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流」長征：姑娘把荷包塞給戰士

「風流」長征：姑娘把荷包塞給戰士 來源：人民網蘇區姑娘把綉好的荷包往戰士手裡塞 1934年10月16日，連連受挫的中央紅軍，不得不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踏上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當時，大家並沒有想到要進行長征，更不知道要花上一年的時間，走過艱苦絕倫的兩萬五千里。當時團長耿飈、政委楊成武率前衛團――紅一方面軍一軍團第二師第四團涉過於都河，邁出了戰略轉移的第一步。耿飈清楚地記得，那天的月亮又大又圓，正是陰曆的月半。 秋風吹動著於都河水，吹動著指戰員們身上的單衣。耿飈回首眺望對岸舉著燈籠、火把為紅軍送行的群眾，心中充滿著依依別情。 對於群眾送別的情景，耿飈回憶道：作為「萬里長征第一步」，現在想想真是平淡無奇。我和政委楊成武、參謀長李英華像往常出發那樣，到各單位駐地檢查了群眾紀律，還與當地蘇維埃的同志們談了些天氣、收成等家常話。當地群眾看到部隊開始上門板、捆稻草、打背包、裹綁腿，知道紅軍要打仗去了，紛紛前來話別，幾個江西籍紅軍戰士新婚不久的妻子也來送別，大家便趁機與他們開些玩笑，鬧得新娘子成了大紅臉，趕緊離去，躲得遠遠地望著我們出發的隊伍。倒是蘇區的姑娘比較開通，她們把綉好的荷包呀，炒好的瓜子呀什麼的，追著往戰士手裡塞；膽子更大些的，乾脆跟著戰士走一程，邊走邊問「叫什麼名字？」「哪裡人？」「能立功當英雄？」這下該那些男子漢們害臊了，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姑娘們便嘻嘻哈哈，三五成群地唱起：「紅軍哥哥打勝仗，哎呀，妹等哥哥快回來……」 紅軍的戰略「轉移」，意味著將有多少夫妻生離死別，多少戰士離鄉背井；但在耿飈的筆下，沒有悲傷，沒有惆悵，卻充滿了歡樂與溫馨。 「只要讓我幹革命，沒有堂客也成!」 紅軍出發前，耿飈正患瘧疾，發高燒、打寒顫。考慮到病情嚴重，上級領導曾準備將他留在地方養病。耿飈十分著急，部隊要行動，自己是指揮員，怎麼能留在後方?他「軟纏硬磨」，終於得到批准，帶病參加「轉移」。 在連續突破國民黨三道封鎖線後，紅四團到達了天堂圩。在那裡，耿飈請一位老郎中給戰士們療傷看病。這位老郎中十分和善，看到紅軍戰士忍著病痛還堅持行軍打仗，又是驚訝又是敬佩。當天晚上，他請耿飈住到自己的家裡，細細地為之切脈配藥，又親自煎了湯藥，讓他服下。 耿飈問：「老人家，能不能把病一下子治好?」 老郎中哈哈大笑：「年輕人，那就難為老朽了。俗話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更何況你這是惡性脾寒?」 「可哪有時間慢慢治呀，說不定明天就要上陣!」耿飈誠懇地說。 老者拈著銀髯，沉吟良久：「也罷，在下倒是有一祖傳秘方，不過毒性太大，列祖傳下話來不許輕易使用。待我為你炮製出來，保你一服見效。」 耿飈大喜過望，連連道謝。 「但有一項，此葯服下之後，七毒入血，恐有脫髮之險。」老者認真地說。 「要得!要得！」 老郎中嚴肅地說：「脫髮乃毀容大忌，若因此連累你尋不到堂客（方言，即妻子――編者注），可是斷人香火的罪過喲！」 耿飈笑道：「不怕不怕!只要讓我幹革命，沒有堂客也成!」 第二天一早，紅四團就奉命出發。老中醫不違諾言，雖來不及配藥，卻將他的祖傳秘方，抄了一份給耿飈。對民間醫生來說，秘方是比生命還重要的，現在他卻將其授於一個過路的紅軍，足見其誠心。老中醫將耿飈拉到一邊，信任地說：「這藥方到你為止，不可再傳，蓋因其毒大矣。按照你的脈息，我斟酌一夜，對藥量做了加減，估計不致脫髮至盡，僅稀疏而已。日後調理，仍可再生。」 由於戰事緊張，直到隊伍到達貴州黎平時，耿飈才配齊了那副中藥，一劑共三服。只用了一服，嚴重的惡性瘧疾就基本消除。正如老先生所言，服藥後有些副作用，主要是掉頭髮，伴有手足發麻的感覺，但是並不十分嚴重。耿飈也信守諾言，終生沒有公布那個藥方。 