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兩廣護國運動(下)
中華民國軍務院成立(1916.5.8肇慶)。資料圖片
□林文俏
一
1916年4月初,梁士詒來電以帝制已經取消為由勸護國軍息兵,梁啟超在複電中斷然拒絕「試就四年來所蘊毒所造孽以推例,將來豈猶謂有一線光明之可希冀者。帝制之發生與撤銷,朝四暮三,何關大計」。
龍濟光獨立後,廣東戰事暫停。梁啟超開始籌劃軍務院。此時正是護國戰爭的後期,袁世凱已被迫撤消帝制,在這種情況下,梁啟超為何還要成立軍務院?有三個原因:第一、早在護國戰爭前,梁啟超與蔡鍔、唐繼堯等人就有成立軍務院的初步設想,梁啟超與蔡鍔在天津密商時就曾設想「侯雲貴兩廣獨立,觀形勢如何,即先組織一臨時政府,戴黎公元洪為總統。蓋袁氏即以叛國失去大總統資格,依約法由黎公繼任也。」袁氏宣布撤消帝制後,唐繼堯在致梁啟超函中與梁議道:「溯自滇軍舉義,原以俟袁逆推倒即舉黃陂為總統行內閣制,以先生為總理,屆時發表,庶不失先後程序。」梁啟超以為然,隨即四方奔波,致電獨立各省總督商討成立軍務院的具體問題。就軍務院設立地點、組織條例、人員安排等問題進一步進行詳細、具體的商討。第二、護國戰爭雖已取得很大勝利,但形勢上未必樂觀。首先,袁氏取消帝制是迫於形勢的緩兵之計。根本目的在於取消護國運動攻擊的目標,平息國內外的輿論,以便捲土重來。其次,北洋軍3月上旬先後攻佔四川敘府、納溪、紊江一帶,並進抵滇北,戰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此後,四川戰場雙方一直處在僵持狀態。在軍費、彈藥、給養等問題上,護國軍此時也存在嚴重困難,單是軍費一項,就有燃眉之急。蔡鍔在給梁啟超的電報中說「前示南洋募款,務懇速予運濟百萬,以舒眉急」。第三、隨著獨立省份的逐漸增多和反袁護國力量的擴大,如何協調和指揮各派反袁勢力,集中力量,對袁迸行政治討伐和軍事進攻,也成為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第四、外交方存在著不利因素。雲南首義之後,日、英、俄、法、意等國對袁稱帝提出措辭嚴厲的警告,表示反對,但其中各國的態度是不盡相同的。它們對待袁氏復辟的態度是以中國不發生內亂為宗旨。因此,對護國戰爭的支持是有限的。
從上述形勢看,袁世凱雖已宣布撤銷帝制,但擺在護國軍和各派反袁力量面前的任務仍是艱巨的,他們必須要粉碎袁氏妄圖東山再起的計劃,解決如何協調和指揮護國軍以及各派反袁力量,解決如何爭取和擴大反袁力量、使尚在擁兵觀望之省起而響應的問題。他們還必須穩定外交局勢,爭取各國的同情和支持。否則「反袁護國、迫袁退位」的任務就會前功盡棄。可見,軍務院的誕生實乃護國戰爭形勢發展的必然。
二
1916年5月1日,護國軍在廣東肇慶成立兩廣都司令部(故址在今肇慶中學),公布《都司令部組織令》和《都司令部暫行辦事細則》。規定兩廣都司令統率廣東、廣西兩省軍隊,管理一切軍務,兼籌政務、財務。都司令部置參謀部,設都參謀一人,協助都司令掌管軍政、軍令。由岑春煊任都司令,梁啟超任都參謀,李根源任副都參謀。顯然,這主要是針對龍濟光拒不肯讓出廣東都督一席而設置的。正如《時報》)菊庄通信中所指出:「明明都督之任(指廣東都督)不能接收,故特設此都司令之名,使都督亦受其節制,此提高一級以圖可以駕馭,特一委曲求全之術而已」。據當時參與其事的吳貫因說:「首持此議者為廣西軍界,而廣東各獨立地之司令和之,龍氏見桂軍及廣東獨立軍皆推戴岑、梁,不敢立異,亦贊成此議。」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的成立為軍務院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鑒於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的設立只能解決兩廣統一領導的問題,而其他獨立的各省還沒有統一領導的機構,為此,梁啟超提出設立軍務院,並草擬《軍務院組織條例》。