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子皇帝」朱元璋的孝道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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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哲學家黑格爾曾在其《歷史哲學》一書中說：「中國純粹建築在這一種(指『孝道』—鄧注)道德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此話十分精闢。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歷代統治者為了長治久安，帝業世代相傳，都提倡「孝、悌、忠、義」、「忠、孝、節、義」等等道德觀念。他們用一個「忠」字，來維繫君臣之間政治關係；用一個「孝」字，來維繫父子之間的血緣關係；用一個「悌」字，來維繫弟兄之間的手足關係；用一個「義」字，來維繫人與人之間的友好關係；用一個「節」字，來維繫夫妻之間的和諧關係……這不僅僅是對封建帝王的一族一姓，而且是針對被統治的各族百姓。他們認為，只要人人是孝子，個個皆忠臣，便不會有人犯上作亂，帝業便會千秋萬代，永世長存。而核心則是「孝道」二字，它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基礎和道德規範，是做人、做官、做皇帝的起碼條件。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以孝治天下，」便不足為怪了。雖然唐代似乎有點不重「孝道，」但唐玄宗尚且親自注釋《孝經》，並在西安刻石，從而成為了今文《孝經》的珍本，廣為流傳，其社會效應超過了古文《孝經》，證明楊貴妃的老公還是推崇《孝經》，注重孝道的。到了宋元明清，孝道發展到了歷史上的頂峰，有時甚至達到了愚忠愚孝的程度。《二十四孝》在元代刊刻出版廣為流傳，清代順治皇帝也注釋《孝經》，正本清源，證明這種發展絕非偶然。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明代的「孝子皇帝」朱元璋。他的孝道觀不僅對明清兩代頗有影響，就是在今天也還有積極的認識作用、社會價值和研究價值。朱元璋的孝道觀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治亂世用重典，治盛世重孝行。並且必須從我做起，以身作則。用他的話來說則是：「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他曾經嚙指滴血，尋找母親指骨。他登基以前自稱「孝子皇帝臣元璋。」他稱帝以後於洪武三年九月詣太廟時，則自稱「孝子皇帝。」他命令在乾清宮左邊建奉先殿，供奉四代神位衣冠，每天焚香，初一、十五及節日、生日、忌日等都前往祭祀。他在太廟祭祖，次次悲咽，痛哭流啼。他常常說在夢中與父母親相見。他命人繪《行孝圖》以教育其子孫。他教育子女要永遠不忘父母養育之恩，時刻牢記「奉先思孝」。他命儒臣輯《孝慈錄》頒行天下……正因為朱元璋如此重孝道，故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駕崩後，時年七十有一，安葬於孝陵，謚號高皇帝，廟號太祖。永樂元年六月，謚「神聖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朱元璋雖然沒有像唐明皇和清順治帝那樣親注《孝經》，但他卻是用他自己的孝心、孝行、孝道觀而成為封建帝王重孝道的傑出代表從而名垂青史。提倡全忠全孝朱元璋認為：「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而本質上便是一個「孝」字。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帝王們都以「天子」自居，而「君能敬天」者，實為盡孝也，即君王之孝。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故「臣能忠君」者，也是盡孝也。即人臣之孝。而「子能孝親」者，則是人子之孝。這個孝道便是先王——堯、舜、禹、湯、文、武等的「至德要道。」是治理天下，順應民心、社會和睦、上下無怨之大德妙道。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子皇帝」朱元璋可謂心領神會，活學活用，舉一而翻三。他雖無「以孝治國」之口號，但卻有「以孝治國」的政策和措施，他視孝道、孝行為「帝王之先務。」而「全忠全孝，」則是他希望臣民達到的最高理想境界，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他讚揚高則誠的《琵琶記》，並欲提拔重用劇作者，便是絕好的證明。高則誠的《琵琶記》是南戲的代表作之一。