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庭華：孔子思想與做人做事做官
劉庭華：孔子思想與做人做事做官
核心提示：如何做人做事做官，是一個古老而常新的話題。孔子是偉大的道德思想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是中國文化的一個代表符號，他提出了獨具特色的做人做事做官的思想，對中華民族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至今影響著中國人的道德觀、價值觀和文化觀。了解孔子關於做人做事做官的思想，有助於提高我們的文化素養、人文情懷或道德修養。
劉庭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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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志，上午好！我今天講課的題目叫做《孔子思想與做人做事做官》。主要講四個方面的內容：第一，簡單介紹孔子的生平；第二，孔子做人的主要觀點：做君子，不做小人——建設君子式的道德精神家園；第三，如何做事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為貴的處事原則；第四，做官怎麼做呢？孔子主張「德治仁政」。
如何做人、做事、做官，是一個古老而常新的話題，偉大的道德思想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提出了獨具特色的做人做事做官的思想，對中華民族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至今影響著中國人的道德觀、價值觀和文化觀。
習近平總書記在
孔子是中華民族偉大的道德思想家，是中國文化的一個代表符號，因此，了解孔子關於做人做事做官的思想，有助於提高我們的文化素養、人文情懷或道德修養。
一、孔子的生平
孔子是殷朝王室的後裔，用現在的話來講，也屬於官二代了。孔子公元前551年出生，公元前479年逝世，享年73歲。他生活的時代屬於春秋戰國時代，也就是中國奴隸制向封建制度過渡的大變革時代。春秋戰國時代的主要特點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天下紛爭、戰爭頻繁。歷史學家講「春秋無義戰」，孔子是一個有奴隸主貴族血統的官後代，他的祖先原本是宋國的貴族，他自己講：「丘也，殷人也。」 他說他孔丘是屬於商朝的人。直到他的父親做了魯國的大夫以後，他才成為魯國人。
孔子的父親叫做叔梁紇，娶了施氏，生了九個女兒，沒有男孩。後來又續娶了第二個老婆，生下一個男孩，叫做孔孟皮，但這個男孩是個瘸子。孔子的父親又求婚於顏氏，看上了顏家的三女兒，叫顏徵在。顏家跟孔家兩家住在魯國陬邑尼丘山旁邊，距離相當近，兩家相互比較了解。顏徵在承父親之命，嫁給了孔子的爸爸叔梁紇。
叔梁紇這時已經64歲了，而顏徵在僅18歲，相差46歲。司馬遷在《史記》裡面講孔子的父親與顏氏的女兒結合，生了孔子，叫做野合。在古代，野合不是指不正常的男女關係，而是指男女雙方的年齡相差太大。孔子的父親新婚以後，帶著年輕漂亮的妻子到離家不遠的尼丘山祈禱，希望能生一個男孩。果然第二年如願生下了孔子。孔子出生時頭頂長得像尼丘山似的，就是中間低、四面都高，所以他爸爸給他起名為丘，字仲尼。
中國古代歷來就是，沒有男孩繼承，那就是最大的不孝。所以叔梁紇第一個老婆生了九個女孩；第二個老婆生了個男孩，又是個瘸子；64歲結婚娶了第三個老婆，然後再生下孔子。
孔子的父親老年得子，在67歲的時候就去世了，此時孔子三歲。父親的去世，對孔子的家庭帶來了災難性的打擊，給幼小的孔子造成了許多負面的影響。所以孔子在回憶自己少年的時候說，我少年的時候很賤，經常做一些被人看不起的事，「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孔子成年以後，為了生計，曾在魯國大臣季氏的門下做小官，比如倉庫管理員、會計、出納、看管牛羊。
到孔子17歲的時候，他35歲的母親顏徵在又去世了。中國老百姓有一句話，叫做「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所以孔子的成熟應該說比較早。孔子的母親教子有方，孔子從小就修學「禮、樂、射、御、書、數」等。應該說，他自幼就受到了良好的傳統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學識淵博、多才多藝。所以孔子成年以後，知禮而聞名。
孔子身材高大，在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里稱「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尺相當於現在的6.22寸，那麼我們計算一下，孔子的身高實際是5.97尺，應該說很高了。
孔子19歲的時候就娶了盛氏的一個姑娘為妻，第二年就生了兒子，名字叫孔鯉，字伯魚。為什麼起鯉魚的「鯉」呢？因為當時魯
孔子一生當過最大的官是在什麼時候呢？在魯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孔子51歲的時候，升為主管司法、刑獄、糾察等事情的大司寇。大司寇相當於現在司法部長這個級別，而且還行使了宰相的權力。應該說，這是孔子一生中最高的職務了，但是這個官只當了三個月。因為他推行禮治，而當時春秋戰國時期，正是中國的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候，到處出現「禮崩樂壞」的局面。奴隸社會的地位高低、權力大小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土地面積有多大，佔了多大的地盤；第二，有多少奴隸。大家知道，在奴隸主社會，奴隸是沒有人身自由的，叫你幹什麼就幹什麼，國王死了，奴隸還得陪葬。奴隸是幾千、幾萬還是幾十萬，就代表了這個國家的強盛程度。
