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主持人的進退

　　中央電視台的一線主持人方陣正在重整隊列；地方台主持人在娛樂節目和民生新聞中嘗到了窩邊草的甜頭；總有新的主持人冒起，成為收視率英雄和觀眾偶像。

　　文/黃俊傑

　　在12英寸的孔雀牌黑白電視機里看過沈力、趙忠祥、敬一丹、白岩松、鞠萍、倪萍

的人，他們的下一代通過ADSL上線在看吳宗憲、小S和汪涵。

　　2005年，老人們還在。《焦點訪談》的主持人敬一丹談到自己已處於更年期，錄製節目時甚至發現自己只是值班表情，等著說「觀眾朋友，下期節目再見」。崔永元繼續歪嘴並「生病」，竇文濤堅持不懈地耍嘴皮子，大哥李詠依舊穿著禮服耍寶，長得像你鄰居的劉儀偉抓完鍋鏟又抓起美女的手，張越在《藝術人生》里坦率地對謝霆鋒說不了解他，覺得他「這孩子真可惜」——假正經的主持風格受到抨擊，更本色自然、重視觀眾的主持風格受好評。

　　2005年的電視新聞事件里，潛藏著一本主持人群體在中國電視歷險中的生存手冊。上有中央台的改變和困境，下有地方台勢力崛起和草根主張,外有境外台的新觀眾開發，雖然既不激烈也沒有革命姿態，但舊有的電視權力一再被挑戰、被賦予機會，明暗升降、進進退退間，內地的主持人有的忙於挽救自己的藝術生命，有的偶然成為了英雄。

　　主持人荒

　　很難相信，中央電視台鬧起了主持人荒，從廣電總局出台的《關於向2006年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推薦主持人和節目的通知》就可見一斑。

　　面對傳媒的提問，中央台的「知道分子」有說法：文清認為她「從來沒有離開過央視，去電視劇製作中心是屬於央視的內部工作調動」；「暫別」央視的李佳明發言「在央視這樣炙手可熱的平台上，只有合適不合適，絕對不可能出現斷檔問題。再說，中國有句話是流水不腐，常變常新對於電視業而言也是正常現象」；李詠抗議「先別用老人這個詞對付我，我告訴你們，央視的主持人在編的有四百多人，加上不在編的一共有五百多人，央視不缺主持人！」

　　在這次所謂的主持人荒「發生」7年前，有過許戈 輝、楊瀾離開央視，在鳳凰衛視許戈 輝年薪高達100萬，楊瀾自己創辦欄目；3年前，有過亞寧離開《同一首歌》，現當上了央視電影頻道總編室主任。再數，還有倪萍、趙琳、曹穎轉行拍戲，周濤當上了奧委會新聞官。而為了實現自己「成為央視第一個雙語綜藝節目主持人」的理想，《開心辭典》主持李佳明也將出國讀書。我們其實想問：都到中央台了，還走什麼呀？

　　2005年3月，有人質疑中國電視主持人評選頒獎有問題：2003年8月底就已經離開《第七日》欄目攻讀博士的元元，為什麼獲得了「2004年度最佳電視新聞評論主持人獎」？中國主持人協會副會長俞虹解釋說：「本次活動的評委會在討論評選結果時，已經預料到這個獎將會遭質疑。但最終還是決定將這個獎頒發給元元，最大的理由就是因為她的特殊，在事業達到頂峰的時候卻選擇了繼續學習。這個獎代表著我們對她敢於放棄的勇氣的鼓勵，並號召其他主持人向她學習。」

　　向元元學習？央視豈不鬧更厲害的「主持人荒」？主持人出了名，得了獎，為了求得進境，有的退居幕後，走上領導崗位；有的激流勇退，學習、轉型，進退似乎都和主持人的工作無關。白岩松說過，中國電視缺乏提升主持人的機制。從現實來看，一個剛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或許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成長為一個不錯的主持人，但是如何使之更上一層樓，能夠持續活躍在熒屏10年、20年甚至50年，這是現有機制無法辦到的事情。