此戲的創作理念便是宣揚「孝義廉恥，」維持社會風化，讚揚全忠全孝，故廣為流傳，競相搬演，一直保留到今天的戲曲舞台上。朱元璋看重的不是插科打諢，也不是尋宮數調，而是「只看子孝與妻賢，」是「孝矣伯喈，賢哉牛氏。」特別是首場結尾時四句下場詩：「極富極貴牛丞相，施仁施義張廣才。有貞有烈趙貞女，全忠全孝祭伯喈。」劇中國主人公祭伯喈是辭試父不從，辭婚相不從，辭官帝不從，只有自己委曲求全而相從，最後一夫二婦大團園結尾，對全忠全孝的思想作了藝術的展示和形象的再觀，與孝子皇帝朱元璋的孝道觀不謀而合，故他極為推崇此戲。據明代人黃溥言《閑中今古錄》記載：「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元年進士，歷任慶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於時。見方國珍來據慶元，避世於鄞之櫟社，以詞曲自誤。因劉後村（應為陸遊——鄧注）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郞』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伯喈之恥。洪武中徵辟，辭以心疾不就。使復命，上曰：『聯聞其名，欲用之，原來無福。』既卒，有以其《記》進，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之家豈可缺耶？』其見推許如此。」這段佳話，在明代人徐渭的《南詞敘錄》中也有記載：「我高皇帝既位，聞其名，使使征之，則誠佯狂不出，高皇不復強。亡何，卒。時有以《琵琶記》進呈者，高皇笑曰：『五經、四書、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記》，如山珍海錯，貴富家不可無。』既而曰：『惜哉，以宮錦而制鞵也！』由是日令優人進演。尋患其不可入絃索，命教坊奉鑾史忠計之。色長列杲者，遂撰腔以獻。南腔北調，可於箏琶被之……」這兩人的記載，字句雖互有出入，但基本事實是一致的：孝子皇帝聽說有《琵琶記》，有人進呈《琵琶記》，再命優人天天演唱《琵琶記》，而且欲任用《琵琶記》作者高則誠……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琵琶記》所宣揚的理念是「全忠全孝，」可以作為他的孝道觀的載體而深入民間，深入人心。實現上行下效，便可國泰民安。因為孝道在封建社會中是道德建設的根本。在孝子皇帝看來，孝道立「則人道立矣，」則是對孔子、曾子等人的孝道理念的新發展。朱元璋以孝道為核心的中國式人道主義，可以說是開啟了西方人道已義的先河。怒斥愚忠愚孝孝子皇帝倡導全中全孝，但他卻反對愚忠愚孝。在明代人余繼登所輯《皇明典故紀聞》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洪武間，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脅食之。不愈，乃禱於神：如愈，請殺子以祀。母果愈，遂殺其三歲兒以祀神。有司以聞，太祖大怒曰：『父子天倫，百姓無知，乃殺其子，滅絕倫理。』遂捕伯兒，杖之百，謫海南。仍（似應作「乃」一鄧注）令『自今割股、卧冰者，不在旌表之例』。」此事又載於《明史•孝義傳》一中：「沈德四，直隸華亭人。祖母疾，刲股療之愈。已而祖父疾，又刲肝作湯進之，亦愈。洪武二十六年，被旌，尋授太常贊禮郎。上元姚金玉、昌平王德兒，亦以刲肝愈母疾，與德四同旌。至二十七年九月，山東守臣言：日照民江伯兒母疾，割脅肉以療。不愈，禱岱獄神：母疾瘳，願殺子以祀。已果瘳，竟殺其三歲兒。帝大怒曰：『父子天倫……今小民無知，滅倫害理，亟宜治罪！』遂逮伯兒，杖之百，遣戌海南……『至卧冰、割股，上古未聞。倘父母止有一子，或割肝而喪生，或卧水而致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為不孝之大。皆由愚昧之徒，尚詭異，駭愚俗，希旌表，規避里徭，割股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父母有疾，……而卧冰、割股，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例』。」前者是野史筆記，後者是正史傳記，所記愚忠愚孝事實完全相同。就是明代洪武二十七年，山東日照縣民江伯兒因為母親病了，自割脅肉療疾無效，便求神許願：如果母親病好了，便殺自己的兒子以祀。不想母病果然好了，他便果然殺了自己才三歲的兒子去祀岱獄神。山東守臣把這件殺子祀神事上奏孝子皇帝後，帝大怒，認為這是愚昧無知，滅倫害理，必須嚴懲。將江伯兒杖一百，發配海南。朱元璋雖然不懂得保護婦女和兒童的生命權、生存權等合法權利，但他深知，這種愚孝的嚴重後果便是不孝。為了盡孝而殺害子女，將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為不孝之大。」