每每回想此事，耿飈感慨無限：我們革命事業的勝利，有著多少人民群眾的心血啊！ 「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漿，血腥味使我不停地乾嘔。」 如果說,長征是震驚寰宇的壯舉,那麼,湘江之戰則是這一壯舉中最慘烈、最悲壯的一幕。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紅軍決定在全州、興安之間渡過湘江。當晚,劉亞樓率領的紅一軍團二師抵達湘江後發現，此段防線並無敵人主力，全州空虛。但由於李德指揮延誤，扼守湘桂走廊的全州古城被先到一步的敵軍佔領。 紅軍陷入絕境，一場慘烈的血戰不可避免地到來了！ 當時，耿飈的瘧疾剛發作一次，一陣猛烈的高燒和寒顫過後，他的雙腿虛弱得一點力氣也沒有了，連蹲也不能蹲，只好坐在地上指揮。上級通報對面敵人兵力是9個團；而戰後才知道，實際是15個團。一個團居然阻擊了整整15個團，這在現代中外戰爭史上，都是不可想像的。 政委楊成武當時年僅20歲,在惡戰中身負重傷。後來,楊成武在《憶長征》中描述這場驚心動魄的血戰：「敵人像被風暴摧折的高粱稈似的紛紛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衝上來，再打退一批，又一批衝上來。從遠距離射擊，到近距離射擊，從射擊到拼刺，煙塵滾滾，刀光閃閃，一片喊殺之聲撼山動地。」 耿飈身為團長，也揮舞馬刀與敵混戰， 以一當十，如入無人之境。青少年時的他曾跟父親習武數年，體格健壯，身手不凡。藝高人膽大，膽大藝更高。一身功夫幫助耿飈屢建戰功。升任團長後，耿飈仍然習慣手持利刃，衝鋒陷陣，可謂是現代戰爭中的奇才。湘江之役，情況萬分危急，耿飈拖著病痛的身體，又一次與敵人展開肉搏。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尖峰嶺失守，我們處於三面包圍之中。敵人直接從我側翼的公路上，以寬大正面展開突擊。我團一營與敵人撕殺成一團，本來正在陣地中間的團指揮所，成了前沿。七八個敵兵利用一道土坎做掩體，直接竄到了指揮所前面，我組織團部人員猛甩手榴彈，打退一批又鑽出一批。警衛員楊力一邊用身體護住我，一邊向敵人射擊，連聲叫我快走。我大喊一聲：「拿馬刀來！」率領他們撲過去格鬥。收拾完這股敵人（約一個排）後，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漿，血腥味使我不停地乾嘔。 「還是毛主席出來領導好哇！我們紅軍又要打勝仗了！」 1935年1月，黨中央在貴州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消息傳來，耿飈興奮不已，說：「還是毛主席出來領導好哇！我們紅軍又要打勝仗了！」果然，中央紅軍攻克婁山關，再取遵義，取得了長征以來第一次重大勝利。此時，耿飈已調任紅一師參謀長，參與了兩次戰鬥的指揮。 為了擴大戰果，耿飈率部乘勝追擊。紅軍追得快，有如天兵天將；貴州軍閥王家烈的「雙槍兵」（大煙槍和步槍――編者注）戰鬥力軟弱，因此，俘獲極多。耿飈回憶道：一個班的紅軍追到一個小鎮上，發現敵人兩個一夥、三個一群分散逃來，連累帶餓，散在百姓家裡搶東西吃。這個紅軍班長靈機一動，站在大街上吹起哨子，高喊「集合了！」這些「雙槍兵」們就昏頭昏腦出來集合，足有五六十人，紅軍班長問：「還有沒有？快去喊。」敵人也真乖，便老老實實地把那些沒睡醒的叫出來。這時，我們的戰士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聲：「我們是紅軍！繳槍不殺！」敵人傻了眼，稀里糊塗地當了俘虜。 耿飈還寫道：我們就這樣一路追下去，沿途到處是疲憊不堪的敵兵，「雙槍將」成了「單槍將」――大部分敵兵的步槍都丟了。俘虜多得沒法收拾，也來不及往回押，我們就沿途留下一些戰士，看押這些俘虜。看守俘虜的戰士都會一手「絕招」：一律收了他們的大煙槍。這些煙鬼們煙癮發作，無論軍官或士兵，全都沒羞沒臊地向我們的戰士磕頭求情，要求讓他們抽一口提提精神。我們的戰士就說：「那可不行，有了精神你們就逃了。」