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奕：穩定！穩定！！穩定！！！

為什麼穩定壓倒一切？為什麼還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國家的中心任務屬於政治戰略範疇，可以與時俱進、因時調諧。但穩定的社會秩序卻是國家政權的存亡前提，凡與之不合，皆要立即清除。在中國，經濟發展本身是政治，但不是最大的政治。穩定才是政治經濟與經濟政治的最高價值。

一、「穩定壓倒一切」VS「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在中共政治哲學的視野中，實用主義風格大過一切花哨無用的學理闡述。中國如何治理，這並非一個純然的理論問題，或者，乾脆就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解決這個宏大繁雜的政治算術難題，必須有一系列的公理、定理、方程式、微積分，甚至需要全新的科學猜想和運算程序。於是，我們發現，凡屬與穩定有關的公共事務，必定有其內在的經濟邏輯，而在當下中國，經濟學又是最講究理性計算和利益衡量的治國之術。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使得資金流向發生轉移。中國經濟成就，與高速、巨額的「吸金」，寬鬆、靈活的「招商」關係緊密。當中國的「經濟巨盤」融會了世界各國的戰略利益，中國的混亂失序將是全球的災難。中國經濟的成功，為全球穩定增添了重要砝碼。除了國內的維穩力量，一直還有隱形的國際外援部隊，非常糾結地既為其自身利益，又為中國的國內穩定服務。

但事情遠沒有這麼簡單。在全球化的時代，國家體制會遭遇跨國財團的侵蝕。WTO（世界貿易組織）這個集行政、立法、司法權為一身的「超級利維坦」，對主權國家民主體制的根基構成了巨大威脅。許多以人民權益為重的法令，因為違反企業的利益，被WTO裁定無效，政府不僅要賠款，還要撤銷法案。從中國政府近年屢屢遭受的敗訴裁定來看，這種威脅已經超出了純粹的「國際法」範圍。

更為關鍵的問題在於，發展型國家很難應對突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提高經濟調控水平，是一項長期艱巨的系統工程。在中國高層的經濟管理者眼中，確保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很多時候只是一個美好的理想——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很難兼顧。還有更多的深層癥結，比如經濟發展成果的公平分配、經濟運行規範的法治建構等，都是讓上層決策者頭疼不已的老大難問題。備受詬病的「權貴資本主義」，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的惡劣表現，讓中國的有識之士如坐針氈。因為，在當下中國，權貴資本雖然未在制度上定型，但其危害和影響已初具雛形。防範經濟發展中的社會、政治和法律危機，比防範經濟自身的風險，更讓人憂慮萬分。

由此不難理解，為什麼穩定壓倒一切？為什麼還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國家的中心任務屬於政治戰略範疇，可以與時俱進、因時調諧。但穩定的社會秩序卻是國家政權的存亡前提，凡與之不合，皆要立即清除。在中國，經濟發展本身是政治，但不是最大的政治。穩定才是政治經濟與經濟政治的最高價值。

二、中國社會不穩的矛盾根源在哪裡？

為了維護社會穩定，中國政治體系動用了大量資源，可謂嘔心瀝血。但社會不穩似乎越發嚴重。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弔詭現象？這就需要我們認清當前中國社會不穩的矛盾根源。仿用一句政治話語，當前中國社會矛盾的主要根源在於人民日益增長的權利需求和有限的制度供給之間的不協調。

講的更直接一點，當前中國社會發展的嚴重不均衡，導致種種難以逾越的社會鴻溝，造成民眾期待的不斷落空，生髮強大的社會仇怨，激起眾多的集群事件和抗爭行動。通俗地說，現今蛋糕越做越大、越做越好，食客的胃口已被充分調動，品味越來越挑剔、嚴苛。怎樣滿足這些難纏的「上帝」？作為服務者的商家，必須開動腦筋、放下身段，竭心儘力去討好、解釋、周旋、協商，決不能動輒怒容、鐵拳相向。食客吃不到蛋糕，寧願砸掉店鋪、哄搶蛋糕，也很難顧全大局、忍辱負重。

歷史地看，中國社會不穩並非一個「當下事件」。二十世紀中國統治階級的政治制度全面崩潰，使得社會革命成為國家重建的必由路徑。中國共產黨能夠取得政權，與其成功領導由下至上的社會革命緊密相關。中共的社會動員力、凝聚力與改造力，在革命時期得以形成，並在執政之後不斷強化。但改革的事業、民主化的壓力、社會利益關係的日趨複雜，均使執政黨收縮自限，社會控制力下降成為不爭的事實。

如果中國已然是一個民主法治國家，執政黨控制力下降便不是什麼壞事。但問題是，中國尚未實現民主法治國家的預期目標，社會轉型期的犯罪控制、秩序維護需要強大的國家能力。更為嚴峻的是，對於民主，黨內高層一直存在不同意見。從全球視野觀察，當今世界正在陷入「民主危機」。西式的「選舉民主」及其政黨政治，已讓越來越多的民眾寒心失望。一股回歸「強人政治」和「主權國家」的新左思潮正在風流涌動。

在此背景下，中國政治「向左轉」似乎成為不可改變的大趨勢，而民主法治的意識形態綱領與剛性維穩的政法實踐方略越來越難以諧和。這種矛盾，或許才是中國維穩者必須認真思考的重大戰略問題。

三、維穩思維的「六字真經」

接軌。中國要實現社會的良性穩定，必須真正「與國際接軌」——不僅關注本國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和諧，推動國內的民主法治進程，而且還需要從全球化的視野中審時度勢，有效參與到國際規則的制定與施行中。在全球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中國要做一個負責任、有擔當的「法理大國」，並非空洞的幻想和口號，但也決不是指日可待的即成近景。一方面，中國本身就是「國際維穩」的重要環節，另一方面，中國又是「國際維穩」的重要對象。在這種主客體交錯的複雜情境下，中國很難孤立存在，必須充分考量四面八方的國際力量，變被動為主動，融入「國際維穩」的總體框架。

開放。此處的「開放」主要是對國內的NGO組織而言。如果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霸道邏輯推論，NGO組織無疑是政府的對立面。如果堅持政府主導維穩的狹隘策略，NGO恐怕很難有足夠的生存空間。但是，如果將NGO視為公民社會的應有之義，由其推動的社會維權行動並非反政府的罪行，而是法治保障的公民權利運動，那麼，開放的NGO與中國社會穩定的內在關係，便一目了然了。

均衡。當今中國巨大的社會差距，讓底層民眾對「成功」的渴求幾近偏執與瘋狂。他們鮮有機會真正目睹聲色犬馬的豪奢，卻無時不刻不在想像進入這種糜爛的生活。他們自認是改革開放的利益受損者，被高速的列車在彎道拋出，流落在荒野邊緣，怨恨填滿心間。

危害社會的犯罪，被看成「正當」的抗爭，甚至「權利」的恢復。罪感和恥感滅失，如同成功的自我催眠，激勵著越軌行為的不斷發生。國家的刑罰也只能對之抱以無奈的嘆息。不利的社會境遇，加之固化的社會分層，形成了社會機會的匱乏和社會態度的極化。無事可做，便製造麻煩，然後自己解決麻煩。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在當下中國的日趨猖獗，便是明證。根本之策，還是重建社會的均衡機制，彌和斷裂社會的失范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