《禮記•祭統》曰：「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又《孟子•離婁上》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故作為孝子，對父母的生養死葬和祭祀，乃是孝親的實際行動，是最起碼的孝行。但最根本最大的孝行則是生育子女，傳宗接代。這是孝子義不容辭的義務和責任。否則，便是最大的不孝。而江伯兒等人的愚孝行為，正是與這兩條原則背通而馳的。割自己身上的肉去為父母治病，已是愚昧之舉。一旦流血不止，或得了破傷風，一命嗚乎，其對父母生養死葬和祭祀的孝行何存？而殺死自己的子女，作為行孝的代價，那麼傳宗接代的最大孝行便不復存在。前者應當制止，後者必須治罪。在今天，則必定繩之以法。遺憾的是朱元璋對江伯兒懲罰太輕。杖一百，戌海南，其警世作用不大，還會有人重蹈覆轍，子女的生命權、生存權等仍會受到愚孝者們的威脅。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孝子皇帝在這裡還不點名地批判了元、明以來頗為流行的《二十四孝》中的糟粕——王祥卧冰、郭巨埋兒等愚孝行為。「王祥字休徵。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於父前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母欲食生魚，時值冰凍，祥解衣卧冰求之。冰忽自裂，雙鯉躍出，持歸供母。繼母人間有，王祥天下無。至今河水上，一片卧冰模。」這是一種愚孝而造成的變態心理，或者說是心理扭曲的反映，今天的小學生也不會做出這種卧冰求魚的蠢事。其孝行是違反科學的。「雙鯉躍出，」純屬巧合，純屬偶然。「郭巨字義舉。家貧，有子三歲，母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棄此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復得』。妻不敢違。巨一日掘坃三尺余，忽見黃金一釜，金上有字云：『天賜孝子郭巨黃金，官不得奪，民不得取』。郭巨思供給，棄兒願母存。黃金天所賜，光彩耀寒門。」這是一種因愚孝而絕滅人性的犯罪行為，是明代日照縣民江伯兒因愚孝而殺三歲兒子之事的前世之師，影響不可謂不惡劣。這類愚孝實不是孝，而是不孝。在今人眼裡，只能叫做「搞笑，」實質上是一種犯罪行為。孝子皇帝朱元璋對此是持批判態度的。他認為「違道傷生，莫此為甚。」對於愚孝者們的「卧冰、割股，」堅持「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列。」即這種事不提倡，不表揚；這種人不提拔，不重用。而對殺子、埋兒之類愚孝者，則必須嚴加懲處。如果孝行違反了人道，則不祘是真正的孝道。由此看來，是朱元璋開啟了批判元人《二十四孝》中糟粕的風氣之先，在後人研究中國的宗教學、倫理學、民俗學、教育學等方面都有不可忽視的價值和作用。孝子皇帝的這一孝道觀與周代人「滅宗廢祀，非孝也。」是一脈相承的，同曾子的「能全肢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也是完全一致的。孝道可以屈法孝子皇帝朱元璋對於真正的孝子是很愛護的，也是很重用的。推薦人才講孝道，科舉考試講孝道，官員選拔講孝道。因此，「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勝數。」他重孝道，甚至重到了孝道可以屈法的程度。在明人余繼登輯《皇明典故紀聞》卷三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山陽民有父得罪當杖，而子請代者，太祖謂刑官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為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這位山陽民所犯何罪？書中沒說明。既然只是「當杖，」顯然還不是死罪。孝子請代父受罰，他就以孝屈法，免了杖擊，釋放歸家。其目的是為了倡導「父子之親」的「天性，」教育世上那些親遭患難，坐視不管之徒。孝子皇帝「以孝屈法」的事情遠不止這一件。野史筆記中的姑且不說，就是在正史上的記載也頗不少。據《明史•孝義傳》記載：「周琬，江寧人。洪武時，父為滁州牧，坐罪論死。琬年十六，叩閽請代。帝疑受人教，命斬之。琬顏色不變，帝異之，命宥父死，謫戌邊。琬復請曰：『戌與斬，均死爾！父死子安用生？為願就死以贖父』。帝復怒，命縛赴市曹，琬色甚喜。帝察其誠，即赦之。親題御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事中。」孝子周琬的一個孝行，感動了孝子皇帝，便免去了父親的死刑而被特赦。再如：浙江新昌孝子胡剛的事更為突出：「剛，浙江新昌人。洪武初，父謫役泗上，以逃亡當死。敕駙馬都尉梅殷監刑。剛時方走省,立河上竢渡。聞之，即解衣泅水而往，哀號泣代。殷憐之奏聞，詔宥其父，並宥同罪者八十二人。」