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產的超級大國封號

早產的超級大國封號

　　中國快速崛起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爭的事實，因此受到世界的矚目，國際的戰略家則對中國的未來定位充滿了揣測。有的人樂觀以對，認為中國的發展將為世界各國帶來機遇；有的人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將中國的崛起動輒打上「中國威脅論」的標籤。國際的捧殺與棒殺可以理解，但是中國的領導人和戰略家卻要對國家未來定位保持充分的警醒，既不能盲目自大，又不能固步自封，必須從戰略的高度將國力增長與世界格局的變遷，進行積極的動態調適，使中國崛起既能凝聚國內的士氣，也為世界接受和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筆者認為近日中國學者閻學通在《環球時報》撰文提出「從物質實力角度分析，目前一超多強的實力格局開始向『兩超多強』演變」的說法，將中國自封為在物質實力上可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確是一個很值得商榷的話題。

超級大國的標誌

　　在國際政治學領域，超級大國（superpower）又稱為超級強國、超級強權，主要指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在國際體系中處在遙遙領先地位，從而在國際規則制定、區域乃至全球事務中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或干涉能力。「超級大國」概念最早出現於1930年代，直到二戰和第二次中東戰爭，該概念主要用來描述大英帝國的日漸衰頹；普及於冷戰時代，主要用來刻畫美國和蘇聯作為兩大陣營的領頭雁，所擁有的超強的政治動員能力和相互確保摧毀的軍事力量。冷戰結束至今，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

　　從歷史上看，超級大國的綜合實力體現在文化輻射力、政治外交能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軍事實力、教育水平、人口及地理資源稟賦等方面。文化輻射力主要指承載的文明形態、國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精神產品的創新活力；政治外交能力主要指國家在區域和全球事務中的領導能力；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是綜合國力得以維繫和不斷增長的重要硬實力基礎，也是干預或主導地區及全球事務的手段；教育和科技實力既是國家知識與技能創新的集中體現，也是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重要支撐；人口與地理資源稟賦是超級大國不可缺少的條件。歷史上的大英帝國、昔日的蘇聯和今日的美國，都曾具備或依舊具備上述條件，從而深深影響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軌跡。

　　美國自1900年以來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二戰結束時美國GDP（國內生產總值）佔世界將近一半，並且擁有了主導全球政治、經濟與安全事務的力量，一躍成為世界超級大國，雖然蘇聯也是一個超級大國，但是除了軍事力量之外，在經濟力量、制度活力和戰略遠見等要素方面不能與美國相提並論。美國在二戰後主導的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現稱為WTO）等直到今天仍是全球化體系中的重要制度安排。而在軍事力量方面，美國及其盟國1986年時的軍費佔世界軍費的49%，對手陣營的軍費佔世界軍費的42%；2011年，美國及其盟國的軍費支出佔世界的70%，而被美國視為對手國家的軍費加起來還不到世界的15%。雖然美國陷於當前的金融危機和財政赤字而表現為相對衰落，但是美國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局面在21世紀前半葉將會繼續，並且美國的國家戰略仍會竭力阻止另一個超級大國的出現。

成為超級大國的危險

　　筆者認為，美國人所認為的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是一個不可分割的邏輯整體，只有確保國家作為全球領導者的超強地位和絕對實力，才能擁有主導全球事務的主動權和選擇權，美國的國家地位才是安全的，才能保護美國主義規則下的國家利益。所以，美國的不安全感，從戰略層面講是擔心霸權地位的旁落，所以反覆堅稱要保持美國在世界和區域事務中的領導力；從利益層面講是要確保美國在海外的市場和資源通道，所以要努力確保美元地位、反覆在中東開戰、高調重返亞洲甚至介入南中國海問題；從軍事層面講是擔心受到別國或恐怖組織的攻擊，使其作為超級大國的顏面受到嚴重羞辱，所以不惜大量舉債以反恐的名義，發動針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如果出現了另一個超級大國，就意味著美國自二戰後在國際舞台上所享有的既得利益可能不保，勢必給在世界上獨領風騷數十年的美國人造成巨大心理衝擊。雖然美國一些學者如塞繆爾·亨廷頓和保羅·肯尼迪等不贊同超級大國獨霸的觀點，但是美國的決策體制不會輕易改變其維持超級大國地位的慣性努力。

　　美國人將超級大國蘇聯的解體看成「冷戰的勝利」，將中國的和平崛起視為21世紀最緊迫的挑戰。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自2009年以來緊鑼密鼓地加緊對中國的防範，政治上重塑與亞太盟友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的關係，並支持印度介入亞太事務，加強美日印的高層對話與合作；經濟上靠推動TPP（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與中國爭奪亞太市場；軍事上提出「空海一體戰」，擴建關島基地、在澳大利亞駐軍，強化軍事部署。不僅如此，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去年11月甚至脫口而出將中國、印度和其他新興國家視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威脅。近日，美國評論家甚至將中國未來五年用於和平目的的航天計劃，也看成是對美國的威脅。　　超級大國的封號之於中國，既意味著崛起的榮耀，也意味著陷入美國戰略之彀的危險。實際上，中國雖然具備成為未來超級大國的潛力與基本條件，但從目前來看，也只是經濟上塊頭較大。即便10年之後，中國GDP超越美國，但人均財富仍然偏低，並且中國社會治理、能源問題、人口問題、環境問題尤其是台海統一問題、東海、南中國海爭端等短期內恐難以解決，將大大拖延中國成為超級大國的步伐。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和平崛起的過程中，如何持之以恆地用理性而不是民族主義情緒的力量，不斷與國際體系進行動態調適，既讓周邊及世界其他大國放心接納中國的崛起，又能體現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道義、責任與影響力，是擺在中國領導人和戰略家面前的一道重大現實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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