經過多方的活動,滇、黔、桂、粵四省的護國軍代表於5月8日在肇慶舉行聯席會議,根據《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第二項的精神,宣布「中華民國軍務院」成立,所在地暫定在廣東。以袁世凱稱帝已喪失大總統資格,應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但又由於黎正蒙難,應由國務院攝行大總統職權,然國務院已遭廢止,重設須經國會通過,而國會亦不存在,故暫設軍務院,主持全國軍事、庶政。
據《軍務院組織條例》,軍務院直隸大總統,統籌全國軍機,施行戰時及戰後一切政務。大總統不能親臨軍務院視事時,一切軍政、民政、對內、對外,以軍務院名義行之。軍務院實際具有臨時軍政府性質。軍務院設撫軍若干人,名額不定,凡獨立各省都督、都司令、都參謀及獨立各省確已成軍有兩師以上的總司令,均為撫軍。軍務院設正副撫軍長各一人,由撫軍互選產生。軍務院內設政務委員會、秘書廳、參議廳、編撰處、兩廣都司令部等,關鍵者為政務委員會,設委員長一人,委員若干人,分掌外交、財政、法制等各項事務。由撫軍會議裁決庶政。
軍務院撫軍長為唐繼堯,撫軍副軍長為岑春煊,秘書長為章士釗。因唐繼堯不能離滇赴粵,由岑春煊攝行撫軍長職權。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為梁啟超。梁啟超成為軍務院政治領導人。從軍政府公布的組織條例來看,軍務院相當於國務院。軍務院為各派反袁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的鬆散結合,也是與袁世凱政府相對立的臨時政權機構,在某種程度上說,軍務院的成立實現了各派討伐袁世凱的力量聯合,壯大了護國軍的聲威,推動了全國反袁護國運動的高漲。
軍務院把雲南和兩廣的軍隊編成護國第一至第六軍。總司令分別為蔡鍔、李烈鈞、莫榮新、李耀漢、譚浩明、林虎。蔡鍔第一軍和黔軍戴戡部已入川,下一步就是大舉北上,以實現會師中原的計劃。軍務院命令駐兩廣的護國軍均歸陸榮廷節制,於是陸榮廷以粵桂護國聯軍總司令的名義下達出徵令,分湘、贛、閩三路,加緊對袁世凱進行軍事「圍捕」。5月7日,陸榮廷乘湖南零陵鎮守使望雲亭宣布獨立之機,親督陸裕光、馬濟、林俊廷、汰鴻英等部三十餘營入湘北伐,由祁陽進迫衡州(今衡陽市)。為配合陸、望作戰,岑春煊命龍濟光駐粵北連縣、樂昌、陽山等處軍隊移扎出境,向郴陽、桂陽方面前進。兩廣護國軍數萬之眾轔轔發動,征塵瀰漫,誓滅獨夫國賊,豪氣萬丈!
三
5月11日,軍務院發出第一號布告,開始對未獨立各省進行政治攻心:「本院非以現在已獨立之各省為範圍,而以未獨立之各省立界限。此次為國討賊、實全國民心理所同然,獨立之遲速後先,不過地理上一種方便,雖未獨立省份其敵愾之心,早已為獨立省分一致。故本院組織不採分部主政之形式,惟就軍事上之職掌規定撫軍資格,一省繼起獨立,則增加撫軍員數。」在軍務院致未獨立各省的公函中,又進一步力陳袁逆罪孽,號召各黨派齊心協力,共濟艱難。
在對外方面,軍務院進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動,爭取各國在外交上對軍務院的承認和支持,逼袁退位。軍務院成立時,於5月9日通告各國公使、領使「以後除地方商民交涉,照例仍由各該省軍民長官,與各國駐近該地各官廳就近辦理外,其中央外交事務,一概改由軍務院辦理。」在舉國輿論壓力下,在軍務院的外交攻勢下,帝國主義各列強看到袁逆大勢已去,不得不忍痛拋棄了袁世凱,美國也停止了向袁政府支付借款。各國對帝制態度的變化,對於袁世凱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軍務院成立後,迫於巨大的政治壓力,袁的親信陳樹藩、陳官、湯多銘等入也宣布獨立。獨立省份己達八省。未獨立各省的護國軍討袁鬥爭也四處烽起,如奉天有遼東護國軍的起義,東北有東三省護國軍舉義,山東護國軍組織都督府。
四
