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眾多富豪為何「衣錦離鄉」

8月,溫州人張忠青經過再三考慮後,決定舉家遷往上海,並把兒女的戶口也辦到上海。儘管在上海早就擁有數套住宅,但他並沒想過遷移,這次下決心遷居的因素很多。

據《瞭望東方周刊》報道,他告訴記者,「孩子看來是塊讀書的料,讓他在大城市受教育應該比較好,另外,如果能把他辦成上海人的話,孩子高考有不少優勢,上海的重點分數線比浙江要低幾十分甚至更多。」

張忠青遷居上海的另一層背景是,他在老家與朋友合辦的皮鞋廠,因為規模太小、利稅也不多,很難得到地方政府扶持,所以,幾次申請工業用地都沒有下文。他覺得在溫州的事業已做到了頂點。

如今,無論專家學者、媒體輿論,對「外來人員」的概念更多停留在農民工身上,而對於人數龐大且掌握著巨大財富的移居富裕階層,則關注甚少。這些富裕人群為何要衣錦離鄉,離開養育他們、甚至讓他們掘到第一桶金的故土?他們的遷移,對地方政經格局,又會帶來什麼影響?

溫州柳市,以電器工業聞名於世,每年創造了數以百億計的產值,數十萬人賴以謀生。但是,已有大批的樂清人,連家帶口,和企業一起搬到了上海。一開投資集團董事長屠昌忠是其中一位代表。作為溫州商人中知名的慈善家,屠昌忠曾向社會捐助過上千萬元,一開集團也是中國內地首個開設慈善部的民營企業。到了2006年前後,他則以團購私人飛機而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

屠昌忠在接受專訪時坦言:「人生和企業的轉折點都是在走出柳市,遷移到上海之後。」

柳市生產工業電器始於1969年。20世紀80年代末,柳市的電器產業得到飛速發展,但「小、亂、差」的局面開始形成,由於惡性競爭而導致的偷工減料現象開始出現,很快遭遇了嚴重的「信任危機」。當時,儘管治理整頓5個月就結束了,但全國對柳市的「信任危機」卻難以消除。

要想獲得先進技術關鍵是人才,於是屠昌忠想到了找工程師到柳市。可是,在尋找合作夥伴的過程中,他的自尊心一再受到傷害。「我一說自己是溫州人,來自柳市,那些國營大廠和科研院所的領導們馬上轉變態度,堅決不和我們合作。」屠昌忠為了尋求技術支持,曾到過武漢、上海、成都、廣州等許多大城市,但都遭拒絕。

屠昌忠想到,企業外遷可能是解決技術瓶頸和信任危機的捷徑,一番波折後,屠找到了嘉興一家國營電器大廠的支持,僅僅1年不到,屠昌忠就嘗到了甜頭,企業的銷售額從每年20多萬元飆升到800多萬元。他認為,如果將企業搬到上海,應該可以獲得更大的發展。人才、技術問題可以得到解決,品牌形象也會大幅提升。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屠昌忠就在上海收購了一系列集體企業,獲得了大量的技術人才和先進生產設備,產質量量得到了質的提高。市場上的反應也讓他十分欣慰。

據屠昌忠介紹,有大批樂清電器企業搬遷到上海,除了人才、技術和品牌之外,商務成本因素也很重要。「上海對我們這些外來投資的政策是三免兩減半,如果繼續在柳市投資,這些政策可能享受不到,另外,我們企業所在的奉賢的土地成本,大概是溫州柳市的三分之一。」

像柳市這樣群體性大規模的富人遷移,當然只是在富人遷移行動中的少數。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的企業搬遷都是富豪離鄉。

屠昌忠說:「在柳市企業家中,真正企業重心在上海,企業家本人和家人生活中心也在上海的,像正泰、德力西等這些企業,他們只是在上海設了一些生產基地和科研機構等等。」

富豪離鄉除了個人生活、事業發展之外,還有許多考慮。

已擔任寧波商會常務副會長的裘東方,曾是寧波化工局最年輕的處長,後來成為一家科工貿一體化股份公司的負責人,20世紀90年代中期企業到上海發展,之後改制,成為現在的保集集團。

裘東方說:「作為寧波人,企業和自己當時在上海也有不少業務夥伴、私人關係,當時我們看到了上海房地產發展的苗頭,而企業單靠化工科技產品似乎很難長期盈利,因此,那時候我們就遷到了上海。」

像裘東方這樣因為事業需要而隨企業遷移的案例很多。以長三角為例,不少知名企業家都走過這樣的遷移之路,如溫州已故企業家王均瑤、杉杉集團的鄭永剛、神秘低調的寧波富豪郁國祥兄弟等等。

對於新興富人而言,離鄉可能意味著更多的成功、意味著更好的生活質量。但離鄉之路並非坦途。也有的企業,總部遷移到別的城市後,核心產業反而衰退。

金華人黃青松曾在老家事業有成,除了有幾家商舖外,還在兩家工廠里有較多股份。2001年前後,黃青松在一次招商會上認識北方某省一個農業縣的副縣長。到當地考察之後,他發現該縣儘管經濟比較落後,但消費能力強的人和機構並不少,當地上檔次的酒樓卻不多。經過一番考察後,黃青松決定去那裡投資一家酒店。開業不久,他發現一些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到酒店消費較多,但很多是賒賬……

黃青松告在那個縣經營了2年,每年都虧損上百萬,後來實在支撐不下去了,只得歇業回家。而原本打算打官司的他最後還是作罷:「這個縣連教師工資都發不全,估計怎麼告也算不清這筆賬了。」

除了普通的民營小企業外,巨無霸型的大型民企,總部遷移之後也未必就一帆風順。1999年1月,曾長期坐穩中國西服第一品牌的杉杉集團,把總部從寧波遷到上海。杉杉認為他們的遷移戰略取得了很大成功,理由包括資產規模也從18億元增長到42億元,在高科技、投資等許多領域,杉杉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毋庸諱言的是,杉杉集團的主業市場佔有率在下降。最鼎盛時期,杉杉集團曾佔有中國品牌西服40%以上的市場,但到了2004年後,這個數字下降到了10%以下,有學者甚至認為已下降到不足5%。

與此同時,1999年之前在業內比杉杉集團規模略小的雅戈爾集團,卻走上中國男裝的第一把交椅,無論是西服還是襯衫。2005年,雅戈爾襯衫國內的市場佔有率達到11.8%,連續11年排名同行業第一;而雅戈爾西服的市場佔有率也高於12%,連續6年穩坐行業頭把交椅。除了紮實的主業之外,雅戈爾還成為了寧波最重要的地產商之一,市場佔有率達到25%。

寧波當地許多評論者認為,雅戈爾能成為寧波首席地產商,和寧波市政府的優惠政策與支持不無關係。至於主業服裝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政府支持更是必不可少。

假如杉杉留在寧波,他們會取得什麼政策優惠,雅戈爾是否還能一枝獨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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