　　當然，沒有人會真的為央視擔心，對於國家媒體中央電視台來說，要它適應主持人，還不如主持人適應它。但「主持人荒」的說法讓人看到了中央台更深層次的問題，例如嚴格規定限制了主持人收入、壓力大再上升空間小、以收視率定生死、新人上位難、節目形式和主持風格上過多限制等問題。在一邊被人認為「主持人荒」時，沒有李佳明的《開心辭典》的王小丫也聲勢浩大地招伴，從製片人鄭蔚的話中可以看出，這和「閃亮新主播」不同，是有「央視門檻」的：「我們的前60名普通話不能有問題」，即使何炅和郭敬明要去，都要和普通人一樣參加海選。

　　有人認為，處於中國電視頂端地位的老大央視的風氣不夠開放，那些未必有實際作用的紀律、標準等條條框框都有一種陳腐的姿態，不讓步不靈活，也沒有一個主持「可持續發展」的機制，導致進的人不當主持，退的人也不當主持。對於那些有點古板的制度，也許只有《大宅門》中的老太爺白萌堂才能理解這種心態：「退一步？為什麼要退一步？白家老號每進一步有多難，我憑什麼要退一步？他就砸碎了我這把老骨頭，我也不能退！」

　　去央視做鳳尾，還是甘吃窩邊草？

　　在2005年度中國最具價值主持人排行榜上，位居NO.1的李詠被人算出4.2億元的品牌價值。央視對地方主持人有著巨大的誘惑力——每個人都知道，無論電視權力還是地域影響力，中央台的主持永遠在上游。

　　早在2001年，央視就成立了《挑戰主持人》欄目，吸收地方力量，以壯大央視老號的排隊成名後備軍長龍；而出色的省級頻道、城市台主持人也時有中央電視台來當「兩棲人」——江蘇衛視的龐曄在央視主持《絕對挑戰》，河北主持《超級寶寶秀》的方瓊在央視主持了《三星智力快車》，「到中央去」比「到延安去」要讓主持人激動得多。不過，對在地方大紅大紫的主持來說，也有當鳳尾的危險。電視學者李幸曾指出，央視自身的標準限制了許多新人走到台前，「這個不能亂髮揮，那個要有大台的樣子，地方台的主持人去了央視好多都不適應，過多的限制讓他們無所適從，上了台就緊張。打個比方說，一個主持人的才力是10分，但央視就要你5分，而且要你在5分的前提下達到100%的狀態，這自然成了橫在許多想挑大樑的新人面前的門檻。」

　　當上了央視鳳尾，主持人的收入也不一定就能提高。楊瀾說過，「對於一個欄目或者電視台來說，主持人的個人號召力是最關鍵的。目前主持人的個人收入都是死工資，並沒有與市場掛鉤，與其品牌價值不成正比，造成了一些主持人靠『走穴』來提高收入的問題。」和某些寬鬆的地方台相比，央視甚至連走穴都不給——早在1980年代，中央台就出台了不允許主持人參與商業活動的內部條例。2005年，傳媒分析央視「主持人荒」時經常「勢利」地加上重要一條：限制了主持的收入。

　　何況隨著地方電視勢力的崛起和境外衛星電視的活躍，對於那些蒸蒸日上的主持們，中央電視台已經不是唯一的道路。2005年參與主持《超級女聲》的汪涵面對媒體問他是否會進軍央視的問題時坦言：「我這個人沒什麼想法，湖南衛視現在的空間很好，領導對我們很不錯，而且平台並不輸於其他媒體。我在湖南自由慣了，主持風格隨我自己的興趣，多好。央視的框框太多，並不適合我。」