三個月以後，孔子遭到了魯定公的冷落。當時齊國看到魯國日益強大，就想了個美人計，給魯
由於魯定公對孔子不信任，再加上這個國家與自己的政治主張南轅北轍，在55歲的時候，為了實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孔子離開了魯國，開始了周遊列國的艱難生涯。離開魯國的時候，孔子曾感慨道，聽信婦人之言，
孔子周遊列國是從魯國出發，大致走了衛國、曹國、宋國、齊國、鄭國、晉國、陳國、蔡國、楚國等地。現如今大致路線曲阜——菏澤——長垣——商丘——夏邑——淮陽——周口——上蔡——羅山，然後原路返回。從55歲到68歲，孔子帶著他的若干親近弟子，用了十四年的時間在魯國周邊遊歷。
到孔子64歲時，又回到衛國，68歲時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魯國，但仍是被敬而不用。晚年的孔子一方面專心致力古代文獻的整理，如刪修《春秋》、為《易經》作傳、整理《詩經》等；另一方面繼續授徒教學。孔子去世後，其弟子及其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儒家經典《論語》。
下面我們講孔子關於做人做事做官的主要觀點。
二、做君子，不做小人——建設「君子」式的道德精神家園
以德修身，是孔子道德思想體系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換一句話說，就是如何做人？做一個什麼樣的人？孔子對其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闡述，他的關於立身做人的思想，就是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對當代人的思想品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鑒價值。
做君子，不做小人，是孔子提出的一個崇高的人生目標。如果單從言論上判斷，可以說，孔子是二千五百多年以前的一位「雷鋒」式的文化名人，為什麼？因為，孔子「對人生有深度的了解，對做人道理，也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全部《論語》，堆滿了格言」，「一部論語堆滿了格言和統御之術警世之訓，影響曠遠。」（柏楊著：《醜陋的中國人》，第142－143頁，古吳軒出版社，2004年8月版）《論語》中的孔子，就是一個思想縝密深沉、舉止莊重從容、學而不厭、循循善誘、博學多才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之長者形象。黑格爾在《哲學講演錄》中也說，《論語》中只有「常識道德」，思辨的哲學一點也沒有，只有一些善良的、道德的教訓。雖然柏楊、黑格爾的說法含有偏激的情緒，說得過分、片面了一點，但反映了《論語》的主要思想主題，是傾向於倫理思想和人生的道德修養。因此，我把孔子稱做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道德思想家。作為個人修身，提高道德修養和精神境界，孔子的《論語》無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百科全書性質的人生教科書。
（一）君子是優良道德全面發展的人
孔子根據自己的道德標準，把人分為兩大類：君子與小人。孔子
總之，孔子所說的君子，他原先的本意是指道德優秀的腦力勞動者——士（知識分子），或處於統治階級高層的領導人；也泛指所謂品德高尚的人。總之，君子是少有缺點，追求道德高尚，非常完美的人：謙虛、好學；心胸寬廣，能團結人；表裡如一，言行一致；謹守正義，多才多藝。而小人呢？與君子相反，小人滿身是缺點毛病：驕傲自滿、不愛學習、拉幫結派、不講誠信、重利輕義、小心眼等等。
（二）君子注意戒除個人慾望與私念，自我批評精神好
孔子認為，君子刻苦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和境界而且自覺地進行，提倡多作自我批評，做到一天三次反省自己有沒有什麼過錯（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第一第4章》），這表現了非常高的道德修養的自覺性。 為此，孔子提出了君子要防止「三戒」「三樂」「三愆」「九思」，就是要防範於未然，隨時注意戒除個人私慾，使自己始終保持「君子」的思想境界中，為人師表。
「三戒」：君子有三件事要警惕，即年青時警惕沉溺女色，壯年時警惕爭強好鬥，老年時警惕貪求佔有。（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論語·季氏第十六第7章》）
「三友」：君子要交朋友警惕區分三種情況，即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害的朋友有三種：跟正直的人交朋友，跟誠信的人交朋友，跟博學多聞的人交朋友，就有益處；跟逢迎諂媚的人交朋友，跟阿諛奉承的人交朋友，跟花言巧語的人交朋友，就有害處。（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論語·季氏第十六第4章》）
「三樂」：君子的（八小時以外）業餘愛好要警惕區分三種情況，即有益的愛好有三種，有害的愛好也有三種：以禮樂節制自己，喜歡在人後稱讚別人的好處，喜歡多交賢德的朋友，就有好處；喜歡驕縱作樂，喜歡安逸遊樂，喜歡宴飲取樂，就有害處。（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游，樂宴樂，損矣。」《論語.季氏第十六第5章》）
「三愆」：君子要防止三種過失，即急躁、隱瞞、盲目。話沒到說的時候就說，叫做急躁；話到了說的時候卻不說，叫做隱瞞；沒有察顏觀色卻冒然開口，叫做盲目。（孔子曰：「侍