追擊中還發生了這樣一件趣事，師部特務排的一個戰士，只顧跟著大隊追，沒料到，插到敵人隊伍里來了。這是敵人的一個團部，這個戰士便裝著停下腳步打綁帶，悄悄地等我們上來後告訴我，我說不要驚動他們，帶我們去抓那個團長。結果一陣猛跑，就趕上那傢伙了。那團長還回身問我們的戰士：「這是跑到哪兒了？」我們的戰士便附到他耳朵邊：「跑到家了。我們是紅軍！」那傢伙一下子就嚇癱了。我們下了他的槍，用槍口頂著他收攏部隊，集體投降。我們就這樣一路上不斷俘虜敵人的整個連部、營部、團部。看來，王家烈這支部隊有個特點，越是機關大，逃得越快越遠。等到第二天早上我們追上敵人一個師部時，前面已經沒有什麼敵軍了。 這種抓住尾巴上馬的技巧就成了耿飈的絕招 1935年6、7月間，兩大主力紅軍會師後，中央召開兩河口會議，決定繼續北上。就在紅軍整裝待發的時候，耿飈的那匹從瑞金騎來的騾子突然走失了。這匹騾子，對耿飈來說可是一個不會說話的「戰友」。耿飈當即帶警衛班四處尋找，卻一直沒有找到。後來，他一想，各部隊馬匹甚多，可能是牲口「戀群」，與別的馬匹混在一起了，但不管在哪裡，反正都是為革命服務，於是決定不找了。但是征途遙遠，還要過水草地，沒有坐騎怎麼行呢?耿飈便帶上幾個戰士，到附近找馬。 翻過幾座山，他們在一片廣闊的草原上發現了好幾個馬群。一問當地群眾，才知道是「漢人」寄養在這裡的，有的都好多年無人問津了。草原上水草豐美，這些馬膘肥體壯，很適合做戰馬。 耿飈看中了一匹遍體雪白，四蹄黑色，很像《三國》里所說的「的盧」的駿馬，就決定馴服它。但是這些馬在草原上放任慣了，不好靠近，又沒有套馬工具，要想降服它是很困難的。耿飈徒手窮追，好不容易追上那匹馬，抓住它的尾巴；馬兒負痛，後半部下沉，耿飈乘勢飛身騎上了去；那馬則毫不客氣地把他甩了下來。耿飈的倔脾氣上來了，又繼續追趕，追到了再上馬背。折騰了一天，滾成了泥人，那匹馬終於被治服了。 於是，這種抓住尾巴上馬的技巧就成了耿飈的絕招。後來抵達陝北後，在部隊舉行的體育運動會上，耿飈還多次表演過。耿飈練過輕功，身輕如燕，因此能有此絕技，他人很難效仿。 這匹被馴服的馬是匹領頭馬，耿飈騎著它回到駐地，後面就跟來十幾匹。戰士們給這些馬配上鞍子，正巧朱德要到四方面軍去，路過這裡。他也沒有馬，只有一頭小騾子。耿飈問：「總司令，這小騾子能騎嗎？」朱德苦笑一下：「哪裡是騎呀?我不過用它馱馱東西。」 耿飈說：「送你一匹馬，你來挑吧。」 一看有那麼多好馬，朱德高興地摸摸這匹，拍拍那匹，然後把耿飈拉到一邊： 「你有這麼多，乾脆給我兩匹吧。」 「行！」耿飈滿口答應。 於是，朱德把小騾子上的馱子卸下來，放到一匹馬上，自己又騎了一匹，高高興興地走了。耿飈有馬的消息，一下子傳開了。第二天，林彪和聶榮臻都來要馬，左權參謀長在電話里一再說要給他留一匹。後來，連徐特立、董必武幾位老同志也寫了條子來，耿飈都一一滿足了他們的要求，最後他只剩下那匹白馬了。 「由於我們身體虛弱，把這麼大的魚拖上來，真像牽牛一樣。」 為了準備過草地，耿飈率一個營朝蘆花方向籌糧。一開始，紅軍就遇到了麻煩。當地的土司、頭人和國民黨反動派欺騙藏民說紅軍是來殺喇嘛、燒佛廟的，因此，受蒙蔽的藏民便組織起來，不斷襲擊紅軍。面對這種情況，耿飈找營長商量對策，認為在彼此都不了解的情況下，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糾纏在一起。 當天傍晚，籌糧的部隊到達蘆花，剛剛宿營，藏民便從四面山上向紅軍發射冷槍，並發出「哇哇」的聲音。由於一時找不到翻譯，耿飈只好命令佔領一座房子，在周圍挖了戰壕，把窗口用一袋袋的砂土堵上，做好了自衛準備。 入夜，藏民從四面八方向紅軍圍攏過來，「哇哇」叫著發起集團衝鋒，但當衝到距陣地不遠的地方，又突然驚恐地撤了回去。他們害怕紅軍射擊。 為了執行我黨對少數民族的政策，耿飈向部隊下達嚴格的命令：不要開槍，萬不得已時，只能向空中開槍，把他們嚇跑即可。然而，這種「空槍」戰術用了幾次就不靈了。藏民越聚越多，不斷地向陣地靠近。耿飈藉助望遠鏡看到一個個黑影，竄向他們所在的房子。打吧，違反政策；不打，又要吃虧。怎麼辦？ 耿飈靈機一動，命令司號班長發信號彈。 