　　2005年，劉儀偉傳聞因為普通話不好而要「下崗」，觀眾們就紛紛提出「保衛劉儀偉」。雖然後來中央台和東方衛視稱媒體報道純屬瞎掰，但那些喜愛劉儀偉的觀眾，誤以為普通話標準傷害了他們喜愛的主持人憤慨之餘，也順便用他的經歷吐央視的糟：「劉儀偉曾經是央視的主持，因為普通話不過關最終來到東方衛視，並成名於此」。

　　也許這只是星火，但地方主持勢力的躍進已經找到方向。江蘇電視台城市頻道的《南京零距離》創造收視奇蹟，廣告收入更是突破億元。廣東三大本土電視台廣東電視台、南方電視台、廣州電視台的《新聞日日睇》、《今日一線》、《今日報道》等民生新聞節目，讓很長一段時間幾乎只充當喉舌、花瓶、播音員角色的地方電視台主持，亦開始發現本地化帶來的特別關注，享受窩邊草的名利。一個沒什麼文化、不愛上網的、住在廣州西村的師奶，可能不喜歡看中央台王小丫的《開心辭典》，也不喜歡鳳凰衛視的《網羅天下》，對湖南台的PK也不太感冒，卻會追看廣州電視台的陳揚操著一口純凈親切的廣州話，嘮叨些可能在隔壁那條街發生的蜚短流長。

　　格局：前方是觀眾新階層，後方是電視新浪潮

　　中國主持人的進退背後，是電視格局的變化。

　　從成名主持人的發源地來看，2000年開始，中國電視就出現「一個西瓜(央視)，兩個蘋果(鳳凰衛視、湖南衛視)，一地芝麻(地方台)」的格局。從主持人的類型來看，2001年，模仿香港《百萬富翁》節目，《幸運52》、《開心辭典》帶來了知性主持的風格；2003年，湖南電視台《星氣象》節目體現了美女播報的曖昧；2004年李詠成為中央台的新台標，2005年「超女」帶來的全民娛樂風潮，驗證了電視全民娛樂經濟的到來。如果說電視劇主要吸引的是家庭主婦、工薪階層，那麼早上的新聞節目、談話節目、知識有獎問答節目、真人秀、不成熟的綜藝節目吸引的則是偏向於少看或不看的電視觀眾的新階層。

　　事實上，新階層很可能就是要「砸爛電視」的人。對於晚上可能在酒吧和OT中度過的白領，忙於應酬的中產，利用網路下載和吸收資訊的年輕人，吸引他們中的一部分來看電視，可以讓他們不致成為電視流失的資源，反而成為節目的新增長點。

　　在吸引新階層的問題上，吳小莉、竇文濤、陳魯豫、李敖、楊錦麟等「鳳凰系」區別於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的氣質和形象，依靠獨特的文化磁場吸引了一批高端的觀眾；然後是草根的、直率的、甚至有點無厘頭的湖南電視台的主持人，李湘、汪涵、何炅將更年輕的、喜歡熱鬧的觀眾拉攏了過來。看得更遠些，還有香港無線《超級無敵獎門人》的曾志偉、《殘酷一叮》的李克勤，亞視《百萬富翁》的陳啟泰，台灣的吳宗憲、蔡康永、康康、小S、黑人、羅志祥等港台的陣容。老實說，他們有時候有點賤，有點庸俗，但絕對能被那些熱愛周星馳的叛逆青年喜愛和追捧。電視機的前方是這些被網路、MSN、視頻瓜分時間的新階層，也許，有人還是從《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中認識《中國法治報道》的主持人侯豐的。於是，主持人容易紅起來的發源地發生了變化，類型風格也發生了變化。

　　總的來說，2005年，娛樂類、訪談類、新聞類主持人在觀眾心目中的地位有降有升，中央台、境外台、地方台的主持人有進有退，但主持人的遷移和起落是對電視權力的挑戰和電視民主的培養，其背後推手是全球化，是市場化，是新電視經濟時代的遙控器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