「九思」：孔子認為，君子有九件事要慎重思考，看的時候要明察，聽的時候要聽清，臉色要溫和，態度要恭敬，說話要忠誠，辦事要警慎，產生疑惑要詢問，生氣時要避免惹禍，得到利益時要考慮是否符合道義。（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論語·季氏第十六第10章》）
應該說，孔子提出做君子，不做小人的思想，作為人們道德追求的人生目標，為人們塑造了可供學習、參照的理想人格坐標，對培養和塑造一個國家的公民素質和道德建設，無疑能起重要的促進作用。實際上，孔子這一思想對浸潤及塑造中國人的品德性格方面，產生過廣泛而重要的影響。時至今日，我們還經常稱讚一些道德高尚、涵養好的人為「謙謙君子」。比如，諸葛亮、周恩來等偉人，就是中國人民心中的君子，是道德高尚、忠孝兩全，為人處事幾乎完美無缺的楷模！同時，人們則常常罵那些心胸狹小，不光明正大，搞陰謀鬼計，貪圖私利的人為「小人」，這無疑是受了孔老夫子把人分為君子與小人思想的影響。如果我們在西方人面前說某一個人是「小人」的話，肯定會把老外搞得一頭霧水，不知所云。
然而，應當指出孔子
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為貴」的處世原則
「和為貴」，可以說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所倡導的為人處世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孔子道德思想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之一。「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第一第12章》）孔子認為，不管是治國理政，還是為人處事，追求和諧的結果，當然是一個美好的想法。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求和諧，不懂得用「禮」（即規章制度）來節制，也是行不通的（禮之用，和為貴 。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第一第12章》）。這就是說，要通過一定的制度規範，促使人們之間、家庭及家族之間和國家之間，維持相互包容、求同存異、共生共長、和睦融洽的理想狀態。換一句話說，講和諧，不能以犧牲原則來計和諧，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要搞君子的和諧，不要搞小人的和諧（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第十三第23章》）。
（一）「和為貴」的內涵及實質
「和」與「同」，是春秋時代兩個重要的哲學概念。史伯認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國語·鄭語》）意思是說，把兩種以上不同的事物調和統一起來，這就叫做「和」；把相同的兩個以上的事物合而為一，這就叫做「同」。比如，啤酒中加入可口可樂飲料，口感不錯，許多人愛喝，這就是「以他平他謂之和」；但如果在礦泉水中加入白開水，它還是水，味道如一，不可能有什麼變化，這就是「以同裨同」。所以，史伯說，如果一支樂曲只奏一種聲音，或者只用單一的一種樂器演奏，肯定不如用多種樂器演奏好聽；一幅圖畫，如果只用一種顏色繪畫，肯定不如用多種顏色繪畫好看。
齊國著名政治活動家、大臣晏嬰對「和」和「同」作了進一步的辯證的闡述。他認為，「和」是許多不同的對立因素而成的統一，而「同」則是簡單的統一（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嬰還打比喻說，「和」好像做羹湯，加上各種調料、魚、肉，以及火力烹調，使各種味道調和起來，吃起來才會好吃；單一的琴瑟演奏的樂曲，也一定很難聽。
史伯、晏嬰都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認識到事物對立統一的辯證關係，在中國古代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哲學價值。
（二）達到「和為貴」的要求與不同模式
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則是從處理好人際關係，建立和諧的理想社會來說的。「和為貴」，並不是非此即彼，要吃掉對方，而是要在保持事物各自獨立性的同時，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簡單一句話，求同存異。孔子看到了當時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矛盾的複雜和激烈，因而提出用「禮」來調節，達到「和而不同」。孔子的所謂「君子和」，是指有區別的部分能夠實現矛盾的統一；同，並不是整齊劃一，沒有區別。孔子的這一思想充滿著辯證的認識論思維。別說是階級存在的社會，就是無階級的原始社會，矛盾和差別，也總是存在的。因此，如何處理好人際關係，就成為每一個人事業成功與否的一個重要問題。
1、國際關係中的「和為貴」。就是要實現「君子和而不同」，而不搞「小人同而不和」。用我們現在的外交語言來說，就是尊重各國人民對本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歷史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選擇，不能以任何借口，把自己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生活方式等，強加輸出給別的國家——這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外交思想的體現。反之，則是「小人同而不和」的冷戰外交思維。人類的歷史文明本來就多元化，而且世界因此才多姿多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封建主義，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佛教、儒教、道教……等等，都應該在地球大家庭中和諧共生，它們可以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從而實現世界大同。可以說，「和為貴」思想，是中華傳統文化中最具光輝亮點的思想之一，也是人類文明的瑰寶。正如保加利亞學者伊萬克勒斯特夫提出的：「中國是一個適應型的而非改造型的（民族），假如它坐到全球駕駛座上，它不大可能大刀闊斧地改變世界。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不會利用這個世界來達到自身的目的。」（參見《日本時報網》