信號彈划出一條美麗的弧線，在空中徐徐降落，發出耀眼的光芒，就像在茫茫夜空突然升起一個小太陽，把大地照得通亮。藏民先是一愣，繼而發出驚恐的叫喊，接著扭頭就跑。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等「怪物」，當然害怕,一下子逃得遠遠的，以後再也沒來騷擾。 過草地最大的威脅是飢餓，走到草地中心地帶時，大部分同志都斷糧了。那時真是艱苦。耿飈寫道：幸虧我那匹馬還比較健壯，它四個蹄子又大又圓，不易陷下去，在草地上出了不少力。草地絕糧時，我幾次想忍痛把它殺掉，但同志們堅決攔下了。沒有吃的，我們就找野草、野菜充饑。草地上植物不少，但能吃的不多，大部分都有毒。腐草灘的邊沿上，生著各種好看的蘑菇，可是沒有一樣能吃的。許多同志為了嘗出哪些是可以食用的野草和菌類，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每當發現一種可以填肚子的野草，前面的人捋去了莖葉，後邊的人就挖出草根。我師政治部主任譚政同志吃了草根後，衰弱的胃無法消化這樣粗纖維的東西，疼得滿頭大汗。 耿飈不但記錄了過草地的艱苦，同時也抒發了戰勝困難的喜悅之情，他寫道： 走到草地北邊的邊沿地帶時，水溝里有了魚。草地里的魚也怪，見了人也不怕，照樣在水邊上「悠哉游哉」。於是我們便釣魚充饑。用槍通條磨尖，彎個鉤，隨便抓個蛤蟆蟲子什麼的做誘餌，便能把魚釣上來。草地上大多是無鱗魚，我們釣到的鯰魚，大頭闊嘴，嘴巴上有兩條須，大的有七八斤重。由於我們身體虛弱，把這麼大的魚拖上來，真像牽牛一樣。 儘管少油無鹽，清水煮魚有一股腥氣，但總算可以支持下來了。再往前走，就見到了飛禽走獸。首先發現的是一種野雞，遍體花翎，有七八斤重，至今我也沒弄清它的名稱。再往前，就發現並獵到了野豬、黃羊，於是，飢餓的威脅逐漸減少。 「只有那架老式照相機,無聲地向人們訴說著它曾見到的一切。」 有位學者這樣評價耿飈：「忠誠、勇敢、智慧，多才多藝，品德高尚，集菩薩與金剛於一身。若在古代，他就是智勇雙全的趙子龍！」 更不同凡響的是，這樣一位趙子龍般的猛將，長征途中居然每天寫日記，寫了厚厚的一大本。 耿飈還有一架老式照相機，是1932年紅軍打漳州時從敵人那裡繳獲的。耿飈回憶說:「長征中我有一架照相機,拍了不少照片。有戰場風光的,也有俘虜群或戰利品的。大多數是為同志們拍的生活照。」 他非常珍愛這些在偉大征途中留下的歷史瞬間，於是深情地寫道:「我久久注視的那些在長征中拍下的照片,許多戰友已經長眠了。 ――這是毛振華烈士,強渡烏江的英雄。他在桐梓城留下的身影,充滿了青春活力。在長征最後的一場戰鬥里,灑盡了青春熱血。 ――這是黃甦同志。直羅鎮戰鬥之前,他接到了到新單位去任政委的通告。由於楊成武同志住院,他堅決要求打完再走,誰知竟不幸中彈,把鮮血澆在了奠基禮的土地上。 ――永遠留在直羅鎮的還有原紅四團參謀長李英華。在我們所有的合影里,他總是用右手卡著腰,似乎隨時都要投入戰鬥。 ――這個只留下一張照片的是我的叔叔--我從家鄉帶出來,當紅軍的耿道豐同志。他是四團通信排副排長。他打的草鞋是全團聞名的,總是比別人打的多兩道絆子,又結實又跟腳,有多少同志從他那裡領到過草鞋喲。他病倒在烏蒙山那霧蒙蒙的深林里,與大山化為一體了。」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耿飈的戰友曾提議：「讓我們寫一本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書吧！」 耿飈欣然同意，並說：「我有日記與照片為素材。」 那位戰友看了這些資料「讚嘆不已」。正如攝影家高帆所說,這是「來自戰鬥生活的、讓人難以忘懷的典型瞬間形象」。可惜的是，這些照片和日記被陸定一借給了美國記者斯諾，輾轉丟失了。耿飈無限惆悵地感嘆道:「只有那架老式照相機，無聲地向人們訴說著它曾見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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