶粉生產工廠,在進入廠區之前,要簽訂一份長達14頁的責任書,保證不化妝,不戴首飾、手錶,沒有任何金屬異物,並要穿上隔離服、帶上頭盔、護目鏡,防護鞋。廠家必須如此嚴格,不然就通不過監管機構的審核,進而失去生產資格。　　由此看來,與其說國內消費者選擇的是洋奶粉,不如說他們選擇的是一種更能保障食品安全的制度安排。當然,這種選擇的成本並不低。奶粉是一種必需品,價格彈性極小,再加上「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普遍觀念,這些都強化了對高端奶粉的剛性需求,其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國內市場上的洋奶粉品牌輪番漲價。人們為了買到便宜的洋奶粉,不得不選擇通過水客出境代購,於是內地數千萬嬰兒的巨量需求就成了香港這個小型市場的不可承受之重。　　出路在哪兒?如果說敞開國門、實行奶粉進口零關稅不是政策可選項的話,那麼重振國產奶粉聲譽是唯一選擇。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要做到這一點並不難。從制度設計上來說,關鍵是要降低消費者獲取奶粉質量信息的成本。辦法有很多,比如對奶粉實行嚴格的准入制度,加大質檢的投入和力度,定期公布嬰兒奶粉的質檢結果等等。只要國產奶粉的質量得到提升的信息真實可靠,消費者的信心自然會慢慢回歸。(作者系本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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