與中國相反，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的「美式民主」讓世界付出了慘重代價，美國前助理財政部長羅伯茨
此外，戰爭還留下了不計其數的傷病員，包括9.9萬名美國人、5.1萬名僱傭兵。當然，還有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軍人和平民，所有傷病員加起來計365，383人。另有300萬阿富汗平民、350萬伊拉克平民和100萬巴基斯坦平民因為戰爭而流離失所。（上述數字參見：
從物質財產損失來看，美國國會通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官方預算已經上升至1.3萬億美元。但是，將所有相關費用加起來，這些戰爭的費用實際上在3.7萬億~4.4萬億美元之間。
由上可見，美國式的「民主自由」，是確確實實的「小人同而不和」民主自由。因而，我們在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鬥爭中，應當高舉中華和諧的旗幟，弘揚「和為貴」「和而不同」的中國古訓，以此來支撐和推動和諧世界的理念，用以有效化解國際矛盾和爭端，實現和諧世界的目標，形成獨具中國特色的外交戰略方針，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增強中國的軟實力。
2、社會人事的「和為貴」。不能把自己的意見、價值觀強加於他人，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自己不喜歡的事情，不要強加給別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第十五第24章》）孔子認為，這是人生一輩子應該奉行的一條重要處事原則。和為貴，就應該塑造以「仁」為核心的價值觀，實現事業上共同進步、共同富裕、共生雙贏的局面，而且要從自己身邊的人做起，這是實踐仁德的好方法（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論語.雍也第六第30章》）。千萬不能把自己的進步、幸福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這不是雙贏，而是單贏，孔子謂之「不仁」。
和為貴，還要對領導和朋友的交往都保持一定的距離。孔子認為，與領導的來往不能過於頻繁無度，他人以為你是在巴結上級；與朋友的交往不能過於親熱，他人會產生不滿。距離產生美，對任何人都保持一定的距離，這種「和為貴」的理想狀態，保持的時間就能長。同理，國家與國家也如此，不結盟，朋友滿天下；結盟將招致不少怨恨（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論語·里仁第四第26章》）。
和為貴，必須要嚴於律己、寬於待人。對別人求全責備、要求別人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必然會得罪許多人，這就等於給自己製造一個個敵人（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論語衛靈公第十五第15章》）。
3、家庭關係的「和為貴」。孔子認為，百善孝為先，就是要實行孝道，這是建立和睦家庭的必然要求，它符合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美德。孔子認為，孝敬父母是做兒女的必盡義務和天職。孝不孝，看行動。對父母的過錯應該進行善意地規勸、提出，不能看著父母犯錯誤不管（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區長尊不違，勞而不怨。」《論語·里仁第四第18章》）。再次，孝敬父母必須時常把父母的年齡記在心上，一方面為父母的長壽而高興，另一方面，作兒女的又要時常惦記父母因年事已高所帶來的生病等憂懼（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論語·里仁第四第21章》） 最後，孔子特彆強調要從精神層面孝敬父母，它比物質上的孝敬父母更重要（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第二第7章》）。意為多回家陪陪父母，問侯問侯。
四、做官從政——主張德治仁政
（一）謳歌選賢任能的禪讓制，反對父子相承的世襲家長制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的時代特點是，天下大亂，諸侯紛爭。各諸侯之間的兼并和掠奪奴隸、土地的戰爭十分頻繁、激烈，可謂「春秋無義戰」是也，廣大人民群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當時，大奴隸主時代的權威已經被社會否認了，王權在事實上是大大式微了，就是各國的諸侯事實上也為卿大夫所挾制，而卿大夫又逐漸被陪臣所凌駕，奴隸制正處於崩潰並向封建制過渡的大變革之際。這就是孔子所說的「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的「天下無道」（見《論語·季氏第十六第2章》）的社會現實狀況。