新昌孝子胡剛，其代父領死罪的孝行，不僅救了父親，而且同時救了與其父同罪者八十二人。監斬官梅殷只是同情，只是相憐，關鍵是孝子皇帝朱元璋點頭，才得以開罪免刑，並赦免同罪之人。更為有意思的是有關孝子陳圭的代父抵罪事；「圭，黃岩人。父為仇所訏當死。圭詣闕上章曰：『臣為子不能諫父，致陷不義，罪當死。乞原父，使自新』。帝大喜曰：『不謂今日有此孝子！宜赦其父。俟四方朝覲官至，播告之，以風勵天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路！』乃聽圭代而戌其父雲南十七年。」陳圭父親被仇人誣告，顯然是一起冤假錯案。判處死刑，更是何天冤枉。朱元璋為了宣揚他的孝道觀，閱孝子陳圭奏章，如獲至寶，再次以孝屈法。不僅僅赦免圭父，還要大力宣傳此事，「以風勵天下。」當刑部尚書奏曰：「罪有常刑，不宣屈法」時，朱元璋還是作了讓步，同意改判有期徒刑，同意由陳圭代父去雲南戌邊十七年。證明朱元璋還是害怕大家都因他「以孝屈法」而競相違法，弄得他應接不暇，最後危及到其江山政權，宗廟社稷不保而造成「孝子皇帝」不孝。朱元璋的「以孝屈法」，是因為他是封建皇帝。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治理國家不是法制而是人治，是皇帝一個人說了算。在當時已不可取，在今天更不足法。雖然刑部尚書說「罪有常刑」，但當時並不完全可行。因為至高無上的皇帝是超乎法律以上的最高裁判者。而在我們今天，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後，我們是以法治國，依法治國。判刑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任何領導的個人意見，都只可作供參，但絕不是判刑的依據。即使是快判，重判，也必須依法而判，絕不能違背相關法律而胡亂宣判。父母犯罪犯法，不允許孝子替代執法，這應是一種社會的文明和進步。不忘「奉先思孝」《孝經》在「開宗明義」中就明確指出：「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可見孝親是孝的開始，也是孝道、孝行的基礎。在《爾雅•釋訓》中則更為簡明：「善事父母為孝。」這是孝的核心。宋人朱熹在解釋《論語•為政》中的「孝慈則忠」時說：「孝於親，慈於眾，則民忠於已。」因此在朱元璋看來，孝道必須從孝親開始。他認為，「尊敬先世，人之至情。祖父有天下，傳之於子孫；子孫有天下者，追尊於祖考。此古今之通義也。」故每個人都應當隨時隨地「奉先思孝」。為落實他的這種主張，在其父親仁祖淳皇帝配位以前，他自稱「孝子皇帝臣元璋」；稱帝以後，在洪武三年九月詣太廟的祝文中則去掉「臣」字，直稱「孝子皇帝」。朱元璋在南京鐘山之陽的陵墓為「孝陵」。洪武三年十月，上以歲時致享，則於太廟。至神昏拜謁、節序告奠，古必有其所。下部考論時，尚書陶凱等奏曰：「古者宗廟之制，前殿後寢。《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廂有室曰寢。』廟是棲身之所，故在前；寢是藏衣冠之處，故在後。今太廟祭祀已有定製，請仿宋建孝思殿於宮中之制，在於乾清宮之左，別建奉先殿，奉四代神位衣冠。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忌日皆致祭，如家人禮。」孝子皇帝朱元璋「從之」。這個奉先殿，實際上就是孝思殿，是祭拜四代先祖而盡人子之孝的地方。朱元璋曾說：「朕嘗思，人子於其親，一體而分者也。思念之篤，精誠之至，必相感通。」一次祭拜先祖畢，李善長讚歎這位孝子皇帝「誠孝感通，達於幽顯」。可見朱元璋奉先思孝，並不是例行公事，更不是走過場，而是真心誠意的盡孝道，意在為兒孫和臣民們做出表率。這是為什麼呢？一是父母對子女有養育之恩，每一個人都應該知恩圖報。正如曾子所說：「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故「夫孝，始於事親」，而「事父可以事君」。朱元璋認為：「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自古君臣本同一體」，「君民猶父子也」。故能孝親者，方能孝君。對父母尚且不孝者，又何言忠君呢？二是父老見多識廣。所謂「家中有個老，勝得一個寶」。敬老、重老，他們可以傳經送寶。據《皇明典故紀聞》卷四記載，朱元璋曾對禮部郎中鄭居貞說：「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諮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則認為：「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朱元璋明確回答：「正為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概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院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由此可見，是朱元璋開了在中央設顧問的先河。