為了與馮國璋等勢力協調反袁運動,梁啟超於5月21日抵達上海,旋赴南京。馮等乃在南京舉行會議,謀勸袁退位。袁已陷於四面楚歌之中。然而,5月24日,梁啟超在上海給岑春煊寫了一感情真摯的信。信實質為一封表明辭職意圖的信。梁啟超被舉為政務委員長及撫軍之後,時論或有梁啟超鑽營官位、怙權貪位之傳言,滬上人士頗多攻擊者,梁遂寫此信向岑春煊表達反袁決心。
此信除了向岑春煊表達反袁的決心,也有對人事紛爭的擔憂。當時廣東諸軍人事紛爭。龍濟光被迫宣布獨立,但與護國軍仍不友善,並在4月12日,發動海珠之變,設伏誅殺前來與會的湯覺頓、譚學夔、王廣齡、岑伯鑄諸人。其中湯覺頓當時是梁啟超的代表,一直被梁視為心腹與臂膀。梁啟超在信中明確表示,自己實在不願意去貪圖什麼權力,即便是自己願意,也沒有這個能力。梁此意是為了消除廣東諸軍的疑慮。揆諸當時情境,對梁有這一疑慮的,或絕不止龍濟光一人。從梁啟超這些書信來看,護國軍內部紛爭正多,正如梁啟超所抱怨「人之難相與也!吾避世之想益濃矣」。因此,梁啟超在書信中,表露出當時已有退隱之心,並且在護國運動尚在進行之時,便屢屢聲明此役結束之後,將退出政壇。
當然,這種聲明除部分表現其心境之外,更多或是為了免除護國軍中要人的猜疑。為了表達自己的反袁決心,梁啟超甚至在信中不惜將自己說成是貪戀權勢的政客,只要能反袁,他甚至可以不惜犧牲自己的名節,他梁啟超的名字可以任意使用。他說自己「千萬死罪」,既「鑽營都參謀」,「又鑽營政務委員長」,這還不知足,還要「鑽營辦外交」,把自己描述成了一個活脫脫的投機鑽營的政治小人,梁啟超如此自我解剖,自我嘲諷,實在萬不得已,他並不是出於謙遜,而是為取得護國軍諸將領的信任。意思就是,不管我是什麼樣的人,我可以被你們任意利用,只要能反袁,你們怎麼看待我都行。也正是有鑒於此,梁啟超才要在信中表態,等護國戰爭一旦勝利,自己即辭去全部職務。
五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在眾叛親離和全國人民的聲討中憂懼而死。7日,黎元洪就任大總統。軍務院內部就軍務院的存廢問題展開了一番爭論。梁啟超認為目前大局已定,當務之急在於鞏固黎元洪和段祺瑞的領導地位,要穩定大局就必須結束南北軍對峙狀態。
他一面督促北京政府儘快恢復民元約法和國會,一面主張向北京方面做出適度妥協,即撤銷軍務院。他重申了軍務院撤銷的條件,即按照《護國軍軍政府第四號宣言》第十條的規定「軍務院俟正式國務院成立時撤廢之」。梁啟超一向標榜國家主義,反對地方勢力過度膨脹妨害中央權威。
為了儘快結束動蕩的時局,他極力主張西南地區採取同一立場,支持中央政府。7月2日,梁啟超則直接勸說陸榮廷,認為從道義角度出發,肇慶方面應向北京方面做出適當的妥協。地方實力派是軍務院存在的物質基礎和保障。就實力和當時的影響而言,實力派中以唐繼堯、蔡鍔、陸榮廷為聲望卓著者。他們的態度對軍務院的未來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在軍務院的存廢問題上,唐繼堯態度曖昧:時而支持保存軍務院,視段祺瑞政府的表現優劣而有所進退;時而主張維護中央政府地位迅速廢除軍務院。陸榮廷與唐繼堯一樣為地方實力派,不過他對軍務院的態度卻更接近梁啟超,認為「此次我輩舉義,擁護共和,目的均已全達。請由蓂公領銜通電京省,將軍務院刻日撤銷,使國權統一,恢復和平」。
1916年6月29日,黎元洪正式宣布遵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恢復國會,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7月14日,唐繼堯、岑春煊、梁啟超等13人聯名通電全國,正式宣布撤銷中華民國軍務院和兩廣都司令部,護國戰爭宣告結束。
◎林文俏,學者,廣東財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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