孔子的言論行為、政治主張及其思想傾向，是革新與保守、同情與不滿兩種思想的矛盾統一體，革新與守舊兩種思想兼而有之。一方面，孔子對臣弒君、子弒父的「天下無道」的現狀不滿，主張德治仁政，希望社會能像「天下為公」的堯、舜時代那樣美好。因而，他極力謳歌堯、舜、禹的天下為公的心胸和選賢與能的品格。孔子稱道，舜、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泰伯第八第18章》） 孔子認為，舜、禹偉大，他們擁有天下，卻不獨享政權。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論語·泰伯第八第19章》） 在孔子看來，堯作為君主太偉大了，只有天最大，只有堯能夠效法天。老百姓沒不知道用什麼語言來讚美他。他所取得的功績，制定的禮儀制度，光輝奪目，光彩照人。
同時，孔子非常稱道「無為而治」的治國理政思想。認為，一個君王如果能用自己的高尚品德感化老百姓，不搞過度的政績工程，像舜一樣就是最理想的了。（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矣。」《論語·衛靈公第十五第5章》）
無疑，孔子對堯、舜、禹三個中國歷史上最受稱讚的君王的謳歌，實際上是出於對奴隸制
孟子也非常稱道堯、舜、禹的選賢任能的禪讓制，並且發展了孔子的這一思想。他說：「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這話太具革命性了。孟子不但不同意搞終身制，而且還主
（二）同情和袒護敢於「叛亂」的反抗行為，希望為仕從政
另一方面，正因為孔子對「天下無道」社會的不滿，因此，在他的思想深處又希望加快社會變革，儘快回歸君臣有序、社會穩定的等級社會。所以，孔子有時也表現出同情、袒護或參與敢於「犯上作亂」革命行動。但孔子是有這個「賊心」，而沒有這個「賊膽」，所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之說是也，有言語而沒有行動，這也是所有思想家的一個特點吧。對此，《論語》中有明確地記載。
其一，魯定公九年，公山不狃（魯國大夫季氏的家臣）在費邑反叛季氏，召孔子前往，孔子非常想去。子路聽到後很不高興，說：「沒有地方去就算了，何必到公山不狃那裡呢？」孔子反駁子路說：「那個召我去的人，難道會平白無故嗎？如果有人用我，我將在東方復興周的世道！」（公山不狃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第十七第5章》） 另據《左傳》記載，公山不狃與陽虎仍屬敢於「犯上作亂」的反叛的同黨人物，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載，陽虎於魯定公八年「入讙陽關以叛」，公山不狃亦同時響應。
其二，公元前490年（哀公五年）趙簡了以晉侯的名義攻打晉國大夫范中行，圍中牟。時任中牟縣長的佛肸（晉國大夫范中行的家臣）便以中牟（晉國地名，在今河北邢台、邯鄲之間）為據點反叛，抗拒趙簡子。當時正在周遊列國的孔子，政治仕途上屢遭挫敗，正尋機出仕從政，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所以，佛肸召用孔子。孔子分析形勢認為：趙簡子如果滅掉范中行，就會形成三分晉地的戰略格局，因此，孔子急欲想去輔助佛肸對抗趙簡子。《論語·陽貨第十七第7章》載：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作為孔子的學生佛肸，在重要的關鍵時刻要找老師幫忙，老師也想藉此機會出山為官從政，當子路表示懷疑態度時，孔子立刻反駁說，「我難道只是一個苦葫蘆嗎？怎麼只能懸掛作擺設供大家看，而不能食用呢？」
上述兩則史料充以說明，孔子急於為仕，同情和袒護敢於「叛亂」的言行心境，表露得淋漓盡致。當時，所謂「叛亂」言行，實際上是含有革命精神的另一種說法，或者說，衝破了奴隸制的許多規章制度而已，其本質算是比較能夠代表廣大民意的新興勢力的思想傾向。因而，後世學者把中國幾千年封建制度的父子相襲的家長制（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歸罪於孔子，實在是一樁天大的冤案，這個責任不能完全由孔子來負。如果要追究其責任的話，一是封建帝王的斷章取義，為我所需而用。二是孔子的弟子們編撰《論語》時摘語斷句而帶來的不良後果。一部《論語》全部是語錄式的迭累，以一句話、二句話、三句話為單元，雜亂無章，尤其在講話的時空關係上（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針對的對象？）混淆不清，很難看出它們的內在邏輯，更不要說思想體系了，這不但給後來的研究者帶來爭論分歧的難於一致，也容易給人以斷章取義之機。應該說，這是孔子「述而不作」給自己帶來的負面影響。孔子曾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同義，也可以說，知我者惟《論語》乎？罪我者惟《春秋》乎？可謂：中華文明史，功銘夏商周，《論語》二千年，孔丘是非多。
（三）主張德治仁政
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但確切、嚴格地從科學意義上說，孔子是一個偉大的道德思想家。道德，是對於人與人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所規定的行為準則和規範。人類社會的發展史表明，任何社會要想維持安定和諧的社會秩序，一是（主要是）要靠行政法規和法律的強制作用，二是要靠大眾所公認的、並且能夠自覺遵守的道德約束，即我們平常所說的不能違反道德底線。「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94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思想家，孔子的道德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度時期的階級烙印。孔子道德思想內容非常豐富，可以說博大精深，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以德治國，二是以德修身，三是以德處世。