不僅使老有所養，而且使老有所為。他不主張以六十歲劃線，不一刀截。而是尊重老人，對老人恭敬。讓老人參政、議政，家事、國事、天下事讓其關心，實質上也是一種孝心和孝行的反映。曾子曾說：「不恥於親，君子之孝也。」子女對於父輩的關心、體諒、寬容、尊敬、信任等，是比純粹的供養、給碗飯吃，給衣防寒等更為重要的孝道，甚至可以說是孝道的升華。當然，朱元璋反對六十歲退休，是與今天現行的離退休制度相違背的，故今不足法。但歷史的經驗確實也值得注意。曾子所謂「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又說：「孝有三：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博施備物，可謂不匱；尊仁安義，可謂用勞；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在養與敬的關係上，二者都是孝道，但曾子認為敬比養更為重要。能養者，未必皆能敬。但能敬者，則必定能養。故朱元璋在對禮部的講話中說：「尚教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此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朕詔天下行養老之禮。凡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綿一斤。若有田產能自瞻者，止給酒肉絮帛」。他的這個詔書顯然是敬老孝親之舉，是深受老百姓歡迎的政令，是得人心的措施。他的這個養老標準，較之今日的低保戶待遇來，也不算低。至於那些被朝廷延聘的顧問些，其生活水平顯然還要高得多。因為他們是有俸祿、吃皇糧的。最後退下來，一定也會有豐厚的養老金。朱元璋認為：「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耳。」故他有以上這些舉措。但他所希望達到的目的則是：人道以事君孝親為重，其本在敬耳。換句話說，便是忠君愛國，孝親齊家。三是孝親不忘祭祀。曾子對於「孝親」的標準便是：「孝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蒞焉，祭則蒞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孟子•萬章上》也說：「孝子之至，莫大於尊親」。而「尊親」除了生養死葬以外，就是生前尊敬，就是死後不忘祭祀以寄託哀思。這一點，朱元璋是很重視的。《明史》記載「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務未遑，首開禮，樂二局」。從此，每年朝廷法定祀典便有大祀十三，中祀二十五，小祀有八。即便是普通老百姓「亦得祭里社俗神及祖父母，並祭灶，載在祀典」。因此，有明一代，祭祀祖先、父母等活動受法律保護，全國上下成風。不僅如此，朱元璋對於「奉先思孝」還有不少新的發展。首先，他認為庶母也應該享有這種禮遇。在洪武七年，貴妃孫氏病故，按照過去的陳法則是「父在為母服期，庶母則無。」但朱元璋卻認為：「父母之恩，一也。低昂若是，不情甚矣！」於是下令儒臣們重新考定。宋濂等人認真考證後發現，古人服母喪者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者十四人。於是朱元璋指示：「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人情所安，即天理所在。」於是乃重新制定：「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折衷三年。適子、眾子為庶母，皆齋衰杖期。」書成，命之曰《孝慈錄》，頒行天下。朱元璋將庶母也納入祭典，實則是一種創新。關鍵就在「孝慈」二字。庶母是父親的妾，不是今天的「二奶」。特別與眾不同的是，朱元璋不僅以身作則，祭奠自己的父母，而且還親自祭祀陣亡將士，撫恤其父母、妻子、兒女。當他取得政權以後，大封功臣之時，想到「天下大定，皆諸將之力。存者得膺爵賞，沒者乃不復見，遂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其祿。又設壇祭戰歿軍士，優養其父母妻子」。他曾經對中書省的大臣們說：「吾念將士征戰而死者，其父母妻子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見，所可見者惟生存者耳。其即為優恤之。凡遇時節，預給薪米，錢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養，則吾君臣於歲時宴樂，心亦少安。」作為一國之君，設壇親自悼念陣亡將士，並預先發送錢糧以助家祭，確實難能可貴。他認為：只有這樣，他在歲時宴會作樂時，心才少安，才無愧於心。