道德思想，從政治學意義講，就是倫理思想，或者說它屬於倫理學的範疇。孔子的許多道德理論學說（許多像是一位博學多才、善良厚道的老者教訓小孩、青年人的說教，或曰教誨）被尊崇為「政治」理論了，用歷史辯證法的觀點看，孔子的道德思想內容兼有階級性和社會性、封建性和民主性等雙重性。換一種說法，即是既有糟粕，又有精華。這是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至今褒貶不一，且又日益受到舉世關注的重要原因。如何批判繼承孔子及其儒家思想這一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打造中國的軟實力，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服務，是我們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
德治仁政的內涵：
孔子一生雖然從政的時間不長，為官也不大，但他提出的德治仁政，反對苛政暴斂，主張以人為本、為官清廉、舉賢授能等治國理政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歷史借鑒意義。
孔子把以德治國理政放在國家各項工作的核心位置來看待，可謂重中之重，他將「德」比喻為「北極星」，其他的一切則如小行星，要一切環繞北極星來轉。他說，當政者運用道德來治理國政，就好像北極星，安成其所，而其他眾星井然有序地環繞它（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星共之。」《論語·為政第二第1章》）孔子認為，用道德來治國理政的好處是，一是老百姓因此有羞恥心，會盡量避免犯罪；二是用道德來引導，老百姓會有羞恥心，更願意歸順，服從領導。如果再加上刑罰和禮教來整飭，老百姓就會更好管理。（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第二第3章》）
第一，孔子提倡「仁者愛人」的崇高的人文主義精神。
孔子所倡導的道德，其內涵、實質是什麼呢？《呂氏春秋·不二》中說，「孔子貴仁」。可以說，仁是孔子所倡導的道德的最正確、最本質的概括。換一句話說，仁也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對仁的不同解讀，直接涉及對孔子的評價褒貶不一。
什麼是仁？其內涵包括哪些？這都很難在《論語》中找到現成的答案，因為《論語》中講到仁的地方很多，孔子在不同的場合，針對不同的對象，他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他自己也說法不一，要界定仁的定義，實在太難。我以為，孔子的仁，就好像一個大籮筐，什麼都可以往裡面裝，它包含孝、忠、恕、禮、勇、恭、寬、信、敏、惠等等。但是，仁的最本質的內涵，應該說是「愛人」。「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第十二第第22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已，而由人哉？』」（《論語·顏淵第十二第1章》）意為每個人都要約束自己 ，遵守各種規章制度而實行仁，做有利於天下所有人的事，天下就可以實現仁了。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第十七第6章）孔子認為，讀書人、特別是領導者在天下實行恭敬、寬厚、信實、勤敏、慈惠五種仁的品德，就已經實現仁了。因為恭敬就不會受到侮辱，寬厚就能獲得眾人擁護，誠信就會使別人為你效力，勤敏就會取得成功，慈惠就能很好地管理別人。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來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已。』」（《論語·雍也第六第30章》） 這就是說，當領導的要經常為老百姓辦實事、辦好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這就是最大的仁，而且達到了聖人的地步。自己想成功，也要讓別人成功；自己想通達，也要讓別人通達。這不是共同進步，共同富裕，雙贏至天下為公的思想嗎？
孔子正面論述「仁」的辭句，有28條之多，如果加上從側面、逆向方面論述的，那就更多了。
此外，《禮記·中庸》說：「仁者，人也。」 《孟子·告子上》說：「仁，人心也。」簡單一句話，就是「仁者愛人」。人，是指人民大眾，愛人民大眾，也就是仁了。
綜上所述，作為孔子思想體系核心的仁，實質上是一種主張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尊重人的價值，關心每個人的現實權益的崇高人文主義精神——「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孔子認為，堯、舜是最具「仁愛」的典型人物（子曰：「何來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孔子的這種人文主義精神，在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歷史時期，雖然缺乏民主基礎，但是，它畢竟是代表了社會進步的思想潮流，順應了奴隸解放的歷史大趨勢。但由於封建主義制度的頑固性，極大地阻礙了孔子仁愛的人文主義精神的發展，致使中國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或之後沒有出現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平等、博愛的人道主義。