表明朱元璋這時還沒有忘本，還沒有忘記過去，還沒有完全背叛其階級。「朕想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每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飢；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寒。」充滿了對天下軍民的感恩之情。他虔誠祭奠陣亡將士便不足為怪了。不過，朱元璋的祀典並不是每次都是三牲九扣，並不主張奢侈浪費。例如洪武三年八月，禮部尚書崔亮言：「孟月者，四時之首。因時變，致孝思，故備三牲、黍稷品物以祭。至仲季之月，不過薦新而已。既行郊廟，則時享乃宜改舊制。」朱元璋聽後「從之」。凡祭祀祖宗，貴在心誠，不在物豐。這對我們今天的清明祭祖也頗有啟發和教益。特別是與有些人清明節為父母化祭別墅、美元、汽車，甚至小姐、二奶等等，不僅構成一種時代反差，而且形成一種辛辣諷刺。朱元璋的主張是對父母亡靈的孝思，而這些人的行為則是對父母亡靈的褻瀆。前者是孝行，後者是笑人。朱元璋倡導孝道，重視孝行，並不是登基稱帝以後，而是在當皇帝以前就深知孝道的作用。早在吳元年（即公元1367年）二月，在給左君弼的勸降書中就說：「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壟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天各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為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為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矣！」左君弼得書後，正猶豫不決之時，朱元璋派人把左母護送到陳州，藉以用母子親情而感化之，利用孝心而策反之，是利用孝道為他爭取民心、招賢納士、奪取天下而鳴鑼開道。獨特的孝道王朝由於朱元璋提倡孝道，而且帶頭尚祖先和父母行孝，教育嬪妃和子女不忘奉先不忘盡孝，把孝道作為「人道」的基本條件，作為繼承皇位的必備條件。因此，明王朝在我國歷史上成為了一個以孝子皇帝朱元璋為首的、獨特的、空前絕後的孝道王朝。朱元璋自稱「孝子皇帝」，後為「……大孝高皇帝」朱元璋所葬陵墓為「孝陵」明成祖為「……至孝文皇帝」明成祖母親封「慈孝馬皇后」明仁宗為「……達孝昭皇帝」明仁宗母親封「仁孝徐皇后」明宣宗為「……純孝章皇帝」明宣宗母親封「誠孝張皇后」明英宗為「……廣孝睿皇帝」，明恭仁帝太后為「孝恭皇太后」明憲宗為「……聖孝純皇帝」明孝宗則本身帶「孝」字明武宗為「……思孝毅皇帝」明武宗母親封「孝康張皇后」明世宗為「……大孝肅皇帝」明穆宗為「……弘孝庄皇帝」明神宗為「……止孝顯皇帝」明光宗為「……懿孝貞皇帝」明熹宗為「……敦孝……哲皇帝」在明王朝統治中國的短短277年中，就有如此眾多的帶「孝」字的皇帝、皇后和皇陵，從而構成了一個獨特的孝道王國。這不僅在中國是絕無僅有，就是在全世界也是從沒有過的社會現象。記得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中曾經對《孝經》作了這樣的評價：「所言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象中國講的這麼完全」。如果用這個話來評價「孝子皇帝」朱元璋的孝道觀，我以為也並不過分誇張。不過，朱元璋的孝道觀與《孝經》的不同處在於，他是小孝齊家，中孝治吏，大孝興國，全忠全孝平天下。最核心的是希望大大小小的孝子們在孝親的同時忠於明王朝，為皇帝盡孝。凡是這樣的人，便是孝子，他便提拔重用。例如：在《堯山堂外記》中，曾記述他微服私訪到一酒家，碰到一位監生。因當時喝酒的人甚多，他便與監生對坐。在言談中知其為四川重慶人，便馬上出了一個對子的上聯「千里為重，重山重水重慶府」，請這位監生對下聯。監生隨聲對曰：「一人為大，大邦大國大明君。」朱元璋又舉桌上小木，請監生賦詩。監生出口成詩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台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朱元璋聽後大喜，第二天就下令召見這位監生，被任命為按察司。這位重慶監生是否「孝親」？朱元璋並沒有去考察，因為忠君即是孝親。而監生的對句「孝君」，賦詩言志，不忘父母之教可謂全忠全孝。這是非常明確的。故朱元璋立即破格提拔。這是與他的孝道觀的本質完全一致的，一點也不奇怪。孝子皇帝孝道觀，孝道王國非等閑。孝經天下謂大經，孝親孝君孝同源。作者單位：四川大學研究生院作者職稱：四川大學教授作者郵編：610064聯繫電話：（028）85415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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