第二，德治仁政的關鍵是要從領導做起。
孔子認為，作為吃國家俸祿的臣或士，應該以身作則，以行動的示範作用比行政命令更加有效，這指明了轉變社會風氣的關鍵所在。他說，一個領導人如果自身言行端正，即是不下命令，事情也能行得通；如果當領導的自身言行不端正，即是下了命令，老百姓也不會聽從（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第十三第6章》）。因此，當領導的，端正自身的行為，對於以德治國有重要意義（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第十三第13章》）。孔子還提出，當領導的還要以自己的行動作表率，行動走在老百姓的前面，並且要永遠不要解怠（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論語·子路第十三第1章》）。如果領導人能夠帶頭端正自己的言行，下面的群眾誰敢不端正的呢？（季康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第十二第17章》）
因而，孔子認為，實行德治仁政的重要措施是「政在選臣」，即選拔好領導幹部，特別別是選拔好朝廷大臣（高級幹部），要推薦正直的人，廢棄心術不正的人。孔子說，如果當領導人沒有貪慾，你就是鼓動人去偷竊也沒有人去干。（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史記·孔子世家第十七》）。
要求從政者品德的全面發展，是孔子德治仁政的重要內容。孔子提出，從政者要尊重五種美德，去除四種惡習（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論語·堯曰第二十第2章》）。五種美德為：1、君子給人恩惠卻不需破費；2、役使百姓卻不會讓百姓心存怨恨；3、有慾望卻不貪心；4、安詳坦然卻不驕傲；5、威嚴卻不兇猛。（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論語.·堯曰第二十第2章》）四種惡習為：1、不事先進行道德教育，犯了罪便加以殺戮，這叫做虐；2、不提前申誡，馬上便要出成果，這叫做暴；3、隨意下命令卻要求限期完成，這叫做賊；4、給人賞賜，當到給時卻很吝嗇，這叫做小氣。（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論語·堯曰第二十第2章》）
孔子的「尊五美，屏四惡」告誡我們，當官與當老百姓，就是應該有不同的道德標準要求，幹部要在各個方面做出好的榜樣。要求別人做的，自己首先要做到；禁止別人做的，自己堅決不做；有些事情普通老百姓可以做不到，但當官者必須做到。可以說，工作八小時以外的興趣愛好，是檢驗領導幹部道德品行的一個重要「晴雨表」，那些經常出入燈紅酒綠高檔場所的幹部，很難擺脫低級趣味和跳出貪慾的泥潭。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東漢王充說：「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一切從政者都必須把修道德，講情操，不斷完善自己的品格，作為頭等大事來對待！
第三，德治仁政的根本是足食、足兵和民信。
孔子認為，正確處理好糧食、軍備、民信三者的關係，是關係到國家穩定、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問題。他認為：民信第一，糧食第二，軍備第三。民信則國興，失民信，則國將亡。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第十二第7章》）
孔子把「民信」（即人民信用）擺在治國理政的第一位。他還特別提醒領導人要注意解決好財產分配不公與人口關係問題。老百姓不擔心貧，就擔心分配不均；老百姓不怕寡，就怕不公。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出現很大的貧富差距，從而引發社會的動亂；解決好了，國內外都比較穩定（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季氏第十六第1章》）。
孔子關於足食、足兵、民信的治國理政思想，具有政治家的遠見卓識，至今仍有重要的普世意義。「民信」思想就是最大的以人為本的民本主義，也是崇高的人文主義精神。民信即民心，民心走向，反映了一個國家、政府和執政黨的公信力；民心走向，決定了一個國家、政府和執政黨的政治前途和命運。
「阿拉伯之春」的現象說明了孔子民信思想的正確性。從2010年12月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開始，到2012年春的一年多時間裡，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權垮台，直至利比亞、敘利亞的專制政權被逼得走投無路，這一系列的「阿拉伯之春」，導致了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葉門的4位獨裁總統下台，另一位獨裁者在敘利亞也四面楚歌；而其他的阿拉伯國家的領導人中，幾乎每一位都感到自己的統治受到極大震蕩。阿拉伯國家大動蕩的原因，主要是政治體制獨裁、社會不公、貧富懸殊、缺糧漲價、青年大批失業。
蘇聯的解體和蘇聯共產黨的亡黨，也說明了孔子關於正確處理「足食、足兵、民信」三者的重要意義。長期以來，蘇共權力過分集中，搞個人專斷，執意把軍備（足兵）放在國家的第一位，全力發展重工業和軍工生產，與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搞軍備竟賽，而不顧廣大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執政黨的特權階層生活則腐敗奢侈。可以說，蘇聯的解體和蘇共的垮台，主要是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階級和蘇聯廣大人民所拋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則是起了外部推波助瀾的作用，決定的因素還是失去了「民信」這個內因。
與蘇聯相反，中國共產黨自執政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密切聯繫群眾和關心群眾，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把「以人為本、執政為民」作為指引、評價、檢驗黨的一切執政活動的最高標準，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改革開放，就是為了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首先解決好吃、穿、住、行的日常民生問題。然後，逐步提高生活的幸福指數，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同時，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加大對國防建軍的投入，從而使中國的國防實力實現誇越式發展。再則，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逐步改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完善黨內民主決策機制，使中國的「足食、足兵、民信」三方面日益強盛。至2011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進出口已經佔到全球進出口的十分之一。這既是中共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原因，也是孔子民本主義思想的歷史借鑒意義所在。
第四，一分為二看德治仁政。
孔子德治仁政的思想，可以說博大精深，形成了體系，而對以法治國問題則少有論述。在孔子思想體系中，法的概念比較少，如果有的話，也主要體現在「禮」的闡述中，孔子心目中的禮是作為規章制度的「禮」，是周禮，當然也是法的範疇，但它沒有像道德這樣全面，並把道德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層面。
人類歷史發展表明，靠道德的力量來治理國家，往往與思想家的願望相反。因為，道德的約束力有十分有限的，而且是會變化的。沒有對從政者實行嚴格的、公開的、透明的監督制度，好官就有可能會變壞；如果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對從政者實行嚴格的公開監督，那麼，壞官也會變好，起碼不敢貪贓枉法。所以，這種寄希望以德治國為主而用「仁政」建立起來的朝廷、政府，往往可能成為歷史上最為腐敗的朝廷或政府。中國的封建王朝體制歷史為什麼如此漫長？封建獨裁專制延續二千多年，改朝換代只是換了皇帝，壓迫剝削人民群眾的制度卻沒有改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二千多年以來，把道德政治化了，或者說把道德和政治混成為一個東西，而缺乏反映民主、民生、民權的法治思想及制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中國曆朝歷代從來沒有制訂過一部保護人民權益的國家憲法。老百姓總是寄希望出現一個好皇帝、一個「包青天」式的好官，因為他們相信，能夠成為國家大臣的官員，個個都是仁人君子，像孔子一樣的「聖人」，都是仁慈的「父母官」、「父母」政府。無疑，這是對人性的過高要求，只有個別人或少數人能夠做到的，而絕大數人是做不到的，希望所有當官的都大公無私，沒有私慾不貪污，太難，不可能。
以儒家「仁政」思想建立的封建政府，實行的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它維護著封建統治階級的特權利益，許多熟讀「四書」、「五經」的仁人君子都變成了貪官污吏，趙高、李斯、李林甫、蔡京、秦檜、史彌遠、賈似道、嚴嵩、和珅……可謂如呂好問所說：「贓吏為害，遍於天下。自小至大，習以成風，株連蔓衍，不可復治。」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說教，顯得蒼白無力。顯而易見，我們想要保障維護北京十里長安街的交通秩序，決不能靠對司機進行道德自覺性的教育，而無需設置紅綠燈。一個簡單的事實告訴我們，法規制度的建立遠遠大於道德的說教。21世紀的今天，為什麼還會有那麼多貪官污吏「前仆後繼」？一個個淪為階下囚呢？不是因為沒有對他們進行道德教育，而是因為對他們缺乏嚴格、公開、透明的法律監督。所以，對那些從政為官的「正人君子」而言，側重點並不是對他們進行道德的教育，而是多給他們準備一些法律的「監獄」牢房，讓其提心弔膽，收斂而不敢貪贓枉法，變得廉潔奉公，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應當承認，中國有孔子而感到驕傲，感到光榮。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其中許多是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如儒家所倡導的社會倫理道德、和為貴的處世原則，一直為西方世界所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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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中國春秋後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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